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1 国际产业转移和产业结构的调整
什么是国际产业转移？它是指发生在国家之间的产业转移，即某些产业由某些国家或地区转移到另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现象，它主要通过国际贸易和资本的国际流动来实现的。国际产业转移是开放经济的产物，也是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必然结果。由于各国技术和经济发展不平衡，国际资本为了逐利，就不断地从高成本国流向低成本国，由此带动其他资源的流动，形成产业转移。
国际产业转移伴随着全球产业的调整，催生和改变了国际分工格局，加速了各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战后国际产业转移经历了三次大的浪潮。第一次是20世纪60年代。由于冷战格局的形成，美国钢铁、纺织等传统产业转移至日本、联邦德国、加拿大等发达国家，自己则凭借雄厚的科学、技术实力重点发展半导体、电子计算机、医药、通讯等技术密集型产业，实现了产业结构的升级。而日本、联邦德国等国家也因此从战后经济恢复增长中迅速发展，加快了工业化的步伐，迅速完成了产业结构调整，经济实力增强。第二次是20世纪60~80年代。日本、联邦德国等国家随着科学技术和经济实力的增长，也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把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同时把产业结构定位在电子集成电路、机械制造、计算机、精细化工、家电、汽车等能耗少而附加值高的技术密集型产业。亚洲“四小龙”等国家和地区由此获得了借扩大劳动密集型产业进行加工和出口的机遇，逐步实现了进口替代型产业向出口加工型产业过渡，成为新兴工业化的国家和地区。第三次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新的科学技术革命的发展，开始了新一轮的国际产业转移。此次全球产业转移和产业结构调整具有与以往不同的特点，世界经济产业结构调整速度明显加快。全球产业结构调整的“加速度”与经济全球化、高新技术发展以及各国政府在经济管理领域的制度创新有及其密切的联系。下面我们对国际产业转移的动因做些具体的分析。
1.国际产业转移是国际分工的结果。
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各个国家之间逐渐产生了分工，并且随着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国际产业分工逐渐深化。在国际分工的初级阶段，主要是产业分工。在当前经济全球化趋势下，各国的生产体系逐步深入到全球范围内，使产业的竞争优势不再单纯地取决于本国产业的经济实力，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上游产业和下游产业的跨国关联互动关系，即本国上游产业的国际市场竞争的优势，将有助于本国下游产业在国际市场上建立自己的竞争地位。而且，主导产业与辅助产业在全球产业体系中频繁紧密地协调配合，也有利于本国国际竞争优势的形成和维持。这使一国的产业日益突破国内市场和资源约束，面向国际市场进行战略选择。由此加剧了产业要素在全球范围的流动，产业链在全球范围的延伸，形成国际生产体系。产业的分工也由不同产业的全球分工，发展到产业内的全球分工，又发展到企业内的全球分工，当这种产业分工所引起的要素转移效应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必然会发生产业结构革命性的转换，形成产业转移国际化趋势。任何参与国际分工的体系的国家，产业结构的调整都会受到国际产业转移的影响。
2.国际产业转移是产业结构升级的要求。
产业结构变动和升级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过程。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为产业结构升级提供了条件，产业结构的升级则又会在很大程度上加快经济增长。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其产业结构层次就越高。产业结构升级的一般过程表现为：第一产业增加值比重不断下降；第二产业随着工业化的进程的变化而变化；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呈上升趋势。目前发达国家已完成了工业化，第三产业在经济中占主导地位。发展中国家则正在推进工业化，某些新型发展中国家也已处于工业化后期阶段。在发达国家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那些在国内不再具有优势的产业就产生了向外转移的需求，而各国经济的日益开放也为这种产业转移提供了条件。所以，发达国家产业向发展中国家扩散的过程，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的升级密切相关，然而，产业转移的地域取向却要取决于发展中国家生产要素的获得成本和生产要素有效利用程度的变化。
