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寒城。
寒城第一小学，设有语文，数学，美术和体育四个学科。分学前班到六年级共计七个级，七个级总共六个班。其中，学前班与一年级合为一个班。总学生人数三百余人。
由于学前班与一年级合为一个班，所以这两个级一节课分上下两节，每节二十分钟。
当先生给一年级讲课的时候，学前班的学生会认真听着，尽管基本上都听不懂；当给学前班讲课时，一年级的学生就会把这当作温习。
不得不说这样的“跨级”讲课也有一定的科学性：学前班的学生在读一年级的时候对所学知识会理解得比较快，也理解得比较透彻；一年级的学生通过对学前班学生的“辅助教学”，会提高对自己学过的知识的理解与巩固。
看得出来这两者间的进步是非常大的。有的天资聪慧的学前班新生，在几个星期内就能完成学业升至一年级。
其中不乏孙韩英这样的学生。
他天资聪颖，在上学的第一天，他竟然能在理解十个数字的含义后，也能对一年级的加减法理解正确，对此老师也感到惊讶：难不成这娃是留级生？
事实上在他上学之前，孙先生就在有意无意之间引导着他了，比如有时候会问他这样的问题：一头母牛下了两头小牛，总共几头牛？或是这样的问题：一天吃了三顿饭，每顿饭吃了一碗，总共吃了几碗呢。
显然，这样的问题对于像他这样的同龄人来说会有些难度，但他却能回答正确无误。这正是孙先生安排他上学的最大原因，虽然村民们一直传输着这样的观念：念书不能当饭吃，念书不能与吃饭挂钩。但孙先生还是打破常规：让自己的孩子念书。
孙韩英，这个十来岁的小孩是村里惟一一个念书的人，每天要走五公里山路上学，所以天不亮就得赶路。尽管走得很早，每天他都会迟到半节课。
开始时先生责怪他，但后来得知他的情况后也就不再说什么，除此之外，他还享有一项特殊“待遇”：每天下午的两节课他只需要上第一节。不然上两节课的话他就会摸黑回家。尽管如此，他始终都是学前班成绩最好的一个。
他一个人独来独往，久而久之这个孩子已经学会了坚强。在这条长达十里的求学路上，出了路人，也就只有这个小不点的身影，下地干活的人只要看见这个小孩放学归来，便知是时候该收工回家了。
话说东溪谷遭遇三年大旱后，重归于“繁荣”，万顷良田年年收货颇丰，就算每晚大门敞开，也不会出现被偷窃的情况。人们可谓是安居乐业，衣食无忧。
谁料好景不长，天灾再次降临，这次不是大旱，也不是洪灾，而是--瘟疫。
1998年秋末，东溪古岭遭遇可怕瘟疫。
关于瘟疫最初的由来，人们说法不一：有的说是某家养的猪是从外地买来的，所以是这家人带来的瘟疫；有的说是某家某人外出工作带来的（当时大多数壮丁已外出务工，从事挖煤和挖山运石工作。）
对于瘟疫的由来，始终找不到确切的原因，但却有一个公认的说法：
起初，某家有一头猪病死，这家人将其宰杀，用一大锅炖熟，邀村民共享，以显大方。谁料第二天，这家人全部死亡，村民发现后将其埋葬。后来的几天里，当初应邀前去“赴宴”的人当中，已有三名男丁死亡。
患病人症状为：头晕目眩，上吐下泻，眼睛突出，最后高烧不退。
后来，情况愈演恶劣：半个月前没有应宴的人，也相继感染而死去。
仅仅一个月后，东溪谷村民死伤过半，村长邀大家共同商讨对策：提出感染之人与未感染之人隔离开，未感染的人往东挪一里，已病之人则待在家中，直至死亡。
对策一出，便得到大家认可，后来经过再次商讨，决定将死者焚烧，但当时天干物燥，为防止火灾，遂将其扔至村子最西面的一口枯井。
1998年冬，瘟疫结束，最后一个死于瘟疫的人姓孙，是的，他就是孙先生。
这天下午，孙先生突觉头晕目眩，眼睛突出，他有那么一回才明白过来：自己可能快要死了。
想到这，他不禁害怕起来，以后儿子怎么办？他还这么小啊！突然，他想到妻子的一个堂姐住在寒城，当初老太过世，她还出席过悼念会。她应该会念在与韩茹的交情上，收养这个可怜的孩子。
他趁着还算清醒，赶紧写了一封委托信，这封信写了半小时之久。
这时他已经开始发高烧了，脸色苍白，嘴唇干裂，他想到儿子，不禁哭了起来。他又写了一封信，内容如下：
英，我死了，在床上的那信，你一定要带上，前往以西十里，找到一妈，她会看好你的。求你快走！不要在家！
其实，这封信字里行间中貌似少了很多字，而且他还故意把“姨妈”写成了“一妈”，这是孙先生害怕儿子不认识有的字，怕理解不了自己要表达的意思，才这样写的，其实他想对儿子说的话还有很多，但时间已经来不及了。
当他写完这封信不久后，便闭上了眼睛。
至此，这个不常笑的被人们称为石头人的男子死了，不知道他死以后，会梦见些什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