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集团结婚逐渐成熟并在各地广泛发展之际，抗战爆发，在沦陷区的上海，由国民政府继续主办集团结婚显然已不合时宜。所以到抗战胜利之前，上海的集团结婚主要由湖社④、宁波同乡会、浦东同乡会等等同乡会举办，一种专门以办理结婚为业的集团结婚社也随之出现。直到抗战胜利后，上海市政府才重新回到集团结婚的举办者行列。
二、政府管理与集团结婚的新发展
抗战胜利后，1945年12月25日，上海市社会局在上海市中正中路浦东大厦举办了战后第一届集团结婚，定名为“胜利纪念集团结婚”，上海市市长钱大钧亲临证婚，有42对新人参加了这次简单、隆重的集团婚礼。从1945年12月到1948年5月，近三年的时间内，上海市政府社会局和民政局只举办了7次集团结婚典礼，与抗战前三年郎举办13次的频率不可同日而语，而且参加人数锐减，甚至因参加人数过少而不得不改期，囝越发显得官办集团结婚的冷清。
随着参加市府举办的集团结婚人数的减少，社会局、民政局举办的成本也越来越高。历届典礼用费一般先由主办机关支出，如果收入多于支出，多出费用滚存至下届典礼使用；如果费用不足即由主办机关垫付。抗战前，每对参加典礼者缴费20元，由于参加人数众多，加上开支较为简单，社会局为典礼所垫付的费用总体来说并不多，有时还可多出费用滚存至下届典礼使用。抗战胜利后，由于参加人数锐减，而开支项目日多，由档案资料所见收支来看，社会局主办的前四届都是支出超过预算收入（第五届开支资料尚缺，但从参加人数来看，也是由社会局垫付居多），在社会局经费支拙的情况下，礼堂、礼服等一切设备“事事仰求”，与商办集团结婚服务社相比，“反觉相形见绌”。而各种商办集团结婚服务社及团体自政府举办之初即举办集团结婚.上海沦陷时，更是主要由这些集团结婚服务社及其他团体举办集团结婚，经过多年实践，这些团体都具备了一定的经验，往往以华丽的礼堂、精美的礼服、优美的乐队以及较完善的婚礼服务赢得了更多新人的青睐。但其中也有一些私家经营及团体“草率行事，专以营利为目的”，⑥失去以集团结婚推动婚俗变革，进而实现改革旧有风俗礼节，以实现“变俗以变政”目标的本意。鉴于上述情况，上海市政府逐步退出了主办者行列，而是以管理者的身份继续对集团结婚进行监督、指导。
1949年1月，上海市民政局拟订的《上海市管理集团结婚补充办法》正式公布，从对举办方资格的审核、举办手续的审定、收费的核准到参加者名册存档、举办时的派员指导，以及违反规定的处罚措施等等各方面对集团结婚进行监督、指导。另外，根据内政部1942年颁布的《集团结婚办法》第五条规定，“申请登记之男女双方均应缴验合格医师所出之健康证明书”。1947年上海市政府收到条文后，于1949年1月正式公布了《上海市民婚前健康检查实施办法》，要求申请结婚的男女应于结婚前三十日内，赴市立医院或政府认可之公私立医院实行体格检查，取得婚前体格检查证明书后，会同填具申请书，呈请医院核发结婚健康证书；举行婚礼时.男女结婚人应将结婚健康证书交于证婚人，由证婚人当众宣读。卫生局根据医院的检查表上注明的“暂缓结婚”、“不能结婚”、“可以结婚”三种情况区别对待。为消除民众的疑虑，卫生局还提出“男女双方不必在同一医院或同一时间行之”，⑦所有检查费用完全免费，最大可能地保证民众接受婚前健康检查，极具现代优生观念。
三、集团结婚的特点
婚姻作为男女结成夫妻关系的一种制度性安排。是产生家庭和亲属的前提和基础。婚礼作为婚姻缔结的仪式自然受到社会的重视，历代礼制中都有关于婚仪的规定，但如南京国民政府这样大规模亲自主持婚仪革新的较为鲜见，政府在这一本应由民间力量主导的社会整合中发挥作用，具有民间力量所不具备的优势与特点。
1.集团结婚实行的时空范围及频率
1935年首届集团结婚大获成功后，这种新的典礼随即风靡各地，南京、杭州、芜湖、北平、天津纷纷仿办，甚至广西、云南等边远省份也开始提倡并陆续办理。1942年，内政部即根据上海、南京等各地举办集团结婚的有关资料，详加研究，拟订《集团结婚办法》分行各地遵办，一时，各地集团结婚进展更为迅速。抗战后，由于上海市政府举办集团结婚最早、办法最成熟，而且经验丰富、成绩颇著，台湾地区的嘉义市政府为改革风俗、提倡新生活，例行节约、适应民众结婚简便起见，来函请惠赐集团结婚办法。⑧1948年，缅甸华侨服务社为改良侨胞婚丧陋俗及节省靡费着手，也请上海市政府赐集团结婚应用办法，以供参考。⑨上海市集团结婚的影响已不仅仅限于国内，而是影响到万里之外的异邦。
