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美感的标准，学术界历来存在两种倾向，一派强调“趣味无争辩”，即强调差异性；一派强调普遍性，强调绝对、永恒标准。我们的文化是不喜欢这种绝对作风的，须调和一下才好，我们的美学教科书都以相对于时代性、民族性和阶级性的共性和个性来界定美感标准。
普列汉诺夫曾批判把某种审美理想，例如把维纳斯雕像或拉菲尔的圣母像所体现的理想看做是超阶级的永恒标准的观点。他所批判的典型是屠格涅夫，而以中世纪的基督徒为反例。他说：“这些圣像的崇拜者对弥罗岛的或其他所有的维纳斯都表示极大的‘怀疑’。他们把所有的维纳斯都叫做女妖，只要有可能就到处加以消灭。”我国学术界很赞同普列汉诺夫的观点，也否定普遍性永恒美感现象的存在。
普列汉诺夫接着说：“到了后来，这些古代的女妖重又为白种人所喜爱。”
很明显，是外化剥夺了中世纪基督教徒欣赏维纳斯的权力，反赋予他们憎恨维纳斯的感觉。普列汉诺夫也认识到，后来外化被在西欧市民间发生的解放运动自发扬弃后，“这些古代的女妖重又为白种人所喜爱”。维纳斯雕像作为人类觉悟属性的充分体现而富于审美价值是绝对的，毫无疑问的，决不能因为中世纪的基督教徒被外化所限而不能欣赏便否定其绝对的审美属性。
我们知道，审美的发生是因为人们直观到了其觉悟属性的体现，这一规定是绝对的。话说回来，只要是直观体现人类觉悟属性的事物其审美价值便是毋庸置疑的。对这些审美对象有人因为还不觉悟而感陌生而暂时不能欣赏，或因为其“人的感觉”被外化压迫扭曲而不能欣赏，这只能说明他们自己的局限。
形式美因素的审美属性即超时代、民族、阶级，放之四海列之古今而皆准，从而被人们确定为审美的法则。原来形式美因素正是人类共同的觉悟属性，超时代、民族、阶级地规定着人们公开的普遍的审美权力。
有趣的是，有的学者在论说形式美和自然美的美感标准时先说了一番没有阶级性、时代性、民族性的话，分明在告诉人们存在没有差异性的美感，可到临了总结时却又强调说美感没有绝对普遍性。他还批判主张美感绝对普遍性的人说他们不懂得普遍性寓于差异性之中，没有差异性的普遍性是抽象的。但是，他忘了自己先已把时代性、阶级性、民族性这些差异性排除过了。
我们的学者们是在拒斥美感绝对普遍性的前提下谈美感共同性的，他们只承认限于时代层面和民族阶级内部的一种具体特定的范畴狭隘的美感共同性。他们的道理是，只有特定的具体的共同性才是真实的共同性，脱开这种具体特定性，共同性便是抽象的。在民族界限消失阶级消灭后的时代里，美感共同性的情况是出乎他们想象之外的。他们只看到具体特定时代、民族、阶级范畴狭隘的共同性，而不见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阶级之间还存在无差别的广大的共同性。很明显，他们所谓具体特定的共性还是一种个性。他们分明绝对永恒了民族尤其是阶级，当然不能去承认超乎其外的别他的绝对永恒。在这种视野下，人的本质只能以民族性阶级性表现出来，其他形式的表现是超乎他们想象之外的。于是，美感标准也是能以民族性阶级性这些形式来界定，否则便是抽象的形而上学的。
在表面直观下，不同时代、阶级、民族之间在学者们眼里是割裂的，他们所见只有一朝一代，没有历史贯穿；只有族，没有类；只有阶级，没有人民。这样一来，他们当然看不到永恒的历史、人类、人民，也就看不到永恒的普遍的美感。
在繁茂芜杂的意识形态的掩盖下，人类那共同的绝对的觉悟属性，只能在以表面偶然性的形式表现的所谓时代、民族、阶级审美的共同性和差异性后面躲躲闪闪地表现。正是这样，一论者如此说：“由于美，美的规律具有客观性和普遍性，因而不同阶级对于美的自然性或社会性的感受和认识，并不一定都处于对立状态。有些审美对象如自然美、物质产品的外观造型美，并不都具有强烈、鲜明的阶级内容。同时自然和艺术中的形式美都有其独立的审美价值，因而有可能引起人们某些共同的审美感受。”难为他闪烁其词地使用一种模糊语言的艺术，“并不一定都”“并不都”“有可能”等言辞，就像春秋人的口头禅：“无乃不可乎？”“不亦可乎？”很文雅地把可与不可的抉择和责任的承担抛给对方。
在人类共同的绝对的觉悟属性远不够公开独立的今天，人们所见的当然只是以表面偶然性形式表现的所谓时代、民族、阶级的审美的共同性和差异性。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在表面上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的隐蔽着的规律支配的”。
