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频仍的春秋时期，车辆除了运输乘坐之外，更多的用于战争，当时衡量一个国家的大小强弱是以军队的规模和战车的多少作为重要的依据。当时人们所说的千乘之国、万乘之国的“乘”指的就是四匹马驾着一辆车。
公元前1046年2月的一天凌晨，周武王亲自率领三百辆战车来到了牧野，各路诸侯的车队也前来这里与周武王会合。四千多辆战车排列在周武王周围，与之相对的商纣王也调集相当数量的战车排列相对，由此看来，当时双方参战的战车总计有万辆之多。
四百多年之后，战车更成为交战双方争夺的最重要的战利品，在春秋时期的城濮之战中，晋军和楚军双方共投入战车一千多辆，拥有七百多辆战车的晋军把楚军打个大败。
晋军将俘获的一百多辆楚国战车献给周天子，这在两千六百年前可是不菲的礼物。
当时还有很多和车战结合在一起的礼节，比如在开始以前要祭祀，还要有各种各样的礼仪，然后才出来摆队作战。战车要求战场的条件也很严格，必须是很宽阔的地方，所以当时还要求战败的一方要把田垄的方向改变，就是为了车好走，否则会阻碍车子的行进，所以当时的战车一方面很笨重，一方面有各种礼仪，同时车上面都是身份比较高的人。
战车的车箱多半长方形的，上边一般站3个人，中间是驾车的。只有君王的车例外。由于君王必须居中，驾车的人只能让出这个位置，但基本上还是靠近中间，否则他的双手就无法控制前边的四匹马。
中间御的右边叫车右，是专门格斗的，用长兵器格斗，左边叫车左，车左的主要的职责是射箭，所以当时的战车作战是一定要先拿车右侧，去找对方的车的右侧。就跟现在车行走一样，必须拿自己的右边去找对方的右边，交错而行，这样才能够打起来。
春秋车战通常是在开阔地上排开横向队列，在两车对阵时，戈和箭都难以发挥作用，只有在两车错股的时候，才能挥戈伤及对方，也就是说只有当两辆战车一同向左转弯时，才能从战车的右侧发起进攻，这就是《诗经》中所说的左旋右抽，以这样的规则交战，往往只用一个回合，队列就被冲得七零八落。而由马驾御的战车是很难重整队形的。因此，春秋时期的车战一般都在一天之内结束。
进入东周以后，公元前709年，晋侯和翼侯作战，翼侯的战车遭到晋军的追击，驾车的马被绊住，战车无法移动，车上的将士全部做了俘虏。后来韩、赵、魏三国瓜分晋国，从而进入战国时期。在他们与北方游牧民族的骑兵作战时，车战礼仪就土崩瓦解了，秦汉以后就很难看到这种仪式化的车战了。
早在三千多年前的商朝，车的象形文字已经粗略勾画出车的结构，一部分是车衡，一部分是车辕，还有车舆，而车舆两侧的就是轮子。
象形文字来源于实物，车这个字出现以前，车已经存在，那么中国的车究竟起源于何时呢？相传中华文明发端之时，黄帝就开始造车，并因此被称为轩辕氏，“轩辕”二字指的就是车。
齐国在建国之初就制定了“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渔盐之利”的治国方略，因此其他诸侯国的人才和物品纷纷流向这里。当时齐国有一个在今天看来仍然比较开放的政策，就是以外商驾车的数量来决定接待的规格，驾一辆车的免费就餐，驾三辆车的免费食宿，并供给马饲料，驾五辆车的除了同样享受上述各种待遇外，另配备五名侍女和侍卫。这一政策吸引了大量客商，一时间临淄城里“车击毂，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
在这些来来往往的车辆中，可能有一辆车上就坐着孔子，但他不是来经商的，而是来寻求更大政治抱负的。当时像孔子这样的人出行，必须乘坐马车，《论语》中记载着关于孔子的一个故事，孔子的弟子颜渊死了，他的父亲颜路，请求孔子卖掉车子给颜渊给买副上好的棺材下葬，孔子没有答应，他说“以吾从大夫之后，不可徒行也”。这就是说因为我是当过大夫的人，是不可以步行外出的。这说明出行乘车是士大夫身分的一种象征。
孔子驾车周游列国之后，回到鲁国，广招门徒，主要传授六艺，这六艺是指：礼、乐、射、御、书、数，其中“御”是孔子特别强调的一项技能，即驾车。
驾车的技巧就在于如何控制马，马分为服马和骖马，中间两匹为服马，负责用力拉车，外侧为骖马，负责左右转向。要想随心所欲地驾驶马车就要学会用缰绳调理好服马和骖马。《诗经·秦风·小戎》中所谓“六辔在手”，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东晋南渡以后，江南地区牛多马少，牛车逐步兴起，马车逐渐减少，据史书记载，晋元帝继位之后，由于马匹缺乏改驾六马为四马，后来皇帝喜爱牛车，大臣们竞相仿效，后来的北朝使用牛车比两晋有过之而无不及。北魏皇帝出行时乘坐的大楼辇，甚至需要12头牛牵引，北朝是这样，南朝也一定不逊色，正是由于士族阶层和把持朝政的大姓人家偏好牛车，各种高级牛车迅速发展，以至于满朝士大夫无乘马车者。
到了唐朝，政治清明，经济繁荣，按理说造车的水平应有大幅度的提高，但是统治阶级却追求平稳和舒适，到了唐高宗连牛车也不愿意坐了，他喜欢坐的是辇和轿，而曾经盛极一时的马车、牛车则更多地用于载重运输了。
