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勰（465？～520），字彦和，祖籍东莞莒（今山东莒县）。刘勰少孤，家贫不能婚娶，依靠名僧僧佑十余年，在定林寺博学佛经、儒典和历代文学，专心学问。梁初始仕，由于昭明太子深爱文学，他很受尊重，后奉命与慧震共整佛经。整理毕，即请出家，改名慧地，不到一年而终。他是一位杰出的文学理论家，同时也是一位文学家。三十多岁时写成的《文心雕龙》，是他的集理论性与文学性于一炉的代表作，颇得时贤和后人的珍爱推重。
圣贤书辞，总称“文章”，非采而何？夫水性虚而沦漪结，木体实而花萼振，文附质也。虎豹无文，则鞹同犬羊；犀兕有皮，而色资丹漆，质待文也。若乃综述性灵，敷写器象，镂心鸟迹之申，织辞鱼网之上，其为彪炳，缛采名矣。故立文之道，其理有三：一曰形文，五色是也；二曰声文，五音是也；三曰情文，五性是也”。五色杂而成黼黻，五音比而成韶夏，五情发而为辞章，神理之数也。
《孝经》垂典，丧言不文，故知君子常言未尝质也。老子疾伪，故称“美言不信”；而五千精妙，则非弃美矣。庄周云：“辩雕万物”，谓藻饰也。韩非云：“艳乎辩说”，谓绮丽也。绮丽以艳说，藻饰以辩雕，文辞之变，于斯极矣。研味《孝》、《老》，则知文质附乎性情；详览《庄》、《韩》，则见华实过乎淫侈。若择源于泾渭之流，按辔于邪正之路，亦可以驭文采矣。夫铅黛所以饰容，而盼倩生于淑姿；文采所以饰言，而辩丽本于情性。故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
昔诗人什篇，为情而造文；辞人赋颂，为文而造情。何以明其然？盖风雅之兴，志思蓄愤，而吟咏情性，以讽其上，此为情而造文也；诸子之徒，心非郁陶，苟驰夸饰，鬻声钓世，此为文而造情也。故为情者要约而写真，为文者淫丽而泛滥。而后之作者，采滥忽真，远弃风雅，近师辞赋，故体情之制日疏，逐文之篇愈盛。故有志深轩冕，而泛咏皋壤；心缠几务，而虚述人外。真宰弗存，翩其反矣。夫桃李不言而成蹊，有实存也；男子树兰而不芳，无其情也。夫以草木之微，依情待实；况乎文章，述志为本，言与志反，文岂足徵？
是以联辞结采，将欲明理；采滥辞诡，则心理愈翳。固知翠纶桂饵，反所以失鱼。“言隐荣华”，殆谓此也。是以衣锦褧衣，恶文太章；《贲》象穷白，贵乎反本。夫能设模以位理，拟地以置心，心定而后结音，理正而后摛藻。使文不灭质，博不溺心，正采耀乎朱蓝，间色屏于红紫。乃可谓雕琢其章，彬彬君子矣。
赞曰：言以文远，诚哉斯验”。心术既形，英华乃赡。吴锦好渝，舜英徒艳。繁采寡情，味之必厌。
文章主要论述了情与采的辩证关系：“采”决定于“情”，“情”又离不开“采”，只有“情”“采”相得益彰的作品才是真正的好作品。围绕二者的关系，文章还论述了“为文而造情”和“为情而造文”两种不同的创作路线，及“文不灭质，博不溺心”的文学批评标准。全文观点鲜明，层次清晰，逻辑严密，论证充分，分析透辟。在论理过程中，时时用典，常拈比喻。用典典雅含蓄，比喻形象生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