丽江位于长江以南，可以说是中国南方的古城代表。那么长江以北的古城又是什么样的呢？山西平遥就是中国北方的古城典范。
平遥古城
时间追溯到18世纪末的中国，华北大地上的小城平遥，由于人多地少，水源缺乏，人们纷纷踏上了当时为社会所不齿的经商之路，渐渐地平遥商户遍及到了全国各地。此时，一个隐隐萌动的商机最终把平遥推上了中国近代金融业无冕之王的位置。
当时，因为平遥一家颜料庄的分号遍及北方各省，便常有同乡客商拜托这家商号，就近将自己的现银存入颜料庄的分号，拿着一张证明，回到平遥再从染料庄的总号提取现银，客商并为此支付一点酬金。久而久之，这种酬金的收入，开始大于颜料庄本身买卖的收入。
雷履泰，颜料庄的大掌柜，他预感到这是一个巨大的商机。虽然这种买卖并没有先例，但雷履泰经过几年的准备，还是创造出了一整套的经营货币的全新买卖方式。即将现银的实物转运，改成用一张专门设计的汇票来替代，大量的现银不再随身携带。
公元1823年，雷履泰正式向东家李大全建议，将颜料生意改成“票号”，取名“日升昌”。“日升昌”的主要客户是各种大商号。这些商号凭借一张张汇票，不但安全便利地调拨了资金，而且还可以用汇票支付各种款项，从而改变了传统的现金结算方式。
在“票号”的历史中从来没有发现过用假汇票行骗的事情。也正是由于严格的管理制度，才使得后人难以得到一张曾经使用过的汇票。
“日升昌”票号是当年使用的也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一本最早的票号账本。
19世纪中叶，“票号”业进入全盛期，全国的票号绝大部分出自山西省，总共有40多家，其中平遥就占了22家。如果时光能够倒流一百年，人们能够看到就在这条长不过百余米的街道上，就在这群高大灰色的建筑中，中国早期的银行家们正以“票号”的方式创造着积累财富的奇迹。平遥成了当时中国的金融中心，鼎盛时期，几乎控制了中国近一半的流通货币。
平遥古城大致呈正方型，面积仅2.25平方公里。
古城中心的南北大街构成一条笔直的中轴线。高18.5米的市楼屹立在城市的中心点上，既是传统中古城的风水所在，又是全城的制高点。4条横贯东西南北的大街，8条均匀分布的街道，72条纵横交错的小巷，共同构建了小城井然有序的交通网络。黄色和绿色琉璃瓦铺顶的官衙、寺庙与大片青堂瓦舍，呈现出一种等级的象征。
在距今2800年前后，当时的中国统治者周王朝，在现今平遥之地驻扎军队，修建住房，并用土筑起一道防御线，这即是平遥古城墙最早的由来。
公元1368年，中国进入明王朝，北方的万里长城得到重建和加固。同时，政府在很多重要城市构筑了城墙。这个时候坚固的巨形砖石作为建筑材料已经能够大量生产，这又为明王朝的防御计划在具体的实施上提供了保证。
公元1370年，平遥土筑的古城墙被改建为砖石城墙，这项工程持续了十几年。
现在完整地屹立在世人面前的平遥古城墙，全长6162.7米，城墙高达12米，墙底宽10多米，墙顶宽3至6米，护城河深3米，在河水干涸之后，只能看到一段段残缺不全的河道。
每座城门之外都有一个方形的区域，与城墙同高，被称为瓮城。瓮城内并设内、外两门，平时用于检查来往过客，战斗时可放进一定数量的敌人后将两门一关，便能由上方将瓮城之内的敌人迅速消灭。
古城墙最后一次作为军事设施的用途，是在1938年2月13日。这一天，侵略中国的日本军队，用炸药炸开了东城墙的一角，蜂拥而入，占领了这座古城。600年前设计的防御设施，在现代战争的炮火中彻底失去了作用。至今，城墙东南角的创伤便是日军当时炮击时留下的弹痕。平遥古城墙在明清两代500多年间，先后修缮了26次。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家和当地政府又多次维修，至90年代中期大体上全面恢复了古城墙过去的风貌。
平遥古城传统的民居建筑，属于中国北方汉民族严谨的四合院形式，有明确的轴线，左右对称，主次分明，多为二进、三进的大宅。中间形成一个狭长的窄院，据说是象征聚财聚气。每个院落或以砖做的矮墙、或以木制的垂花门分隔。四周外墙高达七八米，不开窗户，有利于抵御北方的风沙天气。整个院落形成一个封闭感很强的空间，加强了房屋主人心理上的安全感。院落多为坐北朝南，便于得到更多的阳光。
