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弥
第三次逃票成功了一半。孔觉民从火车上下来，傍晚的阳光那么善变，神秘莫测。他把随身的小布包朝上衣里一塞，像肚子有点发福的样子。在火车还没消失的蒸汽里，走得大大方方，连他自己也不相信此刻正在逃票。
逃票需要勇气。一旦被捉，轻者罚款、批评教育，重者游街、拘留、判刑。不管轻重，都要通知本人单位或居委会。
每一次逃票成功，孔觉民的心里总会高兴一阵子，至少一个星期，他沉浸在幸福之中。同样，他的老婆赵点梅也沉浸在幸福之中，于是一家子都沉浸在幸福之中。
但是这幸福是不能让外人察觉的，现在是表达苦和恨的时代。一个人愁眉苦脸或者满腔愤怒是正常的，一个人若是从心底里涌出喜悦，眼角眉梢闪烁银子一样的笑意，邻居就会怀疑他做了什么不好的事，居委会干部就会上门探个究竟。如果有必要，派出所的同志们也会召见他。要是他运气不好，派出所上头的专政机关，说不定已经在调查他的祖宗八代了。谁的祖宗八代都受得起考验呢？没有的！
此时，一斤米是一角三分九厘，买一斤米付一角四分，买十斤米是一块三角九分。豆油七角九分一斤，肉排四角一斤，虾四角一斤，猪肉六角九分一斤，青菜一分到一分半一斤，豆腐二分钱一块……从吴郭市到上海，逃一次票，快车是一块九角，普通车是一块五角，棚车是八角。快车是买不到，而且也难逃票。棚车容易逃票。普通火车逃票的难度介于两者之间。孔觉民从不坐棚车，棚车到底是迫不得已的人们才会坐的，但凡有点经济基础，都要一份体面。从棚车里出来的人，表情痴呆，眼神发愣，跟下来一群猪差不多。
每逃一次票，就是一块五。一块五角，参照以上的物价，可以在菜场买不得了的东西，当然你要起得足够早，菜场里东西少，早上七点过后，基本上只有烂青菜和僵土豆，连死鱼烂虾都难寻踪影。
国营菜场五点半钟开门，赵点梅在菜场里有内线，知道什么时候有蹄髈买，蹄髈和肥肉一样，属于抢手货。她会半夜里起身，一点不到就去排队，排队的人，大都也是知道情况的。买到大蹄髈，不管红烧还是白烧，赵点梅会请个假回到家里，那时候左邻右舍都不在家里，在家她也不怕，她的煤炉支在自家的小天井里，门一关，别人没法看到她在做什么。她快速地把它去毛、淖水、下锅急火烧开，珍珠一样的水泡，顶开汤面上的油层，一只只放逐在空气里，眼见得香气就要冒将出来，传遍左邻右舍……且慢，这时候她把砂锅端起来了，捞出蹄髈，放进一只布袋里。带上布袋，骑上破旧的自行车到娘家去了。砂锅里的清油汤，她没忘了收到碗橱柜里。
赵点梅的娘家，在枫杨树街，路上无人，骑二十分钟就到了。爹娘一年到头也吃不上一回蹄髈，他们的肉票全都给了孙子。赵点梅一来，他们就知道吃蹄髈的日子到了，不是真正的吃，而是对外宣布吃，宣布吃蹄髈和真正地吃到蹄髈，不是时间顺序上的问题，而是永远无法相遇的问题。
至此，赵点梅可以重新出现在她的厂里了。而她的娘这时候从布袋里拿出半生不熟的蹄髈，上了锅慢慢煨。她知道她的外孙和外孙女们是多么需要吃这只蹄髈，她不敢怠慢，把蹄髈烧到外面烂糯里面劲道，赵点梅要的就是这效果，烧得太烂，一吃就没了，放在嘴里慢慢咀嚼才好。牙齿里嵌两条肉丝，夜里当点心吃。
肉味飘香。赵点梅的娘脸上挂着谦虚的笑容，回答邻居的问话，是的，是的，吃炖蹄髈。
