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是古文运动的继续、发展和取得最后胜利的时期。宋初文坛，骈文仍居统治地位，致力于写这种绮靡繁缛之文成了一部分文人获取功名利禄的敲门砖。而与此同时，就有人起来反对这种形式主义文风。
宋初最早起来反对骈文、倡导古文的是柳开。柳开（947～1000）首先提出了重道、致用、推尊韩柳的主张，猛烈抨击骈体文“华而不实”，有害于明道、致用。然而他的主张也有明显的重道轻文倾向，其为文亦不免“辞涩言苦”。柳开的实际创作成就不算高，但他对宋代古文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与柳开同时提倡古文的还有王禹偶。王禹偶（954～1001）以宗经复古为旗帜，提倡继承韩、柳古文运动精神，写“传道而明心”的古文。他特别强调写古文应该“句之易道”，“义之易晓”，继承和发扬了韩愈“文从字顺”的理论与实践。《待漏院记》、《黄州新建小竹楼记》等均为其代表作，议论恳切，描写生动，语言优美平易，形成简易晓畅的文风。苏轼称其“以雄文直道独立不当”，《四库全书简明目录》称其文“始全变五季雕绘之习，然亦不为柳开之奇僻”。其简约淡雅的文风实为宋代古文运动的先声。
穆修（979～1032）也是古文、古道的积极倡导者，他推尊韩、柳，刻印韩、柳文集，表现了巨大的热情。其创作虽未完全摆脱骈文影响，语言也较为滞涩，但其功不可没。
稍后于穆修的石介（1005～1045）是一位批判形式主义文风、倡导古文的勇士。他强调文章应“本于教化仁义”，尊崇韩愈、柳开，对“淫巧侈丽，浮华纂组”的西昆派诗文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其文虽不免粗疏，语言不免艰涩，但长于排比，富于气势，感情充沛。
此外，姚铉、孙复、张景、宋祁等人，也都以继承古文传统、反对形式主义文风为己任，成为宋代古文运动的先行者。
宋代前期这些古文家为宋代古文运动制造了舆论，举起了旗帜，扫清了道路，提供了借鉴，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但他们中的多数人并未能全面继承韩、柳古文运动的优良传统，而重道轻文，艰涩怪僻的倾向十分明显，这就决定了他们可以给骈体文以打击，但仍无力取而代之。
随着北宋社会矛盾的日益加剧，政治改革运动的兴起，宋代的古文运动也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出现了一大批杰出的古文家，把古文运动推向了最后的胜利。
范仲淹（989～1052）不仅是政治上革新派的领袖人物，而且也是著名的文学家。他主张文章要“应于风化”、“明帝王之道”，主张革除文弊。其政论杂文，趋向古文，而章、奏、表、启，仍杂骈俪。其名作《岳阳楼记》，用骈体写景、抒情，用散体叙事、议论，为历代所传诵。苏舜钦（1008～1048）提倡和写作古文亦先于欧阳修。他强调继承儒家文艺思想中的现实精神，主张明道和反映现实，反对浮靡雕琢。其散文《沧浪亭记》等颇为有名。尹洙（1001～1047）也大力提倡古文，反对浮艳文风，推崇韩愈，主张明道，相传欧阳修学古文曾受其影响。其《辩诬》、《论朋党疏》等文，均写得简古有序。然而，这一时期古文运动的核心人物还是欧阳修。
