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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反复有两个意思。第一，人们在做一件新事的时候，会想起过去的人和事而对其进行反复。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开头论述的就是这个意思。在面对不熟悉的事情时，人们试图用已知的知识来理解它，而实际上做的是别的事情。这其中存在着某种不可避免性。第二，尽管否定而且忘记了过去的事例，可是仍然会反复。这种强迫性的反复就是向“被压抑者的回归”（弗洛伊德）。这是作为形成近代世界的国家和资本的本性而发现的，也是不可避免的。
在此，我所尝试的是从这种“反复”的观点来研究近代日本历史。例如，20世纪30年代，在日本马克思主义者中间发生了一场被称为日本资本主义论争（也叫封建论争）的大论战。那是由“讲座派”和“劳农派”学者们掀起的，其背后存在着共产党（讲座派）和劳农党（劳农派）这两个政党及其路线的对立。尽管如此，因为这是作为合法的讨论以公共的方式展开的，所以，受到了知识分子的关注。其影响涉及多个领域，进一步触及了明治维新，或者说日本史的整体，以及从哲学到文学艺术的根本性问题。恐怕由此派生出的事件比论争本身还要大。包括这些问题，这场论争作为日本知识分子靠自己的力量致力于讨论日本的历史和现实，是很少见的一个例子，值得关注。
简单回顾一下，这场论争起因于下列意见的对立。讲座派的观点认为，明治维新还不是资产阶级革命，只不过是封建土地所有制的重组过程。其结果是，农村依然保存着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其上存在着专制主义的天皇制，它一直束缚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劳农派的观点认为，明治维新是资产阶级革命，所以，从那以后，日本社会受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原理的限制。劳农派主张：看似封建性的地主和佃农的关系也是一种契约关系，与领主和农民的关系不同。高得出奇的佃租也不是依靠地主的封建性（经济以外的）强制，而不过是由于寻求租地的佃农人口过剩引起了佃租的高涨。通过由资本引起的农民层的两极分化，农民逐渐转变为薪金劳动者。所以，现存的封建关系早晚会被消灭掉。
这一资本主义的论争（封建论争）具有普遍意义。例如，讲座派从异常高涨的实物佃租中看到了封建的残余。但，劳农派的栉田民蔵却指出：那已经是基于资本主义的契约关系了，只不过由于寻求租地的佃农人口过剩使佃租高涨。另外，他还指出作为实物地租的大米事实上起到了货币的作用。（《论我国的佃租之特征》，1931）这一观点四十年后在拉丁美洲作为视其前资本主义“封建制”的拉克劳和对其进行批判的沃勒斯坦之间的论争而重复。沃勒斯坦认为：这种封建的外观是在世界资本主义背景下，形成于其边缘乃至半边缘地区的。（拉克劳《资本主义·法西斯主义·人民主义》日译本，东京：柘植书房，1985）例如，在世界资本主义中，其边缘地域可看到农奴制和奴隶制的形态。但是，那不是前资本主义的“残余”，而是资本主义背景下形成的制度。这是因为，劳动人口过剩的地方，劳动者被迫签订苛刻的劳动或者过低的工资契约。即，虽然生产方式看起来是封建性的或者奴隶性的，但那不是“经济以外的强制”，而是“经济性的强制”。
讲座派的观点是错误的，即把日本这个国家看作绝对主义国家，其基础依靠经济上的“半封建性土地所有”。所以，劳农派对讲座派的批判是正确的。但是，依据劳农派的观点，难以理解为什么会产生被称为“天皇制法西斯”的事态。他们关注资本主义经济的独立性，却无视国家这一层面是独立存在的。另一方面，讲座派关注国家这一维度，却无视资本主义经济的独立性。结果，把国家维度还原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如此一来，讲座派和劳农派都未能理解国家这一维度。
这两派都是依靠马克思的《资本论》进行思考的。但是，他们把《资本论》作为历史书来读。例如，《资本论》将社会分为资本、土地所有和工资劳动这三个阶级。对此有两种不同看法，一方面有人认为任何国家都会经过这样相同的阶级分化；另一方则认为，这是以英国为楷模总结出来的观点，因而不能直接适用于落后资本主义国家，应该考虑多种多样的发展形态。但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阐明的是作为经济范畴的阶级，而不是历史的或者现实的阶级。有关实际的阶级，马克思是如何敏感地对待其多样性的呢？读一读《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就会清楚。这不仅仅适用于法国那样的落后资本主义国家，从这一点来看，英国社会也存在多样性，其政治过程也是复杂的。在此，多多少少地是“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
