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日的保加利亚人
《旧日的保加利亚人》是保加利亚作家卡拉维洛夫的一部中篇小说，写于1867年，是作者艺术成就最高的作品之一。
作品以诙谐的笔调描写了外省社会上层人物的寄生生活。在科普利弗迪乍城哈泽·耿巧被看作一个能人，他兼神甫和教师两职，经常自诩自己的出类拔萃。当地人无论做什么事都要请他来主持。一次，一个土耳其裁判官就对他的谈吐佩服得五体投地。
耿巧以教化人民的“精神牧人”自居，可是他在学校里教给学生的却是些陈腐的宗教读物。他生财有道，把学校变成了饲养家禽的庄园，200来个学生则成了他的摇钱树。他让学生干活，不让他们有丝毫闲暇，在派这些孩子去远处打泉水之前，还要打他们一顿。他的逻辑是：“要打就得趁罐子没砸的时候打；要是砸了，不管打不打，反正罐子不会是整的了。”
耿巧可算得是个“大经济学家”，打他手底过的一切，他都设法中饱私囊。他家里像个市场，又像个博物馆，他从不扔掉任何物品。因为他知道即使自己不需要，一旦人家需要，也可以换取更多的东西。他给某个病人一点杏干儿，为的是要打人家那口肥猪的主意。耿巧对家人如同瘟神，好酒好肉只用于自己“修理五脏殿”，剩下的宁可给心爱的公猫吃，也不与妻儿共餐。他的两个孩子只因犯了一些小小的过失，就被他毒打致死，而毫不怜惜。
耿巧和财主里卞老爷来往密切，为了能经常喝到里卞家的陈酒，他想方设法到他家混饭吃。他和里卞在一起争论不休的总是关于酒的质量、马的品种、枪支的好坏等老问题。
关于这些东西，里卞老爷倒真内行，他年轻的时候，曾在森林里打游击，杀土耳其人，但后来又去参加土耳其匪徒集团，靠抢劫积聚了巨额财产。回到故乡后，他过着阔绰的财主生活，每逢外出打猎，他大讲排场，随从的奴仆与卫队不下50名之多，如同一个国王去跟邻邦打仗一般。然而里卞太太却不能象王妃和贵妇人那样坐享清福，相反，她得靠编织袜子到市场出售来养活孩子，因里卞不管家里事，也不给家里钱花。
他独居一处，自得其乐，等财产挥霍完后，他又出去找营生。但谁也不知他的去向和干了些什么，只是在神甫耿巧面前忏悔时，他才提起过自己的罪过。当时那个大圣人向这个大罪人宣布：“教规不许强盗领圣体”，里卞就不假思索地掏出手枪说：“给我领圣体，不然，我要打发你上地狱去。”耿巧只得依从他，但颇为满意的是从罪人那里获得了两枚闪闪发光的埃及金币。
里卞自称看待仆人伊凡比老婆儿子都重要，因为伊凡在他家忠顺地效劳了24年。一次里卞患疟疾，伊凡说过一句俏皮话：主人肝火太盛才浑身哆嗦的。事隔5年，伊凡也害了疟疾，里卞吃午饭时却令发烧的伊凡给他唱歌。伊凡难以应承，他就大声嚷起来：“唱呀，蠢驴！”还抄起手枪威胁，伊凡只得每天带病为他唱歌。待到他的病痊愈时，里卞还对他警告说：“以后再不许讥笑病人了。”
里卞老爷为小儿子巴弗林物色对象，看上了耿巧的漂亮女儿莉拉，耿巧见里卞有钱，也愿意将女儿相许。巴弗林是个人人夸奖的正直的青年，莉拉在残暴的父亲的封建束缚下，一心想逃出牢笼，恰好两人正暗中相爱。但当地一些嚼舌的财主婆无事生非，散布种种下流的谣言，说两个青年人“干了不光彩的事”，又说什么耿巧把良心出卖给了魔鬼，所以他家中有鬼神出现。里卞对此信以为真，因而和耿巧发生了冲突，两家的亲事也因此告吹，但巴弗林和莉拉真诚相爱，他们不顾父辈的阻挠，下定决心要争取幸福与自由。
有一天晚上，耿巧发现他们两人在花园中私会，就以贼人的名义把巴弗林抓了起来。法庭上，害人的耿巧被巴弗林的聪明所拨回，耿巧一气之下把莉拉送进了修道院。
但是，巴弗林把莉拉救了出来，耿巧也无可奈何了，从此，巴弗林和莉拉幸福地走到了一起。
米特洛芬和陶尔米道尔斯基
《米特洛芬和陶尔米道尔斯基》是保加利亚作家伐佐夫的中篇小说，写于1881年。其故事梗概如下：
米特洛芬和陶尔米道尔斯基是一对形影不离的好朋友。现在他们都因为谋到一个很好的职位而变得高人一筹。米特洛芬是调解庭法官，善于敲诈勒索农民和在公文上签字。而陶尔米道尔斯基，则是搞律师业务和政治，种植葡萄是他家传祖业。
一天，米特洛芬正翻阅一本16年前他的食品店的旧账簿，打算把债户们传到自己法庭上，用诉讼手续迫使他们三天内偿清债务。这时，突然得知从索非亚来了位监察使，他连忙找“狗头”研究对策，商磋的结果则是他们一同去见监察使。实际上那人并非监察使，而是一个潦倒的代写状子的人。两人在“监察使”面前丑态百出，“狗头”乘机献媚，第二天，他又向“监察使”写信，密告米特洛芬违法，并请求委任他自己当法官。不料此信落到了米特洛芬手中，他气得全身发抖。他忽然想起公文包里有一份揭发陶尔米道尔斯基砍伐樱桃树的起诉书，他觉得有了复仇的工具。
就在第二天，法庭以谋杀罪传唤了陶尔米道尔斯基。当听众得知受害者只是一棵樱桃树时，便哄堂大笑，最终陶尔米道尔斯基还是被判处死刑。
轭下
《轭下》是保加利亚作家伊凡·伐佐夫的长篇小说，写于1887～1889年之间。
《轭下》是保加利亚文学中第一部现实主义小说，它是以1876年4月起义事件为题材的，这次事件对于保加利亚国家的建立和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小说的主人公，一个职业的革命者伊凡·克拉利奇，在被土耳其监禁了8年后逃回祖国，化名鲍依乔·奥格涅诺夫，以教师职业作掩护从事革命活动，组织并发动武装起义，最后牺牲。
在这部小说里，伐佐夫还创造了一系列从事民族解放运动的活动家、人民的代表人物的光辉形象。作家说：“我的目的是描写奴隶制度最后日子里的保加利亚人的生活与四月起义的革命精神”。
这部作品在保加利亚再版了20多次，并已被译成包括中文在内的世界许多种文字。
格拉克一家
《格拉克一家》是保加利亚作家埃林·彼林的另一部中篇小说，写于1911年。
小说的故事梗概如下：
格拉克和老伴玛尔加开着一间小客店而成为村里最富有的人，儿子儿媳围在身边，祖孙三代共居一室，其乐融融。
可是玛尔加在一个春天突然去世，这个长幼有序的大家庭的双轮马车立刻越出常规，误会和争吵像毒蛇那样爬进了屋子，妯娌们互相嫉妒，兄弟们互相猜忌。