平遥古民居最独特之处在于，正屋保留了西北地区窑洞的形式。这种窑洞不再是“凿土为窑”，而完全是在平地上用砖砌成的，一般为三孔到五孔。
砖砌窑洞的外面一般还要加筑一道木廓瓦檐，以防风吹日晒，并饰以题材繁多的精美木雕、彩绘。大部分的门窗隔扇都有细致入微的木雕，有十多种传统图案，给封闭的内院注入了温馨、细腻的情感。大户人家，还在正屋之上再加盖一层砖木结构的二楼，用于会客，或充当书房。
在传统观念中，高度象征着权威和财富，那些各式各样的风水壁、风水楼都建在正屋的屋顶之上，力争在高度上超过四邻，保住自家的风水。
平遥民居中，最古老的是一座据说始建于元代的冀氏老宅，它的院落显得宽阔，风格简朴，但因为历经各个时代的破坏，往日的风采已依稀难辨。
现在平遥普通的民居住宅大多为清代所建。自明清时代中叶以后，平遥的工商业发达，许多居民都富裕了起来。城内也汇集了不少富商和地主们较大的宅院。
平遥民居的大门很有特色，有拱券式的，有高而窄的门廓式的，最具特色的是垂花门。
平遥民居垂花门比例修长，屋顶高悬，在两边高大山墙的拱卫下，显得轻盈挺秀。
平遥民居中的许多装饰物，也留下了各个时代的身影。
古城中有惟一保存完整的砖雕神龛。
有一座院落中砖砌的门洞上有罗马钟式样的砖雕。
至今，平遥古城仍完好保存着明清二代所建的400余处民居院落。六百年来，平遥人出街穿巷，平静地生活在其中。
平遥人远离家乡经商，形成名噪一时的商人集团——晋商。凭借着经济力量，晋商在家乡创建特色鲜明的平遥古城。而紧随晋商在中国商业历史舞台崛起的，是徽商。徽商积累的大量资本也用于家乡的建设，这就形成了中国目前惟一的一个古村落世界遗产——西递和宏村。
皖南古村落
宏村背倚青山，山前溪水环绕，山水之间是一块平地。村庄就建在这片平地之上。村庄内部，一条活水绕过家家门前。
中国画有一种深远的构图方式，画面通常由小桥流水人家组成。而宏村流水潺潺，远山朦胧，蓝天下青瓦白墙，就是一幅天然的山水画。
不过，宏村内部的活水并非天然形成，而是村民们后来修建的。
那么宏村原来是什么样子，为什么要修建这条活水呢？
这里村民家谱上记载，宏村形成村落的时间大约在南宋。
村落初期，只有山前那一条溪水。后来由于人口的发展，在狭长的土地上，宏村人的房屋很挤，一旦一户发生火情，邻家不可避免地遭殃，甚至整个村落都不能幸免。
而溪水源离村子还有一段距离，村中仅有的泉水流量又小，等到人们取水回来，有的房子已经烧得差不多了。
这样下去势必影响整个村落的发展。
明朝永乐年间，宏村人邀请徽州文人何可达重新勘测规划，希望老先生能为他们消除火灾的隐患。
根据何可达的设计，村民先把村中那口仅有的小泉窟，开掘成一个宽阔的水塘。他们按照民间“花开则落，月满则亏”的传统说法，将水塘开掘成半月形，取“花未开、月未圆”的境界，称为“月沼”。
“月沼”不但可以作为村中的储蓄用水，还为妇女们提供了一个聚会的场所。
然后村民从山前的那条溪水上游，引出向西流的活水，南转东出，在各家各户门前经过，再经过月沼，最后流回溪水下游。这就形成了弯弯曲曲流过每家门口的水渠。
村民们利用天然的地势落差，使水渠中水流始终保持活性，同时在上游设置水闸，控制水的流量，这样，渠水就能长年不枯。
开始，村里的学堂是建在村口的。孩子们和老师用水都不太方便，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也为了美化学堂的环境，村民们又在学堂旁边修建了南湖。
而水渠里的水就先经过月沼、又经过南湖再流回溪水下游。
就这样，月沼，水渠，南湖，天然的溪水，组成一个活水系，终日潺潺在村中流淌。一旦发生火险，任何人家都能够就近在家门口取水。
就连村民们日常的生活用水也都从这里打取。
500年后的今天，宏村的水渠依然清澈如许，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履福堂的主人是清代西递一位知名的收藏家。
他一生酷爱读书，写诗，作画，惟独不喜做官。凭着父辈留下的家当，他专门收藏历朝历代知名书画家的真迹，舒舒服服地过着他的雅士生活。
