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同光体派的活动分期
同光体派如果以其名称的确立作为起点，其主要创始人对宋诗的理解、阐释和创作必定要略早于这个时间，而且其对宋诗的接受在不同的时期表现出鲜明的阶段性特征。同光体派孕育于同治初，兴起于光绪中期，光绪后期至民国初年达到鼎盛，此后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渐趋式微。兹根据其发展的阶段特征分为三个时期：准备期，全盛期，分化期。
第一阶段为准备期。同光体派的宋诗学是融合历史上各种诗学于一体的综合性诗学，因此它需要对历史上不同时期的诗歌特点有全面的理解和掌握。所以它必然有这样一段积累的过程。这段时间起于同治初年（1862），止于光绪八年（1882）。此前陈衍、郑孝胥、陈三立、沈曾植等人尚未谋面，各自在做学术上的积淀，研习经典，兼及百家，为诗文创作打下良好的基础。
沈曾植自述其学术经历时说：“少孤，独学无友。所由粗识为学门径，近代诸儒经师、人师之渊源派别，文字利病得失，多得之武进李申耆及吾乡钱衎石先生文集中”。其所指老师有经师、人师之别，而其所学则经、史、地理等无所不包，他在学术方法上显然是汉宋兼采，而且很快在学术取得了不凡的成就，同治九年（1870）“以太学生应顺天乡试，同考官罗家劭，得公及闽县王仁堪卷，诧为奇才”。这个时期沈曾植所接受的诗学教育显然是以唐诗为主。《海日楼题跋》卷三《俞策臣先生画册跋》载：“余时年十二，从先生授《小戴礼》、唐人诗歌。……乃知先生画，固得自天才，非关学力也。是时先生好为诗，出入温、韦，多才语。”从师承上来看，沈曾植此时期所受的诗学教育以唐诗为主。
吴宗慈在《陈三立传》中称赞陈三立“少博学，才识通敏，倜傥有大志”。陈三立从十四五岁开始参加科举：“余年十四五，始出应州试”。此后辗转科场多年，因此科举考试的诗风必然是左右其诗风的力量。同治年间二十多岁的陈三立随父在湘，学业上崭露头角，“少年已有盛名”。这个时期陈三立志趣并不在诗歌而在学术上，《郭嵩焘日记》光绪六年（1880）四月十七日记：“阅陈三立、朱文通所撰古文各一卷。次江笔力简括，而不如陈君根底深厚，其与袁绶瑜论《汉学师承记》一书，尤能尽发其指，指摘无遗，盖非徒以文士见长而已。”所谓“根底深厚”及对《汉学师承记》的“指摘无遗”都显示了少年陈三立在学术上的深厚功力。
陈衍从同治八年（1869）十四岁起开始修习举业，但却屡试不第。陈衍在《记先妣事》中云：“不孝数十年来事科举，入仕途，致力于东诸侯，皆勉为所不欲为”。陈衍是一个诗人气质较浓厚的人，所以他对科举一直存在着一种抵触的情绪。也许正因为如此，他也是同光体派诸人中最早对宋诗产生兴趣并致力于诗的人。在这个时期他已完成《说文举例》七卷，且“草创元诗纪事，急欲成书，阅市借人”。其时各人诗学宗旨不一。陈衍称：“余九岁时，先伯兄讲授唐诗。自秋徂冬，王、孟、韦、柳诗成诵一二百首，上及陈伯玉、张曲江之作。次年，乃及李、杜与晚唐。十余岁时，已习举业，然有终年学为诗，日课一首者”。从陈衍的记叙中可以看到童学启蒙诗基本上都是从唐诗入手的。到1885年，陈衍还在诗学领域里不断地做着多方面的尝试。陈声暨的《侯官陈石遗先生年谱》中记载：“是岁，家君诗亦间作选体”。而此时的郑孝胥在诗学方面尚浸淫于汉魏六朝，“初，苏堪丈论诗专主汉魏六朝，与家君多不合”。同光体派在准备期诗学方向并不统一，但都在学术和诗学上多方汲取知识，为以后的宋诗学发展做储备。