魏晋之际，文风由汉末魏初曹操的清峻、通脱到晋代阮、稽的狂放、高逸，再到晋末“田园诗人”的平和、自然。表面地看，这段文学史似正好说明一时一代的所谓审美的共同性和差异性。其实不然，就汉末魏初的文风而言，这不过是部分人对某种赏好突出一些，即对他们自己而言，也并不意味就完全排斥其他趣味。再说，汉末魏初的人也未必清一色全赏好清峻、通脱，应还有赏好狂放、高逸、平和、自然的。而且，赏清峻、通脱之趣也并非汉末魏初人空前绝后而专有，晋代晋末人也可以有。今天，我们可以兼好清峻、通脱、狂放、高逸、平和、自然，它们便是超时代了。
唐人以丰满为美，宋人却批评为“一蔽”。这是说明宋人的小气、狭隘，不如唐人健康、自信。这种态度在宋人中该是有共性的。但是，宋人中也一定有赏好丰满的。不用说，每个时代都有赏好丰满的。这些趣味是表面直观所不见的，似不占一时一代赏好的主流，但它恰是最正常的、最本质的，必然地书写着超时代的美感标准。
卷曲头发先在白人那里获得审美价值，黑色皮肤先在黑人那里具有审美属性。其实，它们都是作为形式美而被人欣赏。外人不以为美，不过是他们暂时还没有觉悟认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文化的趋同，它们将渐被外人称美，不再是囿于种族的特定的美感共同性或差异怀，难以认同的只有那种野蛮褊狭的陷于黑暗中的粗糙趣味。人的本质在于全面地觉悟万类，从而以任何一个种的尺度丰富地来表现自己的生命。我们都是偏好偏见的，这说明我们的觉悟属性还片面狭隘，说明我们的生命表现还远不合理。如果我们的觉悟很全面，人们的审美趣味便越共同，绝对的普遍的爱好将促进人类自觉联合。
凡·高的绘画不被当时人赏识，算得上最独特的个人趣味了。这种个人趣味不过是特定条件下所得的一份特殊觉悟所致。春色毕竟关不住，只要是人类觉悟属性的体现，便终非个人专有，终将被人们普遍认同，而成为人们共同的赏好。
辜鸿铭对女人脚臭味的喜好曾传为文坛的趣话，这也算得上最独特的个人趣味了。该如何界定这种趣味呢？我们自有这方面的理论，曰丑之美，说什么以丑为美，还有什么丑到极点便是美到极点的说法。在这种理论中，动物式生理快感被混同为美感。
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如果说萝卜长说白菜短，便有侵犯个人爱好之嫌。意思是说趣味无可争辩。如果特就美感而言，也说得过去，各人爱好的不同不过说明人们觉悟的范围和层次不同罢了。但是，笼统强调“趣味无争辩”却是糊涂的，因为趣味并非皆属美感，如果不加严格界定，便等于给动物式生理快感和外化所致的病态趣味张本，公开认可它们的合理性。这样一来，腥膻乎乎的动物趣味和病态趣味便会理直气壮地摆上我们的美感餐桌。
病态趣味不像动物趣味那样赤裸裸表现，但本质上还是动物趣味，是以人之形行动物之欲。嫖娼的心得、吸毒的体会、杀人狂的兴奋、守财奴的陶醉、赌徒的畅意、权迷的得意等等，这种趣味富于欺骗性，旁观者往往会称美，当事人也自以为美，其实其美是虚像幻影，其中只是生理快感。通过这种趣味的生命表现正是一场黄粱美梦，这种人生即虚幻人生。
在三西比河上游地区的巴比克族那里，没有拔掉上门牙的人被认为是丑的。所有以损伤人体而刻意求美的行为都是病态的，如穿鼻、穿耳、穿嘴唇、针刺文身、穿高跟鞋等。最丧心病狂的是我国古代的缠足，但是几百年间都被作为国人的共同趣味。直到今天，还有丧心病狂的丑剧在上演，为了满足一些人的病态心理，一些地方大兴人妖市场。
同为人类觉悟属性的体现，对立阶级的好恶往往相反，这也是外化所致。作为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正好就是被压迫阶级无权的表现，作为统治阶级的审美对象，往往就是压迫阶级的观丑对象。反过来也同样，外化扬弃之日，这些事物才超阶级地成为人们真正共同的审美对象。孟姜女憎恶之极的万里长城，今人却共赏其雄伟壮丽的气象。
在人类共同的绝对的觉悟属性面前，无所谓表面的时代、民族、阶级审美的共同性和差异性。同样，也无所谓特定的审美理想、观念、经验、能力。人们美其所美，只能主要欣赏囿于特定自然历史条件而开辟的审美对象。长期狭隘的审美活动使人们观念虚幻而成定势，随之有所谓特定的审美理想观念。所谓审美经验、审美能力，表面上当然像是专门学习积累所致，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其有经验、能力强者不过是相对别人觉悟认同的程度范围大一些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