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的主旨在于阐述西方社会的共同体以及社会生活的状况。
这是一个日益引起人们关注的课题。正如许多人所忧虑的，我们的社会正在面临着“社会资本”无情流失的局面。纵然，所谓的“社会资本”的概念被赋予了各种不同的含义和用途，但我们在这里基本把它理解为：从广义上说，它是作为一种能够聚集各种社会资源并使之发挥有效功能的黏合剂。在一个社会内部，人们首先需要具备某些社交习惯、合作态度和互动关系，然后才能造就互信关系、社会稳定以及民众的参与性等——也就是所谓的社会资本。相应的社交态度和行为方式可以在诸如地方共同体或邻里活动这样一些重要场合被开发出来。但是，我们将予以讨论的是：在当前时期，这样的社交态度和行为方式都会面临重大的挑战。正鉴于此，本书的要旨在于：在这个日益崇尚个人主义的时代，怎样才能维护与繁荣地方共同体及其共同体生活。
本书分为两大部分。在第一部分中，我们将考察后现代社会的形成过程，内容包括：后福特主义或后工业主义（第一章）、反传统性（第二章）和全球化（第三章）对后工业社会所产生的影响。我们将会看到，这些过程正在侵蚀着诸如福利国家、全日制职业、以工作关系为纽带的共同体以及稳定的家庭生活等——这些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曾经为人们带来了目标感、认同感和安全感——赖以存在的社会结构、制度和实践。因为人们需要适应新的生存条件，这样就导致了人们的行为方式朝着更为个人主义化的或以自我为中心的方向嬗变。更加值得注意的是：这种高度的个人主义化行为方式已经销蚀了地方共同体、社会资本和民众的参与性（第四章）。
当然，不是所有人都会体验到稳定性和安全感的缺失，并伴随着内心的极度焦虑和不确定性。一些人在时下看上去正生活得很惬意：他们出身于衣食无虞的富庶家庭，物质生活大有保障，职业前景令人倾慕，等等。但我们也应该看到这样的事实——后面将做详述——在随着人的发展空间得以自由拓展，操控自己生活的力量得到增强的同时，人们对诸如职业的稳定、福利的保障、四伏的危机、泛滥的毒品、共同体的丧失、家庭的解体、道德的沦丧和对个人利益的无止境追逐等状况也感到普遍的担忧（参见：Blair，1996；Etzioni，1995、1997；Gray，1993）。
虽然我们现今处在一个缺乏安全感的个人主义时代，但这并非意味着，我们就否定西方社会曾经也是融洽和谐与协作友善的生存之所。这样的社会在过去是否存在过？如果存在的话，那么又存在哪些时期？这些问题激起了许多人的研究兴趣，同时也引来了一系列的争论（参见：Black，1984；Durkheim，1964；Gierke，1900；Parsons，1951；Tonnies，1957）。诚然，一些学者对西方社会的过去比现在更为和谐融洽的假设深表怀疑（参见：Archer，1988；Abercrombie，1980；Laslett，1965）。例如，阿伯克龙比（Abercrombie，1980）及其同事们认为：在前现代社会时期，尚无或落后的通信条件和交通系统制约了社会之间的交流与融合。
后现代性的基本进程进一步推动了个人主义的发展，但其表现形式在各个西方民主国家中又有所不同。一方面，由于这种进程不是步调统一的，不是以相同的方式作用于所有的西方社会，因此对不同国家的影响以及由此产生的反应也不尽相同；另一方面，不同国家的民族文化在与这种进程的交互作用过程中也将带着自身的不同特点。简言之，这是一种错综复杂的过程。本书的第一部分将阐述与分析这种过程的总体趋势以及不同社会的各自特点。
然而，这种发展进程也表明：它可能将以强悍的、甚至以驾驭民族文化的力量，使不同的社会达到趋同的结果。从某种意义上说，所有的后工业社会都正在经历着这种进程，而且无法视而不见以独善其身。所以，即使是那些常被认为是注重社会资本的国家，如德国等，也将难以抵御由此带来的威慑。同样地，那些被视为带有自身社会和文化特征的亚洲国家，如日本和韩国等，也难以回避由这一进程所带来的日渐增强的冲击。