唐宋以后，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车和轿是同时存在的。在北宋画家张择端著名的《清明上河图》上，描绘的车辆和轿子林林总总，形态各异，画中人乘坐的多半是轿子，载重的还是各种畜力和人力车。《出警图》描绘的明代皇帝前往郊外拜谒祖先陵墓的情景，画卷中有一辆有二十多匹马拉的大型路车，路车本是古代皇帝出行仪仗中的豪华车辆，到了明清两代，路车只是作为皇帝出行仪仗中的陈设，皇帝本人实际上是不去乘坐的，这幅图中的皇帝虽然威风凛凛地骑在一匹高头大马上，但在平时，皇帝出行还是以乘轿为主。
轿子毕竟不是车，但越来越多的人学着皇帝的样子乘坐轿子，车的社会需求减少了，于是车的发展速度也就慢了下来。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车的几个国家之一，但是直到1902年，汽车从上海进入中国的时候，中国人也很难想象中国古代的马车与汽车有什么关系。人们仍然醉心于轿子的平稳和马车的舒适。当洋人的汽车和中国的马车在北京的大街上并行的时候，中国人根本不知道它们叫什么，就给它们起了一个形象的名字“铁马”。
然而，洋人的汽车还是开到了长城脚下。1907年，当时已经名扬世界的巴黎汽车拉力赛途经中国，赛车抛锚时，旁观的人多少有点幸灾乐祸，不过他们还是用中国的马把赛车拉出泥潭。当时许多中国人想不明白，为什么中国的马车是两个轮子，而外来的汽车却是四个轮子，这四个轮子的车怎么拐弯呢？
中国的古车始终是以两轮车为主，中国古代没有发展起来四个轮子的马车，因为四个轮子的马车，它跟两个轮子的马车构造上有一个根本的区别，就是它必须有一个前轮转向装置，后轮有一个轴支起两个轮子，后轮还要有一个跟后轮垂直的另外一个杆，前边也可能出来一个木头棒，这个棒就插在这两个前轮与轴之间的一个圆圈里边。这样前轮转的时候，圆圈围着这个棒转不影响后轮，所以前轮自己可以单独先拐弯，这个发明非常的重要。
而这个发明在欧洲，早在公元前瑞典南部岩石上的岩画中已经刻出来了。
出现在瑞典南部岩画上青蛙一样的图像，却长久没有进入中国人的视野。两轮的马车没有发展成为四轮的汽车，这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个遗憾。但在两轮车之外，中国人并非全无建树，早在西汉末年，中国人就发明了小巧灵活的独轮车。
独轮车起初主要都是用人力来推的，但是到了清代，比方说河南的安阳、山东的胶东，在独轮车上张一个帆，就像帆船那种帆，当然这个帆小，不像帆船构造那么复杂。独轮车上张了帆，在推的时候可以借助风力，而且这个帆还有绳子连到推车的人这儿，可以在一定的风向里边，把帆调节到你所需要去的那个方位，可以借助风力来推车，这在古代也是一个很巧妙的发明。
帆车被西方著名的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列为中国古代26项发明创造之一。
同样在临淄的地下还埋藏着更令人惊叹的奇观，在车马坑发掘的三年之后，不远处又发现了一庞大的殉马坑，据统计这里的殉葬马匹达到了600多匹，这里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殉葬马匹，它的主人又是何许人也？
在离殉马坑5公里的地方，有四个高大的土堆，这里的百姓称它为四王冢，像这样的墓穴这里还有许多，它们点缀着齐国故都临淄的原野，千百年后，远远望去，仍然隐隐地透出一股帝王之气。
发现马骨的河涯头村，位于齐国古城临淄的东北角，村民大多是齐国的后裔，生于斯长于斯的河涯头人，常年劳作于田垄地头，当他们翻土的时候，偶尔会有一些形状各异的骨头露出来，在清朝末年修建的苇子墙根还发现过大量类似的骨头。有人说是人骨，有人说是龙骨，村里们的秀才则认定，那是马的骨头。散落于杂草碎石间的马骨，不仅成为当地村民补贴生计的财富，也引来了考古工作者。1964年，山东省临淄文物工作队来到这里。
挖出了145具完整的马骨，但是由于刚刚开始的新中国考古发掘技术还不完备，还没有较为妥当地保护这些马骨的方法，发掘工作减缓了进度。
1966年对这一带又做了详细的钻探，发现了墓周围的殉马坑。
此后，为了配合土地的开发和利用，1972年和1982年又进行了两次挖掘，加上1964年的第一次挖掘，三次总计挖出251具马骨。根据挖掘部分的规模推算，殉马坑全长215米，平均宽度4.8米，全部殉马可达600匹以上，如此规模的殉马奇观，至今仍是世界仅有的。
每一匹马的姿态都是如此的相似，每一匹马的头颅都朝着同一个方向，据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分析，只有用来殉葬的马才可能摆成这个样子，这600多匹马是为谁殉葬的呢？
从姜子牙开国算起，齐国共经历了37位国君，经过周密的推算，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纷纷把目光集中到了齐国第23代国君齐景公的身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