傍晚，赵点梅过来拿蹄髈。回到家，只等天黑，关上门，落下窗帘，屏气静声地吃。吃完把大骨头收起来，赵点梅找个空扔到弄堂里老虎灶边上的小河浜里。这河浜多年来不知藏了多少企图隐瞒的骨头和壳片，当然这不是她一家干的。居委会有个干部叫崔红心，她说她有梦游症，夜里会拿个手电筒，念着毛主席语录，一家一家地翻看垃圾箱。她说她在梦里接受上级指示，从垃圾箱里的骨头和虾兵蟹将的壳子里，寻找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有几次还真的被她找到了阶级敌人，譬如老王家的垃圾箱里有一阵子骨壳不断，一查他，原来他的资本家父亲从上海给他汇钱来。静穆地吃完蹄髈大餐，安全地扔掉骨头，还有最后一道工序要做，那就是，第二天，大家出去时要记得愁眉苦脸，千万不得嘻嘻哈哈、蹦蹦跳跳，不得满面红光、满眼笑意。对于装腔作势，孔家是驾轻就熟，小女儿孔妮甚至会冷着脸咳嗽一阵，再翻两个白眼，一副营养不良的样子。她的大哥很正经，二哥又在与人打架，三哥佝偻着背沿墙根走，她父母亲都略微皱眉，似忧似恨，总之他们没有与众不同的样子，没有人格外注意到他们一家，没有人知道他们昨晚吃到肚子里的那些油脂正在哈哈大笑。
萧家的小女孩，长得像洋娃娃，一点脑子都没有，她妈给她做了一件新衣服，在新衣服上打了一个补丁，有一次她走在路上突发奇想，把那块补丁扯下来了。正好被崔红心看见了，于是萧妈妈就进了“坏分子学习班”。
这说明一件事：孔觉民是有勇气的，赵点梅也是有勇气的，他们一家都是有勇有谋的人。
上四角钱的肉浆，四分钱百叶，做上十只肉百叶，午餐和晚餐都有“荤菜”了。听起来好听，其实那四个正长身体的孩子还是油水不够，整天馋，想着吃的。粮食也不够，三个男孩每月每人吃十五斤定量米，小女儿只有十二斤。学费倒不贵，每个人每学期都是一块两角。如果老师可以当“荤菜”吃，那就不是这个学费了。
孔觉民是中专生，在中学里教书，月工资是三十五块八角，赵点梅是二级车工，二十七块五角，夫妻俩加起来一个月有六十三块三角，从理论上说每天可以开支两块一角一分，可以放开肚皮吃百叶包肉，但实际上毫无操作的可能性，因为市场里没有那么多的肉和百叶，即使有，她也没有那么多的肉票去购买。于是赵点梅每个月要从工资里拿掉十五块钱，到黑市去换粮票、肉票、油票、豆制品票。
这样，全家一天可开支一块六角一分--这还不是真正的实际开支数，赵点梅还得从里面扣点出来备用，“备用”这两个字很有学问，覆盖面很广，到底备什么用？大家问她，她笑而不答。问急了，她就骂人，说这是她给自己准备的丧葬费。也许她也说不上来，只是她焦虑心情的一个备份吧。
她有一个铁皮匣子，上着锁，放在她的床头柜子里，有时候也坦然地蹲在床头柜上，里面就是她的“备用”金，她每天都朝里放钱进去，一角两角，甚至几分钱，但家里从没有人看到过她怎样放钱进去，她从不当人的面放钱进去。所以大家看到的永远是沉默的上了锁的铁皮匣子，它也永远那么神秘，是孔家生活里的一大秘密。它还有一个奇特之处，有幸看到它的亲朋好友们，无一例外地保持沉默，从没有人对它表示出一丝一毫的兴趣，更没有说三道四。沉默里流露出心照不宣的同谋犯一般的默契。
也许家家都有这么一个盒子吧？家里有一个传说，说赵点梅把多余的钱都换成了粮票，藏在家里某个地方，数额惊人。那么到底藏在何处，谁知道。孔觉民知道吗？他说他也不知不可思议。
再说孔家这笔大钱吧。也许赵点梅在墙上掘个洞藏起来了吧？孔妮从小就看到父母亲不在家里时，三个哥哥拿着棍子在墙上四处乱戳乱挑，有一次二哥认定毛主席像后面有机关，棍子从毛主席的肩膀那里伸进去轻轻按了按，没想到他手里的棍子诡诈地朝外一弹，就这样把毛主席的肩膀搞出一条豁口来了。二哥扔掉棍子大叫，不是我弄坏的，不是我！
