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十几年来，奚落传统时常成为一种追赶时髦或趋附新潮的方式。传统似乎就等于墨守成规。这当然是一个明摆着的误区。说到原因，大约与我们长期歪曲传统的无知相关，也与我们把“弘扬民族文化”的口号仅仅挂在嘴头上的恶习相关。显然，还有其他的“相关”。
我想在这儿说几句“闲话”一传统是一个复合的、多元的、也是处于流动状态的概念。譬如，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散文或诸子散文是一种传统，唐宋散文是一种传统，明清散文是一种传统，而五四新文学运动时期的散文，也是一种传统一应该说，反传统的五四时期恰恰没有丢弃传统散文的精华，因而造就了值得今人借鉴的现代散文传统。可是从五十年代开始，那种同样被歪曲了的，“厚今薄古”的思潮，迫使我们淡漠了散文传统的滋养，而急功近利的实用主义，更是把散文创作推上了无质无文的悬崖……
我的意思并不在于倡导所谓的“纯文学”，因为“纯学”终究是一个很难想象的概念。倘若追溯中国散文发展的历史，那就会发现，越是前期，散文的“实用性”表现得越显着，为散文而散文的“纯文学”，恐怕是极难存活的。传统中的好散文，不是“史家之绝唱”，就是一种哲理的表述方式，或一种齐家治国、修身养性的充满了趣味的谈论形态，差别也只在于：有的是直接表达，有的是借题发挥的“缘物抒情”，而有的则是极具意味的寓言或寓言般的叙述。但从“精华”方面说，传统散文的“实用性”，与曾经流行过的或依然流行着的急功近利的实用主义，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譬如，某些虚浮的、盲目的、不着边际而仅仅为了迎合或逃避的歌功颂德（所谓“鸾歌燕舞”），怎么能和拥有丰富的“提供”（见地）与文采洋溢的“史家之绝唱”相比呢？又如，同属政治色彩强烈的散文，唐宋的“谏”、“疏”之类，无论如何是当代的那些“从属于政治”的散文所无法企及的。
当今的散文创作很繁荣，但是否能够成为文学史上的一截辉煌记录，怎样从创作实践上看待传统，也许是一种极为重要的因素。我总想，传统中有着前人的智慧，但前人的智慧要靠后人的智慧去发现或发挥。很自然，今天的创作，也一样要成为传统的~"可以断定，在后人所理解的散文传统中，将会拥有汪曾祺先生的地位。
我推崇汪曾祺先生，不仅仅因为汪先生的学识、才能以及最能印证作家素质的创作实绩，而且在于汪先生的清醒，譬如对于传统。他在《蒲桥集.自序》中说：“新潮派的诗人、戏剧家、小说家，到了他们写散文的时候，就不大看得出怎样新潮了，和不是新潮的人写的散文也差不多。这对于新潮派作家，是无可奈何的事。看来所有的人写散文，都不得不接受中国的传统。事情很糟糕，不接受民族传统，简直就写不好一篇散文。不过话说回来，既然我们自己的散文传统这样深厚，为什么一定要拒绝接受呢？”汪先生还认为，这二三十年来（《自序》写于一九八八一引录者注散文之所以不发达，“原因之一，可能是对于传统重视不够”。汪先生说得很委婉、很宽厚，也留有余地。可照我看，那些年间的“散文创作”，已经把诸如有感而发、为事而作、讲求见解、看重风骨及文采之类的传统，丢弃得仅剩下一副有名无实的躯壳了。最优秀的，也只是一种圈定范围内的“优美的文字舞蹈”。而进入“新时期”之后，散文界又曾一度盲目趋赶“走出传统”的时尚一没有“进入”，何谈“走出”呢？这就更加扰乱了我们的视听，并使散文创作陷入了尴尬的境地。但汪先生一直看得很清楚，作为“土产”的散文，是无论如何离不开源远流长的传统的。我觉得，汪先生的这种观念，是他的散文耐读而又必然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原因。