老大鲍让是一把劳动好手，但他狡黠而自私，一心想另立门户，发家致富。老二彼得生性放浪，怠于农事，酷嗜打猎和饮酒。老三巴威尔最受老父宠爱，却迷恋城市生活，新婚不久即去当兵，扔下老婆孩子让家中赡养，还不断写信向老父要钱供其在外挥霍。
这就使鲍让和彼得的老婆把嫉恨的怒火倾泻到巴威尔妻子爱尔加身上。爱尔加是个美丽温顺的女子，她不但得不到爱情的温暖，反而遭到妯娌们的白眼和嘲讽。她的孩子更是经常受到欺侮和虐待。对于这一切，她都默默地忍受，无声无息地从事艰苦的田间劳动。
兄嫂们为了甩包袱，闹着要分家，可是格拉克坚决不同意：“等我死了你们再分我的破烂东西吧。”其实，他所有的远不只是一些“破烂”，除了有形的家产外，40年中他还攒下了500个金列瓦，埋藏在小客店的床底下。尽管保守秘密，而且从不允许儿子们到小店中久留和住宿，可是他们却都有所风闻。彼得满以为将来自己可以分得一份，豁达地说：“让他把钱藏起来吧，免得被太阳烧掉，反正是我们的！”鲍让却不满足于幻想或平分秋色，而是想先下手为强，打算窃取和独吞这笔钱财，于是他伪装关心和孝顺老父，经常到小客店转悠，想伺机把金币捞到手。
一年夏天，巴威尔忽然回家了，格拉克喜出望外，含着眼泪向爱子诉说了自己的衰老和孤寂以及爱尔加母子所受的折磨和苦楚，力劝巴威尔退役回乡。可是城市的花花世界迷住了巴威尔的心窍，多年在外的放荡生活，不但使他对爱尔加母子薄情寡义，冷若冰霜，而且使他断然拒绝父亲的恳劝。他收到城里姘头的来信，说是没有钞票就别想再见她。
巴威尔诡称他想改邪归正，要到城里做买卖，向老父索取5000列瓦。老父犹豫再三，终于同意罄其所有，以换取浪子回头。谁知鲍让看到老父与巴威尔密谈，产生疑忌，决定立即动手，神不知鬼不觉地窃取了金币。格拉克发现金币失盗，气得死去活来，彼得与巴威尔痛打了鲍让一顿，并搜寻了他的住房，也一无所获。此时仇恨和埋怨笼罩了全家，大家再也不能在一个屋檐下生活下去了，格拉克只好伤心地为儿子们分家。
分家后，三个兄弟的命运各不相同。鲍让因为偷得金币而成为新富农；彼得过得消沉失落；巴威尔抛弃妻子和儿子，不知所终。格拉克老爹死了，爱尔加自杀了，柴哈林在城里流浪。那棵大松树也被子孙们砍掉分了。
土地
《土地》是保加利亚作家埃林·彼林的一部长篇小说。其故事梗概如下：
神父要在公共牧场为遭受了旱灾的波特戈里村求雨，但是有一个自私的、对土地充满贪婪的年轻人叶尼奥却要神父在自己家的土地上求雨，这让村民们对叶尼奥很是讨厌。
叶尼奥和伊凡是亲兄弟，与哥哥伊凡分家后开了一家小酒店，伊凡夫妇关心叶尼奥的婚事，为他找了一个新娘，她就是村里最美的姑娘兹维达，两个年轻人也十分相爱。
兹维达的母亲觉得叶尼奥脾气暴躁，傲慢无礼，不十分中意，但又觉得他毕竟是个勤奋有钱的青年，为了使女儿不致像自己一样一辈子受穷，终于同意了这门亲事。兹维达十分高兴，把自己订婚的消息告知好友司丹卡，谁知司丹卡却当场晕倒。她是村中头号富翁的独生女，家中有很多田产，她不但相貌丑陋，且是个驼背。但她也爱上了叶尼奥。兹维达的喜讯对她不亚于晴天霹雳，从此她郁郁寡欢，卧病不起。她的远亲巴涅助克看出了她的心病，又深知叶尼奥贪恋土地胜于生命，便自告奋勇代为说项。一天，巴涅助克对叶尼奥说，他错过了机会，放过了一笔送上门来的财产。并说如果他娶司丹卡为妻，她家那份财产，在她父亲死后，不就落到他身上了吗？一席话说得叶尼奥如梦初醒。他后悔自己干了天大的傻事，急急上马发疯似的向田野奔去，察看司丹卡家的耕地、牧场、果园、磨坊。他大骂自己愚蠢，痛恨兹维达对他的“哄骗”，几天不到她家去。安娜打发人来叫他，说兹维达在家等他，他恶狠狠地要兹维达从哪儿来，还滚到哪里去。兹维达立即明白了一切，她克制着自己的感情，将戒指退还给他。他立即向司丹卡求婚，人们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就举行了婚礼。
司丹卡结婚后全副精力都花在家庭上，成了叶尼奥的奴隶。叶尼奥不断购置田产，岳父又送给他两大块好地。他用铁丝网把地围起来，筹划建造庄园。但是伊凡的地有一只角突入了他的庄园，切断了端正的围墙线，这使叶尼奥很不满，总想把伊凡的地弄到手。他回到家里只管喝闷酒，看到司丹卡畸形的身影，更使他讨厌，他一天天疏远她，尽量少跟她接近。司丹卡施展出女人所有迷人的本领，也不能使他回心转意，叶尼奥越发变得残暴、粗鲁，有时索性在小酒店过夜。
一天，看到伊凡在地里正要把一棵百年的老橡树砍下来，便乘机要伊凡把这块地卖给他。伊凡严守祖业，拒绝卖地，并且不无责备地说，在他们族里，谁也没有对土地这么贪心的。碰了一鼻子灰的叶尼奥极为懊丧，在一次狂喝滥饮之后，产生了杀死伊凡的念头，因为伊凡一死，无儿女的安娜必会改嫁，而他可稳得田产。
一天早晨，叶尼奥骑马进城，看见伊凡正在套犁，准备耕地，便下马走近树林，摸出酒瓶又喝起来。他沉醉在罪恶的狂想之中，躺在地上昏然睡去，一觉醒来，日已当顶，四周空无一人，只有伊凡躺在橡树下睡觉。橡树已被砍了很深的凹槽，砍树的斧子就放在伊凡身边，他想，伊凡终究落到他手里了。为了掩盖罪行，他不用斧子，搬起一块石头朝伊凡脸上砸去，伊凡痉挛了一下，试图站起来，但终因伤势太重，仰面朝天倒了下去。叶尼奥连忙抓过斧头，猛砍橡树，让树干倒在伊凡身上后，方才溜走。
伊凡伤势沉重，经医院努力后仍保住了性命，而叶尼奥则因为做了这样伤天害理的事后，心灵充满了阴影。在一次偶遇伊凡的眼光后，再也无法忍受良心的谴责，就开始自我折磨，结果家产被折腾了个尽光，最后沦为乞丐，病死在暴风雨中。更可笑的是人们忘记扒取插在他手里的蜡烛，而使他的尸体被烧焦了。
鲍罗沃村
《鲍罗沃村》是维尔科夫于1933年写的一部长篇小说。
1950年曾获得季米特洛夫文学奖金。
这篇小说描写的是发生在1923年9月的一次反法西斯起义。其故事梗概如下：
先是失去父亲，接着母亲也病逝，而可恶的舅舅竟然从病危的母亲手中房契夺走了，带着丧亲之痛的马林毅然外出流浪。几年之后马林不但当了一名工人，而且加入了共产党。当舅舅看到马林比自己的儿子精明能干，而且是一个熟练的机械师时，就许诺马林做自己的产业继承人，并亲自迎接他回来安装价值百万列瓦的机器。