在概述了地方共同体所面临的挑战之后，于本书的第二部分中，我们将讨论：不同形式的共同体是不是人类生活中所必需和重要的组成内容，并需要采取何种途径在后工业社会里维护与重建这种共同体。我们在这里将提供一些能更好地促进一种公共精神文化发展的现代管理范例，以及一些激励公共精神文化的策略（第五章和第八章），这些可以帮助人们重塑地方共同体与再聚社会资本。这些途径将会有助于建设更具生机的、包容性的、相互支持的地方共同体，从而创造一种能够促进人类幸福的生活环境（第七章）。在此，我们还将剖析这个时代的另外一种主要的发展趋势：一些人选择了某种退避性的认同政治来应对后现代社会所带来的不确定性，而这种行为方式往往是排他的、狭隘的（第六章）。
个人主义时代
首先，我们有必要对关键的词语和概念给个定义。以下的注解来自于《简明牛津辞典》（1990年，第八版）。个人主义的定义是：
1）独立和自主的态度或立场；
2）尊重自由的个人行动的一种社会理论；
3）以自我为中心的情感或行为，即自我主义。
由于本书的重点在于论述社会而不是社会理论，因此，关于个人主义的定义，更多地倾向于独立和自主的态度，以自我为中心的情感或行为的释义。
之所以要明晰个人主义的定义，是因为它经常要与另一个相关的词语“个性化”相混淆（参见：Bauman，2001；Beck and Beck-Gernsheim，2002）。有关“个性化”概念解释的讨论已经有很多。例如，乌尔利希·贝克和伊丽莎白·贝克·吉恩斯海姆（UlichBeck and Elizabeth Beck-Gernsheim，2002）把“个性化”看成是一种结构性的概念；也就是说，“个性化”在某种意义上是制度性的个人主义。现代社会的某些制度可谓是个性化的，如职场的薪酬制度，它是针对个人而不是群体的。他们认为，过度的个性化正在危及“社会和谐共处的根基”，然而却“变成了从属于现代社会本身的社会结构”。本书将会讨论，后现代性的基本进程或发展正在悄悄地侵蚀着现存社会的结构、制度和实践，从而导致深刻的社会变迁；这种变迁又将为更进一步的个人主义推波助澜。
最后，我们必须阐明本书中所谓的“个人主义时代”的概念。
拒绝或否认许多西方社会中可能存在的个人主义的历史事实，那不是我们应有的态度。例如，艾伦·麦克法兰（Alan Macfarlane，1978）在他的经典着作《英国个人主义的起源》中，追溯了英国长久以来的个人主义传统，认为在中世纪时期即可找到它的源头。在这里，我们再强调一遍这一简单的事实：我们这个后现代社会的发展进程，正在推进着后工业社会中的个人主义的进一步深化，以至于在一定程度上对诸如地方共同体和社会资本等共同的生活形式造成了威胁。鉴于此，本书强调的是社会共同体建设对于这个时代的重要意义，故给书取名为“个人主义时代之共同体重建”。
共同体的重要性
共同体的类型有很多种，人们可能也可以从属于多个共同体。
商会、专业组织、工作环境、俱乐部、协会以及其他群体，全都可被视为现行的、没有亲属关系的共同体形式。但是，本书的重点则是放在地方或邻里共同体上面，因为这些共同体往往是人们赖以生活与工作的场合，所以也是我们全部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地方或邻里共同体，可以是一个村庄，也可以是乡镇或城市的某一个区域，也可以是一个居住的社区。事实上，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地方或邻里共同体的构成，往往取决于我们自己的主观意识。这里没有普适的定义。正如雷切尔·斯宾塞（Rachel Spencer，2002）在探讨这种现象时所指出的：关于邻里关系的定义，对某些人来说，可以用地理位置来划分，如以道路或河流为分界；而对另一些人来说，可以用居住区域来划分，如他们常在同一个社区购物、乘公交车等。
