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作家索尔仁尼琴于2008年8月3日因病逝世,终年八十九岁。这个消息刚一传出,世界各大媒体便纷纷加以报道,人们再一次称作家为“俄罗斯良心”。他的辞世中断了20世纪俄罗斯一个最重要作家的声音,虽然明知道作家曾身患癌症,如此高寿已经是天意和生命的奇迹,但听到这一消息,仍然不禁怅惘良久。对于那些喜欢他的读者来说,这种发自内心的怅惘还与个人的阅读经验紧密联系在一起。索尔仁尼琴的作品深刻揭示了一个由暴力控制的现代社会,让我们知道世上还可以有这样的写作。如今,又一个说真话的作家离去,这个世界将会变得更加寂寞了。
索尔仁尼琴属于俄罗斯文学的伟大传统,这个传统包括了普希金、果戈理、赫尔岑、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等一长串巨人名单。1970年,瑞典文学院授予他诺贝尔文学奖,便是由于他“在追求俄罗斯文学不可或缺的传统时所具有的道义力量”。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索尔仁尼琴(AleksandrIsayevichSolzhenitsyn,1918—2008),俄罗斯杰出作家,苏联时期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之一。197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1997年当选俄罗斯科学院院士。索尔仁尼琴于“一战”结束时出生在北高加索的基兹洛沃茨克,1941年毕业于罗斯托夫大学数学系,同时还在莫斯科文史哲学院函授部攻读文学。“二战”期间他曾赴前线作战,因为在与朋友的通信中批评了斯大林而被克格勃逮捕,在监狱中度过八年,接着又被流放到哈萨克斯坦。1957年他被恢复名誉,定居梁赞市担任数学老师,业余时间从事文学创作。上个世纪60年代,当他的第一部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公开发表时,人们就已经意识到,一个新的文学大师进入了世界文坛。有人将他看作当代的托尔斯泰,但实际上,他的经历和写作都更接近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两位作家都曾遭受过监禁和流放,陀思妥耶夫斯基经历了绞刑的考验,索尔仁尼琴则在监狱里身患癌症,同样体验了生与死的滋味。所不同的是,索尔仁尼琴是在一个更不自由的环境中进行创作的。
20世纪文学的一个重要现象便是苏联、东欧的地下文学。表明这种现象的是一个源于俄语的词“萨米亚特”(samizdat),意指未经官方许可的油印出版物,这个词现在已成为苏联、东欧所有地下写作的代称。早在1956年,苏联就已经出现了萨米亚特写作,索尔仁尼琴就是从流放地读到了前囚犯沙拉莫夫的狱中诗集。而他最初的写作也是始于劳改营里,他常将自己的作品偷偷写在碎纸片上,然后一句句背诵下来,再把纸片毁掉,隔一段时间又重背一遍,直到彻底记住为止。这个情节被作家写进了小说《第一圈》中:一个囚犯发现了自己的写作才能,他试图把描写监狱经历的小说交给来探访的妻子带出去,但慑于严格的检查,又不得不将手稿吞下去。后来,当作家再次被禁止公开出版作品,其手稿也被当局没收后,发行他作品最多的仍然是其国内的萨米亚特组织。
地下文学的性质表明它是一种为时代作证的文学,抵抗遗忘的文学。这样的写作是自由的,但也因此承担了巨大的责任。索尔仁尼琴在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演说中曾这样说道:
在集中营疲累的长途行军中,在冰冷的寒夜里,点点孤灯透过黑暗偶尔照亮了囚徒的队伍。不止一次我们渴望要向这世界吐出哽塞在喉的郁结,只望它能听到我们之中任何一个人的申诉。
向世界发出自己的声音,以毕生的创作去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这就是索尔仁尼琴的写作宗旨。出于对文学的一种特殊认识,索尔仁尼琴坚信写作能够拯救世界,文学所蕴含的真实品质可以粉碎一切谎言。他在获奖辞中还曾引用过一句俄罗斯谚语:“一句真话比整个世界的分量还重”,并让这句朴素的俄罗斯谚语从此传遍了整个世界。从第一部中篇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到《癌病房》、《第一圈》、《古拉格群岛》、《红轮》和《牛犊顶橡树》等,所有这些作品都是在揭穿一个关于现代国家的神话。这个神话宣称国家属于人民,却用强权和暴力剥夺人民的自由。然而,正如索尔仁尼琴所说,如果那些分散在苏联广袤大地上的各个劳改营,像群岛一般构成了这个国家的“第二领土”,那么有勇气对抗这种强权和暴力的作家就如同是“另一个政府”。也许这块领土不能代表俄罗斯的全部,但却绝对代表了这个国家最富于精神性的部分。索尔仁尼琴由此开创了一种新的文学题材和类型,即批评家们所称的“集中营文学”。但这仍然是整个俄罗斯文学的一个接力,囚犯题材从来都是俄罗斯文学的一个重要内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已经预见到了一个崇奉强权的时代;索尔仁尼琴的作品则是描写了这个强权横行的时代。仿佛苦难就是这个民族的宿命,是他们文学的永恒主题。