马克思试图依靠《资本论》，通过其组织全社会的形式（范畴）来思考资本主义经济。所以，回溯到作为逻辑性起点的价值形态进行思考。这不是历史性的始原。在这样的工作中，国家被加上引号是理所当然的。马克思在此试图把握货币经济所具有的独立性一面。而且，由于埋头这项工作，关于国家，他几乎没有怎么研究。所以，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论是把马克思从初期所做的片断性的分析收集起来重新组合的。但是，我认为应该重视《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马克思为了弄清资本主义经济，在《资本论》中，从国民经济学（古典派）回归重商主义经济学，也就是从商人资本出发，重新思考资本。有关国家的思考也应该这样，从资产阶级国家回溯到专制主义国家。推翻专制主义国家而出现的资产阶级国家摆出一副与其无缘的面孔，但是，实际上，在那场危机中，他们唤回了杀掉的“国王”（专制主权者）。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提出的正是这个问题。这本书不是用系统的形式写的，所以，没有被作为国家论来阅读。但是，马克思关于国家的论述中只有这本书能够看到与《资本论》相同的方法。因此，没有认真理解《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只能对有关资本和国家做出随意的解释，也是自然的。
讲座派把1930年代的日本看作专制主义的国家，试图从经济上进行印证。例如，天皇是大地主这样的说法就是一个证明。可是，把拥有发达重工业的资本主义国家，并且经历过大正民主主义、存在依靠普选组成议会的国家称为专制主义，从半封建土地所有的角度对其进行解释，是很愚蠢的。不仅如此，他们甚至从中提出把打倒天皇制作为首要任务的政治方针，那简直是疯了。这样的运动之所以失败，不单纯是因为受到镇压。尽管如此，20世纪30年代，人们期望一种“专制主义王权”式的东西复活却是不争的事实。那是一种被称为“天皇制法西斯主义”的事态。它不仅不是发生在半封建性的阶段，反而是在产业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阶段。但是，为了解释这一奇特的事态，需要马克思所不了解的新知识吗？正如前面论述的那样，他们稍微注意一下《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就可以了。
在日本资本主义论争中，劳农派忽视国家，而重视国家的讲座派则将其还原为经济过程。在劳农派系列中，猪股津南雄意识到国家和资本的不可分离性，但他只是从帝国主义的特征上理解的。相反，宇野弘蔵从落后国家引进重工业优先发展金融资本主义的层面，看出日本资本主义和封建残余的问题。那不仅仅是由于资本主义发展的落后，正是因为发展才制造出“封建残余”。而且，在资本主义经济全面危机中，试图解决的也是国家。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人际关系上虽然属于劳农派，但宇野岂止是劳农派，他远远超过了讲座派而意识到国家的自律性和能动性。另一方面，神山茂夫虽然从人际关系上属于讲座派系列，但他批判了把国家还原为经济过程的讲座派，试图把握国家的自律性和能动性要素。（《天皇制的诸问题》，1941）所以可以说，日本资本主义论争最具有生产性观点的是宇野的资本主义论和神山的国家论。