欧阳修（1007～1072）是宋代古文运动的领袖人物。欧阳修登上文坛时，宋代古文运动面临着两条战线作战的任务：一是反骈体文之浮艳之风，二是反古文运动内部艰涩怪异的文风。欧阳修继承韩、柳的文学主张而又有所发展。在文道关系上，他既主张明道、文道统一，又注意到“文”的独立地位和作用。他自觉地用改变文章内容的办法来改革文风，强调写文章要“切于事实”，不尚空谈，反对“职于文”的文士。他提出：“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但他又明确指出文与道是两回事，提出“言以载事，而文以饰言”，认为道不可代文，文章的艺术技巧关系到文章能否传之久远，强调了文的独立地位和价值。他发展了韩愈“不平则鸣”的观点，提出了“穷者之言易工”的文学命题。他反对艰涩险怪，提倡平易自然，强调“道易知”、“言易明”、平易晓畅而又耐人寻味。这对他自己和宋代文风的形成都有深远影响。他反对骈文的浮艳、冗繁，提倡文简意深，但对骈文并未取一概排斥的态度。他不但为宋代古文运动提供了理论指导，指明了宋代散文发展的正确方向，而且还利用自己的地位和影响为宋代古文运动组织了一支骨王安石像干队伍。他自己作品甚丰，众体兼备。其议论文如《与高司谏书》、《朋党论》等，论点新颖大胆，论证雄辩透辟，结构严谨，气盛神旺；其记叙文如《醉翁亭记》、《尹师鲁墓志铭》、《泷冈阡表》等，叙写简洁，描绘精彩，感情深沉；其抒情文如《读李翱文》、《祭石曼卿文》等，感情真挚，叙写生动，语言婉丽，形式精美。此外，他的笔记体文集《归田录》，生动活泼，情趣不尽，开宋人笔记文写作之风气。欧阳修的文章平易流畅，精到细密，情深意浓，语言丰富，形成平易婉曲的独特文风。苏洵在《上欧阳内翰第一书》中说：“执事之文，纡余委备，往复百折，而条达疏畅，无所间断；气尽语极，急言竭论，而容与闲易，无艰难劳苦之态。”可谓对其文风最全面的概括。欧阳修为一代文宗，起唐代古文之衰，开宋一代文章风气。其文学理论和创作实践，对宋代和后世散文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王安石（1021～1086）的文学主张明显地带有政治家的特色，他也主张文以明道，但更强调文章“务为有补于世用”，他甚至说；“治教政令，圣人之所谓文也。”他强调文章以“适用为本”，要求文章直接为现实政治斗争和社会教化服务。在文道关系上，他将文道比为器与刻绘之关系，将器之实用价值视为“本”，将刻绘的观赏价值视为“末”，并说：“诚使巧且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表现了重道轻文、文道对立的倾向。王安石的文学主张不无偏颇之处，然其散文仍不失为第一流文字。其议论文如《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答司马谏议书》等，观点鲜明，见解卓越，论辩有力，锋芒毕露。其记叙文以墓志和记体文为多，如《游褒禅山记》、《伤仲永》等，叙事精详，描绘生动，叙议结合，深婉有致；其抒情文以《祭欧阳文忠公文》为最，真情充溢，曲折多变而又自然浑成。王安石的散文以其简洁峻峭的风格独树一帜，成就卓著。然其文亦有不重形象性、抒情性以及不重文采之缺憾。况且王安石要求别人写文章要“同己”，北宋后期变质的新党也以王安石为圭臬，学校、科场一以王文以标准，使文章出现雷同化倾向，对散文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
曾巩（1019～1083）在理论上和创作上都近于欧阳修，但他比欧阳修更重道。先道德而后辞章是其一生为文宗旨。曾巩之文多为议论和记叙，其《墨池记》、《越州赵公救灾记》等颇为有名。其文虽不重文采，但却自然淳朴，别是一家。其文的主要特点有二，一是长于议论，且文必及道。能通过事实讲道理，议论也纡余委备，但既无韩愈之浑浩流转，亦无欧阳修之激昂慷慨，时有空泛迂腐之气；二是其文章法严谨，条理清晰，语言简朴平易，然不及韩愈之纵横变化、欧阳修之婉丽多姿、情韵丰厚。曾巩以纡余、简朴、俯仰如意之风格特色自具，颇有学者之文雍容冲和之气。其文从南宋理学家至明清，均备受推崇，影响颇大。究其原因，恐亦在文必及道和谨严平正、有章可循。今天看来，前者似有浓厚的卫道色彩，后者又显严整有余，风韵不足，正是其文章的弱点。
