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未有的改革序章
经过安史之乱，大唐王朝国力衰竭，国库空虚，生产破坏，人口锐减，整个国家处于急速的经济崩溃之中。安禄山的鼙鼓一动，宣告了“开元盛世”的结束。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安史之乱前，“开元盛世”的繁华就隐藏着深刻的社会矛盾，预示着祸乱行将到来。《新唐书》卷51《食货志》中记述：“（天宝年间）时海内富实，米斗之价钱十三。青、齐谷斗才三钱。绢一疋钱二百。道路列肆具酒食，以待行人。店有驿驴，行千里不持寸兵。天下岁人之物，租钱三百余婚。粟千九百八十余万斛，庸绸绢七百四十万匹，棉百八十余万屯，布千三十五万端。”可是，富庶的同时，“天子骄於快乐，而用不知节。大抵用物之数，常过其人，于是钱谷之臣，始事胺（音娟，剥削之意）刻”。同时，由于分配不均，兼并盛行，均田制日益遭到破坏，赋役有增无减，逃户越发盛行。
宇文融不惜余力地推行括户检户，政绩显著，对稳定唐王朝财政收入有着巨大的意义。但是，所暴露出的问题是逃户状况依然严重，据天宝十三年（公元754年）统计，唐王朝实有九百六十一万九千百五十四户，不课户竟占三百八十八万六千五百零四户，约占百分之四十多；总人口为五千二百八十八万零四百八十八人，不课赋人口达到四千五百二十一万八千四百八十人，竟占百分之八十五。其中虽有不少是括户赦令中所规定的免征赋役的户数，但大量逃避赋役却是无庸争辩的事实。
安史之乱，中原惨遭战祸洗劫，人口急剧减少。据《旧唐书》卷十一中记载，在刘晏担负浩运江、淮转运使的广德二年（公元764年），“户部汁账管户二百九十三万三千一百五十二，口一千六百九十二万三百八十六”。
与天宝未年相比，总户损失达六百七十二万之多，总人口损失逾三千五百九十六万人。损失如此众多的实户和人口，一方面是战争带来的人口减少，但主要是由于战祸连年，大量逃亡迁徙，逃避繁重赋税丁役所致。在开元年间，唐朝管辖全国三百二十八个州府，而此时仅管辖一百六十九个州，几乎减少一半。租庸征收情况如何呢？道州刺史元结在广德二年（公元764年）在《奏免科率状》中说：道州准敕及租庸等使徵收的钱物总计是十三万六千三百八十八贯八百文。其中，在安史之乱前为十三万二千四百八十贯九百文，而安史之乱后，仅收三千九百七贯九百文，只占安史之乱前的百分之三。由此可见，唐王朝的经济困难严重到何种地步！元结在奏文中凄楚说到：“（道）
州被西原贼屠陷，停留一月余日，焚烧粮储屋宇，俘掠百姓男女，驱杀牛马老少，一州几尽。贼散后百姓归复，十不存一，资产皆无，人心嗷嗷，未有安者。臣恐坐见乱亡，今来未敢徵率，伏待进止。又岭南诸州寇盗未尽，臣州是岭北界，守捉处多。若臣州不安，则湖南皆乱。伏望天思，自州未破以前，百姓欠负租税，及租庸等使所有徵率和市杂物，一切放免。自州破以后，除正租正庸及准格式合进奉徵纳者，请据其见在户徵送，其余科率，并请放免。容其在百姓产业稍成，逃亡归复，似可存活，即请常例处分。”（1）
“十不存一，资产皆无，人心嗷嗷，未有安者。”这与刘晏致书元载的信中描述是完全一致的。”东都残毁，百无存一”，“五百里中，编户千余而已。居无尺椽，人无烟爨，萧条凄惨，兽游鬼哭”，也与郭子仪上表代宗，谏止移都洛阳的奏书“东周之地，久陷贼中，宫室焚烧，十不存一，百曹荒废，曾无尺椽。囗囗既乏军储，又鲜人力”，可谓一模一样。
元结担心科征税赋会引起大乱，难道刘晏和唐王朝一切有政治眼光的人就不怕乱吗？
乱已有先例。元载在江、淮进行“白著”，决定一次强征安史祸乱之前的八年所欠赋税时，弄得民不聊生，无不怨恨，不是引起了刘展之乱吗？
唐王朝内外交乱，还经得起大乱吗？刘晏致书元载说：“河汴有初，不修则毁灭，故每年正月发近县丁男，塞长茭，决沮淤囗囗”中国自有史以来都是征夫派丁，增派谣役。修复河道，以事漕运。
可是，饱经祸乱的大唐王朝还能够依照历史的旧轨，“发近县丁男”，增谣役，派丁夫，修河道，事漕运吗？刘晏的心情和元结是一样的。如按旧规行事，“恐坐见乱亡”！何况刘晏亲眼目睹了广大农村赤地千里，凋残破落，农民居元尺椽，食不果腹，已经疲于劳役的情景。他深知，广大农民急需休养生息，只能先予生存，后予发展，断不可损下益上，劳民伤民。久经****的人民迫切需要安定，民心思安，民心思富。一个宏愿在刘晏胸中萌发：“只能富其国而不劳于民，俭于家而利于众。”（2）
刘晏仁立扬子江边，只见江中百舸争流，江船鼓浪而进，仿佛江南繁华不日将送去长安，一阵欣喜涌上心头：“今舟车既通，商贾往来，百货杂集，何愁贞观之盛不至！”
任何重大的经济改革都是政治，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刘晏所进行的经济改革正是在唐王朝的这种背景下进行的。一定历史时期的经济改革措施总是与政治经济的治乱相关联，改革措施往往是纠前弊而兴后利，也不可能一成不变。改革能否成功，主要取决于是益民利民还是扰民劳民；改革是否得宜，主要取决于对社会经济是促其发展还是滞退。唐以前的封建王朝如此，以后的各代王朝也不外如此。由于封建统治阶级不可能触及皇权，历史的局限使刘晏只能在维护皇权统治的前提下，进行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治国理财的经济改革。
刘晏的改革首先从漕运着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