从产业结构升级与国际产业转移之间的密切关系中，我们也可以得出今天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世界性的产业调整和产业转移仍然是产业升级的契机。这种调整和转移反映在数量方面的扩张，表现为产业资源大规模的跨国转移配置。反映在质量方面的飞跃，表现为高新技术产业的不断崛起和传统产业的大规模更新改造。以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的发展，极大地改变着工业经济产业结构。信息技术作为一个关联度、感应度、催化度极强的产业，既催生了一批新兴产业，又带动了微电子、半导体、激光、超导等关联产业的发展，不仅加速了高新技术产业的成长，而且促进了光电子、航空电子等“边缘”产业的诞生。用信息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可以使其脱胎换骨，加速“新”、“旧”产业的融合，促使其界限趋于模糊。这正是信息产业之所以成为发达国家的主导产业，并为发展中国家高速培植的真正原因。总之，信息技术的发展，信息产业的迅速崛起，加速了整个经济结构的调整。
3.国际产业转移是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的产物。
由于历史因素，以及环境、资源和人口等自然社会因素的影响，各国经济出现了不平衡发展现象，基本上形成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两个层次。但在这两个层次内部，各国之间的发展也不平衡。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经济中技术和人力资本作用的加大以及技术进步的加速，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不断扩大，且同一类型国家的经济发展也会出现分化。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就使得发达国家产生向外转移产业和发展中国家承接国际产业转移成为可能。
全球产业转移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在发达国家间通过相互投资、企业兼并和联合研究与开发来开拓市场、更新技术，实现技术与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升级。二种是以直接投资或并购方式，把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这种产业转移的过程，既有产业的整体转移，也有同一产业的上、中、下游分离，即母公司控制核心技术，国外分公司进行中、下游生产。无论哪种方式，跨国公司都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国家间通过跨国公司相互交叉投资，把国际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结合在一起，使产业资源的跨国流动相互融合，形成了一个相互渗透、相互联通、相互制约的全球产业网络体系。通过国际产业一体化的网络，使产业的每一环节都随着技术进步而调整，从而实现全球资源配置的优化。随着这一进程的推进，产业结构也趋于优化，不断升级。21世纪世界产业结构调整的总趋势是：高新技术产业化和产业结构高效化的步伐进一步加快，知识型服务业会逐步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导产业，用高新技术改造后的传统产业将赢得未来的发展空间。
4.4.2 对外直接投资机制对国际产业结构互动的传导作用
前面说，跨国公司在两种国际产业转移的形式中都起到关键作用，从国际产业结构互动的角度看，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起到了传导机制的作用。因为对外直接投资是当今资本跨国流动的主体，国际产业转移主要靠对外直接投资来实现的。作为国际产业转移的传导机制之一，国际直接投资传导机制的作用有什么特点呢？
（1）与国际贸易的传导机制相比，直接投资在传导中的机制作用更具复合性，它往往是有形和无形联系在一起。由于对外直接投资是以跨国公司为载体，从而直接投资在国际分工基础上，直接利用他国的产业比较优势，并且直接深入他国的产业结构内部，即深入到部门内和企业内，而这实事上成为一体化生产的主要内容，并且可以带动投资国的设备、中间产品出口，这样不仅推动了贸易的发展，而且深刻地影响了东道国的经济增长和结构变动。另外，对外直接投资是劳动力国际流动和国际技术转让的载体，它能促进东道国的劳动力素质、管理和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和结构变动。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直接投资使各国的产业结构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互动影响也更为深化，对东道国结构变动的影响无论是正面效应，还是负面效应，往往是一种更为直接的内在冲击。
