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这里所描述的城市发展的某些后果，可能给许多城市居民带来的是一种孤独与孤立的体验。生活的快节奏使得人们变成了城市中的匆匆过客，人们不再有时间去建立一些有意义的、持久性的人际关系。就此而言，城市生活更接近于“gesells chaft”（社交聚会：社交关系合理发展的一种机械模式，以人与人之间非个人契约的联合为其特征）——而不是“gemeins chaft”（自发产生的有机社会关系：其特征是在共同的传统法规之内，具有情感或亲属关系的强有力的相互联系）。费迪南德·托尼斯（Ferdin and Tonnies）曾对这两种社会关系类型进行了明确的区分。
在英国和美国，社会的不断发展在削弱了城市居民的共同体生活的同时，也对城市的市政管理带来了某些挑战。例如，在英国，自从上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由于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诸如权力的进一步集中化，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财政支持力度的不断降低，在社会福利保障（如住房等）方面过分地依赖于私营企业等，地方政府的管理功能已经备受削弱。这种发展趋势与英国近段时期的国内政治也有很大的关系。在普通民众看来，地方政治的重要性和目标性已经非常淡薄，因此，热衷于参加地方组织选举的人数也变得越来越少。
这些发展状况虽然并没有在欧洲大陆国家的城市中出现，但是，所有的西方民主国家变成了消费社会，及其城市的政治功能日渐衰弱，已是不争的事实。苏珊·克里斯托弗（Susan Christopherson）在她的一篇题为“城市如要塞：空间的私有化、市民身份的商品化”的文章中，描绘了一幅关于消费主义如何改变了城市以及城市生活本质的生动图画。她特别强调了这种改变对公共生活领域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例如，城市中的许多公共场所，如公园、教堂、学校、图书馆和博物馆，都变成了私有化的消费之地，尤其被用作零售商店和办公室等，这种趋向正呈增长势头。克里斯托弗指出，这是一种双向的过程：城市的发展在推进消费文化方面起到了一种“关键性的作用”。
克里斯托弗认为，这些变化也反映了地方政府处于财政短缺的压力之下。政府不仅把土地和房屋出售给私有企业，而且，还把公共服务私有化，于是，政府管理的范围也就受到了缩减。在克里斯托弗看来，这些发展趋势体现在市政管理本质的变化上。传统的关于社会公民权利的观念，以及公民应享有住房和公共服务等的公平权利，现在正在被各地方的自主政策，以及消费者权益至上的政治所取代。正如她（1994）所指出的：“对于消费者——公民来说，政治就是意味着挑选自己所需要的物品，而无需考虑物品是如何生产出来的。”
安伯托·艾柯（Umberto Eco，1987）也对当今的城市生活抱持一定的否定态度。这是因为：他认为当今的城市生活越来越不利于社会交往。他在《超现实中的旅行》一书中提到了“城市的中世纪化”问题，其中的主要观点也引起了人们的一些争议。
在艾柯看来，当前的城市化过程出现了“新的中世纪化”的迹象。整个城市由各种微型的社会构成，不同群体之间常常相互分离且关系紧张，这一点非常类似于中世纪的城市。他列举了具体的例子加以说明：生活在纽约的白人中产阶层在哈莱姆（纽约的一个黑人居住区）一带下地铁站时都要提心吊胆；他们也不敢在夜晚进入纽约的中央公园。
而且，许多城市居民越来越担心成为犯罪行为的受害者，他们尤其害怕受到来路不明者的暴力侵害。伊文·雷本（EvenRaban，1974）对都市生活也基本上持否定态度。他指出：城市中的暴力事件随处可见，它给人们带来了不安的感觉。对于城市居民来说，他们自然会为自己的人身安全而担忧，因此也就阻碍了他们与人交往的意愿。居民区中的预防犯罪计划和居民联合巡查行动，都反映了人们对于城市生活安全问题的忧虑，同时也表现了地方共同体行为的一种范例。
艾柯在提到城市“新的中世纪化”之外，他还指出：由于当前的城市存在着诸如人口过量、“通讯和交通拥挤”等问题，使得城市变得不适宜于居住。城市中的交通堵塞、空气污染、垃圾遍地等现象已经不足为怪。很明显地，城市中的某些地区已经成了令人讨厌的、有害于健康的区域，人们不喜欢在这些地区居住与工作，因此，也就不利于人们的社会交往和参与共同体活动。
不过，米歇尔·马弗索里（Michel Maffesoli，1996）在《种族的时代：大众社会中的个人主义之衰落》一书中指出，城市中的群体行为方式依然存在与盛行。更为重要的是，他发现了大城市中的一些群体形成的新形式，尤其是在年轻人中间，比如，年轻人的亚文化群体的形式等。马弗索里认为，这些群体是群落组织的新形式，人们可以借此达到社会交往的目的。