汪先生早年写小说、写诗一一在他的散文中仍然可以感觉到“诗”的存在，即诗的意味或诗的境界。后来当编辑、当编剧。再回过头来写小说（只写短篇），则是“新时期”的事了。据汪先生自己说，写散文只是“捎带脚”，但“梢带脚”却捎出了“汪曾祺的散文比小说好”的评价。我是不同意这种说法的，因为小说就是小说，散文就是散文，两者极难比较。何况，汪先生的小说，如《受戒》、《大淖记事》等，是早就有了定论的，且绝不是那种轰动一时而随光阴流逝而烟消云散的作品。但这种出于挚爱而又难尽如人意的“比较”，还是“比”出了一个读者都能认同的结论，即汪先生的散文写得好。写得见情性、见人品、见功底。
每个作家写散文，都会有自己心目中的“理想”。那汪先生的“理想”是什么呢？拿他的话说，应该是“写得平淡一点，自然一点，‘家常’一点”。这样也就导致了他的作品的平易近人。实际上，散文创作要实现这三个“一点”，是极难极难的，因为它是归真返朴之后的平淡、自然、“家常”。汪先生的散文大都是“叙谈体”，显得很亲切，即便是其中的“学问”，也是以“家常”的或平淡的方式让你受益。当然，汪先生的关于“主题”的观点（他赞赏李笠翁的“立主脑”的说'法八也是值得注意的。他的意思是：“主题最好不要让人一眼就看出来”。在说到平淡、自然、“家常”时，还使我想到汪先生的“悠闲”一一他在谈论自己的“小品文”时说：“其实悠闲并没有什么错，即使并不寄寓沉痛。”从“主题”说到“悠闲”，也就可以感悟到，汪先生的“悠闲”（或平淡、或自然、或“家常”）并非无所为的“悠闲”，而是存有自己“主题”（或“主脑”）的“悠闲”。汪先生很不情愿人家说他的创作是“淡化”。他在《七十书怀出律不改》中写道：“书画萧萧余宿墨，文章淡淡忆儿时”，但他又认为“‘淡化’总是不好的”。他说：“我的作品确实是比较淡的，但它本来就是那样，并没有经过一个‘化’的过程。”这等于说，他的“平淡”并不是“淡化”的结果一一应该是自然或“家常”的审美体现，甚至可以说，就是汪先生情性本身的一种传达。汪先生写过一篇随笔《我是一个中国人》，其中说到自己所受的传统文化的影响。他写到了以下的“喜欢”：
我很喜欢《论语.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章》。
“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我以为这是一种很美的生活态度。
我欣赏孟子的“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
我认为陶渊明是一个纯正的儒家。“暖暖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我很熟悉这样的充满人的气息的“人境”，我觉得很亲切。
我喜欢这样的诗：“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顿觉眼前生意满，须知世上苦人多”。这是蔼然仁者之言。这样的诗人总是想到别人。
有人让我用一句话概括出我的思想，我想了想，说：我大概是一个中国式的抒情的人道主义者。
至此，我想是可以体会到汪先生作文之所以平淡、自然、“家常”的原因了，而“文如其人”，也能寻找到相应的注解。特别是，当我们读到他的《随遇而安》、《自得其乐》、《多年父子成兄弟》等作品时，也就会真实地感到，这都是一些来自他内心的声音，或一个“中国式的抒情的人道主义者”的精神写照。
文学界之于汪先生的“学问”，无论是文化或文学造诣，还是丰厚的生活知识，确实构成了一种令人叹为观止的独特风景。他常以古迹旧事、遗址史痕作为叙谈对象一一而以此写散文的人也不在少数，但写得好的却不多见。原因在哪里？且不论表达的语言功夫，主要还在于少有以“学问”垫底的见解与感受。而且，这一类题材的散文（包括随笔或小品文），往往“家常”不起来，也不容易做到平淡或自然。但汪先生做到了，如他的《国子监》、《午门》、《湘行二记》、《严子陵钓台》、《宋朝人的吃喝》、《八仙》、《建文帝的下落》、《杨慎在保山》、《杜甫草堂、三苏祠、升庵祠》、《栈》、《吴三桂》、《初访福建》、《初识楠溪江》等，都具有深入浅出或叙若闲话的“家常风格”，虽平平淡淡地道来，却表达着独特的见解，甚至触摸到了一些一般作家难以涉足的“史”或“思”的领域。其中，不仅体现了汪先生的修养及积累，而且也浸润着他的审慎与辛苦。