马林的表兄万科，虽然毕业时得了律师的文凭，但一直留在村里替父亲经管杂货店。现在他眼见合法继承人的地位要被马林夺去，连他的女朋友艾芙罗辛卡也说一些赞赏马林的话，因此对马林满心忌妒，总想找个机会把马林撵走。
复活节前夜，万科去找他的女朋友艾芙罗辛卡，刚到院子里就听到艾芙罗辛卡正从一个男人怀中挣脱出来往外跑。
他仔细一听，发现在后追赶的那个男人就是他父亲南科，万科吓得六神无主，拼命往外跑，一口气跑到山上。在那里他发现马林等人正在开秘密会议，并听到马林在会上宣传革命道理。万科尽管对他父亲的丑恶行径很气愤，但他又认为这是撵走马林的难得机会，便向他父亲告了密。
南科认为这是他升官发财的好机会，当即让万科给县长写告密信，但南科又不愿马林离开他的工厂。于是他在密信中把在秘密会上发言的人改为残废军人伊格纳托夫，说伊格纳托夫在会上煽动村民起来推翻现政权，要求县长立即采取措施。结果伊格纳托夫被捕，遭到一顿毒打。
伊格纳托夫回村之前，在市俱乐部受到革命同志的热情接待，并要他经常向他们反映村里的情况。伊格纳托夫回村后更加积极地参与各项革命活动，并把自己开的杂货店腾出来当俱乐部，作为革命同志碰头的地点。由于他的革命热情和组织才干，马林有事也同他商量，并向上级推荐了他，因此在起义中，他成了村里的一位主要负责人。
1923年9月，起义的烈火如燎原之势遍及保加利亚各地，马林同伊格纳托夫一起领导鲍罗沃村人民进行武装起义，他们逮捕了作恶多端的南科。马林由于缺乏领导革命斗争的实际经验，对南科的反动本质和累累罪行认识不足，没有把南科列为他们斗争的主要对象。甚至在约尔丹把南科被捕时仍唆使其走狗对起义队伍开枪一事告诉马林后，马林仍把南科放走了。
起义后，马林和伊格纳托夫根据上级的命令带领队伍向邻村转移，但路上却遭到敌人的狙击。由于起义队伍仓促上阵，马林本人又缺乏实战经验，所以对斗争的复杂性和残酷性都缺乏足够的认识和思想准备。他不用革命的暴力来对付持枪的敌人，不顾伊格纳托夫的多次劝阻，只身挺立在埋伏的敌人面前，宣讲革命道理，结果中弹身亡。
残暴的敌人缩小了包围圈，伊格纳托夫决定自己留下来掩护大家突围，顽强地打击敌人，伊格纳托夫的死，换来了起义队伍成功撤离。结果南科一伙镇压了瓦西列夫的新政权，枪决了20多人，面对如此的恐怖形势，对革命抱一点同情的万科也被赶出了家门。
霍乱
《霍乱》是保加利亚作家斯托扬诺夫的一部中篇小说，写于1935年。
《霍乱》以第二次巴尔干战争为背景，控诉了发动战争的资产阶级统治集团的罪行，描绘了士兵们革命意志的形成过程。其故事梗概如下：
队伍里粮食吃光了，现在正饿着肚子淌着冰凉的河水过河，此时霍乱也在队伍里流行，好多人因此而死，没死的人也在苟延生命，这种状况令士兵们不满。
队伍里有个知识分子受了伤，他不得不拖着沉重的步履自个儿去找卫生员。绷带所简直是一座人肉作坊，到处是呻吟、叹息、谩骂、诅咒和断残的肢体。他被包扎后，又往团部诊疗所治疗，一路上不断传来垂死者喑哑的呻吟声。此时，霍乱菌也侵入了他的肌体，他几天几夜被折磨得死去活来，好不容易到了诊疗所，又被拒之门外，卫生员要他去皇村霍乱病院。
那儿一堆堆地躺着不幸的人们，陈尸所里挺着两长列僵硬的尸体，由于知识分子是医生的远亲，于是他住进了军官病房。几天后，医务人员听说军队打了败仗，便丢下病人逃之夭夭，病人们也一窝蜂地只顾逃命，重病号则在泥地上辗转反侧，奄奄待毙。公路上拥挤不堪，来往车马匆忙而过，喊叫声和咒骂声连成一片。
知识分子又经过种种困难到了黑岩霍乱营，这里与其说是医院，不如说是坟场，死人比活人还多。看护长直言不讳地说：“这里有活人，也有死人，但他们中间谁活着，谁死了，连魔鬼自己也分不清。”
停战协定签订后，士兵们和知识分子都热烈欢腾，示威的人群高唱着国际歌聚集在国民议会广场，演说者慷慨陈词，人们的运动显示了排山倒海的力量。
儿媳妇
《儿媳妇》是保加利亚作家卡拉斯拉沃夫发表于1942年的长篇小说。
小说的故事梗概如下：
富农尤塔兰是个专横、贪婪的守财奴。他整天盘算有什么活要干，应当怎样干和什么时候干，忙着拟计划、下命令。他对待雇工十分苛刻和吝啬，活要他们多干，结算工钱时，却分文计较，连饭也不给吃饱。甚至他把妻子、儿子也看作是日常雇佣的奴隶，驱使他们成天领着雇工们干活。他像蛇一样张开大口，恨不得把全村的田产都吞下去，连他哥哥的地也被他刮去了。
一天，尤塔兰发现一个小孩在地里偷他的包米，便怒不可遏地把小孩砸死，连夜同儿子一起偷偷把尸体埋掉。不几天，村里对小孩失踪议论纷纷，尤塔兰又放出空气，假装同情孩子的父亲，叫他去普罗夫迪夫寻找。
尤塔兰的大儿子斯托柯是个干练的小伙子，在父亲的严厉管教下，每天起早摸黑地干活。他爱上了贫农女儿谢芙达，同她结了婚，两口子亲亲热热。
谢芙达是个勤劳、善良、美丽、活泼的姑娘，一嫁到斯托柯家，所有的家务就落到她的肩上。她做家务很拿手，善于烹调和缝纫，干活总是到深夜。夏忙时，为了让雇工们多干活，公公总是吩咐她要干得最多最快，把她累得精疲力竭，头昏眼花。
婚后几年，谢芙达没有生育，又遭受公婆的白眼，她感到非常痛苦，虽想方设法治疗，仍不见效。公公变得愈来愈忧郁和严厉，老是忙着算账、订契约和拟订新的计划，一心想着赚钱，婆婆叽里咕噜地埋怨个不停。谢芙达整日提心吊胆，对家庭这种死气沉沉的环境感到厌烦。
乡长潘杜洛夫夺走了尤塔兰的一块好地，使尤塔兰变得更加寡欢易怒，他觉得打官司打不过精明老练的乡长，于是决定参加乡公所竞选。他仰仗自己在村里的势力，满心指望得到多数票，但村里许多人做过他的长工、短工和佃户，或借过他的债，吃够了他的苦头，都不投他的票。竞选失败后，他只好把希望寄托在小儿子的升学上，然而小儿子偏又留了级，这对尤塔兰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谢芙达出嫁已经8年，尤塔兰家苦闷而单调的生活，使她难以忍受。她心头的苦楚，只好回娘家对妈妈倾诉。
斯托柯一场病后，面色苍白，无精打采，他对任何事情都变得漠不关心，对一切都感到灰心失望。父亲对他不是打，就是骂，说他是二流子、懒骨头，想做家里钱袋的主人，并认为都是儿媳妇挑唆的。经医生检查，发现斯托柯病情严重，医生给他规定了饮食，要他休息和多呼吸新鲜空气。
