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是中国文学的再生时代。但在这潮涌般的阶段性变革奇观中，急需更新的散文创作却显得步履蹒跚而少有活力。可同样不寻常的是，从八十年代末开始，正当小说、诗、报告文学创作逐渐失却当初的昂扬锐气，并六神无主地走向平缓、停滞、乃至低谷状态时，散文创作却在不事张扬的气氛中悄然崛起，似乎在经历了更多的挣扎及被折磨的苦痛之后，自觉或不自觉地感悟到了自己的出路。
这些年来，无论是翻开专门发表散文作品的期刊，还是浏览各种综合性文学刊物，或者是读报及读那些社会科学类的较为大众化的杂志，都会读到一些精彩的散文佳作。可以说，散文已经成为一种极受读者青睐的文学品种。而对于报纸杂志来说，越来越需要各种各样的高质量的包括杂文、随笔在内的散文作品，其渴求的迫切性大约更甚于其他体裁的文学作品。与这种情状平行发展的是，作家们、特别是一些思情敏锐的优秀作家，似乎也很快地顺应了这一体现着社会文化态势的潮流，并写出了一批又一批脍炙人口的好作品。倘要提及这几年来为中国散文创作的更新与繁荣立下汗马功劳的作家，那可以开出一份很长很长的名单。
散文世界，宽阔浩大；散文的创作章法，也远不是所谓“缘物抒情”或“形散神不散”之类的说法可以涵盖的。只要有思有情有见解，只要风骨与文采兼备，无论择取怎样的写法，纵看横览都会觉得是好文章。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从社会期待及读者接受的角度，感受到这几年散文创作的一些新装束或新品格，如视野开阔，思情敏锐，小至个人悲欢离合，大至世界风云变幻，都可以在写家的笔下摇弋游走，且从深层或细处传达出相应的思情寓意；又如那种为事而作、有感而发的创作态度，使贴近生活成为一种极为重要的文风特点，而强烈的现实感则是当今散文之所以可能引起读者共鸣的撑持力量；再如这几年的散文创作确实做到了题材开放、文体自由，客观或主观的精神约束日趋稀薄，无论是写人写事、写情写意，还是写今写古、写爱写恨，散文创作已成为各种写家传达真实心迹或诉述独到见解的一方天地，情趣豁达，气氛宽松，或歌颂或鞭挞，或讽刺，或自嘲，或曲径幽深，或坦途浩荡，或忧国忧民，或剖析人心，即便是借文字以浇“胸中垒块”，也能使读者受到教益或启迪……
其实，当今的散文创作还具有一个鲜明显着的特点，即许许多多精品佳作，大都为优秀的小说家或诗人所作，甚至是出自著名的学者或艺术家的手笔（如张中行、韩美林、余秋雨等），这种情景很容易使人回忆起“五四”以来的散文创作状态，同时也不得不承认散文创作除了所谓的天才或灵气之外，写家的社会文化素质及文学艺术修养、以及往往被忽视的人生阅历与世事体验，是何等重要啊！以前曾有作家诘难：究竟是谁窒息了无拘无束的散文创作？有回答说是那些专事散文创作的所谓“散文家”。这种解释自然是刻薄偏激了一些。但若要问：当文学在低谷迷茫徘徊时，是谁救活与繁荣了散文创作？那我们则可以说，是小说家、诗人、学者以及那些才情横溢的艺术家们。不难想象，散文本来就是一种大家或“大家”的文体，一种自由而凝练的文体，其要旨既不在于结构，也不在于修辞，更不在于花言巧语的“抒情”，而是在于独特的见解，在于思情寓意的质量，在于是否与现实、与人的生存景况息息相关，在于文采中的别具一格的风骨一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韩愈说得好：“文贵独创”、“文必己出”。这才是好散文的品格！由此也可以联想到这样的风景，即当这些素质卓着的小说家、诗人、学者、艺术家们“散步”于社会生活及“文学长廊”时，因了某种时事风云或某种世态人情的激发而产生某种理解、某种慨叹、某种顿悟、某种感想、某种情怀……且感到不吐不快提笔诉诸文字表达时，散文便诞生了。这样的散文创作，势必包孕融会了写家的丰厚人生体验与敏锐的感受力，所谓血管中流出的都是血，说的也正是这样一种“文在人为”的创作真理。
前不久，笔者有幸参与了“韩愈杯”散文大赛的评奖活动，李存葆、竹林、苏叔阳、张承志、蒋子龙、陆文夫、冯骥才、邵燕祥、叶蔚林等写家所创作的散文作品，向我印证了一个很显着的趋向，那就是当今的散文观念已经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开放与拓展，千姿百态、各领风骚。如《梦之魂》（竹林）、《我为捕虎者说》（李存葆）、《大理孔雀》（张承志）、《树叶》（苏叔阳）、《人生能得几清游》（曾敏之）、《心穷》（蒋子龙）、《寒山一得》（陆文夫）、《白发》（冯骥才）、《无言的朋友）（叶蔚林）、《二泉作证》（韩静霆）等，都写得神情生动、见解精湛，写出了现实的原色、世界的真实。在获奖作品中还有蜚声中外的艺术家韩美林的《人生美好，把美留住》，联想到他以前写下的《谁入地狱》等感人肺腑的好作品，更加确信一个写家的经历、体验、人格、素养，将会对散文创作起到怎样重要的支撑作用！在数以万计的应征散文中，有不少是被人称为“新手”的青年写家的作品，但显露出相当出色的行文气质及抒写风采，如潘向黎的《人在东京》（她以前还写过《回来的理由》等作品）、王开林的《读韩心解》，这些都是中国散文创作欣欣向荣的好兆头。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