关于天皇制法西斯主义，战后处于优势地位的是顾及上层建筑相对自律的层面，而不是把它还原为经济基础的（广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采纳了被以往的马克思主义者否定掉的学问如社会学、社会心理学、人类学以及神话学等学科，其代表人物是丸山真男。前面曾经讲过，这与法兰克福学派采用精神分析的方法是一样的。再次重申，他们缺少的是《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和《资本论》的视角。马克思主义者了解波拿巴主义这一静态概念，并且还滥用过。但是，他们并没有观察通过代表制（议会）现出的动态“过程”，相反，附加了社会学和人类学等各种学问。可是其中缺少对于国家是如何存在的，又是具有何种反复强迫症的等等问题的研究。对关键的问题没有理解，为此，对于以后发生的事态也不能给予任何省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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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赘言，20世纪30年代日本的政治形态和在意大利以及德国所看到的法西斯主义不同，它不可能存在拥戴国王的法西斯主义。所以，日本特殊地被称为“天皇制法西斯主义”，即使这样，还有人认为“法西斯主义”这个概念不恰当。但是，这些意见的差异来自于其学说或者没有实现的形态来观察之处，而我们需要的是从整个“过程”来观察法西斯主义。
一般来说，专制的政治形态被称为法西斯主义。这样的用法是错误的，甚至是有害的。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这样的话就不能解释法西斯主义为何有魅力的问题。用一句话来概括，法西斯主义是针对俄国革命（社会主义）的渗透而进行的对抗式革命（counter revolution）。它与反革命（anti revolution）不同。法西斯主义本身是革命的，因此，非常吸引人。法西斯主义不仅是反资本主义的，也是反国家性的。例如，意大利的墨索里尼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在因为支持战争被开除之前，他是社会党的领导人，另外有许多无政府主义者加入了法西斯主义。也就是说，法西斯主义运动是作为针对国家和资本展开的。资本和国家最终接受了法西斯主义，是因为陷入民主主义或者单靠反革命镇压都无法解决的严重危机状态。但是，资本和国家接受了法西斯主义的时候，法西斯主义本身也必然变化。因此，我们不能单靠其主张和运动形态，或者其成功的状态来规定法西斯主义。它必须在整个“过程”中来考察。
德国的纳粹主义在初期是反资本主义、反国家的运动，运动形式也是武装暴动式的。但是，后来转为议会主义，而在获得权利的阶段还与资本以及国家勾结在一起。在这个过程中，纳粹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样一来，单从某个阶段上定义纳粹主义，不仅困难，且无意义。但是，如果从整个“过程”来看的话，马上就会发现下面这样的形态。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废除“国王”，在左翼革命流产后成立的魏玛共和国代表制中，希特勒成为总理，通过国民投票当上了“总统”。显然，这与路易·波拿巴当皇帝的“过程”是相同的。
我认为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提取出来的那种“过程”，不仅适用于后来的德国，对于分析日本也是恰当的。马克思把从1848年革命到波拿巴当皇帝的“过程”看作对第一次法国革命的反复。那意味着第一次法国革命不仅是1789年或者其后的几年间，而且是直到拿破仑即位当皇帝的“过程”。同样，我认为可以把20世纪30年代的“天皇制法西斯主义”作为始于北一辉等农本主义者的运动直到近卫新体制确立的“过程”来看。
丸山真男指出日本法西斯主义不存在一个具有一贯意志的有影响力的主体人物。
《军国主义统治者的精神形态》，收于《丸山真男集》第四卷，东京：岩波书店，1995.
它就像节日的“神辇”一样，一个人抬一段，依次往下传递着抬。但是，从“过程”来看法西斯主义的话，不同的多个主体互相替换来实现一个目的过程，可以变换为相同主体不断改变面貌的过程。从实现“对抗革命”这一意义来看，主体是谁无关紧要。
而且，整个过程中，即从北一辉等人的运动到近卫文麿的“昭和研究会”，存在一个把他们联系到“一个目的”上的口号，那就是“昭和维新”。也就是说，那是作为明治维新的继续或者反复而被意识到的。那么，此时的明治维新是什么呢？当然这也必须作为“过程”来看。即，明治维新就是从德川幕府的大政奉还（1867年）到宪法颁布以及开设议会之时（1889、1890年）的过程。
明治维新当初被认为是对古代天皇亲政的复古。的确，那种古代的“服装”起了作用。事实上，国学系统的运动是明治维新的一个要素，其结果是，在维新之初古代的制度得以复活，还进行了“废佛弃释”运动。当然，还没有持续多久。