第二阶段为兴盛期。起于光绪八年（1882），止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这段时期首先是陈衍和郑孝胥二人同榜乡试结识，开始了谈诗论艺的交流，彼此之间在相互探讨中逐渐诗学发生转向，慢慢开始向宋诗倾斜。从光绪九年（1883）到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间，陈衍、郑孝胥、沈瑜庆、林旭、王仁堪、叶大庄、陈三立等同光体派成员诗文交往频繁，诗学观念上的沟通也较多，不仅相互影响，而且声气相应，互相推奖揄扬，渐渐呈现出诗学流派特征。从1898年到1901年间，仅《郑孝胥日记》明确记载的郑孝胥、陈衍、沈曾植三人相互见面探讨诗学就有十六次。直到沈曾植离开武昌，出任上海南洋公学监督时才中断。从《石遗室诗话》中亦可见在这个阶段，闽派、浙派、赣派及范当世等同光体派的主干形成，诗歌创作的品题、商榷往来不绝，他们对宋诗的态度渐渐有趋同成分。但这只是说他们在宗宋的原则上达成了一致，但并非意味着每个人的诗学观念、诗歌风格就此而稳定不变。如陈三立《庐山诗录序》：“今夏四月，仲实复持范中林，罗达衡及予往，尽二十日，为雨中之游。觌幽选奇，各得诗歌数十篇以写其意”。这篇序写于光绪十九年（1893）此集中收录诗并见录《散原精舍诗集》，如《雨中谒周元公墓》：“高磴烟如扫，荒林雨自吟。千峰初照酒，半碣欲亲襟。芜满残春色，花留死后心。无言证儒墨，天地更何寻。”但这里流畅自然的诗风与诗集中所收光绪辛丑后的作品还是有区别的。吴宗慈在书中有一段按语：“然世多以先生之诗瓣香其乡先辈山谷，为江西派中宗匠。及至先生之集出，方晓然如郑君序先生之诗，所谓越世高谈，自开户牗，不仅隶于江西社里也。”取法多端，诗学观也不会局限于一家一法，这是同光体派成员的共同特征。
这段时间里，1894年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再一次敲响了警钟，国家民族的安危成为当务之急。中国战败，同治中兴以来的短暂和平没有了，加剧的外患让同光体派成员再次感到了文化危机，他们还是认为传统的文化精神具有振兴国家民族的力量。
第三阶段为衰退期，起于1902年，止于1938年。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同光体派几个主要创始人都还健在，但其于宋诗学基本没有新的发展。陈衍在杂志上连载的《石遗室诗话》整理成书，完成了对同光体派诗学观点的总结。甲午战争后，“诗界革命”和“南社”迅速崛起，并针对同光体本身存在的缺点，如偏重摹古、脱离现实等进行批评，柳亚子称之为“从晚清末年到现在，四五十年间的旧诗坛，是比较保守同光体诗人和比较进步的南社派诗人争霸的年代”。同光体被树做标靶，说明它还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其他派别敢于向它挑战，说明它的弊端已渐显。1938年前后，随着同光体派陈衍、陈三立等首领陆续亡故，同光体派的宋诗学基本上停止了发展前进的脚步。在同光体派后学中，对宋诗学发展有突出的贡献的是新建夏敬观，他在赣派宋诗本位的基础上融入了较多的唐诗观念，为赣派的宋诗学增添了新意。
二、同光体派宋诗学的特点
绪论中已言，清初的宋诗学是草创期，虽然认识到宋诗对唐诗的新变，但理论和创作尚因多于革；中期宋诗学则剑走偏锋，从乾嘉学术的影响中下来，虽有宗宋之意，但过分强调了宋诗的学问化，并将学问与考据结合起来；晚清以来，宋诗学在文化心理上与宋诗找到了共鸣点，特别是道咸以来思想统治的松弛，没有了“祸从口出”的戒惧，同光体派能够站在一个更高的角度来审视此前诗学的优点和不足，进而建立起自己的诗学理论体系，在诗学方法和诗学流派上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特点：
