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南昌的记忆要么是炎热要么是寒冷，30多年前，在那城里读了四年书，8个人住一个寝室，每到夏天，连个电风扇也没有，8个血气正旺的男生，尽管赤裸了上身，只穿一条三角短裤，也热得无处躲藏，不时地跑到卫生间用自来水浇淋脑袋。而南昌的冬天则有透骨的寒冷，学校无论是教室还是寝室，没有任何取暖的设备，连打壶开水也要排很长的队伍，要是晚上自习回来，发现壶里开水被哪个偷懒的家伙倒去洗屁股了，那就连喝的热水也没有了。我们江大没有外省的学生，几乎没有人留在学校过寒假。
1983年的春节期间，南昌的天气糟糕透了，不是阴雨就是风雪。我因为两年前鼻子里的息肉没有被切除干净，又长得像葡萄似的，塞住了鼻腔，引起呼吸困难，要留在南昌做手术，住进了江西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因为过年，能回家的病人都被接回家去过年了，只剩下危重的病人，和我这个远离家乡的学生。那个春节的医院，像被冰雪封冻住似的。我怀抱着几本书蜷缩在钢丝床并不厚实、温暖的被子里。我的手术安排在正月初四上午做，医生问我有没有家人来看护，我说有同学。
我之前已经有两次切除鼻息肉的经历，1977年上高中时，在上饶首次做，母亲陪着我；1980年复发，一个人在南昌铁路医院做；这回是第三次了，这鼻息肉怎么就像韭菜一样，割了又长，长了又割，没完没了。我甚至怀疑自己得了鼻癌，写信告诉了高中的女同学施国颖，她在景德镇读卫校，回信说查阅过医书，也问过耳鼻喉科的老师，说鼻息肉是常见的病，没有关系的，让我放心。
初四的上午，天下着鹅毛般的大雪。不到8点，我被护士叫进了手术室。消毒、麻醉，一如既往，我在半昏迷状态中，又听到了发自我鼻腔里的剪刀声音，像我母亲裁剪布料的声音，所不同的是，上两次，医生是往我鼻子里塞纱布来止血，这次是用橡皮气囊在封伤口，把鼻子胀得像小沙丘，戴上大口罩后，就像个小雪山。因为麻醉和失血，也因为鼻子胀痛得很，人一下子很虚弱，护士扶我走出手术室的门：
“你家的人呢？”
我慢慢地转过头，看了看走廊，没有回答护士，再用手扶住门。护士抽回手，转身进去了。原本写信约好在手术室门口接我的红姐没有来医院。
空空的走廊里，穿堂的风，像无形的吸热器，把我身上从手术室里带出的一点热气卷走了。我扶着油漆过的冰冷的墙壁，缓慢地移动着脚步，向我的病房走去。这时，还没有吃过早饭的肚子，开始叽里咕噜地叫唤着，我只好忍着，十分疲惫地走进自己的病房，还好，上午新来的病人家属连忙扶住我，十分同情地把我扶上病床，盖好被子，用两个枕头把我的头垫高些。我不能说话，只是用眼神来表达我的感谢。
躺下后，我很想喝口水，吃点东西。正在为此犯难时，病房的门开了，红姐围着一条红色的大围巾，带着满身的寒气出现在眼前，我的泪水顿时涌了出来，鼻腔和整个脸庞更加胀痛起来。
“我迟到了，公交车被堵在八一大桥上了啊！”
红姐急忙把沾着雪沫的帽子和围巾解下，粗粗地呼出热气，带着深深的歉疚，俯在床头，用手抚摩着我的头，眼泪刷刷地掉落在我的被头上。
“痛吗？几点做完的手术？”
“刚做完，他自己回来的，医院真差劲啊，护士也没有来。”刚才扶我上床的病友家属连忙说道。
“还是怪我，没有及时赶到啊！”
我用很轻的声音告诉红姐，口渴，肚子饿。她很快倒好开水，先用嘴吹着气，再用勺子把水喂进我很难张开的嘴里。又跑到医院食堂把我预定的流质饭食打来，一勺一勺地喂我，我忍着疼痛，吞咽着饭食，想起了远在老家惦记着我的母亲，本来她要赶来南昌，我告诉她有红姐会来照顾我的。
在疼痛与疲倦之中，我昏昏地睡着了。等我醒来时，发现身上多盖了一床被子，看见红姐默默地坐在玻璃外积满雪的窗边，她用红围巾包着自己的头，静静地在看一本书。
我只有妹妹，没有姐姐，红姐是我同学的同学，她是江西财经学院的学生，云南昆明人，高挑的个子，纤瘦的身形，气质高贵优雅，她年长我6岁，下放过，去过农村向贫下中农学习。恢复高考后，她考了两次才考取大学，千里迢迢从云南春城来到赣江之滨的南昌来读书。红姐在班上的女生中年龄最大，大家就喊她老大。我因为经常去财院找她班里的老乡、同学们玩，认识了她，红姐很喜欢我，把我当自己的弟弟一样看待。这年寒假，不知为什么，红姐没有回昆明，听说我要住院做手术，主动来信说要照顾我。
大雪天的下午，天很快就暗下来，在我几次轻声地催促下，红姐才离开医院，临走前，照顾我吃了牛奶和橘子，帮我把被子盖严实，还说明天会再过来。
“老大，明天不要来了！我能照顾自己的。”
她示意我别说话，并不回答我，围上红围巾，我听着她急速的脚步声从门外的走廊里消失。
财经学院在赣江的南岸，进出城来要坐一个小时的公交车，到八一桥头北岸还得再换车。那天的雪很大，赣江与铁桥上的风也一定很猛，想象着她上午进城时公交车被堵在八一桥上，就像冰棍似的，我无法想象那车上的红姐是多么寒冷与焦急。而下午，她又要从城里按原路返回学校去，还要到八一桥边去换车，去桥上忍受江上凛冽的寒风与雨雪的吹打。估计到学校时，早已经天黑，食堂也早已经关门。我默默地在心里对着红姐说道：
“谢谢你，红姐！”
窗外的雪还在沙沙地下着，风夹着雨拍打着玻璃，院子里的树被雪压得歪歪扭扭的，我不断地看着手表，估算着红姐应该到了八一桥头，应该赶上了最后那班公交车，应该在过赣江了，向上天祈祷着八一桥上千万不要堵车……
我的记忆中，南昌的冬天，无论多么寒冷，红姐的红围巾总是在我的脑海里随着风雪在飘舞。
2013年3月10日，于舟山凫石书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