尤塔兰对此怎么也不相信，反而越发怀疑儿媳妇从中捣鬼，他亲自去医生那里打听，医生说确实病情严重，他仍觉得医生是受了贿赂，对儿媳妇更是怒不可遏。他又带儿子去城里医院检查，诊断结果完全相同，但他还是不信，认为医生们相互串通，想敲他的竹杠。
从此，他对儿子怨不离口，觉得他是个累赘，对儿媳就更加刻薄了。冬天，斯托柯病情好转，可是到了春天，由于起早摸黑过度地劳动，病又复发，谢芙达只能痛苦地流泪。
乡公所听差奉区长之命来传尤塔兰，他以为杀人的事已经败露，万分紧张。但区长的意思是要他做乡长的帮手，竞选乡董。尤塔兰觉得是个发财的机会，整天忙于竞选，迟迟不给儿子治病，致使斯托柯一命呜呼。谢芙达万分悲痛，觉得是公公害死了她丈夫，心里充满了对尤塔兰的怨恨。
斯托柯死后不久，公婆就蓄意撵走谢芙达，对她百般挑剔，无事生非，硬要把她逼回娘家，村子里对此议论纷纷，责备尤塔兰狠毒。为了遮人耳目，尤塔兰趁追悼儿子之机，花言巧语地哄骗谢芙达，不料儿媳妇不吃他这一套，当面揭露了他打死小孩的罪行。
尤塔兰生怕此事败露，接连几次去谢芙达家求情，企图用田地、财产笼络她，但遭到谢芙达痛斥。尤塔兰觉得希望破灭，纸已包不住火，便狡诈地盘算如何抵赖自己的罪行，精心地假编一套供词，自首去了。
他们成为勇敢的人
《他们成为勇敢的人》是保加利亚作家科拉洛夫写的一部长篇小说，于1945年完成。
小说的故事梗概如下：
1918年，加林的父亲和许多在3年前被赶去打仗的人回来了，勇敢的索柯尔也是其中一员。加林的父亲以前曾是宣传反战而被学校开除的教师，现在，他鼓励孩子们要敢于反对战争，做一个勇敢的战士。
斯塔明诺夫又受聘做本村教师。他这时已是个社会主义的战士。农民们见教师战前说的话都已应验，就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他的周围。索柯尔家里赤贫如洗，只好回到财主杜马诺夫的瓦厂做工。晚上，他常常和许多青年在斯塔明诺夫家听他讲《工人报》上的新闻、俄国革命故事和建立党组织的必要性，大家心里豁然明亮起来。
一天，一群在战争中失去亲人的妇女在商店门口等候购买食品时哭诉自己的苦难，咒骂不管穷人死活的村长。
可是商店门户紧闭。愤怒的妇女们捣毁了店门，冲进仓库，随后又冲进杜马诺夫的家，砸开地窖的锁，纷纷把食品装进篮子和口袋，并与杜马诺夫及四个警察展开了搏斗，结果有几个人被捕，斯塔明诺夫的侄女米尔卡也在其中。这件事迅速传遍全村，人们议论纷纷，加林和索柯尔的弟弟儒夫柯积极支援妇女们的斗争。
斯塔明诺夫让索柯尔把全村人集中到广场上，召开群众大会。村长见此情景，只好释放被捕的人。斯塔明诺夫激昂陈词，揭露政府和财主们压榨人民的罪行，号召大家团结一致跟党走。过了几天，在比斯特里察的工人、农民和青年中间建立了党小组。
米尔卡已是别尔柯维察中学的学生，后来加林和儒夫柯也去那里上学，碰巧和杜马诺夫的儿子谢苗在同一班里。他俩看到自然教师季莫夫敢于藐视财主杜马诺夫，处罚破坏纪律的谢苗，心中对他十分敬佩。
索柯尔在村里的威信仅次于斯塔明诺夫，选举前，杜马诺夫想拉拢他，但遭到索柯尔的拒绝。索柯尔识破了杜马诺夫企图把他套住的阴谋，便与斯塔明诺夫决定抓住时机，要求杜马诺夫增加瓦厂全体工人的工资，杜马诺夫害怕工人罢工，被迫同意，从此，他对索柯尔恨得咬牙切齿。
选举临近了，学生们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一天课间休息时，加林和儒夫柯在黑板上写了几条拥护共产党的标语，谢苗气得满脸通红，扬言要报告当局，但季莫夫十分策略地平息了这件事。不久，谢苗一伙在学校散发传单时被加林、儒夫柯打得狼狈不堪，气急败坏的谢苗要去报告警察，季莫夫又力主正义，再一次打掉了谢苗等人的嚣张气焰。
选举过去了，共产党在全国获得了很大胜利。米尔卡、加林和儒夫柯现在常到党组织的俱乐部学习，季莫夫也常在那里。全国铁路和邮电职工总罢工爆发后，教师们也积极响应，别尔柯维察中学的学生在团委书记叶乔的领导下，参加了游行示威，米尔卡、加林和儒夫柯都是积极分子，他们还积极帮助党组织为罢工工人筹集粮食。
米尔卡参加叶乔领导的学生秘密自学小组已经一年了，加林、儒夫柯发现后，也要求参加学习，于是团委会决定由米尔卡负责在他们中间组织一个小组。加林和杜马诺夫的侄女波扬卡要好，因此，还在自学小组刚成立时，加林就想吸收她参加。3个月后，便对她透露了自学小组和叶乔的情况。为了庆祝五一节，叶乔带领自学小组成员悄悄溜进校长的花园，将他的红玫瑰花采摘一空，用来装饰马、恩、列、斯像。校长对此暴跳如雷，开除了叶乔和斯托扬，在追查过程中，被加林拉去搞花的波扬卡出卖了他俩，加林悔恨万分，从此与她断绝了联系。
米尔卡中学毕业后，在邻村斯潘杰夫察当教员，她对穷孩子们体贴入微，并向农民们宣传革命道理。不久，在叶乔、加林和儒夫柯的支持下，她在村里建立了共产主义青年小组。
1923年6月，法西斯分子发动政变，篡夺了政权，全国许多城市和乡村爆发了反法西斯武装起义，可是党中央却作了“保持中立”的错误决议。稍后，季米特洛夫回国，纠正了这一错误，决定在全国发动武装起义，人民摩拳擦掌，等待这一天到来。一天晚上，索柯尔带领加林、儒夫柯等，摸到一个财主家，缴获了不少武器。法西斯政权在全国实行白色恐怖，党委书记斯塔明诺夫被捕，索柯尔等逃进了深山。加林和儒夫柯也弃学参加起义队伍，起义准备工作进入高潮时，季米特洛夫来到别尔柯维察检查工作，加林和儒夫柯参加了这次难忘的会见，受到极大鼓舞。
索柯尔在比斯特里察起义，成立了工农政权。起义军打垮了别尔柯维察的敌人，在支援弗拉查的途中，遇到敌人的阻击，这场战斗中，斯塔明诺夫被俘，季莫夫牺牲。
起义军形势转为不利，法西斯重占比斯特里察，起义者家属惨遭杀害。法西斯残暴使更多的人觉醒，越来越多的人学习季米特洛夫的号召，准备加入战斗行列。
加尔乔
《加尔乔》是保加利亚作家达斯卡洛夫的一部长篇小说，写于1945年。
小说的故事梗概如下：
加尔乔辛苦一年为地主干活却未领到一点工钱。于是报复了地主之后逃了出来。好心的卡明收留了他，加尔乔做了卡明的徒弟。但是好景不长，地主的诬告，使加尔乔被警察拘捕，最后，在师父的努力下，加尔乔才得以获救。