研究俄罗斯思想的以赛亚·伯林有一个十分有趣的发现。他从古希腊残诗“狐狸知道很多的事,但刺猬只知道一件大事”中得到启迪,认为所有的大作家都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作家是刺猬型的,专注于一个中心思想,将一切都归于某个唯一、普遍的原则;另一类作家是狐狸型的,追逐许多目的,能够体察世界的复杂多态。前者如但丁、陀思妥耶夫斯基、尼采、易卜生、普鲁斯特等,后者如莎士比亚、莫里哀、歌德、普希金、巴尔扎克、乔伊斯等。索尔仁尼琴显然属于刺猬型的作家。当他被捕后,他开始了解自己的内在生命,倾听上帝的声音,此后的岁月里,他一直站在信仰的根基上进行道德的反抗,在苏联无所畏惧地对抗极权统治,到了美国又毫不留情地抨击物质崇拜,坚信自文艺复兴以来,这个世界便出了问题,只有恢复古老的宗教信仰和传统的艺术观念,这个世界才能得到拯救。这使他具有一种对真理的罕见洞察力,同时也引起了极大的争议。
这一争议也影响到对他作品的看法。有人认为,他的获奖是由于政治因素,这种官方看法当年曾导致作家未能前往瑞典领奖,并在几年后被苏联政府驱逐出国,流亡他乡。即使许多非官方的读者,也同样唯美地认为,作家的创作政治性太强,艺术性并不高。然而,这种思想与艺术的二分法,从来都不是作家创作时的想法,而是来自教科书的观点。其实,以文学作品反映自己的时代,这本是人人皆知的文学常识。但在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却真的以为,揭露社会黑暗只能是西方作家的责任,而不能发生在苏联阵营的作家身上,否则就是违背了真实的原则。对索尔仁尼琴作品的不同看法,反映了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某种深刻的分裂状态,那就是社会中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痛苦处境的无动于衷。什么是艺术性?是体裁、技巧还是虚构?它难道不是包括一部作品新的叙事方法和新的人物形象?难道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不也是以一种反文学的面目出现?我们肯定它们,仅仅因为现代派作家批判的是西方社会,还是因为西方作家的创作才代表了文学的唯一标准?有意思的是,由于索尔仁尼琴坚持忠实于生活本身,他对那些将世界仅仅视作文本的前卫艺术同样特别反感,认为他们对新奇的迷恋与真正的艺术无关,而是与20世纪的灾难有关。对于他所生活的时代,他是一个永远的异端,一个不合时宜的人,同时也是最后一个现实主义的伟大作家。
有的文学标榜为艺术而艺术,有的文学将其宗旨定义为说出基本的真实,后面这种文学观在俄罗斯有着悠久的传统。正如索氏在给其挚友、音乐家罗斯特罗波维奇的信中所指出:“通常,为了艺术的艺术是存在的,但是这偏偏不是俄罗斯的传统。在俄罗斯,这种艺术不会留下感激的记忆。这是因为我们国家有着另一种传统,即我们总是要求本国的天才置身于人民的灾难之中。”这种见证的文学观或许只能来自基督教的文化,相信最后审判,相信善终将战胜恶,尽管在这个传统中,政治与文学的关系往往过于紧密,过于严肃,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虚构和叙事技巧从来都不是文学的最高标准,因为那些通俗的科幻、侦探、言情与武侠小说也都能做到这点,而且能做得相当不错。中外的文学史告诉我们,文学的最高标尺只能是那些震撼心灵的作品。一切伟大的文学其实都是一种见证,是对人性的探讨,不是见证时代,就是见证存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索尔仁尼琴的集中营作品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这价值就在于它的沉甸甸的时代分量。正如《古拉格群岛》卷首题辞:“献给没有生存下来的诸君,要叙述此事他们已无能为力。但愿他们原谅我,没有看到一切,没有想起一切,没有猜到一切。”如今,“古拉格群岛”已成为举世皆知的一个词语,成为“非人的残暴统治”的象征。后世的读者要了解20世纪的历史,了解这个世纪的人性表现,就不能不读他的作品。