岛崎藤村在《黎明前》中，描写了对于明治维新后国学家系列的革命家陷入失望和疯狂之中的形象。
那是因为掌握国家权力者的目标是确立近代国家和资本主义经济体制。明治维新过程中，古代的“服装”被灵活运用，日本也不例外。法国革命自不待言，英国革命（1648年）中，“克伦威尔和英国人民为了他们的资产阶级讹诈革命，就借用过旧约全书中的语言、热情和幻想”（《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明治维新中，重要的是让多数大名退位，废弃了封建制度。为此，维新的革命家们反过来利用德川体制以增强自己权威的“尊皇”思想，把天皇设计成专制主义王权。
有趣的是拿破仑一世和拿破仑三世（路易·波拿巴）都对明治维新给予很大的影响。拿破仑被明治维新的志士或者自由民权运动的活动家们视为英雄，这是不言而喻的。北一辉在《支那革命外史》中，把明治天皇比作拿破仑。正如拿破仑把法国革命扩大到欧洲一样，由此产生了他对日本入侵大陆就是把明治维新扩大到整个亚洲的解释（《北一辉著作集》第二卷，东京：三铃书房）。更有意思的是拿破仑三世。他支援德川幕府，寄来亲笔信提议推翻其他封建诸侯，自己当专制君主。勘定奉行（幕府的地方行政官僚——译注）的小栗忠顺就是按这一方向活动的。相反，萨摩、长州的革命家们抬出“天皇”，通过把天皇当作专制君主，剥夺了包括德川在内的大名的封建特权。另外，因为明治政府的领导者们在访问欧洲期间目睹了拿破仑三世在普法战争（1871）中的惨败和巴黎公社，所以，确定了以胜利者普鲁士为模特建设日本的方针。
但是，明治维新并没有就此结束。其后，它以西南战争和自由民权运动的形式继续进行。显然当事者是把它看作维新的继续和深化。结果，虽然经历了一些曲折，但是实现了宪法颁布和议会的开设。在这个时间点上，无论怎样看，日本都不可能是专制主义国家。因为近代国家和产业资本主义的体制已被建立起来，不久，随着甲午战争的胜利，日本过渡到“帝国主义”阶段。
明治天皇基本上是立宪君主，但并非英国模式，而是普鲁士模式的。在启动这种立宪主义和议会主义的同时，元老们设计了各种进行限制的机构。宪法上，其中之一是天皇对陆海军的统帅权。其结果，陆海军超越了议会和政府的权限。另外，作为宪法外的还有“教育敕语”，在元老们消失后的20世纪30年代，全都开始发挥出威力来。尽管如此，军队的专横跋扈因为本身是基于宪法的，所以，他们没能够停止宪法或者议会制。
有关基于宪法以及宪法外规定的天皇制的性质，一开始就存在意见上的对立。作为宪法学说，一种把天皇制看作绝对主权者的学说，另一种则看作立宪君主。但是，在大正时代，后者即美浓部达吉的“天皇机关说”大体上被接受。“大正民主主义”成立于此，1925年议会通过了普通选举法。大正时代，因为天皇个人体弱多病，天皇是一个不太显眼的存在。从明治时期来看，那就等于“天皇”被杀掉了。从这个意义上讲，“昭和维新”就是召回明治的“天皇”，即，意味着以“天皇”的名义进行维新（社会改造）。推动维新的背景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慢性萧条和俄国革命以后的社会主义运动的蔓延。
日本法西斯主义进程的第一阶段是陆军皇道派青年军官发起的“二二六”政变及其失败。其背后存在着因为这一事件被处死刑的国家社会主义者北一辉。北的理论贯穿在《国家改造案原理大纲》（1919年出版，后改为《日本改造法案大纲》（1923）当中。“国家改造”，第一就是把大资本家超过一定限度的私有财产无偿国有化，把大地主超过一定限度的土地有偿国有化。第二，工人领到生产力再生产必需的工资以外，接受企业纯利润一半的红利，积极参加企业的经营管理。另一方面，他对外主张从亚洲到澳大利亚的领土属于日本。
权藤成卿是与北一辉具有同样影响力的农本主义思想家。他以“社稷”（自治性、相互扶助性的农业共同体）为基础，试图否定国家和资本主义。权藤的观点并非北一辉的国家社会主义，而是更接近无政府主义。与无政府主义不同的是，作为“社稷”的象征，他抬出了天皇。虽然如此，那不是明治以后的天皇制，甚至不是古代大和朝廷的天皇，而是日本作为国家成立以前的天皇，即，仅仅作为氏族共同体的祭司那样的天皇。但是，他的这一超国家的天皇观念在现实中岂止把国家虚化了，反而是归结为天皇的神格化和国家的强大化。
北一辉主张作为革命的手段通过政变发挥天皇的大权。他自己基本支持“天皇机关说”，《国家改造法案大纲》的开头，就把天皇视为“作为现代国家的总代表，代表国家”。另外，主张实现男子的普选制。对于北来说，强调天皇大权并不是要把天皇神化，而只能是实现真正“代表制”的一种方法。但是，作为这次政变的结果，军部的权力反而得到加强，从而加速了天皇的神化。以后，军部行使天皇大权（统帅权），开始采取独立于议会和政府的行动。这样，20世纪30年代后半叶的日本处于议会（立法权）、政府（行政权）、国家机构（陆海军、官僚）分裂而难以收拾的境地。