自1935年到1948年，除因沦陷时期被迫中断外，上海市政府一直积极举办集团结婚。直到商办集团结婚服务社发展成熟，政府从环境、经济等多方面考虑才逐步退出集团结婚主办者行列，这正是集团结婚强大生命力的表现。抗战前，短短三年举办了13次集团结婚典礼，平均一年4次，举办之频繁为世人关注。战后，政府更多的进行集团结婚的监督、管理工作，亲力主办的典礼并不多，三年内市政府只举办了7次。但在上海广大乡村，政府仍是主要的主办者。1946年，地处上海市郊较为偏僻的上海市第三十一区（浦东高桥）制定集团结婚简则，⑩报市政府批准后施行，自1947年1月1日第一届举办成功后，以每月一次的高频率施行，并视结婚者的多寡临时择期举行典礼，到1949年1月，高桥区已举办14届集团结婚典礼。为满足地处更为偏远的高行镇保民参加集团结婚的需要，高桥区又向市民政局申请增设高行镇一处为举办集团结婚典礼地点，从第15届起，与高桥区区公所分上下午同日举行典礼。集团结婚已不仅仅是市区的专利，而是从市区走向郊区、乡镇，真正实现了市政府以此为示范，达到普遍化的目的。
2.集团结婚参加者情况
从参加集团结婚者的籍贯来看，江浙籍及上海本地人约占80％，这主要是与地理位置有关，江浙离上海较近、移民较多在集团结婚的参加者中也得到了反映，广东籍人也占较大比例，这不仅是因为上海的广东移民较多，而且也与广东开埠较早、风气较为开化相关。以首届集团结婚参加人为例，男女不同省的2l对，占总数的37％，同一省的也往往来自不同地区。［6］婚姻圈的扩大不仅有利于血统的改进和人口素质的提高。同时，也对各地文化交流和上海习俗演变产生积极影响。
由表4可知，集团结婚的参加者以21—25岁居多，抗战前还有很多参加者年龄在17到20岁之间，抗战后，这一年龄段的人数明显减少。与传统婚礼中男女年龄仅十五六岁相比，可说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同时也使民法第980条“男未满十八岁，女未满十六岁，不得结婚”的条文得以贯彻。
集团结婚举办的第一年就有788人参加，当年上海华界男婚女嫁数共6461人，［8］（p.134）参加集团结婚的人数占到了12.2%，1936年这一比例上升为22.8％。如果加上各种同乡会以及厂矿、企业等等举办的集团结婚，以集团形式举办婚礼的比例将会更高。
四、变俗与变政：集团结婚的社会效应始于20世纪30年代的集团结婚，对于促进社会风气的流变起到重要作用，也构成了上海现代化进程的一个缩影。其俭约、文明而又不失隆重、庄严的做法在上海大获成功，引起广泛的社会反响。
第一，政府以集团结婚为示范，促成婚仪的革新及社会风气的流变，“变俗以变政”。上海自开埠以来，现代化设施日益建立，商业日趋发达，人口日增，身为弹丸之地，却“富商大贾，云集麟从，以佻达为风流，以奢豪为能事。”［9］（p.140）奢侈作风不仅在社会上层中流行，更弥漫在各个阶层人们的生活中。在婚礼中倾其所有，甚至举债成婚的事例屡见不鲜。1930年，上海市政府曾对上海140户农家进行了详细调查，96家举债者中有45家为婚丧费用而举债，占举债总家数的47％。［10］为婚嫁负上沉重的债务早已成了普通人家公开的秘密。上海各地的地方志中也对婚礼的奢华进行了更为形象的描述，婚嫁时“争索聘礼，簪必金珠，衣必锦绣，笙萧鼓乐，结彩张灯，邻里亲族筵宴累日”。［11］（p.12）奢侈、靡费的婚礼不仅是社会风气浇漓的反映，亦是普通人家的沉重负担之一，日益受到社会广泛关注。社会呼吁四起，时人多已认识到婚嫁无益之费最多，各种促使婚嫁礼仪由奢趋俭的主张纷纷出现，当时的报纸上不时登载有时人践行俭约婚嫁的事例。