据他说：“为了写国子监，我到国子监去逛了一趟，不得要领。从首都图书馆抱了几十本书回来，看了几天，看得眼花气闷，而所得不多。后来，我去找了一个‘老’朋友聊了两个晚上，倒像是明白了不少事情。”费了这么大的劲，最终也只是写了一篇五千多字的《国子监》，而那篇生动活泼的《老董》，所写的虽是那位与国子监有牵连的“老”朋友，但只能算是“为了写国子监”的副产品。人们常说创作靠的是“才气”或“灵感”，可我觉得临时靠一靠，也许还可能奏一点儿效，但长年累月是绝对靠不住的一这是悬飘着的东西，虚浮、脆弱都是它的特点。可以想象，常人赴严子陵钓台（见《严子陵钓台》），那有什么好看的？至于坐落在狮子山的正续禅寺（见《建文帝的下落》），确只属“三等”寺院，而值得一游的，也仅是狮子山本身的自然风光，草木葱茏，流泉曲径。可汪先生所思所念的，却是我们想不到的或不可能想到的“建文帝的下落”以及由此而引发的慨叹……如此看来，要想创造精品佳作，便不是人人可以胜任的事了。这一类“谈古述旧”的散文，若无博学的功底，若无独到的感触或见地，那是不可能写好的（就如我们经常读到的某些浮光掠影、但又竭力充高雅的所谓“游记”）。在这里，“见地”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无“见地”等于无散文，“主脑”失去，就如断了线的风筝，但“见地”绝不会从天上掉下来，它总与作家的文化造诣或文学素养相关一读汪先生的散文，这方面的印象尤为深刻。
文学批评家季红真在一篇谈论汪先生创作的文章中说：“他驾驭语言的能力，说炉火纯青并不过分。他拯救了中国文人的文学传统，又汲取了民间文化的自由活力，将一种淡而有韵味的语言风格发挥到极致，实在是当代的散文大师。”季红真虽是批评家，但她又是一位散文作家，我很相信她的这一评价——评价是中肯的。于是我想到，中国的文学传统对于汪先生来说，最终是如何转化为他的创作的？也许可以作出这样的判断，即除了语言给人留下的直接印象及长期熏陶之外，对于悠久深厚的文化及文学传统的理解与把握，大约也是一种基础性的缘由，甚至还应该加上汪先生的另一门谁也无法替代的“学问”，那就是他的阅历与阅历所造就的极为丰富的生活经验。我以为，他的文学感觉及语言表达，是离不开这种可以视为大学问的生活经验的，或者说，他那种炉火纯青的驾也语言的才能，绝不是书斋里可以造就或养成的。不然，也就难以想象他那些精品佳作是如何诞生的，因为纯粹的语言诠释无法把握作品的质与文，譬如他的《昆明的雨》、《云南茶花》、《吃食与文学》，以及已经提到的《七十书怀》、《我是一个中国人》、《初识楠溪江》、《随遇而安》、《自得其乐》、《多年父子成兄弟》等等。可以说，无论是他的小说还是他的散文，在实现“新时期”文学创作与中国文化及文学根柢的逐步关联与自觉嫁接方面，曾产生过深刻而又不事张扬的影响（这恰好与某些紧锣密鼓大吹大擂现代派新潮的先生们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汪先生曾于八十年代访问过美国，也写过几篇随笔式的散文，最出色的当推《悬空的人》。这是一篇极为简约朴素，又极见感受力与语言功底的好作品。《悬空的人》写的是与美国黑人学者赫伯特的“谈话”，其中很有意味地道出了美国黑人、特别是中产阶级黑人没有自己历史的悲哀，那种被汪先生称为“悬空的人”的凄楚、失落与无奈。所以汪先生说：“一个人有祖国、有自己的民族，有文化传统，不觉得这有什么。一旦没有这些，你才会觉得这有多么重要，多么珍贵。”说得依然很平淡，也依然很自然、很“家常”，而汪先生的“感情世界”，却可以“略见一斑”。倘若再对照着读一读他的《我是一个中国人》，那更可以感受到他的性情了。
然而，汪先生既不是唯国粹才是的古典主义者，也无任何褊狭的排斥外来文化的倾向。他早年（且不止于早年）研究过很多西方作家如纪德、萨特、契诃夫、阿索林、沃尔芙、普鲁斯特等。有了西方的参照也就有了更深的更明白的对民族文化及文学传统的热爱——这很容易理解。
一九九七年六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