（一）地域派系分明
同光体派宋诗学最显著的一个特点就是，在宗奉宋诗的同一大旗下，因地域之不同，明显地对宋诗风格、特征进行了有选择的接受，表现出不同地域诗风祁向的不同。
汪辟疆先生在论述闽赣派的成因时指出：“闽赣两省，地既密迩，山川阻深，峰峦重叠，亦复相肖。且文化展开，并在唐后，而皆大盛于天水一朝。文士摅怀，有深湛之思，具雄秀之禀，所谓与山川相发者非耶？”刘师培在《南北学派不同论》一文中，曾说明中国南北学派之间存在差异的原因是“中国古代，舟车之利甫兴，而交通未广，故人民轻去其乡。狉狉榛榛，或老死不相往来。《礼记·王制篇》有云：广谷大川，民生其间者异俗。盖五方地气，有寒暑燥湿之不齐，故民群之习尚，悉随其风土为转移”。刘师培的《南北学派不同论》可以看做汪辟疆先生地域文化的一种原因分析，闽赣派作为同光体派的一种代称，反映出了闽赣诗风趋同的一面，但具体将同光体派分为闽浙赣及其他几派，我们会发现，地域文化同样对于诗歌风格有着深刻的影响。
钱仲联先生则在《论同光体》一文中将同光体派分为闽派、浙派、江西派三支，并指出各支的学古方向各不相同。闽派“溯源韩孟，于宋人偏重梅尧臣、王安石、陈师道、陈与义、姜夔”；“江西派远承宋代的江西派而来，以黄庭坚为宗祖”；对于浙派的首领沈曾植则说“其于诗也，不取一法，而亦不舍一法”。汪、钱二先生都将同光体派表述为“数流归一”的诗歌流派，并指出同光体派不同支流之间的特征区别。三派在宗风上有明显的不同。事实的确是这样，闽、浙、赣三派同样以宋诗为师法对象，分属三个文化区域的诗人们所效仿的宋代具体诗人不同，或者效仿同一诗人的不同风格、不同层面，都表现出了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诗学流派内部的差别来。因为闽地诗风自宋以来就崇尚唐音，同光体闽派对宋诗的接受带有浓厚的唐诗味道。虽然闽派师法宋人的同时也溯源于韩、孟，强调韩、孟等人在“诗到元和体变新”中的突变作用。但他们更欣赏的却是韩、孟诗歌中那些清新晓畅的作品，而不是那些僻涩拗硬的诗歌。因此他们对源于韩、孟清新风格的宋人也格外感兴趣。梅尧臣、王安石等带有浓厚唐风的人是他们主要的效法对象。
然而，前辈乡贤乃至于一地文风、诗风对当地人们的诗学观有强大的同化作用的同时，也会成为后学变异的原因。以沈曾植为首的浙派宋诗学就是这样的一个分支。浙地宗宋诗风历史悠久，从清初到清末几乎一直没有中断过宗宋的传统。特别是秀水派钱载，是宋诗学理论指导创作成功的良好范例，对晚清的宋诗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如此一来，摆在沈曾植等人面前的宋诗学高峰，成为了其推陈出新的难点。沈曾植等人在浙派重学问的传统下，以自身的深厚学养，发现宋诗与佛、道二氏之间的关联，结合自身在佛、道二氏上的精深造诣，以诗中寓“理”为中介，在宋诗与六朝诗歌之间架起了桥梁，使浙派宋诗学带有了一种异化色彩。赣派宋诗学在理论上以不囿于宋诗相鼓吹，江西的地域文化在其诗学发展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从晋陶潜到宋黄庭坚都在其诗学构成中发挥着作用。因此，同光体派三支流之间确实可以根据地域划分出对宋诗的不同接受，但并非要之以归因于当地悠久的历史文化，而应当具体现象具体分析，考虑正反两方面的因素。同光体派三地诗人分别在各自的乡里交接、谈诗论艺过程中使诗学观念渐趋相同，然后不同地域的诗人之间再通过交流，形成统一的诗学观。由于共同的诗学是建立在各自诗学观念的基础之上，并不能完全取代原有的诗学观念。所以，同光体派的宋诗学呈现出复杂多样的面貌，同一诗学流派又因地域不同而各有鲜明的特色。