加尔乔被传讯后，情绪很低落，卡明为了鼓励他，给他讲了许多有关起义者的英雄故事。在村公所受审时结识的木匠邓克也常常来找他，加尔乔从他的谈话中得知卡明曾参加过1923年反法西斯起义，在监牢里受过各种酷刑，英勇不屈。加尔乔联想起师傅对他说的许多话，恍然大悟，决心去干掉那个压迫和诬告他的吸血鬼，邓克劝阻他说，杀死一个财主，世界上所有的财主不会因此而灭绝，加尔乔开始慢慢懂得这个道理。
在卡明的积极支持下，加尔乔进了夜校，教员海杜道夫是全村最受欢迎的人，青年们总是围着他，听他侃侃而谈。
加尔乔勤奋好学，常常通宵达旦地读书，在海杜道夫的关怀下，他的才智逐渐展开，就像一粒种子被风从岩上吹到了松软的土壤里，生根发芽，已经长得高出当地的植物了。在毕业典礼上，神甫安德烈依胡诌一通富人帮助穷人的谎言，全场哗然，有几个青年提出了反驳。加尔乔也忍耐不住了，怒气冲冲地站起来，讲述了自己受压迫受剥削的身世，以亲身的经历揭露了神甫、财主们是如何掠夺穷人的。那个靠告密过日子、已有许多人在他手里丧生的神甫灰溜溜地走了。
兴奋的农民们把加尔乔当作英雄抬了起来。海杜道夫偷偷地向他微笑，邓克紧紧地握住了他的手，这一夜加尔乔激动得不能入睡。第二天上午，商店门口聚集了一大群人，大家热烈地议论加尔乔如何驳倒了神甫。与此同时，在斯拉达列村最大的饭店里，一清早就聚齐了当地要人，他们正在策划陷害海杜道夫的阴谋。
在漫长的冬夜，农民们常常在阅览室里一直逗留到深夜，海杜道夫给大家讲解各种问题，或让大家听新闻广播，然后进行热烈的讨论，加尔乔默默地倾听各种意见，吸收着新的思想和精神。当局对阅览室又恨又怕，千方百计想搞掉它，青年们对当局的所作所为愤怒万分，加尔乔更是怒不可遏，简直想马上去拼命，由于群众的抵制，当局的阴谋未能得逞。
从此，加尔乔更是把海杜道夫看做自己的亲人了，他觉得阅览室是世界上最好的地方，每天晚上都去。教师为他拟订了详细的阅读计划，他彻夜地阅读有关奴隶造反和人民起义的书籍，他眼前的迷雾逐渐消散了，阳光照亮了他前进的道路。
为了庆祝五一节，海杜道夫委托加尔乔给邻村送封密信，给他交代了注意事项和暗号，他连夜出发，顺利完成了任务。节日那天，从邻近各村和城里来的代表同当地青年们欢聚一起，各自汇报了自己的斗争经历，并跳起了欢乐的环舞。加尔乔一时高兴，便忘了教师对他的嘱咐，把送信之事告诉了师傅的女儿佩娜，过了两天，海杜道夫被传到村公所，因为佩娜将此事告诉了女友鲁若，而后者的父亲是个告密者。加尔乔意识到教师是由于他的失言而被传讯时，后悔万分，为了让当局找不到证人，他决定逃进城里。
加尔乔在城中流浪数日，终于在一家农具厂找到工作。在这里，他遇见了曾去斯拉达列村参加五一庆祝会的工人瑞立斯科，后者邀请他同住一室，他觉得到处都能找到朋友和同志。瑞文斯科住处是青年工人们聚会之所，加尔乔从他们的谈话中了解到许多新东西。
一天，加尔乔受到委托夜间散发传单，第二天人群自发形成聚会，要求罢工。为了保护瑞立斯科，加尔乔也一同被前来镇压的警察抓了起来。加尔乔被释放后，重新投入了战斗，并成立了青年组织，现在加尔乔已经成熟了，并且作为一个优秀的战士在为祖国的自由幸福而英勇战斗。
警报
《警报》是保加利亚作家瓦西列夫的一部剧本，写于1948年，并于1950年获季米特洛夫文学奖金。
《警报》的故事梗概如下：
萨瓦是一个共产党，他的妻子莉莉则是一个皇家卫军后备少校的女儿，因为萨瓦的革命活动被拘留的莉莉得到父亲的救助而被释放，却从一个从不对政治感兴趣的人觉醒过来。为配合丈夫的革命活动，听从丈夫的安排暂留家里，而此时的萨瓦则正躲在一个革命者的地下室中赶印革命传单。
这个革命者就是斯拉芙卡，丈夫在反法西斯战斗中死去，她和儿子继续从事革命活动，面对德军逼近莫斯科的不利形势，他们都为即将的战斗做准备。
整个世界已经闹得天翻地覆，而魏坦却认为世界和他毫无关系。当他还是一个年轻的陆军少尉时，就给自己树立了一条信念：“你，少尉先生，是一名军官。既然身为军官，就不应当钻营政治。你的天职是忠心耿耿地为祖国永恒的理想效力。政治是当权者的事，而他们是时常变换的；今天是这些人，明天是那些人。”
他当过近卫军军官和陛下的侍从副官，后因骑马摔坏了一条腿，离开了军队。之后，他买了一处产业，开始经营园艺、蜂房、果木、花草、家兔等。女儿莉莉毕业于音乐学院，儿子鲍利斯是军官，他对此心满意足，便在大门口钉上一块“人间乐园”的牌子，竭力把自己的庭院变为疯狂世界中的一个孤岛，希望在变幻莫测的局势中保持中立。过去，他觉得萨瓦有学问，是个建筑师，可以和他共同致力于建筑业，现在他认为萨瓦破坏了他家的宁静生活，担心招惹上窝藏共产党的罪名而葬送儿子的前途，于是想强迫女儿离婚，但遭女儿的坚决反对。
两年半后，为了解救一支在山里被围困的游击队，党派萨瓦和从集中营逃出来的斯拉芙卡同莉莉联系，动员她设法搞到敌人的作战计划，因为她的弟弟鲍利斯是敌军司令部的副官。
这时的莉莉常常收听莫斯科和保加利亚地下电台的广播，并向父亲作宣传。起初她考虑到事情牵涉到自己的弟弟而犹豫不决，但经过萨瓦说服教育，她决定去执行这一任务。
正在这时，去城里看鲍利斯的父母回来了，她的父亲见到斯拉芙卡后，生怕警察跟着上门来，毁掉儿子的前途，便气势汹汹地要把她撵走。斯拉芙卡告诉他，正是他的儿子鲍利斯为了领5万块赏钱，割掉了波依柯的头，抢走了他的大衣。
正当全家大为惊愕之时，响起了空袭警报，鲍利斯到来，他发觉一家人表情异常，以为是被警报所吓，便狂热地谈论即将围剿游击队的计划。这时，母亲开始追问他送给家里的金银首饰及自己带的金表从何而来，骂他是凶手，强盗。
鲍利斯见势不妙，打算离开。他被父亲拦住后，仍死不承认杀害了波依柯。他的父亲便让隐藏在屋里的斯拉芙卡出来对证，此时鲍利斯暴跳如雷，抓住她要带往卫戍司令部去。突然间，萨瓦冲上前来，用手枪对准鲍利斯，与此同时，斯拉芙卡敏捷地缴了他的枪和装有作战计划的图囊。萨瓦当着众人再次揭露了鲍利斯的刽子手真面目，并指出凶手正是这个“人间乐园”培养出来的，鲍利斯的父母悔恨万分。