任何关于地方共同体的讨论，都必须明白一点：后工业社会的居民，在地理位置上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具有更大的流动性。比如，一个英国居民，在上世纪50年代，平均每天的活动范围若为5英里之内的话；那么，在今天，他平均每天的活动范围就可能是30英里之外；在未来，一个人平均每天的活动范围显然还要进一步扩大；据估计，到了2050年，一个人平均每天的活动范围要达到60英里（参见：Ledgard，2002）。我们当今所具有的“次级流动性”，正在导致大家都是生活在一种来路不明的社会里；在这种社会里，每个个体几乎不从属于某个特定的地方或邻里共同体。这种发展趋势虽然是显而易见的，但事实上，对于大部分人来说，无论他们生活在乡村或城镇的某个区域，他们仍然归属于某些特定的地方或邻里共同体。每当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劳累，我们必须返回到这些栖息之地，而另一些人的居住与工作可能就在同一地点。所以，几乎我们所有的人都会在某种程度上体会到，对于我们生活之地的邻里关系的一种从属感。在这些共同体中，我们的公共精神得到凝聚，同时也得以表达。
人们生活的地域流动性正在扩大虽然是事实，但也不可过分地夸大这种现象。据由英国一个政府政策智囊团近年提供的一份有关研究资料显示：大约有4/10的人，依然在他们的出生地范围不大的区域内生活着（参见：Walker，2002）。
我们在这里强调了地方共同体的意义，并没有想要贬低其他形式的共同体或团体，诸如宗教团体、行业联盟、艺术团体、体育俱乐部、政党和商会等。这些团体是市民社团活跃的一个先决条件，同时也是地方共同体繁荣的一种重要的决定性因素。正如查尔斯·利德比特（Charles Leadberter，1997）所指出的，协会或俱乐部是增进其成员之间相互沟通的好途径：我们出自个人的兴趣和爱好，自由地加入这些团体，在成员之间建立起相互信任、相互支持与相互交流的关系。
在其中，我们可以获得一种与他人之间的从属关系，进而找到一种与地方共同体乃至整个社会的纽带关系。而且，有事实证明：如果坚持参与某个俱乐部或协会的活动，还可以使人的寿命变得更长久。因此，政府一般也鼓励这些业余的俱乐部或协会的发展，并通过提供设施、补贴、贷款、免税或其他方式予以支持。
不过，许多人在参与某种俱乐部或协会活动之外，还有参加其他地方共同体活动的需求。罗伯特·帕特南（2000）等人认为，在有的国家，如美国，此类团体和共同体正在与日减少，建议应该重建这类地方共同体。他们还认为，重建共同体的必要性体现在，通过参与共同体和邻里活动，可以激发民众具有一种公共精神的行为方式。这种建议将给人们带来一些新的思考，并通过思考来改变或修正人们的一些行为方式；与此同时，政府也应该考虑，在这个过程中应当如何发挥其重要作用。相关的内容将在本书的第二部分中予以阐述。
共同体的经济要素
重建地方共同体要涉及很多的经济要素。比方说，此类共同体的发展状况，有赖于人们的就业机会和一定程度的经济发展水平。
贫困是共同体发展的一大障碍。这是不言自喻的。假如一个人居无其所、老病缠身，就很难要求他发扬公共精神，他首先需要考虑与解决的是自身的生存困境。
不平等现象也是共同体赖以存在的绊脚石。例如，20世纪的英国所实施的税收、福利和教育等方面的政策，普遍被认为是进一步促进社会公平的途径，这些政策有助于激发公平的公民意识。假如民众的收入水平差距不大，人人都可以去差别不大的学校读书或医院看病，这就会让我们感觉到在许多方面民众之间是基本平等的。
这些共有的体验，既让人们感觉到自己能够分享到社会的权益，又使人们认识到自己为社会所应该分担的义务。于是，我们也会发现，人们之间的互相协作和共同工作就变得更加容易。这些就是构成社会资本或社会共同体的最基本要素。
倘若在极其不平等的社会状况下，那些非常穷困的人们就会深感社会的不公，就会产生仇富心理，他们也无意参与地方共同体或邻里活动。同样地，对于那些为社会付出很多却得不到应有回报的人来说，他们也会感觉到社会的不公。因此，任何政府如果顾忌到社会资源的枯竭和社会共同体的消失所带来的后果的话，就应该着力解决贫困、不公平以及就业机会等问题，并为民众提供充足的资源。然而，这可能要触及到重新决策公平与自由之间的权利平衡问题。例如，对某些社会群体课税过重，以至于使他们感觉到社会的不公，那么，他们就可能无心参与地方共同体或其他社会活动，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已经对社会付出了太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