秦汉时期，散文又有所发展。
秦代运祚不长，且又实行毁灭文化的政策，因而历来有“秦世不文”的说法。
刘邦建汉，虽承秦制，但未承其文化专制政策。汉代散文的成就和特点主要表现在政论和历史散文两个方面。
西汉初年，大乱初定，人心思治。统治者急需总结秦朝短期覆亡的教训，分析汉初形势，制定巩固统治的方略，由于推行无为之治的黄老之术，文化方面较少限制，学术思想又趋活跃，作家写文章就较少顾忌。刘邦提出了总结历史经验这个大题目，不少人就来做文章，如刘邦时陆贾的《新语》，文帝时贾山的《至言》均属此类。然而作这类文章成就最突出者，当数贾谊和晁错。
贾谊（前200～前168）是西汉前期著名的政治家和文学家，写了不少总结历史经验的文章，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过秦论》和《陈政事疏》。《过秦论》一文总结秦亡的教训，以为汉代巩固政权之借鉴。《陈政事书》直指现实政治之缺点和弊端。这些文章篇幅长，气势盛；观察敏锐，笔锋犀利；纵横驰说，言辞激切；结构严密，富于辞采，颇有纵横家文章的特点。
晁错（前200～前154）最著名的文章是《贤良文学对策》、《论贵粟疏》、《守边对农疏》等。这些文章均善于从历史事实出发，分析时政之利弊得失，见解深刻，其文采虽不及贾谊，但亦疏直急切，尽其所言。
贾谊、晁错这些忧时济世之文，议论实在，感情充溢，既有说服力，又富鼓动性。鲁迅称，贾谊、晁错的奏疏“皆为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
西汉初年的散文与战国末期的散文风格有明显的相似之处。但随着中央集权的巩固和儒学一尊局面的形成，文章风格也随之发生变化，适应这种变化的一个重要作家就是汉武帝时新儒学的代表人物董仲舒（前179～前104）。董仲舒承汉武帝意旨写遵命文章，其代表作有《举贤良对策》和《春秋繁露》。其文章纲目清楚，首尾一贯，语言平易质朴，表现了一种典雅醇正的书生风度，颇为宋代理学家真德秀、朱熹等所称道。这种文风至成帝时得以发展，文章平平，无可称述。在这段时间内，值得一提的是昭帝时桓宽的《盐铁论》，其文章平实质朴，依然颇富论辩精神。至西汉末年的成、哀之世，政治危机日深，学风、文风又有变化，其突出代表是刘向、刘歆和扬雄。刘向（前77～前6）主张经学复古、文章复古，其代表作有《列女传》、《新序》、《说苑》等以及一些奏疏、序录之文，言论大胆，看法新颖。刘歆继承父业，继续不遗余力地反今学，复古学。扬雄（前53～公元18）也力主文章复古，写了不少文章，语言朴茂，气势流畅，其模仿《论语》所写的《法言》，有意学习先秦诸子文章特点，言简义多，对唐宋一些古文家很有影响。
两汉之交的桓谭（前23？～56）是一位反迷信的重要学者，其文章颇有特点，如其代表作《新论》，纵意而谈，语言通俗似口语，不事藻饰，又表现了文章由文转质的新趋向。王充（27～977）是东汉时期反神学迷信最有力的论说文作者，其流传下来的代表作是《论衡》一书。王充在文风上反对文章复古，认为文章应该有真实的内容，应该有补于世用，强调文章内容应与形式统一，并提倡独创精神，反对古奥艰涩的文章语言。故其《论衡》一书独抒己见，大胆创新，贯通古今，反复论证，信笔所之，文辞浅近。然而，过于繁复和不重文采，也是其文的缺憾。从桓谭到王充，重质而不重文，使文章的发展走向了一个极端。
东汉末年，有一批文人学者写了一些指责时弊的文章，如王符的《潜夫论》、荀悦的《申鉴》，仲长统的《昌言》、崔寔的《政论》等，这些文章暴露黑暗，时露郁愤不平之气，然略嫌空泛迂阔，多少有一点“清议”色彩，且明显受辞赋影响，日趋骈化。
司马迁像历史散文在两汉发展到了一个极为辉煌的时期，其最杰出的代表是司马迁的《史记》和班固的《汉书》。
《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司马迁（前145～前87？）忍辱含垢，发愤著书，写出了“成一家之言”的《史记》。《史记》不虚美，不隐恶，这种“实录”精神仍是继承了先秦的文风，因其“是非颇谬于圣人”，故有人称之谓“谤书”，而鲁迅却誉之为“史家之绝唱”。《史记》敢于直写事实，以致“显暴君过”，并于叙事特别是在描写人物之中寄托自己的感情，表现自己的爱憎褒贬，这显然是继承了诸子“发愤著书”和屈原发愤抒情的传统，故鲁迅誉之为“无韵之《离骚》”。《史记》在文学上的最成功之处是它塑造了各色各样的、形象鲜明的人物形象。作者能从突出人物的主要思想品格出发，对材料加以选择和剪裁，让人物在尖锐激烈的矛盾斗争中，通过具体言行或典型细节，突现其形象和品格，力避抽象的梗概叙述；语言也力求用符合人物身份的口语、谚语和俗语，生动有力地表现人物的神态和性格特征。《史记》作为一部传记文学的典范作品，在中国散文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不但后世的“正史”均承《史记》的体制，而且唐以后的传奇文、文言笔记小说、人物小传等，无不受其传记文的影响，司马迁的散文是唐宋以来古文家学习的楷模，并成为他们反对华艳繁缛或古奥艰涩文风的旗帜。
《汉书》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的断代史。班固（32～92）奉诏修史，书中比较明显地表现了汉王朝的正统思想。从总体成就看，《汉书》不及《史记》，然从文章的角度看，《汉书》自有其特点。一是更具历史文献特征，增加了有关学术、文献的事迹，更有意为学者立传，附录了一些辞赋和“经世之文”，使其文章更带学术气息；作为史传文学，《汉书》也写了许多形象生动鲜明的人物传记，并使忠臣、奸臣这两个类型的人物成为立传的重点；《汉书》叙事虽不及《史记》疏荡生动，但却简练整饬，富赡严密，且语言典雅，多用偶句骈语。
《史记》是汉代早期的史传之文，代表着儒术尚未一统时的文风；《汉书》是东汉时代的史传之文，代表了汉王朝正统思想的文风。《史记》之纵横驰骋，《汉书》之拘谨严密，正体现了汉代史传文章的发展变化。
除论说杂文和史传文学之外，秦汉的奏疏之文（如李斯的《谏逐客书》、东方朔的《上书自荐》等）、书信之文（如司马迁的《报任安书》、李固的《遗黄琼书》、秦嘉的《与妻徐淑书》等）以及其他杂文（如王褒的《僮约》，朱穆的《崇厚论》、马第伯的《封禅仪记》等）均各有特色，对后代文章亦颇有影响。
秦汉两代，不仅文章的篇章结构日趋完整严谨，而且文章的类别也日渐增多，至东汉而各体大备。文章语言也日渐丰富，作家开始有意为文，注重语言工丽，有意用典，开始注意刻画和描写，把散文的发展推向了一个新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