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星期后，班长告诉我说，黄菊决定返校了，现在人已经在返程火车上，她申请复读不成，在家里考虑了几天，决定回来。班长还说：老师，下次课你准能看见她。再上课，我特地带了一小袋椰子糖，但是，没见到黄菊。又过了一星期，课间休息，有个矮小的女生过来说：老师，我是黄菊，谢谢你的糖。哦，是这张面孔，我是熟悉的，但是，在这之前，我不知道她叫黄菊，更不知道她的内心都经历过什么。接下来，全是我在说些没用的话，她就是默默听，默默点头。铃声一响，她又回到教室后排，从此，跟什么没发生一样。只有我专门往后排搜寻，才能看见她那张很容易变红的脸。我很惊讶，中国人记忆中传统妇女身上的含蓄、闪避、羞怯、温良、坚忍，在这个生于九十年代的女学生的身上，居然都没随着时代的改变而改变？
2008年这个学期，我发现，我的学生们特热衷于鼓掌。虚假的励志和激昂的空话最容易引来掌声，有时候热烈得莫名其妙。课间，我问他们为什么那么爱鼓掌，男生们会侃侃而谈，一大堆大理论。两次问到不同的女生，都是半扭开身子笑着说：不知道哦。
经常，我能感觉到那些男学生们和教室外的那个社会更接近，他们正学习着工于心计、左右逢源、讨好奉承、把握机遇。而大一女生们，无论活泼的、沉默的，都能透出更多的纯粹洁净，保留着一点“发傻”的理想主义。我不认为这是教育的结果，更希望它源于女人类的某种基因残留。
2007年秋天的那个学期，有一次刚下课，正有学生和我说话，一个女生快速经过讲台，放下一张纸条，还没来得及看清她，人就飞一样出去了。纸条上写着：老师，你不能总是讲评写得好的作业，不太好的作业也应该讲评。从那个提醒开始，我尽量讲评每个人的作业。后来，我找到了递纸条的同学，恰恰是个我认定的沉默者。
2008年底，学期快结束了，我连续收到一个陌生手机号码发来的七条短信息，其中有这样的段落：“老师，我是郑瑞丽，不知道您是否对得上号……我的妈妈是个简单的人，没多少文化，没工夫也没能力思考抽象的东西，当我对她说我不想读书了，我很茫然时，她只会说我不懂事，说知道吗，孩子，只有读书才有出息。这些我都懂，我不想听，平时很少往家里打电话，因为每次她要说什么我都能预测到，在她看来，我只要健康地存在着就行，当然，我很爱她，从没怨过她，只是无法和她亲近，我常常有想找个人听我说话的愿望，可又找不到我愿意倾诉的人……”我渐渐在这样的学生中间找朋友，她们往往最不容易见异思迁，我愿意和她们说话，如果能帮上她们就更好。正是从她们那里，我知道了很多珍贵的东西。一个女生寒假回来告诉我，直到年三十晚上，她父母才带着在城里上小学的弟弟回到老家，她能辨别出他们踩过雪地上的脚步声。当时，天已经黑了，弟弟进了门就脱棉袄，脱得热气腾腾，小男孩身上贴身捆扎着两条鼓鼓的长丝袜，里面塞的全是钱。一条长袜子里装了她父母一年赚的钱，另一条是亲戚家委托他们带回来准备起新房的。这样活得又喜又悲的景象，一个待在城里的作家怎么想象得出来？
已经大三的余青娥同学来听我们○八届大一的课。课间，我和她靠在楼道的栏杆上吹海风说闲话，那天是2008年10月22日，她告诉我，她父亲在福建收购废品，最近受金融危机影响，收购价格大幅下降。所谓金融危机，在见到余青娥之前，只是报纸上的醒目标题和耸动消息，是她的描述，我才知道，那个危机已经真切具体地来到中国人身边了。余青娥老家在江西，她奶奶到现在还会埋怨她父母说，不该让她念书，女孩念什么大学校，还交那么多钱。她奶奶这么说，因为青娥下面还有弟弟，弟弟要长大要念书要成家立业，学费当然要早点给攒起。
常常，我和我的学生们在海风中随意度过课间的几分钟，她们把她们自己的事儿跟我说，这是我进入大学这种地方所能得到的最大安慰。
学期末，已经大四的一个女生来找我，问能不能帮她改几篇她的小文章，她想投稿，为找工作创造条件。我教过她大一的三个多月时间，我们之间没有过单独的对话，她同样属于在教室角落里久久沉默着的，这说明我更得帮她。我问她参加招聘会没？她说去了，说得有点心虚，说长这么大没见过那种场面，连话都不敢说，准备了一大沓简历不敢往前凑。我一听就着急，我说你得往前挤啊，现在不是工作找你，是你要找工作，要养活你自己。我把她说得脸红了。分手前，她有点恳求的口气：老师，能不能不用专业眼光看我的文章，我知道写得超幼稚超幼稚。我说，如果现在你还在大一，当然我用老师的眼光，但是，你就要毕业了，除了专业的眼光，我没有第二种眼光。
我准备试着，在我做老师的短暂时间里，认识更多的后来人，让他们能从我这儿体会到人人生而平等，人人拥有同样的尊严。
原载2009年3月7日
在围困之中
筱敏
伊妮，九年了，我第一次给你写信，你好吗？我的信该寄往哪里？
那个冬天你突然走了，留下的字条请人们不要寻找你，你说你将“去到一个我想去的地方”。你什么也没带，就那么孑然一身。你说，连绵阴热，长期失眠，好痛苦，一刻也熬不下去了。