（2）从流向方向和范围上看，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有相似之处，即并非是平面而是立体交叉，并非只是单向而是双向、多向的。一国既可向外直接投资，又可以接受直接投资；不仅接受同区域内国家的直接投资，也可接受区域外国家的直接投资。同样，也可以向区域内国家和区域外国家投资。由此形成立体交叉的直接投资网络，其传导作用也呈立体、多向辐射、多边反馈。与国际贸易不同的是，由于直接投资机制具有复合性，是一种经营资源从一国向他国的转移，对他国产业结构的影响更为深入、广泛，因而作为被投资国的反馈制导也更为复杂、强烈。比如，通过直接投资形成的国际产业转移，虽然对投资国是一种提升产业结构的手段，但是在客观上也向东道国移植、培养了与自己竞争的类似产业。在东道国结构变动后，也会向投资国反馈制导，表现为东道国类似产业竞争力的提高，成为投资国同类产业有力的竞争对手，引起投资国同类产业的收缩。正是在这种传导和反馈制导过程中，是各国产业间互动影响不断加深，相互关联在一起，形成多层次联动关系。
4.4.3 跨国公司的产业选择
以上分析可见，国际产业转移和结构调整是以跨国公司为媒介进行的，即跨国公司以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进行产业转移的相关活动。在此过程中，跨国公司也要进行投资产业的选择。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产业选择，主要取决于母国与东道国产业结构的互补性和母国经济的发展水平及其技术状况两个方面。
4.4.3.1 母国与东道国产业结构的互补性
任何跨国公司都不能离开母国的总体经济状况而独立存在。一国的跨国公司为什么要向外投资？从产业分工的角度看，主要是由于该国与东道国之间在产业结构上具有互补性，体现互补性的形式有三种。
（1）垂直分工产业结构。这是传统的国际分工结构，如农产品与工业品之间的分工、劳动密集型工业和资本密集型工业的分工。存在垂直分工的国家，双方的产业结构的层次不同，双方都对对方产品有需求。资本密集型产业国家需要进口低价格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劳动密集型产业国家需进口资本技术含量高的生产设备和生产材料以及高档消费品。双方具有的产业结构互补性在较严格的贸易壁垒条件下就转化为直接投资，进入对方国家去直接生产。由于资本密集型产业国家的高水平技术与劳动密集型产业国家的低成本容易结合。相反，劳动密集型产业国家的低技术水平与资本密集型产业国家的高成本难以结合，因此，形成了资本密集型产业国家向劳动密集型产业国家投资的主导趋势。
由于垂直分工形成了一种国际不平等交换格局，虽然发达国际总是想保持垂直分工的优势，向发展中国家进行资源开发型或转移本国衰退产业的成本导向型投资，然而东道国对外资的鼓励与限制政策，直接影响直接投资。总的来看，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鼓励和跨国公司的趋利性，使母国和东道国的产业结构由垂直分工向水平分工方向发展。
（2）水平分工的产业结构。水平分工产业结构是相同产业内不同类产品制造之间或相同产品内不同规格产品制造之间分工。其特点：一是具有水平分工产业结构的国家，经济发展水平比较接近，都具有较高生产集中度和较强的垄断所有权优势，因而对外投资的实力相差无几。二是具有水平分工产业结构的国家之间竞争激烈。因双方的产品只是规格或类别的不同，可替代性较强。在此情形下，双方产品在市场上竞争非常激烈，贸易摩擦导致大量向对方投资并逐步升级。这也是对外直接投资中发达国家之间保持较高投资比重的一个原因。三是双方产业结构相互依赖性比较低。由于是在经济水平相近的国家之间进行的直接投资，直接投资的目的不是为了提升产业结构，但是可以增加就业、改善国际收支，所以发达国家除对少部分涉及国家安全的产业有限制外，一般都采取自由化的投资政策，不予过多干预。
（3）高层次垂直分工产业结构。这是建立在水平分工发展的基础上的同一产品制造过程中工艺专业化和零部件专业化的分工，是最高层次的生产专业化形式。20世纪科技革命的重要成果就是造就了信息经济，不仅形成了发达的信息产业，而且使传统产业高度信息化。国际分工突破了传统的垂直分工和水平分工，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都有了很大的变化。一个明显的特征是从生产的分工向科研与生产的分工发展、从制造业与初级产品的分工向高新技术产品与传统工业的分工转变。与水平分工相比，这种新的分工是以现代技术与工艺为基础，由跨国公司和国家所组织的零部件和工艺专业的分工，也是一种互补型的紧密分工。这类分工的对外直接投资，既有发达国家之间的技术分工型的投资，也有发达国家利用发展中国家成本低的组装型的投资。
由跨国公司主导的在世界范围内的产业调整和产业转移，使产业的上中下游环节依各国的产业资源的优势而在不同的国家之间重新分布，表现为全球性的产业升级。
4.4.3.2 国家经济发展阶段与跨国投资产业选择的相关性
对经济发展阶段与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相关性的讨论可分别从母国和东道国两方面进行，即投资国的经济发展阶段与跨国投资产业选择的相关性和东道国经济发展阶段对直接投资增长效应的制约。