文学家的职责就是赋予这个世界以隐喻。索尔仁尼琴喜欢用隐喻题写书名,《古拉格群岛》中的“古拉格”三字是苏联“劳动改造营管理总局”的俄文缩写,“群岛”
《第一圈》封面则象征着广袤土地上一个个与世隔绝的孤岛所组成的群岛。《癌病房》的书名则象征着整个苏联社会的病象丛生,道德沦丧。在书中,它既是一个真正的医院,又是一个苏联社会的缩影。《第一圈》的书名则出自但丁的诗作《神曲》,诗中将地狱分为九圈,第一圈是最好的一圈,作家以此比喻小说中描写的《红轮》封面一个特殊监狱。在那里,一群科学家囚犯终日从事着各种监控社会的科研项目。
此外还有《红轮》系列,它包括了《1914年8月》、《1916年10月》、《1917年3月》几大板块,书名取自我们所熟悉的历史车轮的比喻。从这些隐喻的书名也可以看出,作家描写的是一个秘密的世界,在那里人们远离正常的生活,没有自由,没有人权,甚至也没有性爱的权利。这不像是一个现代国家,而像是法老的统治。统治者的一切努力,一切社会工程,仿佛都只是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将人民关进笼子里。
在作家看来,我们对他人的苦难闭目塞听,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自以为可以避免他人的命运。然而,在这个权力者将人完全视为物的社会,没有人会是真正安全的,谁都不能保证自己一生平安无事,半夜不会有克格勃来敲门。“个人的命运体现在千百万人中间,千百万人的命运集中在个人身上。”这是一个共同的没有根本区别的命运,所有人的区别只在于是生活在大监狱里还是小监狱里而已。在《第一圈》中,囚犯的妻子们因为丈夫而失业,独自承担生活的重担,比她们的丈夫更像囚犯。正如一位囚犯妻子所说,十二月党人的妻子谈不上真正的勇敢,她们不需要忍受整个社会的歧视和当局的迫害,相反还会受到诗人们的讴歌传颂。索尔仁尼琴把自己的作品称为“没有主角的小说”,书中总是描写众多的人物形象,应当就含有这样的意思。当然这也意味着,在19世纪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契诃夫的作品中,囚犯还可以表现自己的个性,而在20世纪的“古拉格群岛”,个性已经成了不可想象的奢侈品,取而代之的是人们胸前佩带的号码。为此作者在作品中往往打破传统小说以故事情节为中心的叙事,而以群体的各段经历为主线,从而在书中展示宏大的历史画卷,凸现出一幅受难者的群雕。
读索尔仁尼琴的作品,人们脑海中总会浮现出一个阴郁的雕像:囚徒的形象。它常常使人想起作家当年摄于劳改营的那张著名照片:目光里永远充满警觉和思考。正如作家借《第一圈》中一位囚犯之口所讲的话:一个人一旦被剥夺了一切,他就超出了权力的控制,获得了自由。索尔仁尼琴的囚徒意识是如此强烈,以致在其集中营题材的虚构作品中,主人公身上往往都能看到作家个人的影子,如《一天》中的舒霍夫,《癌病房》中的奥列格,《第一圈》中的涅尔仁,这些人物身上都具有一种思考的特征,桀骜不驯的特征。他们憎恨社会的不公,为了生存不得不施展各种手段,但同时却始终坚守着人的尊严与道德底线,以其朴素的经验和认知揭示着这样的真理:一个充斥着强权与谎言的世界,是违背基本人性的。凡是读过其作品的读者都不得不承认,索尔仁尼琴有着非凡的叙事能力。在他的笔下,劳改营的氛围似乎弥漫了整个国家,令人窒息。如在《古拉格群岛》第三部第五章中,一个女囚犯成功地逃跑了,看守气急败坏地要惩罚全劳改营,这时一个姑娘叹了口气说:“能让她替我们在外头逛逛也好!”于是她被罚站在冰天雪地里几个小时,深秋的夜风煽动着篝火的火焰,她在寒风里啜泣和哀求。作者从远处望着她:
她是一个淡黄头发的、傻乎乎的没什么文化的小丫头。为了一团什么轴线被关进来的。小妹妹,你说出了一种多么危险的思想啊!他们想让你一辈子记住这个教训。
火,火!……我们打仗的时候,曾凝望着篝火,想象着一种什么样的胜利会来到……风从篝火里卷出没有烧尽的带火星的种子荚。
我向火和你,姑娘,许下诺言:全世界将读到这一切。
任谁读了这样有血有肉的文字都会感到震撼,就像听到作家所喜欢的柴可夫斯基的音乐时那样,它悲怆,忧郁,而又充满力度。此书第五部第六章,同样描写了两个囚犯在中亚草原上逃跑的故事。他们在逃跑途中偷吃农户的饲料,露宿在灌木丛、干草垛里,甚至还划船到了一个小岛上,在那里升起炊烟做饭,但最后他们仍然被充满警惕的军民抓住,重新回到监狱。作者从旁发表议论说,19世纪的时候,人们会把食物和衣服送到流放的囚犯手里,可现在人们只会出卖这些囚犯。相比之下,沙皇时代的专制无疑是太温馨了。书中草原的景色与人物的心理融为一体,给人一种天罗地网无处可逃的感觉,其紧张程度不亚于任何一部描写历险的名作,同时又让人在极端的压抑中,感受到一种高扬的人性,它逼使人们不能不思考:这一切的意义何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