当时我怎么也不能相信。你是那样刚强的女子，峭石似的在你自己选定的道上站着，很结实，从不需要依附。命运的挫折之于你，就像雨雪之于峭石，无论它们来势多猛，总会过去，而我印象中的你，总有足够的力量自立，仿佛总是完好无损。我不能相信还有你对付不了的，你会这么脆弱，竟然会被压垮，那究竟算是个什么，真的是医生说的“更年期综合症”？这太荒谬了，你那么年轻，生命力那么旺盛，致使我根本不想了解这个什么病症。我不满媒体在那些日子吵吵嚷嚷烦你，那样的吵嚷会阻断你回来的路。我相信你不过是为一个奇思召引远足去了，你是独往独来的女子，你总会回来。但九年过去了，你没有回来。
当初你就那么孑然一身来到城里，只带着青春。一个乡村女子，十八岁，背景是有的，那是乡村的泥土和一字不识的母亲嘴里的故事，还有充满春天气味的奇思异想。梦想的质地其实是很单纯的，种子依据它的质地发芽，萌生出你成为作家的梦想。
你很幸运，这个傲慢的城市意外地给你开了一道门缝，比童话还要美好，那里面竟然就拥有你通往作家的写字台了。而你也很不幸，你太年轻，完全不知道你脚下的路有多么崎岖，或许你以为你上的是童话中的南瓜车，但实际上那是去往战区的战车，你还没有上路的装备。
城里的路没有乡间的亲情，它好像不是为人筑的，你对它的冷硬特别敏感，你赶路或者徘徊，时常无端心生恐惧，想要飞快逃开。你努力深入进去，在喧闹的广场，在背静的角落，经由那些被注视的人和被忽视的人，经由资料和图书馆，你了解这个城，比城里人更深。但你还是觉得隔膜，还是发现自己被关在门外，始终是城外的陌生人。
我是知道你的名字数年以后才见到你的，那时这个名字已经响亮，有了传奇色彩，而你的神色还是透出生怯，矜持中似有一点儿茫然。我们交谈不能算多，直到你离开很久以后，我才知道那已经很不少了。你和人不大来往，你说你从小沉默寡言，自尊之下又有很重的自卑。我觉得这很容易理解，我有体会。
我敬佩你的顽强和勤奋，你有极强的自控能力，严格遵守自己的时间表：五点起床，做早餐，六点叫醒儿子，送儿子到学校后跑步，八点半读书，九点半写作……你的写作计划一个接着一个，没有间歇，于是作品一部接着一部出来。你笔下的世界都是我陌生的，一个与一个相隔很远，和大多数的女作家不一样，你几乎从不重复自己。你关注社会、关注人生，关注女性的生存状态，对身处不幸的女性满怀深情，又远不止于女性。你总是去挑战大的题目，这样的时候你倒是毫不胆怯，自信没有什么你不能战胜。
以世人的标准，你是个成功的人，事业家庭都很成功，你一切全都有了，而且都处在上升时期，你还要什么呢？然而你是一个对自己很苛刻的人，你追求完美。
现在我们可以谈谈更年期综合症了。我真希望我们九年前就谈谈这个大的麻烦，但你是个好强的人，你不想让麻烦困扰别人，我从未听你说起，直至最后一次给你电话，你因为发不出声而不能接听，我还没有意识到你的困境。
现在我知道那种病症的苦痛，它远不像我曾经以为的那么简单，它会与焦虑症忧郁症以及多种病症合谋，专门围困袭击某种神经类型的人。你遭它围困有一年了吧，你顽强抵抗，用积极工作驱赶它。你求医，但医生所能给你的救援却是很有限的。你心慌，胸闷，心律失常，喘不过气来，感觉被抽空，低烧，失眠，体内被烧灼，周身游走着疼痛，噩梦……那个围困你的怪物很巨大，拉锯战非常艰苦，你经过一毫米一毫米的争夺刚见到了一线曙光，它一个猛扑就吞没掉了。你终于不能工作了，这个打击太大，你不禁沮丧心灰，我现在知道，这种心灰比什么病症都危险。越往后来你越频密地在笔记本上写道：忍耐。等待。一定一定要振作。生命到了一个关键的转捩点，坚持一下，就能挺过去。这场病最黑暗的时候应该过去了吧。今天升起一股向命运挑战的欲望，我不信不胜利。谁也救不了我，只有自己救自己。挺过这一关……这是你在与自己的沮丧作战。
你本来是可以战胜的，围困可能很长，两年，三年，甚或五年，但肯定不会永远。而你太心急了，你放弃，走了。
从社会而论，或从个人而论，女人所要承受的总是更多。你曾经写道：“每个女人都有自己的哲学，都有一部辛酸的经历，这经历就是她们的老师。”现在你的经历成了我的老师，生死往往只在一念之间，我们是自立的人，要学会自救，学会珍惜自己。
注：伊妮，1954年生，1983年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广州市文艺创作研究所专业作家，主要著作有《伊妮剧作集》、报告文学《阳光下的思考》《欲海与神恩》《千秋家国梦》《画坛精英录》、长篇小说《风化警察》《冷酷的假面》等。曾获广州市“十大杰出青年”称号，2000年1月因病入某医院心理康复区治疗，1月20日从医院出走失踪。
原载2009年3月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