“世事让三分天宽地阔，心田存一点子种孙耕”，这幅楹联透露出这位老人宽厚平和、清静忍让的生活态度。
“几百年人家无非积善，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又活脱脱勾勒出这个徽州老人清高自诩、淡泊名利的读书人情结。
然而，同样是这个老人家的厅堂，却还有一幅这样的对联：“读书好，营商好，效好便好；创业难，守成难，知难不难”。
把经商和读书等同起来，这在当时的社会可是非同一般的事情。当时，商人的地位低下，经商是下贱的职业，而读书却是第一等的好事。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徽州人虽然重视文化教育，但是这里毕竟人多地少，客观地理条件的制约使清高的徽州人不得不面对现实。一旦科举考试不中，回家耕田又没有地，靠什么养活自己呢？
在工、商、妓、乐等下九流的行业中选择一番，只有从商更适合徽州人。
因为徽州物产丰富，茶叶、木材、石料都是上好的货物。同时徽州水系发达，新安江直通富庶的江浙地区。将这些货品贩卖给大城市的官宦人家，不但可以获得丰厚的利润，还可以获得与上流社会亲密接触的机会。
于是经过几年学校教育后，大多数徽州人就会外出学习经商。成年后参加科举，一旦不中，就做商人。
因此那个老收藏家的后人，就比他的祖辈更加现实，读书和经商，只要做得好，就都算好。
徽州人先读书，后经商，底子厚，生意点子自然普遍比别人多，信誉也比别人好，因此徽商在明清之际扩张成为当时中国最成功的商人集团。有了钱的徽州人，资助后人读书，读过书的徽州人科举入仕的也随之增加。做了官的徽州人再回头支持同乡的商业经营。
这样，徽商的经营资本越滚越大。他们是如何分配这些经营所得利润的呢？
徽商几乎无一例外地将大量资本投入到自家宅院的建设中。
徽商们财力充实，经常修建新房，徽州的工匠就在这样反复的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他们在门楼、门罩、厅堂、梁架、栏杆、外墙等各个部位，创造出异常精美的雕刻图画。
在等级森严的古代社会，匠人与商人一样，地位低下，他们的才智情感，似乎只有赋予这些默默无语的砖石树木了。
如今，人们看到他们的作品，无不繁复细腻，精致绝美。
明清之际，徽商鼎盛。当时江浙一代著名盐商35人中，28个都是徽州人。社会上流传“徽州下等商人，拥有二三十万家财；中等商人，有四五十万家财；上等商人，则家缠百万千万”。
而徽商集团的成功，又必然促使他们要继续维系宗族的稳定与强大。
传宗接代，女人是关键。
徽商出门在外，留下自己的女人在家，怎么维持家庭的稳定呢？
在中国，过去许多地方都有牌坊，却没有哪个地方，像徽州一样，拥有这么多的牌坊。
牌坊起源于汉代，成熟于唐宋，原来只是作为道路起点终点的标识。
到了明清之际，牌坊发展成纪念碑式的建筑物。
那时的牌坊用来纪念功德荣誉，考中科举可以立科举坊，为官清廉立廉政坊，就是老人长寿也可以立人瑞坊……总之，如果人们想永久纪念一件可以光宗耀祖的事，都可以立牌坊。牌坊大体分为两种：除去贞节坊以外，还有一种是功德坊，包括科举坊、忠孝义坊等。
功名牌坊之下，就是忠孝义牌坊。主要用来表彰那些有突出表现的孝子、忠臣，和有过重要善行义举的人士。当然，这些人都是男性。
徽州大大小小的牌坊中，属于女性的只有一种，贞节坊。
徽州男子外出经商之前，父母都要给他们完婚。新婚不久，丈夫就要远走他乡。商海险恶，男人们在外面打拼，十年八载难得回家一次。徽州当地民谣唱道“一世夫妻三年半，十年夫妻九年空”。
在理学大本营的徽州，妇女们的行为受到严格限制。已婚女子，无论丈夫在与不在，都要承担起照顾家庭的重任。劳动之余，她们也只能在阁楼上的方寸之地，独对一角苍天，做些针织刺绣打发时光。
“孝贞节烈坊”，建于1905年，是徽州最后一座牌坊。也许因为是最后一个，它已经显得简陋寒酸，然而坊额上的字却惊心动魄：“徽州府属孝贞节烈65078名”。
这里表彰的65078名妇女，没有名字。
人们不知道她们有着怎样的生活和爱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