空袭警报解除后，莉莉为掩护萨瓦和斯拉芙卡带着图囊逃去，挺身而出，莉莉的母亲也决定等他们脱险后才放出儿子。但是狡猾的鲍利斯夺过枪要射杀萨瓦和斯拉芙卡，反而中弹而死，得到应有的下场。萨瓦和斯拉芙卡成功脱险，终于使被围困在山里的游击队得到了解救。
农业机器站
《农业机器站》是保加利亚作家古里雅什基的一部长篇小说。
小说的故事梗概如下：
古里维什基生于维丁城拉科维查，中学毕业即做小职员谋生，曾参加反法西斯斗争，1950年写成《农业机器站》。
毕业于农艺院的叶甫斯达吉是一名党员，由于工作出色被党委派到维德罗夫农机站任站长。农机站仅有的两位同事在简陋的农机站热情地欢迎了新站长的到来，农机站的工作长期滞后，叶甫斯达吉面临着一系列挑战。
潘捷列是村里的头号财主，有地300多公顷，6台收割机，两台拖拉机和一架最新式打谷机等，夏天，大车一辆辆把粮食送进他的谷仓。解放后，他和邻居哈德日亚对革命咬牙切齿，时刻梦想推翻新政权，恢复失去的天堂。土地改革的消息传来，潘捷列活象屠宰场里被在喉咙上戳了一刀的公牛似的嚎叫着，忙找哈德日亚密谋对策，指使小儿子安得列用金钱笼络周围青年，钻进青年团。维德罗夫农业生产合作社成立不久，潘捷列邀他的妹夫多休去“做客”。多休也是个富农，曾在城里做过多年经纪人，以后开了一家百货商店，还一度当过股票经纪人，可是后来突然破了产。父亲死后，他回到维德罗夫，把遗产中的土地卖了一半给潘捷列，换来一张支票和讨了潘捷列的妹妹做老婆，并获得50万列弗活期存款的陪嫁。他对共产党的仇恨并不下于潘捷列，可是他见了共产党员却满脸堆笑。当村委会决定为学校少先队员划出一块地做实验田时，他便买了一匹老瘦马，套上马车送给学校。此后，有人骂他是“老狐狸精”，但也有不少人说他是“好人”。这一天，他从潘捷列家回来，一下变成了要求入社的“积极分子”。他的申请虽然遭到老党员斯达玛特和一些最贫苦的农民的反对，但是那些对多休的两台拖拉机馋得眼红的中农们却坚持己见，于是他被接受入社了。一周后，以屠夫卡布拉为首的四个大老板也入了社，贫农没有机器，说话无人听，富农在社里占了上风。又过了一个月，多休被选为农业社社长，稍后，当农机站成立时，该站的行政和财务大权又落到了他手里，这时，他摩拳擦掌，潘捷列也心花怒放。
叶甫斯达吉看见农机站前泥泞的空地上横七竖八地乱摆着拖拉机和播种机，不禁打了一个冷战。马林告诉他，社长多休是个富农兼奸商，由于没有自己的拖拉机手，只好让机器主人的儿子和亲戚们开，结果机器遭到破坏，连牲口也被他们杀光，以致耕种计划无法完成。
农艺师到达维德罗夫村的第二天，多休为他布置了舒适的卧室，又让女儿大献殷勤，千方百计留农艺师在自己家里住宿，但遭到严厉拒绝。
叶甫斯达吉发现积极分子和群众都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他感到，党和国家派他到这儿来，面对如此复杂的情况，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应该勇于挑起担子。
他经过仔细分析，认为这里的党组织放弃了领导权，于是他不顾疟疾缠身，找党委书记伊里亚严肃地谈了这个问题，并指出首先要制止敌人的进攻，揭穿他们的阴谋诡计，第二步要把优秀的青年和干部组织起来，突击耕田。接着，他又果断地采取了许多保护机器的具体措施。
通过与多休的斗争，农艺师进一步提醒伊里亚，多休把农机站搞成这样和把富农拉进合作社不是偶然的，其目的是想搞垮合作社，破坏农业合作化政策，损害党的威信。伊里亚对叶甫斯达吉能在复杂环境中迅速辨明方向，作出正确决定的本领，打心眼里佩服。他猛醒过来，在党的会议上诚恳地检讨了自己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对阶级敌人放松了警惕。他和农艺师一起对工作进行了周密安排，并向县委作了汇报，县委指示他们向富农转入进攻，要在10天内完成耕种任务。
叶甫斯达吉想尽各种办法把被敌人破坏了的机器抢修完毕，紧接着组织了一个青年拖拉机手突击队，抢时间，争速度，进行耕种，他们还要帮助邻近的两个农业社。这时，多休纠集富农和老板们闹事，企图阻挡开往邻村的机耕队，这一阴谋被揭穿后，他又四处散布谣言，煽动富农和中农闹退社，一时闹得乌烟瘴气，但其阴谋终未得逞。
在农艺师的组织下，青年拖拉机手们展开了热火朝天的劳动竞赛，终于按时完成了耕种任务，经县委批准，撤销了多休的一切职务，将富农们开除出社，老党员斯达玛特当选为新社长。维德罗夫村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叶甫斯达吉又冒着严寒，带领大家重建农机站，社员们干劲倍增，连单干户也自动参加劳动，纷纷要求入社。经过三天的战斗，木板房落成了，嘹亮的《国际歌》声响彻云天，妇女们激动得流下了眼泪。
不久，农机管理局新调拨来了各种机床，在马林和米什加主持下，开办了训练班，培养出一批优秀的拖拉机手。战友们齐集一堂互相祝贺新年时，叶甫斯达吉面对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的肖像宣誓：“同志们，我们提出保证：我们一定要做一个为人民的幸福而奋斗的，勇敢、忠实、热烈的战士，一直到停止呼吸为止！”
开春以后，富农的大型农具被收归国有，潘捷列和哈德日亚为报复农艺师，结果打伤了娜嘉，很快两个坏人受到了应有的惩罚。经过斗争农机站完成了春播任务，叶甫斯达吉鼓足了信心去建设美好的未来。
矿工
《矿工》是保加利亚作家马尔丁诺夫的一部中篇小说，写于1950年。其故事梗概如下：
秋天，正是收割庄稼的季节。对于那些没有正式成为矿工的农民来说，必须用几天时间收割庄稼。可是国庆节竞赛正在高潮，五一竞赛时得到的流动奖旗仍在那挂着。曼诺尔听说老矿工斯托依契科楷请假收割庄稼，就回家和老婆商量，结果，他妻子不赞成推迟几天收割庄稼。
最近两星期，像一年一度的麦收季节一样，采煤量急剧地下降，因为这里几乎所有的矿工都是季节工人。他们有两种心理：一方面在矿井里做工，同时又惦记自己的乡村，再加上旧的风俗习惯，很难使他们成为一个真正的基干矿工。