（二）复古以求新的诗学途径
晚清诗家几乎皆倡之以复古的口号，或举以汉魏，或蹑踪盛唐，或缘迹两宋，至于宗韩崇杜步趋苏黄则更是各有所好。而且，晚清诗人极小心地不步明代前后七子的后尘，复古而能变，融会贯通而又推陈出新。因此，晚清几乎所有诗歌流派都表现出复古的一面，并且在复古中努力开创出一个新局面。
汪辟疆在《近代诗派与地域》一文中，将近代诗歌流派按地域分为六大类，并说明了无论是湖湘派还是闽赣派，河北派还是“江左派”，都是在过去的诗学里寻找自身的立本之据。例如，以王闿运为代表的湖湘派标榜汉魏古体诗歌，以取法乎上的姿态雄踞一时；以陈三立、郑孝胥为代表的闽赣派，则以祧唐祖宋为口号，“实以宋人为借径”；以张之洞、张佩纶为代表的河北派则“瓣香浣花，时进出入于韩苏”；以俞樾、金和为代表的江左派则“心抚手追钱、刘、温、李之间”，这种情形产生的最主要原因是儒家思想传统中的“复古”，“复古”并非真要完完全全地走上后退之路，而是通过复古来实现他们维护儒家统系的主张，通过“复古”来确立革新的根基。
因此，复古以求新可以说是中国诗学的大传统，也是晚清以来诗学在不同方向探索时的主要指导思想。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曾谈到：“清代思潮……以复古为其职志也”；“综观二百余年之历史，其影响及于全思想界者，一言以蔽之，曰‘以复古为解放’”。梁启超所言甚是。虽然同光体派极其看重宋诗在唐诗基础上的“力破余地”，也曾经对王闿运的湖湘诗派坚持“乐必依声，诗必法古，自然之理”的摹古不以为然，但其自身也还是在前人的诗歌创作中寻求“诗法”，讲求“蓄积”。所以，同光体的“力破余地”并没有从根本上摆脱复古的模式。郭绍虞先生对此作了精辟的分析，他指出：“复古往往只是一个旗号，其真正的目的则是为实现解放”，是在“根据理论作为批评的标准，或找寻例证作为说明的材料”。即所谓“经邦在立事，立事在师古”。同光体派确实有着这样的意图，在复古的旗号下，隐藏着他们革故鼎新的志向和锐意求变的努力。陈衍道：
孔子曰：信而好古。昌黎曰：不懈而及于古。好古非复古，及于古非拟古也。有作必拟古，必求复古，非所谓有意为诗，有意为他人之诗乎？明之何、李、王、李，所以为世诟病也。
鄙意古人诗到好处，不能不爱，即不能不学，但专学一家之诗，利在易肖，弊在太肖，不肖不成，太肖则无以自成。
学古人总要能变化。曹孟德《苦寒行》中云：“熊罴对我蹲，虎豹夹路啼。”少陵《石龛诗》云：“熊罴哮我东，虎豹号我西。我后鬼长啸，我前狨又啼。”盖变本加厉言之，而用之篇首，与曹公用之篇中者，尤见突兀。
现在看来，同光体派宋诗学的总特征就是在宋诗的基础上复加以其他因素，或者将宋诗不同的特征因素重新进行排列组合。当然，采取这样的一种方式，对于试图在诗学上改变“魏晋、盛唐”笼罩诗坛局面的同光体来说，复古以求新的方式有利于促进其宋诗学的发展。一方面，中国历史上的变革向来是打着复古的旗号进行的，逢时局动荡，士人们遭受现实巨变的冲击，便在天崩地裂的世变面前开始了学术反省。学术的精神实质和功能作用得到全方位的探讨，文学的现实作用和反映现实的功能得到强调。在深厚的学术文化积淀面前，脱离这个积淀而另起炉灶则会往往被人讥之为“游谈无根”。