统合这种分裂并制定出“总动员”体制的是近卫文麿。
据说在1932年的“五一五”事件犬养首相被暗杀、政党政治终结、军部独裁表面化之后，近卫文麿讲过：“为了尽快从军人手中收回政治，首先，政治家只有认识这条命运之路（即，世界经济区域化，建立日满支广域经济圈），对军人先发制人，实行为打开命运之门所需要的各种改革。忽视这条命运之路，即使光考虑抑制军队的蛮横，政治永远也不会回到政治家的手中。”（手记《我与元老重臣》）
近卫为什么、又是怎样做到这一切的呢？观察这一问题，就应该参照路易·波拿巴的例子。他是拿破仑的侄子，无论如何，拿破仑的余辉发挥着作用。但是，不仅仅如此。他还是一位高举圣西门的社会主义、产业主义的文人。尽管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嘲笑过他，但是，必须承认波拿巴有一定的能力，能够网罗人才。事实上，他把法国重新发展为现代国家。从这个意义上说，最适合波拿巴主义这一概念的是近卫文麿。近卫是与皇室有关系的贵族。能够抑制滥用天皇统帅权的，除去近卫以外别无他人。加之，他还受到“皇军派”的支持。再进一步说，近卫原来是文人、社会主义者。实际上，他的智囊团（昭和研究会）里聚集了从哲学上定义“新体制”的三木清和提倡“东亚协同体”的尾崎秀实那样的马克思主义者。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试图通过进入权力的内部谋求现实的抵抗。另外，近卫受到引进前苏联五年计划的“革新官僚”的支持，还与对抗旧财阀的新财阀有关联。他和农民运动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换言之，他受到了来自社会势力和国家机构所有方面的支持。
议会政党一致支持近卫。明治宪法下议会的力量薄弱，换言之，首相的力量很弱。于是，中野正刚依据美国的总统制提倡赋予首相特别权限。但是，议员们相信依靠近卫内阁能够收回议会的权力。不管怎么说，只有近卫能够限制军队。为此，所有议会政党自主地推进了辅佐议会——政党的解散与整合。由于旧右翼认为这是使近卫成为威胁天皇的（就像德川幕府那样的）存在而没有成功。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妨碍日本“法西斯主义”的是天皇制。但是，从对抗革命的观点来看，可以说近卫新体制完成了“昭和维新”。
近卫当了三次首相。第一次和第二次做出了攸关日本方向的重大决定。第一，1937年在成为中日战争开端的卢沟桥事件中，不求和平而扩大了战线。第二，1940年缔结了德意日三国同盟。这都是他个人的决断。但是，不应该把近卫的“总动员体制”希望实现的目标只和战争结合起来。本来“总动员”是艾伦斯特·荣柯作为反省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的失败而提出的概念。那就是说，今天的战争中，没有军事和非军事的区别，所有一切都具有军事的意义，所以，仅仅依靠强化军事部门已经不能打赢战争。反过来说，“总动员”与其说是军事性的，倒不如说是产业性的。
野口悠纪雄批判性地指出：给战后日本经济体制带来许多特点的，是始于1940年的“战时体制”（《一九四〇年体制——别了，“战时经济”》，东京：东洋经济新报社，1995）。这个观点基本正确。但是，“战时体制”残存到战后这样的看法并不正确。这些改革是作为依靠法西斯主义的对抗革命实行的。而且，观察西班牙的情况就会明白，法西斯主义未必希望战争，也不是帝国主义的。因为要扬弃“资本家”，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尽管美国占领军推行彻底的非军事化和日本和平主义，但是，1940年实行的许多改革依然得到了保存。
近卫的“新体制”既不是社会主义也非资本主义，既不是自由主义也不是全体主义。三木清称之为“协同主义”，并赋予其哲学的基础。这与其他京都学派哲学家和批评家所称呼的“近代的超克”没有什么不同。近卫的新体制包括北一辉曾经要求的“改造案”，那就是推进农地改革和财阀解体，强化工人的权益和参与。这些是对抗社会主义、“改造”资本主义的措施，从这个意义上讲，对应了从“帝国主义”阶段到“后期资本主义”的过渡。
