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是一些作家经常挂在嘴上的词儿。实际上，实现“创新”是极难的。就作家的写作而言，他可以翻换花样，可以重新选择表达方式，甚至弄一点“新潮”的“不同凡响”，但在基本定型之后，作家的某些质核性的构成是很难“改弦易辙”的。换个角度说，所谓走自己的路，持之以恒倒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与作家的生存经历相关——蒋子龙是一个务实的作家，也是一个敢于直面人生、且不回避社会热门话题的作家。他几乎不讲“创新”，但当他面对新的生活现实时，新的观照或新的见解也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严格地说，“新”不是“创”出来的：它仅仅是一种表达的顺应，一种与削足适履相反的合乎生存感受的形式折射。在涉及散文创作时，蒋子龙只是领悟到：“散文不比其他文体更娇贵，也不是只扮演文学花瓶的角色。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现在的散文有了力量。”——这，便是“新”。就如蒋子龙所言：“更接近世界的真实。”
近年来，蒋子龙写下了不少散文一一他说：“并非是自己有意在这一两年里要着重选择散文这种文体，倒更像是散文选择了我”；“很像是历史和现实突然都相中了散文”。无论是蒋子龙选择了散文，还是散文选择了蒋子龙，或者是历史和现实都钟情于散文，其中的重要缘由还在于：炽热的社会责任感的贯彻，终于寻找到了一种自由而快捷的文体，一种虚构文学所难以抵达的传达境界，甚至是一种被解放了的恣肆放逸精神的场所。
走进蒋子龙的散文世界，不难感受到，其中的思情质核与《乔厂长上任记》所体现的社会责任感，存有一脉相承的共通性。尽管今非昔比，目前的蒋子龙与当年的蒋子龙不可同日而语，但洞观现实或直面人生的姿势，却表现出奇妙的一致；观念不同了，装束不同了，叙述的“表情”也有所差别，可某些渴求传达的精神锋芒则依然如故。这是蒋子龙之所以可能保持创作活力的重要源泉，也是其作品受到读者喜爱的根本原因。他无所不写，可谓目骛八极，心游大荒，可关注点仍然集中在社会问题或现实弊端上。从社稷大策，如《运河的厄运》、《农民帝国》、《政治金钱》、《北与南》，到百姓苦乐，如《别放弃》、《且说“分手”》、《小人效应》、《中国有奖》，乃至爱情、人品、公德、名利、美的观念等等，都可以成为他的随笔杂谈小品的抒写内容。他拥有开阔的视野，于是也就生长出比常人更强烈的忧患感。特别是因了他的独特经历（他当过天津重型机械厂锻压车间主任），感受生活的敏锐点也就有点儿不同于其他作家，譬如对工业的兴趣，对置身于经济建设中的创业者的关注动情，尤其是对改革生活的各式各样的思考……赴魔鬼城而不写魔鬼城，独独钟情于克拉玛依百口泉采油厂，并由采油厂的人说到石油开采决策一不管说得是否可靠，或可靠到怎样的程度，一篇《魔鬼城边百口泉》，也就足以体现他那种不同于一般文人墨客的独特思路，那种潜藏于目光中的半是欣慰半是焦灼的精神状态。
随笔、杂感、小品或人物素描，是蒋子龙散文的主要方式，其中有歌颂、也有批判。也许是情性或年龄增长的缘故，蒋子龙在其作品中所诉诸的富有正本清源色彩的“批判”，往往豁达平和、幽默诙谐，但又不失思情底蕴的锋芒。他是忧患的，又是乐观的；是直言不讳的，又决不摆出愤世嫉俗之状；“入世”与“超越”的融会统一，造就了他的散文创作的特别景观。而这种景观之所以富有“力量”，无疑与作者的见解相关一洞观现实或感受人生的鞭辟入里，经历坎坷与收获荣誉之后的独特阅世本领，才可能使作品升腾起启迪情智的魅力。蒋子龙的散文离不开写人写事，也离不开渗融其间的个性及经验因素，但他写人写事，决不囿于“就事论事”的束缚。他往往可以自然而然地跳出具体的人事界限，由表及里、由此及彼，从中触发或伸延出发人深省的精湛议论。
人类也罢，人道也罢，人情人性也罢，离开了“今人今事”，离开了“卷入现实”的热望，文学还可能剩下一些什么？当然关注“今人今事”是一回事，如何关注则是另一回事，恰如主观的社会责任感是一回事，它最终被融会、被文学化到怎样的程度、并在“卷入现实”的过程中显现出怎样的真理性或深刻性，自然是另一回事。拿他的话说，他是“用自己的情感映射整个世界”，“给虚伪和谎言一束真诚的投光，让社会精神得到一点净化”。千年百代，无论是直抒胸臆，还是曲折含蓄，作家们孜孜不倦寻找的，不就是这样一片神圣而实在的精神绿荫吗？这，才是文学之所以是文学、或文学之所以可能存在与延续的“传世之魂”！
一九九七年九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