孔妮的三个哥哥，大哥聪明二哥傻，三哥人云亦云没主张，孔妮是家里最小的，又是女孩，不免娇宠，她的围兜里经常放着爆米花，坐在高脚凳上，一边从围兜里掏爆米花吃，一边高高在上地观察他们。她看到大哥拿了糨糊，颇为老练地把毛主席破损的肩膀上下黏合起来。他本来黏合得天衣无缝，但他想了一想，觉得还是应该让人看出一点来，于是他在糨糊接口的地方用手指戳了一下。毛主席的肩膀本来是垂直的，略略鼓起，与他宽阔的胸膛保持完美得近乎自然的线条，这下朝里陷进去了，如果你盯着看，看上五分钟，就看见毛主席好像在耸肩膀，当然不细看还是看不出来的。
赵点梅是天下最细心的女人，她的眼睛比特务还厉害。邻居家的一只碗什么时候多了一条裂缝，她都看得一清二楚，这让人很害怕。她一走进卧室，眼睛不用抬就看到了，冷冷地说，毛主席的像坏了，一定又是那三个东西在墙上找什么东西。
她的语气告诉别人，她对毛主席像扯坏一事不怎么在意，她在意的是她的三个男孩的冥顽不化。
倒是孔觉民女人一样尖叫起来，什么什么？他是深度近视，离远了看不清，于是走近了看，也没看出来，就脱了鞋子上床，鼻子一直戳到毛主席的胸膛上。赵点梅说，看什么？坏了就坏了，重新换一张，把这张悄悄地烧了。孔觉民这下子看清楚了，对着墙壁自言自语地说，要判刑的。不知道他指的是什么，是赵点梅的语言，还是弄坏了“毛像”这件事？不管如何，让外面知道了，弄得不好，这两件事都可以判刑。但赵点梅无畏地说，你怕啥？看你腻腻歪歪的，吓得像条西瓜虫。不说出去，谁知道？
赵点梅转过脸严厉地对他说，你这么大声嚷叫，怕隔壁邻居听不到吗？他脸色煞白，看来真的吓住了。赵点梅鼓起腮帮子不说话了。孔觉民是老师，赵点梅是工人，虽说从报纸到广播电台几乎每天都在批判知识分子，连孩子也都知道知识分子是“臭老九”，工人农民才是国家的主人。但说是一套，大家私下做的可不会跟着报纸电台走。姑娘们找对象都愿意找“臭老九”，因为“臭老九”在社会上臭，在家里可是香的，说话做事都讲道理，又讲卫生又懂体贴，钱也不少，对孩子的教导也有一套。所以赵点梅当初找了孔觉民，人家说她是额头碰到天花板--运气好。也因此上，这个家，外面看上去是赵点梅为主，其实是孔觉民说了算。
赵点梅看一眼孔觉民的眼色，乖乖地把孩子们召集到卧室里，孔觉民看着四个孩子说，毛主席是各族人民的大救星，是他老人家让我们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反对他就是反对各族人民，你们谁想坐牢谁就搞坏主席像好了，我不会拦你们，我亲手把你们送进派出所，你们坐牢，我一次也不会去探望的。
赵点梅惆怅地捂住嘴，淌出了眼泪。她一哭，二哥咧开嘴哭了，说，下次不敢了，爸爸救救我！他们俩的眼泪，孔妮身临其境，好像二哥已经坐牢。于是她捂住眼睛抽泣起来。大哥觉得他对撕破“毛像”一事该负责任，低了头，羞愧地随着小妹哭泣起来。三哥看这么多人哭了，好像也要哭一哭的，就面无表情地红了眼圈。
最后，孔觉民说，这件事谁都不能朝外面说，说了，小二就是现行反革命，我们都是反革命家属，都不会有好日子过。说完他脱下眼镜，眼镜上水汽朦胧，不是泪花是什么呢？
这么折腾了一阵，上了床后，夫妻俩互相一把搂得紧紧的，眼泪好像还在身体上的什么地方无法拭去，危机催生情爱，两个人浑身发热，迷迷糊糊地在被窝里摸来摸去，眼看一场从未有过的恩爱即将到来，不料到了紧要关头，两人倒冷静下来，不急不缓死气沉沉，还屏着气，床架子咯吱一声，马上就停手不动。原来怕隔壁人家听了去嚼舌根，汇报给居委会安你一个莫须有的罪名也不是没可能。