实际上，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包括土地改革、财阀解体的计划真正得到实施，是靠了战后美国的占领军。但是，战后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在这样的“革新”基础上确立的。20世纪80年代迎来顶峰的日本“后现代主义”就是在战前的近卫新体制=“近代的超克”中准备好的。但是，在胜利的那一刻，失败也已经开始。
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发生了新的“日本资本主义论争”。这与“左翼”之间展开的战前、战后的论争不同，是针对来自因日本的工业发展和出口攻势、非关税壁垒而感到困惑的美国企业界、政府或者学者的批判，为其辩护的日本企业、官僚和学者之间产生的争论。有趣的是村上泰亮等保守学者试图从封建制即藩=家族的形态寻求“日本式经营”的起源。（《作为文明的家族社会》，东京：中央公论，1979）这与战前的讲座派相反，是不折不扣并自豪地赞美“封建残余”的。但是，与可以看作“封建残余”的高额实物佃租形成于资本主义经济中一样，由论资排辈和工会组织参与经营等赋有日本特点的“日本式经营”也是资本主义经济下，在其危机中形成的。即，这始于近卫体制的“产业报国会”那样的制度。只是为消灭劳资对立、提高工人对企业的信赖度而采取的经营战略而已。80年代，因为企业互相持股而作为个人的股东没有力量的日本“法人资本主义”，被美国意识形态理论家批判为排他性，但受到了日本理论家的好评，认为这是扬弃了“资本家”的资本主义最高阶段。这原本也是在近卫体制中，为了禁止企业股东的分红和限制财阀的政策下形成的。90年代以后，这场“日本资本主义论争”由于日本经济的泡沫破灭和势力下降而自然消失了。
由于日本在“后期资本主义”阶段最能适应，所以，在向新自由主义=信息产业阶段过渡的时候反而落后了。
这样，日本近代史上的“反复”一旦剥离日本的特殊语境，就可以清楚那是作为世界资本主义反复的阶段性一环而存在的。资本制经济的周期循环是反复强迫性的。因为资本的积累和发展只有通过危机—萧条这一暴力性的淘汰来完成。前面，我对周期循环的“长期波动”进行了论述，指出它导致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产业或者世界性商品的交替，即，从毛纺工业到棉花工业、重工业、耐用消费品，以及信息产业。这种变化导致了全社会的变化和重组，也导致了世界资本主义霸权国家的交替。之所以说长期的周期循环不能单从经济层面来解释，是因为这种结构论的因果性。在长期性周期循环的情况下，萧条也是长期的。而且，那不单是经济危机，而且导致国内、国际性的政治危机。例如，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情况下，实现了从重工业到耐用消费品（汽车和家电产品）的过渡。这个时期，开始了被称为福特主义的大量生产、大量消费的时代。但是，到80年代，这在发达国家已经达到饱和状态。汽车和家电产品依然是主要的世界商品，而其生产和消费的中心转移到了“中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相反，90年代以后，所谓“信息”产业成为支柱、尖端产业。
近代资本主义的原点在重商主义=专制主义王权。尽管民族国家否定了这一切，但却从中继承了国民和领土。所以，超越民族国家的运动目标就是超越专制主义国家，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恢复旧世界帝国的原理。实际上，那只是作为民族国家延长线上的帝国主义。20世纪30年代，德国的“共同体经济”和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圈”就是这类形式。但是，在第二次大战后的美苏冷战结构被解体的90年代也产生了类似的情形。民族国家的框架被全球化市场经济弱化了。同时，它并不是被单一世界市场消解，而是创造出复数地域主义的组合来与其对抗。这种情况下，否定近代国家框架的地域主义即使唤起了近代以前的文明（世界帝国、世界宗教），那也并不是因为那样的“残余制度”至今仍然根深蒂固。它只不过是在世界资本主义的现阶段所要求并被唤起的“想象的共同体”。
在此，显而易见，1868年开始的“明治维新”始于全球化“自由主义阶段”末期，它是作为19世纪80年代面向前景化了的“帝国主义阶段”的急剧变革而存在的。20世纪30年代的“昭和维新”应该是作为从“帝国主义阶段”向“后期资本主义阶段”过渡而展开的。关于在这次过渡中采用了什么样的话语，我将在第二部论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