面对这种情况，党委书记和矿长研究如何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他们准备修建矿工宿舍，并动员农民矿工跟乡村断绝联系，把家搬进城里，以培养他们热爱矿井的感情。
新的劳动日开始了。曼诺尔在竞赛纪录板上看见在他这个号称“夏伯阳小组”的一栏里，写着两个大字：“旷工”。
他的心好像很重地挨了一刺，头上直冒汗，脸上像发烧似的。他和伙伴们急忙向井架走去，拼命地干起活来。现在无论如何要设法赶超，这是洗刷旷工的耻辱和恢复失去的先进矿工称号的唯一方法。交班后，曼诺尔赶忙跑去看本组的纪录板，上面写着“107%”，他感到一阵快慰。可这离最先进的小组还落后很远，此后，他每天带领全组拼命地干，产量不断上升。最后，只差3%就赶上最先进的小组了，可是这时组里有两个人没有来上班，其中一个是老矿工斯托依契科。曼诺尔十分气恼。他把小组的详细情况告诉了党委书记，最后说，他经过长期的犹豫之后，决定搬到城里来住。书记赞许地点点头，要他把一切考虑周到后再作决定，他坚定地表示决不后悔，而且还要说服伙伴们也这样做。
在全体农民矿工大会上，曼诺尔发了言，并表态要搬进城里，在他的带动下，所有的矿工纷纷效仿，结果，他们成了煤矿的真正主人，热情饱满地展开了劳动竞赛。
铁灯
《铁灯》是保加利亚作家塔列夫的一部长篇小说，是其长篇三部曲中一部，另两部是《普列斯巴的钟》和《伊林节》，三部曲曾获得1960年的季米特洛夫文学奖金。《铁灯》写于1952年，其故事梗概如下：
青年农民斯托扬·格拉乌舍夫因为打死地主的一只狗而逃出去谋生，在普列斯巴城，被好心的祖孙二人收留，苏尔塔娜和斯托扬的相爱受到教会的责难，但是，他还是走到了一起，并生了5个孩子。
彭科夫是个富有民族气节的棉花商人，因爱国和办事公道而深得人心，被选为教会理事。他倡议新建一座教堂，人们为此络绎不绝地捐献钱财。然而土耳其当局却百般刁难，希腊教会又突然怀着鬼胎派来了新的副主教，他一来就把新建教堂等一切事情抓在手里。时间不断消逝，普列斯巴人送给苏丹关于新建教堂的请愿书如石沉大海，敢于斗争的彭科夫亲赴君士坦丁堡，经过一番周折，终于带回苏丹准许新建教堂的敕令。
斯托扬的小儿子拉扎利品学兼优，新副主教竭力引诱他去希腊求学，企图把他变为希腊人的忠实奴仆。公开敌视新副主教的彭科夫及时揭穿了这一阴谋，使其未能得逞。彭科夫的行为触怒了新副主教和民族败类、鸦片商人涅姆图尔，他们采用种种手段诬陷打击他，使他终于死去。
当普列斯巴人准备新建教堂时，城里出现一个游方僧，他为给斯拉夫基督教徒募款修建教堂和修道院而来，人们纷纷解囊相助。斯托扬慷慨捐了3个金币，并邀他到家过夜。
晚上，斯托扬一家围坐在铁灯旁，细心倾听僧人讲述民族独立和教会独立的道理，他的话像烈火似的烧灼着拉扎利的心，如清泉一般滋润着这一家人的心灵。
彼得节前夕，市民们兴高采烈集合起来，为新教堂举行奠基仪式，县长却命令士兵驱散群众，不准动工，市民们只好再次向君士坦丁堡递交请愿书。
年复一年地过去，拉扎利成了全城最有学问的人，他拒绝做教会的文牍员，深深为祖国被奴役的命运而忧虑，决心把人民带到一条宽阔的道路上去。一天，他趁人们作祈祷之机，发表了激烈的演说，在他的鼓动下，市民们不顾当局阻挠，开工兴建教堂。后来，拉扎利又组织一个青年团体，建立人民教育阅览室，青年们常常在这里聚众演讲，在他们的带动下，市民们对公共事业愈来愈感兴趣，开始对异族统治和希腊教会的束缚提出种种质问。
涅姆图尔的独生女儿妮雅长得眉清目秀，她和拉扎利彼此相爱，苏尔塔娜也力图成全他们。但拉扎利因与她的父亲势不两立，不顾内心的矛盾，几度拒绝了涅姆图尔选他做女婿的愿望。
后来，拉扎利带领群众大闹教会，要求改组由希腊副主教和涅姆图尔控制的理事会。不久，他和另外几个青年被选为理事，着手整顿学校和教堂，为此，当局将拉扎利拘留两天。
1864年复活节期间，青年们在拉扎利带领下，挨家挨户走访，鼓动人民起来抵制用希腊语做祷告，人民的不满情绪更加高涨，大有巨流涤荡堤堰之势。圣乔治节这一天，教堂里拥挤不堪，当神父用希腊语唱歌时，立即响起了“我们不愿意用希腊语”的怒吼声，人们一面叫喊，一面挥舞拳头。新副主教吓得魂不附体，逃之夭夭，土耳其当局再次逮捕了拉扎利，并封闭了新教堂。但普列斯巴人不畏缩，不屈服，强烈要求释放拉扎利和开放新教堂。
拉扎利被释放后，遭到涅姆图尔的暗枪袭击，终因邻居的帮忙而幸免于难。由于拉扎利的受伤，激起群众的愤怒，新副主教被赶走，涅姆图尔因为店铺被毁，导致的破产打击而在惊吓中死去。终于君士坦丁堡准许普列斯巴人开放新教堂，当天拉扎列和妮雅在新教堂举行了婚礼。
死浪
《死浪》是保加利亚作家彼特罗夫的一部长篇小说，写于1963年。
小说的故事梗概如下：
多干纳辛苦了一辈子积累了自己的田产，成为一个富裕的中农，现在已经70岁了，但仍喜谈天下事，因为他的丰富阅历和足智多谋而深受村民尊敬。
村子里主持建社工作的是村委会主席波依仓斯基，他革命前曾领导过反法西斯斗争，然而今天他却不按实际情况办事，唯上级的命令是从。自从开展合作化运动以来，他就一心想使本村的工作进度能在区里占居首位，当他见到自愿加入合作社的人寥寥无几时，便不顾农民千百年来的风俗习惯，勒令把青年们例行的游艺晚会和佳节的集会都通通变为入社动员大会。并且命令宣传员彻夜不眠地挨家挨户去动员，使劳动一天的人们晚上也不得安眠。人们反感之至，不得不想法逃避，有人夜夜宿在田野里，有人在吃饭时碰到宣传员来了就立即伏案装睡，有人一见宣传员就破口大骂。
至于多干纳，则由波依仓斯基亲自出马来对付，但多干纳的智慧却像滋生万物的土地那样宽广，波依仓斯基无法用政治口号来战胜他，便得出了一个结论：必须使用暴力。他威胁不愿入社的农民捷列波夫，不许他的儿子上中学，硬要把他儿子从学校里开除。
对于波依仓斯基的所作所为谁也不敢提出批评，唯有村支部书记赫里斯坦指出他行为过火，但他不仅不接受，反而怀疑人家是在搞分裂。他这样有恃无恐是因得到了区党委书记布尔纳左夫的支持与鼓励。布尔纳左夫是个十足的官僚主义者，一切听信波依仓斯基，他唯一关心的是迅速完成合作化的指标。