苏洵（1009～1066）为文，主张“有为而作”，务近贵实，反对浮华；提倡“自然成文”，反对有意“作文”。其文以议论为主，如《六国》等，议论纵横，文笔酣畅，感情强烈，雄辩有力；其记叙文亦多佳作，《上欧阳内翰第一书》、《送石昌言北使引》等，叙写生动，委曲尽意，章法严谨，激情澎湃。苏洵文章风格雄辩恣肆，简切坚劲，显然受孟子、《战国策》及韩愈等的影响，而其理论与实践又直接影响到苏轼和苏辙。
苏轼（1037～1101）是继欧阳修之后文坛的领袖人物，并领导古文运动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他高举起韩愈和欧阳修这两面旗帜，坚持欧阳修开创的北宋古文运动的大方向。他强调文章要以“体用为本”；坚持文以明道，文道结合，但更重视“文”的独立作用，他认为“文”是技艺，写文章应“技道两进”，把“能道意所欲言”定为文章的最高境界。自觉追求散文的文学色彩，这是苏轼对古文理论的重大发展。由于重视散文的艺术特征，他对散文有了具体而严格的要求，他继承了欧文的平易自然，而进一步追求“自然”，提倡“行云流水”，无拘无束；反对文章程式化，强调姿态横生，千变万化，风格多样；他既主张有“法度”，又主张创新，“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他强调“辞达”，要求言尽其意。他自觉地把文章当作独立的事业，把古文运动的理论发展到了完善的地步。其散文创作包罗宏富，众体兼善。议论文之《上神宗皇帝书》、《留侯论》；记体文之《石钟山记》、《记承天寺夜游》；志传文之《方山子传》；书札杂著之《答谢民师书》、《日喻》等均为名作。其各体文章均写得奔放恣肆、姿态横生，活泼畅达；语言精美纯熟，自然明快，骈散相间，比喻生动，形成“行云流水”，舒卷自如，“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的独特风格，把散文的实用性、通俗性、艺术性都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他是唐宋两代古文运动的集大成者，他的散文创作体现了唐宋古文的积极成果，对后世散文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苏辙（1039～1112）在文学理论方面，特别强调“养气”，他认为“文不可以学而成”，主张在读书和与社会广泛接触中“养气”。其议论文如《六国论》等，虽不及其父兄之雄健恣肆，然亦能纵横驰说，有理有据，结构缜密，情理兼到。其书、序和记叙之文如《上枢密韩太尉书》、《黄州快哉亭记》等均为名作。文章起伏跌宕，一波三折，结构严谨，富于气势，文势汪洋恣肆而又畅达委备，形成“汪洋淡泊”，“一唱三叹”的独特文风，自立于唐宋古文八大家之林。
唐宋古文八大家系指在唐宋两代古文运动中成就最卓越、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八个作家，即唐之韩愈、柳宗元，宋之欧阳修、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轼和苏辙。他们是唐宋两代古文最高成就的体现者。他们上承先秦、两汉散文的优良传统，有批判地借鉴六朝文的某些技巧，适应时代的需要，从理论和创作实践的结合上解决了中国古代散文发展的方向道路问题，他们所开创的以接近口语的文言书面语言而写的新体古文，一直以散文主流派的地位持续到“五四”时期。在中国散文史上，他们既集以往之大成，又对散文进行了开拓和创新，带来了唐宋散文的大繁荣，他们的理论和创作实绩对后世产生了无穷的影响。