但是，因为这些新的社会群落身处于迅速变迁的城市环境中，它们的特征也难免是变化无常的，所以，不可能形成一种持久性的联合体或共同体的基础。正如福山（2000）所指出的：“并不是一群人在一起相互交往就可以形成共同体。”
但是，也有许多学者在论述城市生活时认为，我们没有必要把城市生活描绘得过于令人沮丧。例如，乔纳森·雷本（Jonathan Raban，1974）在《温柔的都市》一书中指出：城市的种类繁多、错综复杂、变幻不定，我们不可一概而论。在城市中生活并不都是负面的，而也有其许多积极的、让人感到满意的地方。与生活在乡村小镇相比，城市生活可以使人们拥有更为广阔的活动空间和视野，同时也为人们提供更多的工作机会。而且，由于城市生活比乡村小镇更具有私密性，因此，人们可以拥有更大的随心所欲的自由空间。
此外，还有一些案例研究显示：社会交往和共同体活动是城市及城市生活的整体特征之一。就此而言，赫伯特·冈斯（Herbert Gans，1982）把存在于城市中的所谓“都市村庄”，看成是这些行为的来源。冈斯根据自己的研究认为：在城市中确实存在着一些居民之间能够相互友好交往的区域。在这些区域，人们与邻里、店主和当地的领导人之间都相互认识并能相互交流。
吉姆·斯利普（Jim Sleeper，1990）对纽约市的情形进行了研究——冈斯的研究重点则在波士顿市——之后，强调了教堂、酒吧、地滚球场等场所在共同体活动和社会交往中的重要作用。他也发现，人们在商讨地方事务过程中所出现的共同体行动。当然，这只是两个研究案例，它们不一定能够代表其他发达工业化社会的城市状况，甚至不一定能够代表美国的其他城市的状况。因为这两个研究案例，特别是冈斯的研究，都发生在多年以前，所以，也难免有过时之嫌。总之，我们必须把这些研究成果放在后现代性进程的大背景下加以考察，我们在前面已经阐述过，后现代性进程进一步推进了个人主义化和以自我为中心的行为方式的转变。
我们还可以发现城镇中的其他一些共同体形式，如移民共同体等。这些共同体往往起到一种自我保护的作用，同时为其成员，尤其是那些新来乍到的外来者在寻找住所和工作等方面提供一些援助。不过，从本质和定位上来看，这类共同体其排外性远超过其包容性，而且，往往遏制其成员融入大社会的需求。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第六章中加以讨论。
鉴于以上的这些分析，我们很难对城市中共同体生活的状况做出一个确凿的结论。在埃茨奥尼（1995）看来，一座城市是各种行为方式的一种混合体或大杂烩，是“gesellschaft”与“gemeinschaft”“相互并存的”。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由于在特定的历史背景、经济发展水平以及作为领导的政党等方面的差别，每个城市的状况也将各不相同。
而且，正如马尔库塞和范·肯彭（2000）所指出的：城市并不是一种确定的、单一的存在。他们认为：用“多元性”来描述城市空间所具有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更为恰当。
因此，我们在这里所列举的实例和论点表明：在当前的城市生活中构建共同体关系将面临许多重大障碍，在城市中形成共同体行为也不是一蹴而就的。而且，如众所周知的，这种情况将随着后现代性的进程而不断恶化。最后，我们可以从这样一种最具说服力的事实中看出发达工业化国家中的城市生活状况，那就是：越来越多的人们试图搬离城市。
正如彼特·马尔库塞和范·肯彭（2000）所指出的：“人口从城市中心向周边市郊流动，是大部分发达国家的一种普遍现象。”尤其是，富裕的中产阶级把生活迁移到郊区或乡村看成是生活质量的一种提升。
小结
在本章中，我们探讨了发达工业化国家中的共同体状况，其中的一些因素还难以确定，或许无法确定。但是，地方共同体和邻里关系赖以存在并发挥其有效作用所必需的某些先决条件是可以确定的。最为重要的是，在形成共同的道德规范和价值观念，以及市民共同体的过程中，社会资源是必不可少的，成员之间应当保持一定程度的互信关系以及经常性的接触与交往。同时，让那些依附于特定共同体或邻里关系的群体也有一种社会归属感。然而，恰如我们在本章中所分析的：事实上，共同体生活赖以存在的条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当前时期的基本发展进程的严峻挑战。这种状况显然要影响到地方共同体的形成，如此的影响又因不同国家的特定历史和文化背景而有所差别。但如前所阐述的，从广义上来看，后现代性的进程进一步地推进了个人主义的发展，其代价往往是民众共同体行为的丧失。鉴于此，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我们这个时代，地方共同体生活正在衰落。至于这种现状将带来怎样的后果，以及人们是否应当郑重其事对待这一问题，我们会在本书的第二部分中加以阐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