为了贯彻布尔纳左夫的指示，波依仓斯基决定搞“高速”合作化，不给农民“以喘息的余地”，不顾农民的不满而一意孤行。他胁迫歉收的农民布勒登速交公粮，人家回答暂时交不出，他凶狠地吆喝道：“你不能去买来吗？”并要冲进地窖里去搜查，甚至动手打人。对于孤苦无靠、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失去了独生子的伐契科夫老两口，波依仓斯基也毫不留情，甚至迫令他们对天发誓：如果收藏了粮食，他们的儿子便不得升天安息。结果硬把他们的一点细粮抢走。老头子失去了粮食，又觉得侮辱了儿子的在天之灵，气愤之下，便悬梁自尽了。
这件事惊动了全村，人们看到死者的惨状，个个义愤填膺，暗暗咒骂波依仓斯基，波依仓斯基也同样看到了自己种下的恶果，但却不思悔改。当赫里斯坦提醒他“真理不能用人民的血汗来换取”时，他板起脸说：“农民是任何时候也无法懂得革命的，革命给了我们利用一切手段来制伏他们的权利。”至于合作化运动，他说：“这场斗争不是学校，不是教育学，这无异于一场流血的斗争。”赫里斯坦指责波依仓斯基是违反人道的个人主义者。但他的斗争显得孤立无援。他更没有料到他已被波依仓斯基告到区委会去了。
第二天早晨，区委书记布尔纳左夫来到村里召开党支部委员会，断然撤销了赫里斯坦的村支部书记职务，并给他加上“反党”、“反合作化政策”等罪名。尽管赫里斯坦理直气壮地为自己申辩。并揭发了波依仓斯基欺压群众的错误，也无济于事，只得像一片脱枝的树叶，离开了革命的领导工作，而由胆小怕事的马林接替他的职位。
波依仓斯基更加无所顾忌地为所欲为，他命令马林逮捕多干纳的小儿子满努什，来胁迫多干纳入社。满努什从拘留所逃出后，气愤不过，决意杀死为波依仓斯基效劳的马林。
但满努什的计划无意中被父亲知道了，父亲考虑到儿子的前途，便自己潜入村委会刺死了马林，然后在归途中自杀身死，倒在自己的土地上，表示要永远看守着自己的土地。
波依仓斯基利用马林的被杀，一面叫法院审判多干纳的两个儿子，一面组织一批群众到多干纳家中去报复：在他家墙上书写“杀人犯”、“人民公敌”的字样，并向他家扔石块等。满努什兄弟被释放后，波依仓斯基又无理宣布没收他们的土地。多干纳的大儿子只得带着老婆往城里逃命，留下了满努什可怜的一家。
波依仓斯基为完成秋收任务，强行取消了“秋季赶集日”，这引起群众的不满，并且照例赶集。但波依仓斯基却怀疑有人搞破坏而逮捕了4个“带头人”。为了逮捕牲畜看守人，却开枪打死2头牛而引起牛群骚乱，结果致使几十头死的死，伤的伤。群众因往日的不满情绪，加上发生的这一切终于爆发了暴动，波依仓斯他惶失措，邀请布尔纳左夫来解围。布尔纳左夫责备了波依仓斯基，并应群众的要求让赫里斯重新担任村支部书记。
可靠的后盾
《可靠的后盾》是保加利亚作家阿塞诺夫写于1974年的剧本。
该剧的故事梗概如下：
曾经拥护斯巴索夫的列可夫在撤销斯巴索夫职务的会议上投了赞成票，这就使得斯巴索夫怒火万丈。但更令斯巴索夫想不到的是新厂长不是他的宿敌奴涅娃而是毕特鲁诺夫。
毕特鲁诺夫走马上任后，为了能在这样的形势下维护自己的地位，他决定把斯巴索夫送去审判，使反对他的人服服帖帖。对于奴涅娃则给予副厂长的职务加以笼络，却被拒绝。
自从列可夫揭发斯巴索夫后，人们见了他就扭头，他感到自己很孤立。毕特鲁诺夫为他打气，表示要保留他的原职，他也表示要加倍努力为新厂长效劳。毕特鲁诺夫把整材料的任务交给了他，要他一定要把斯巴索夫的罪证抓到手。
奴涅娃的儿子辛柯得知母亲将要高升的消息，顿时觉得自己前程似锦。然而母亲告诉他，她与斯巴索夫斗争并非为了名誉、地位，她宁愿让毕特鲁诺夫当厂长，因为五年计划后期要求工厂达到世界水平，必须要有能干的、精力充沛的年轻领导。而毕特鲁诺夫还在大学时就发明了震动系统自动关闭法，要不是某教授坐在他旁边，他就能获国家奖。辛柯对此困惑不解，埋怨她不关心自己的前途，因为他面临分配，而又一心想留在首都，不愿去边远地区。如果母亲是厂长，到时候说句话是很有用的。
这时，斯巴索夫的女儿瓦西卡认为奴涅娃是整她父亲材料的谋划者，因而跑来责问她，骂她虚伪，是个野心家。奴涅娃对此并不生气，她说，如果有人要捏造材料，她就要捍卫斯巴索夫，这正是她跟新厂长的分歧所在。辛柯听了大为惊讶，觉得母亲拒绝毕特鲁诺夫要她当副厂长的建议是愚蠢而可笑的，一个真正的母亲首先关心的应是自己的孩子。母亲回答他，关心自己的孩子也不能以丧失自己的尊严作代价。
接着，女秘书玛林切娃来报告奴涅娃，说毕特鲁诺夫在调阅她个人的材料，奴涅娃对此表示绝对安心。女秘书问她是否会参加反对斯巴索夫的一伙，她的回答是：如果事实确凿，她才会这样做，如果他们捏造材料，则绝不参加。
稍后，列可夫来告诉奴涅娃，斯巴索夫的所作所为已带有刑事性质，证据绰绰有余。他想把材料交给奴涅娃，让她来干这件事，但奴涅娃声明只要她口袋里有党证，就不会这样干，并对列可夫表示厌恶。奴涅娃说，她过去不赞成列可夫为旧厂长服务的方式，现在也不赞成他为新厂长服务的方式。
客人走后，母子俩还不能平静，母亲声言她无论如何不愿意也不去作任何阴谋的可靠后盾，儿子则认为她缺乏母爱，承认自己已知道自己是个养子，现在要离开这个家庭。
瓦西卡在家查询了父亲在工厂的行为、收入和存折。斯巴索夫知道有人准备对他进行新的诉讼后，要求毕特鲁诺夫对此作出解释。后者承认组织了一个检查小组，并说他完全有理由这样做，因为斯巴索夫在上诉书中也不客观地骂他为“鸡”、“平庸无能”。他声称反对的是斯巴索夫类型的领导，而现在要求领导的是：第一，必须是第一流的专家，而不是半瓶子醋；第二，必须是求实、干练的，而不是头脑愚钝的人；第三，必须善于说服人，而不是对下属晃拳头。毕特鲁诺夫建议休战，如果斯巴索夫撤回上诉书，他就马上命令检查小组停止活动。但斯巴索夫拒绝做这种交易，表示要与毕特鲁诺夫战斗到底，临走时说，他的上诉书是列可夫起草的。
毕特鲁诺夫赶走了失去他信任的两面投机者列可夫，对于奴涅娃造访，他陷入深深的思索。她的一席话，让毕特鲁诺夫深觉自己的渺小。于是，他扔下了列可夫整理的资料，赶去开会，这时他已经决定放弃这种权力斗争，而准备一心把工厂搞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