北宋文以其长于议论、平易自然的突出特征雄踞文坛，南宋散文也大体继承了这个传统，杰出作家虽然不多，但也很有特色，南宋偏安江左，朝廷屈辱投降，故南宋一代散文都充满着爱国的激情。李纲（1083～1140）提倡“文章以气为主”，其奏札《上高宗十议札子》及政治论著《中兴至言》等，议论剀切，理足气盛，绝去雕饰而富于变化。胡铨（1102～1180）主张以文传道，强调作家的骨气与德性。其文多长篇大论，如《上高宗封事》等文，议论激切，声震朝野，慷慨气盛，淋漓痛快。陆游（1125～1210）也主张“文以气为主”，强调作家的内在修养。其记叙文如《烟艇记》等多淡雅隽永，颇有情味；其《入蜀记》文笔简洁，宛然如绘；其《老学庵笔记》也清新活泼，质朴自然。叶适（1150～1223）继承韩愈务去陈言、词必己出的传统。提倡独创，力求脱俗。其文雄赡，才气横溢，其碑版之作尤为著名。陈亮（1143～1194）文以议论见长，《上孝宗皇帝书》等说理透辟，纵横驰骋，笔力雄健，气势慷慨。辛弃疾（1140～1207）为文亦主尚气之说，其文多疏奏，《九议》、《美芹十论》为代表作，议论卓绝，剖析深刻，笔势浩荡，富有说服力。至南宋末年，散文的爱国精神又趋昂扬。文天祥（1236～1283）的《指南录后序》叙事详明，悲愤交加，风骨凛然；郑思肖的《心史总后叙》，谢翱（1249～1295）的《登西台恸哭记》，谢枋得（1226～1289）的《上丞相刘宗斋书》等，均写得慷慨悲愤，充满爱国激情。
两宋时期，理学盛行，理学家的散文自有其特点。周敦颐首先明确提出“文以载道”之说，把文章仅视作“载道”的工具，表现出明显的重道轻文倾向。程颐比周敦颐走得更远，公开提出“作文害道”，“玩物丧志”，排斥文采，把文章当作宣传儒家思想的传声筒，而他们所写文章大都是讲义、语录一类的东西。南宋理学家朱熹（1130～1200），在文学观方面近于二程，强调文道合一，认为“文皆是从道中流出”（《朱子语类》卷一三九），只要修道明理即可写出好文章，他对唐宋古文的大家们重视文的作用深为不满，并斥之为“弃本逐末”，他只对曾巩的文章有好感，并刻意摹习。朱熹的文章长于说理，其《庚子应诏封事》等，结构严谨，逻辑周密，语言平实，风格近于曾巩。他的一些写景、叙事短文，如《百丈山记》、《送郭拱臣序》均为名作。其《朱子语类》语言浅易，质朴无华，是宋以后新语录体文的奠基之作。南宋理学家真德秀选编了《文章正宗》，以“明义理切世用为主”，完全贯彻理学家的文学主张，所选多为说教之文。
与两宋并存的辽、金散文，亦有成就。辽代散文直接受唐宋文学影响，无特别之处。金代文学受辽宋文学影响极大。金代科举以词赋为重，故散文渐衰，且文章多受宋代理学之影响。散文可称者要数王若虚和元好问（1174～1243）为文反对浮华和奇险，主张“典实”和平易，虽受理学影响写了一些迂执之文，但也不无婉曲明晓之作。不事雕琢，文笔自然是其特点。元好问（1190～1257）为文长于叙事，而不善于说理。其文众体悉备，大体承韩、欧古文传统，虽有“重滞平衍”的文字，且有“宋入理学肤语”，但清新、自然，富有情致，是其主要特点。此外，赵秉文、李纯甫、刘祁等，散文亦各有成就。
元代散文受宋儒理学影响更深。明人王世贞曾说元无文章，固属太过，但总体说来，名家名作不多，成就不高；抒情写景之作甚少，歌功颂德之文较多。其文大体以元武宗延祐（1314～1320）为界分前后两期。前期作者如许衡（1209～1281）、姚燧（1239～1314）、戴表元（1244～1310）等，多为宋、金遗民，文章时露怀旧之情，文风朴实，语言畅达，其中以戴表元的序记之文较为雅洁生动，较有特色，后世亦颇著声望。后期作家如吴澄（1249～1331）、虞集（1272～1348）等，均生活于元代盛世和由盛而衰之时，其文多歌功颂德的盛世之音，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虞集。他的散文多为官场应酬之作，颂扬权贵，倡扬理学，文章雍容典雅，中正和平。此外，元代的郝经、王恽、刘因、赵孟頫、柳贯、欧阳玄、黄溍、马祖常、苏天爵、宋本等，也都负名一时，有可观可读之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