事情很快结束。赵点梅就说，你还说我们过着什么幸福生活，我看是不幸的生活。
孔觉民说，我有什么办法？谁让墙壁不隔音的？我们教务处的主任私下里跟我说，每次过夫妻生活都提心吊胆，像偷人家的老婆一样。老婆为了这个不让他碰。他算了一算，有一年多没过夫妻生活了，老婆的外形越来越像个男人，上唇还长了胡须。单位里斗起走资派，她上台对那些走资派拳打脚踢，当场把一个老家伙打昏过去。夜里和她睡在一起，想想害怕。就怕一摸她的裤裆，摸出个男人的玩意儿。赵点梅咯咯地笑起来，我说的不是这个，这个又不能当饭吃。好不好的都没关系。我说的是家里的经济情况，你看小孩一个一个都大了，穿的衣服全是破旧的，肚皮里也就是半饥半饱。
孔觉民为这个话题愣了片刻，决定采取退让政策，于是说，当然，关起门来说，谁不想过得好，吃得好穿得好？
赵点梅说，这话听着对头。唉，现在也就是床上才能说点真话了。我和你说--上海的人民广场那边，有个换票黑市，我们吴郭的黑市里，粮票三块钱一斤，那边是三块六角一斤。我把积下来的粮票都让你带过去，你去换了钱，再回来换成粮票，再去换成钱，再把钱换成粮票……我的表姐夫就是这么干的。
孔觉民说，结婚前你是温吞吞的，一结婚，你就凶相毕露，样样事情都逼我。你不要逼我，逼急了我去揭发你。
赵点梅愣了片刻，她想起她的师傅就是被他老婆揭发的。她一刹那心灰意们工人不像你们这种知识分子，胆小如鼠。到了派出所，我什么话都骂得出来。
孔觉民说，算了吧，你嘴硬。钢铁打成的人，进了那里面也叫你化成水，不是吓你。我和你说，我们过得不错了，我们夫妻俩都有工作，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富得像小资产阶级了。你看隔壁的阿三家里，一大家子七口人，只有阿三一个人有工作，真正是家徒四壁。而我们家的壁上，还藏着大把的粮票--当然我不知道你究竟藏在什么地方。你再看看巷子口的小白家、老陆家，响应毛主席号召，全家下放到江北，难得回来一次，恨不得连面店的地皮都要啃上两口。小孩身上的虱子爬到耳朵沿子上，一个个面黄肌瘦，可怜。
赵点梅扔下一句话，你还是可怜可怜你自己吧。你们教务主任不是一年多没过夫妻生活了，告诉你，不要说是一年，我两年、三年不过都没关系，不相信你就试试看。
孔觉民吓得差点滚下床，街坊里，男人们私下传着一句话，说现在的女人，不男不女，三十五岁后就不想要男人了。赵点梅今年正好三十五岁。
孔觉民到底没有斗得过赵点梅。一个中国男人没有奴性是不可能的。他从小生活在强悍的母性之下，后来生活在强劲的妻权之中，何况还有不可避免的社会管束：派出所、居委会、邻居、单位的安保部门、路上的陌生人……重重压迫之下，他得努力拿出勇气来保证家庭和谐。
他坐在公交车上去火车站，脸上挂着苦笑。他真切地感到这苦笑已在他的脸上生了根，这苦笑就像从娘胎里带来的面容，这辈子大约无法改变了。
车票是三天前排队买来的。赵点梅一反常态地表现出温柔友爱，陪着他上火车站，他想，没有奴性是不可能的，想摆脱奴性也是不可能的。这时候他碰到赵点梅悄然伸出的一根手指，互相一碰，他感到一阵异常的温暖。于是他想，罢了，我敢这样想还是幸运的，多数男人连这种念头都不敢有。多亏了这多亏了什么，他说不上来，反正觉得这个女人还是不错的，是的，不然的话，他连这个念头也不敢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