在理论上比较早的把经济发展阶段与对外直接投资联系起来的是著名经济学家邓宁（J。H。Dunning，1981）。他研究了对外直接投资阶段的划分及其各阶段国际投资的特征，以及对外直接投资发展阶段推进的动因。说明了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其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是不同的，对资本的流入和流出有很大影响。在邓宁之后，具有影响力的阶段发展理论是日本经济学家小泽辉智（T。Ozawa，1992）提出的一体化国际投资发展理论。在这一理论中他强调根据发展阶段进行国际投资模式选择的必要性，同时主张跨国公司对外投资要顺应后期国家的比较要素进行。
更多的学者从另一角度讨论了东道国发展阶段对FDI效应的制约。格申科隆（Gerchenkron，1962）认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存在技术差距，而技术差距的大小为追赶技术领先者创造了一个机遇，但这个机遇取决于相对落后的国家能否成功地模仿技术领先者。阿布拉莫维兹和大卫（M。Abramovitz&；P。David，1989、1996）把社会能力引入国际直接投资效应的分析，扩展了格申科隆的“技术发展理论”。他们认为，实现缩小技术差距不仅取决于一个地区的相对落后，而且还取决于各国吸收国外新技术的“社会能力”。并把社会能力作为国家技术能力或竞争力的体现，强调社会能力作为吸收、有效使用和创新引进技术的能力的基础，作为一国社会潜力的反映，是随着经济发展而推进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学家波伦史太因、J。德格利戈里和韩国经济学家李正华等人（Borensztein，J。deGregorio&；J。W。Lee，1995）提出对外直接投资能否具有高效率，取决于东道国的最低人力资本的储备状况，这构成了影响FDI效率的发展门槛。如果东道国已经迈过了发展所需的劳力技能和基础设施的门槛，伴随FDI的技术转移将会导致人力资本的扩增。所以，东道国的人力资本存量对于跨国生产而言，是一个必需的前提条件。
上述理论从投资国和东道国不同的角度说明了国家发展阶段与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相互影响的互动关系，跨国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和地点，与投资国和东道国发展阶段有密切的关系。发展经济学把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阶段分成工业化初期、工业化起飞、工业化中后期和后工业化四个阶段。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上投资国拥有不同的产业投资的优势，这些制约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
（1）工业化初期阶段。由于这一阶段工业化起步需要大量资本，政府并不鼓励对外投资，由此对外投资很少。存在为数不多的中小企业，主要是为本国工业化起步服务，投资产业集中于投资资金需要少、风险较低、不以技术竞争为主的贸易业，通过贸易业对外投资，可以更多的掌握国际市场的动态和其他国家产业发展的信息，以更适宜的价格出口农产品和进口工业品，节约资金和外汇，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
（2）工业化起飞阶段。具有竞争力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形成，并趋于成熟。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优势在于本地劳动力价格低，向外直接投资会失去这一优势，降低企业的竞争力。所以，处于这一发展阶段的国家若有少量对外投资，也仅限于贸易投资和资源开发性质的投资为主，制造业的项目很少。此时，资本密集型的产业正处于成长阶段。
（3）工业化中后期阶段。资本密集型产业已居于工业的主导地位。劳动密集型产业遇到经济起飞的国家的有力竞争，逐渐丧失了低成本的竞争优势，处于此阶段的国家不得不通过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其他国家，以摆脱劳动密集型产业绝对成本较高的不利地位，还能够实现国内衰退产业的再次增值。同时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在国内走向垄断。
（4）后工业化阶段。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都达到垄断或趋于垄断。产业结构已实现了高度化，第三产业占主导地位。国内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受到来自工业化成熟的国家的激烈竞争，这种重合产业技术构成上的相似性和价值上的相异性，使发达国家被迫向外转移资本密集型产业，同时金融、保险、服务等第三产业大量向外投资，由于此时技术密集型产业垄断程度较高，所以技术密集型产业也在向外投资。