通过对古代的反省，找寻其与现实相通的一面，以故为新，以古变今，可以说是最有利也最容易达到目的取得成效的方式。另一方面，传统诗学几乎一直都笼罩在经学的势力范围之内。诗学的术语、主题、指导思想也几乎都由经学作了规定。甚至可以说，中国文化的历史发展进程，也是以经学为主导思想的演变历史。因为经学在国家和社会中，对思想界的统治是绝对的，而没有任何的可选择性。所以诗学总是在经学的指向标下运动。同治中兴以来的理学复兴成为诗学求变求新的思想基础。经学方法追本溯源式的复古对诗学同样有指导意义。无论是汉学也好，宋学也好，学者们并不是要以寻求汉代或宋代的研究结论为目的，而是用其方法寻求典籍的当下意义。这种学术方法和思维方式由于是植根于士人们头脑中最为深刻的东西，因此，借鉴经学的发展经验，诗学“复古以求新”具有更强大的精神支持。
三、诗学理论的良好兼容性
郭绍虞先生指出清代诗学具有集大成而演深的特质：“无论是极端的尚质，或极端的尚文，极端的主应用，或极端的主纯美，种种相反的或调和的主张，在昔人曾经说过者，清人无不演绎而重行申诉之。”纵观同光体派之前的清代诗学，无论是王士祯的神韵说、沈德潜的格调说、袁枚的性灵说还是翁方纲的肌理说，都在力争以公平公允的态度来对待前人的诗歌成就，尽量将不同的诗学理论融为一体。我们从王士祯的诗论中可以看到钟嵘、司空图、严羽等人的影子，而在沈德潜的诗论中亦包括有严羽、方回等人的观点。袁枚的性灵说则更是圆融通达，真正地有“不执一法而又不舍一法”的胸襟。同光体派宋诗学中往往可以见到与袁枚诗论契合的地方，其原因就在于同光体派诗学也具有这样一种集大成的诗学性质。
同光体派在总的诗学思想上与其他诗学流派有着共性，所以在其发展过程中往往能够平心静气地对待其他诗歌流派，相互之间进行诗学探讨、磋商，而不像明代各个诗派之间往往攻讦不断，势成水火。晚清以来，思想体系之复杂，新旧学之相间，不仅存在于不同派别，即便同一派、同一人也随其发展而不断地发生着变化。
中国诗学历数千年之演变，在晚清渐呈融合之势，诗学理论在旧体诗的形式不发生改变的情况下，很难再有新的突破。因此，同光体派与其他诗派之间虽有派别差异，“和而不同”成为其诗学主张一个显著特点。不同诗歌流派之间具有一种开放的精神，能够看到不同诗学倾向作品的优点和长处。汪辟疆以地域所分近代诗坛六个流派，几乎处于同一时间，然其人之间或为诗友，或为姻亲，或为宾主幕僚，相互之间唱酬往来，奖掖扬揄。之所以能够形成这样的局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虽然各派具体的诗学主张不同，但在诗学原则上却有着共同之处，即都能够不执着于一家，具有宽和的包容性，理论上有趋同的一面。如湖湘派首领王闿运主张诗歌要“诗贵以词掩意，使吾志曲隐而自达，非可快意骋词供世人喜怒也。”“以词掩意”则意不显；“曲隐而自达”则他人未必能识；非“供世人喜怒”则人不能懂；这些诗学理论与陈三立诗歌主张“反俗反熟”如出一辙。又如诗与学问的关系，其他诸派虽不如同光体派之强调，但亦反对空疏无学而为诗。又如同光体派陈衍的“诗不分唐宋”论与河北派张之洞的“唐宋兼采”，西蜀派的“体在唐宋之间，格有绵远之韵”都有融合诸家之势。汪辟疆认为樊樊山、易实甫诗之所以能超越湖湘派时说：“盖以专学汉、魏、六朝、三唐，至诸家已尽，不得不另辟蹊径，为安身立命之所；转益多师，声光并茂，则二家别有过人者也”。陈衍自称其对诸家诗“罔不咀嚼而耆好，绝不以同体异量，歧其待遇”。也就是说，各诗派都在追求转益多师，而反对“同体异量，歧其待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