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谓无总”在联想曾经是一场运动，意思是对各级领导直呼其名。在这之前，联想像所有企业一样称呼各级领导为“总”。在公司很小时还好，“总”并不多，还叫得过来。随着公司的壮大，组织架构迅速膨胀，在集团公司一级之下，还有一级部、二级部。老总就越来越多了，最多时估计总监以上的干部应该有300多人。如果都去称“总”的话，那你在联想办事时听到最频繁的恐怕就是这个词了。为了改变这种状况，1999年当时的公司总裁室决定一律不再称“总”，并从总裁室做起。但真要推动这件事并非想象的那么容易。记得当时为了推动这项规定，给总裁室每位领导起了若干可选的称谓。比如对杨元庆，可以叫元庆、老杨、杨先生等。有意思的是最终对每个领导的称谓都统一在一个称呼上，没有乱叫的。比如元庆、晓岩、老杜等，没有人仔细研究为什么会这样，反正就是迅速统一到一个最顺嘴的称呼上。在开始推广这些称谓时，那真是费了大劲了。当时我在公司发展规划部工作，办公位置就在元庆办公室外很近的地方。记得那天下班后大家在一起议论怎么叫这些老总时，元庆的女秘书跑出来，以非常坚定的口吻说：我才不要叫“元庆”呢，这要让他太太听到了，怎么说得清楚呢？大家都以同情的目光看着她，表示支持和理解。为了这事，时任公司副总裁的王晓岩亲自找那位秘书谈话，陈明利害关系，最后达成的结论是：不但要叫，还要在秘书处里面带头叫。据说为了落实到底，晓岩当场就领着那位秘书当着元庆面试叫，据说那位秘书是小声叫了一声后，满脸通红地跑出来的。由此也看到联想做事落实到底的强势作风。
秘书们叫了还不行，怎么能让全公司都叫呢？也就联想能想出这个绝招来，为了强制推行，总裁室全体人员用了一个星期，每天在上班时间站在门口，每个人脖子上挂块牌子，杨元庆的牌子上写着：“你好，请叫我元庆”。每来一位员工都要上前握手，让对方叫出来。结果闹得那一周迟到现象大增。原来，大家为了躲开这个尴尬场面，宁可提前半小时或推后半小时上班。但不管怎么样，效果还是出来了，“称谓无总”顺利推行开了，过了一段时间，大家都可以很自然地称呼元庆了。
“称谓无总”是个好事。实际在西方企业里，用不着以“运动”的形式推行，自然就是直呼其名，因为是他们的民族习惯使然。从小对父母都是直呼其名，以后上学、工作自然还是如此。可东方人很不同，尊长爱幼是特别强调的美德。中国大陆由于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冲击，一些东方美德已失传，倒是日本、韩国、中国台湾还保持了这些传统。据说在日、韩企业里，不但要称“总”，而且一点都不能含糊，还得加上点头哈腰的动作。相对来说，大陆企业的员工日子要好过得多。
“称谓无总”在联想推行后，确实起到了拉近领导与员工的距离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联想的“亲情文化”。但是我们评估一件事时，肯定要从全局来评判。比如，“称谓无总”尽管体现了“亲情文化”，但是如果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公司的“唯上”问题，那它的最终效果就应大打折扣。“称谓无总”虽然消除了一些距离感，但是这并不应是最终目的。最终目的应该是在公司内带来顺畅的上下沟通，特别是对“上”敢言的一种文化氛围。可惜这个目的远远没有达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