在这样的环境下，身处风俗改革领导者的政府再也不能熟视无睹，更何况政府一向认为“要知道原文发表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开历史先河的上海女子体育运动对社会风气的影响刘媛刘合成1944年9月8日，军委会致电中国驻英海军武官周应聪：“美允租舰8艘与我参战，拟援例向英要求租舰参战，希即提出试行交涉。”经过周应聪与英方的反复磋商，1945年1月英国同意赠送1艘护卫舰（“伏波”号）给中国。为了与美国争夺战后对中国海军的影响力，英国在4月决定再次向中国赠送1艘7500吨的轻巡洋舰（“重庆”号）、2艘750吨的潜艇（后因故取消）和8艘28吨的巡逻艇，并租借1艘1000吨的驱逐舰（“灵甫”号）。8月15日，赴英受训学员领队官周宪章与英海军部就接舰官兵的总人数及训练期程等达成共识，随即电告军委会。海军官兵选派委员从1944年lO月先后招考了1000人组成“赴英接舰参战学兵总队”。第一批的90名士兵中有青年学生兵46人，其中交大同学有赵达玲、陈君实、秦文基、孟昭华、金邦彦、王淮、杜逢南、周大维、刘行德9人。第一批赴英官兵负责接收“伏波”号护卫舰，于1945年4月抵达普利茅斯军港受训。1945年5月下旬，海军官兵选派委员会开始招考第二批赴英接舰海军学兵。第二批的214名士兵全部为青年学生，当时交通大学共有36人报名，其中自瑞庭、宋开基、郭伟智、祁延爽、陈馀德、杨芳茂、张纯正、龚瑞麟、吴思庄9人考取。
1945年4月中旬重庆街头有传言说：赴英海军学生兵乘坐的运输舰在途经地中海时被德国潜艇击沉，虽然有很多人获救但是更多的学生兵不幸遇难。当时的交大师生都非常牵挂海军从军同学的安危，闻讯后不由心急如焚，迫切希望了解事实的真相。于是，吴保丰校长在4月23日致函海军总司令部，标题是“惊闻本校第三批海军从军出国同学在船上失事，请将详情回复。”他恳请海军总司令部下令调查失事事件，并在传言属实的情况下提供详细的遇难人员名单。5月3日，海军总司令部回函说赴英海军学生兵遇难之事无案可查，因为此事不归该部门管，而是由军委会下属的海军官兵选派委员会主持的。吴保丰校长遂在5月8日致函海军官兵选派委员会询问此事。5月15日，海军官兵选派委员会回函称：派往英美两国的学生兵已经分别于4月中旬全部平安抵达目的地，早已开始训练，船只在地中海失事一事完全是外界的谣传。
在真相大白后，交大从军同学服务委员会于5月24曰贴出布告，正式向广大师生通报了上述喜讯，并请同学们转告各位投效海军同学的家属。虽然这只是一场虚惊，却从中体现了炙热的爱国情、深厚的师生情和真挚的同窗情。抗战结束时，第一批赴英接舰官兵还没有完成训练，第二批官兵仍在国内尚未起程，赴英接舰参战的初衷没能实现。1946年8月8日，“伏波”舰离英，12月14日抵达南京。1947年9月，8艘巡逻艇全部运抵上海。1948年5月26日，“重庆”、“灵甫”两舰离英，8月14目抵达南京。赴英接舰的交大同学在回国后同样不愿参加内战，纷纷选择脱离海军。交大学予投效海军是抗战期间知识年从军报国的典型案例，也是抗战后期国统区抗日救亡运动中的壮丽篇章。在祖危殆之际，他们投笔从戎，负笈远游，将生死置之度外。内战爆发后，他们果断脱离国民党海军，义无反顾地追求进步道路。这些热血青年的历史抉择正如上海交通大学校歌中所唱：“振兴中华，重任在肩。扬起青春的风帆，同舟共济远航彼岸。为自强而奋发，为人类多贡献。”史上广为流传。她祖籍广东，童年迁居香港，而她在上海扬起的风头，远胜于香港。20世纪30年代，她屡次在国内运动会和远东运动会上的游泳竞赛中折桂，也以其在游泳项目上的天赋和成绩，漂亮的脸蛋，更重要的还有她健壮的身材而被当时的媒体誉为“东方美人鱼”，并且和宋美玲、胡蝶、何香凝、丁玲、罗迦陵、胡木兰等著名女性并列，被传媒评为“中国十大标准美人”之一。她身着泳衣的健美形象屡屡出现在上海各大报刊中，成为女性效仿的对象。正是由于女子体育得到大力提倡以及传媒对女性健美观念进行的传播和倡导。民国初年，在上海，女性的审美标准发生了诸多变化，人们的鉴赏力转向自然健康，这不仅利于女予体育运动的开展，更从身心两方面推动了女性的解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