跨国直接投资的效应还受东道国的发展阶段制约。跨国公司在从事对外直接投资时必须考虑东道国的发展水平，换句话说，跨国生产必须具备一定的前提条件，否则直接投资不会成功。发展阶段对直接投资增长效应的制约作用主要表现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上。在宏观层面上，对外直接投资作为“增长的发动机”的作用，不仅因国家而异，在一个国家不同的发展阶段也不相同，而且一个国家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将制约跨国公司的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的发挥和投资区位的选择。
在工业化初期阶段，国家缺乏一定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积累，所以引进外资的目标是通过资本形成机制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源，把更多的资源和人力吸引到工业化过程中。但由于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外资进入十分有限，有限的FDI必然产生二元结构的强化效应，东道国很难从中得到普遍的学习效应和技术进步效应。
经济起飞时期，这个发展阶段的FDI在结构升级、推动出口增长方面起到了是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东道国为了自身的产业发展和资本积累，FDI的进入和准入领域将受到限制。该阶段的另一特征是制造业比重快速上升，规模趋于大型化，东道国的能力结构和对FDI引进模式选择，对于东道国能否形成递增的竞争优势意义重大。
在工业化中后期阶段，发展中国家的重合产业成长起来，发展中国家结构特征已经趋同于工业化国家，经济发展从依靠资本投入逐步走向依靠技术进步和创新活动。FDI的作用也发生了变化，发展中国家希望通过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提高竞争力，尤其是通过FDI产生的带动效应提升产业结构，以加快经济的增长速度。
在后工业化发展阶段，整个经济的竞争力基础已不再是建立在自然禀赋结构上，而是以宏观经济和微观组织结构系统的效率为基础。FDI的主要价值已不能根据提供国外资源与效率为依据了，而是要看其是否能够在本土企业的关联中产生组织效率，从而形成全球性的竞争优势位置。
显然，东道国要从对外直接投资中获得增长效应，关键在于根据发展阶段及要素和结构特点做出战略和政策方面的选择，有效利用FDI推动自身比较优势。对跨国公司来讲，作为一种经济实体，它必须接受东道国政治经济环境的制约，只有在车道国的区位优势足以使跨国公司的所有权优势与内部化优势得以实现的情况下，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才能持续发生。
在微观层次上，东道国发展阶段对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效应的制约，表现在东道国增长要素的积累、发展阶段的推进，既为跨国公司实现所有权和内部化优势创造前提条件，也为增强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效应奠定了基础。这方面最具说服力的是发展中国家自身基础对FDI技术转移效应的制约和影响。许多研究表明，标志东道国发展阶段的人力资本的积累程度、外企运作的法律或制度性框架完善程度等方面，都深刻影响着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对东道国产业的技术转移和技术扩散效果。
国家经济发展阶段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内在关系可做如下概括：第一，不同经济发展阶段质的差异是由一国社会经济的结构特征体现出来。它反映了国家的比较优势和要素禀赋，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跨国公司所关注的投资环境。而跨国公司作为外来的经济实体，与环境之间是相互制约的互动关系。这种关系的协调与吻合程度，可能成为各国吸引直接投资效应产生差异的决定因素。第二，一国对国际直接投资的吸收能力取决于经济发展程度，而所能创造的国际直接投资激励结构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第三，从国际直接投资中获得技术、管理知识的适宜性，取决于东道国和投资国之间的发展阶段的差异程度。第四，对国际直接投资选择的必要性和选择的范围，同样取决于一国经济发展阶段。国际直接投资引入东道国之后能形成的关联效应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一国动态要素禀赋的积累和产业结构高度化的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