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现实的角度来看，环境保护意识意味着人们对待外在条件的观念的改变。同样，快速的汽车和当前的消费产品也改变了人们的对待内在要求的态度：人们可以拥有更多的时间，与我们的朋友、家庭和共同体在一起，或用来阅读和学习外语等。从公共层面上来说，这种观念也迫使政府在制定决策时要优先考虑民众的内在需要，其中可能包括对乡村的保护和儿童的照料等一系列措施。也就是说，寻求幸福的观念必定是与有效的和有价值的活动联系在一起。如何才能把它们与公共精神文化结合起来呢？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本章的第三节中加以讨论。
最后，我们需要强调的是：无论是对于亚里士多德来说，还是我们这里所使用的关于幸福感的概念，都不能被简单地看成是等同于愉快或快乐的概念。正如在伯纳德·威廉斯（Bernard Williams，1985）在《伦理与哲学的局限》一书中所指出的，eudaimonia一词与我们当今的快乐概念的含义是不一样的：快乐指的是一种暂时的体验，而eudaimonia指的是“一个人整个的生活状态”。此外，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值得我们去探讨：是不是任何内心体验都可以进入到人的精神层面呢？例如，当一个作者在写完一本书的时候，他可能会伴随各种的情感体验，如完成写作之后的喜悦与快乐，写作过程中的紧张焦虑消除之后的轻松与宽慰，以及由于长时间的写作而带来的疲劳与厌倦等。有些作者在完成书稿后体验到的也许是一种沮丧或空虚；而另一些作者体验到的则可能是满足和愉悦。
享乐主义观点也因此受到了批评。单纯地追求享乐主义目的，往往会无视或否定人的另外一些基本情感，如痛苦和焦虑等。只有一个人经历过各种情感体验，他的生活以及人生态度才能变得丰满而宽容。J.S.穆勒深知这一点的重要性，他在一篇题为“功利主义”（1991）的文章中阐述了有关快乐的观点：
快乐并不是一种狂喜的生活状态。如果没有短暂的痛苦，我们就无法体验到各种不同的快乐。对于整个生活来说，只要积极的一面占据了决定性的优势，那么，我们就是幸运的。我们不可更多地向生活索取其本身所能赋予的一切。只有懂得生活的真谛，才会真正体验到生命中的快乐。
罗伯特·诺齐克也曾阐述过类似的主题。他在《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1974）一书中说：尽管神经心理学家们能够用他们发明的方法，在人的体内连续注射药物可以使其始终处于快乐状态，但是，愿意这样做的人可能还是不大会有的。
伙伴关系
伙伴关系或友谊，也应该是人类幸福的一个重要因素。其实，亚里士多德在《尼可马克伦理学》一书中对它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但在讨论伙伴关系所能发挥的特定作用之前，我们有必要先来了解一下亚里士多德关于美德的思想，因为在他看来，友谊是人的基本美德之一。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美德是eudaimonia的主要构成；怎么才能获得幸福——我们所必需的美德——是一个需要我们不断加以思考的问题。一个人如同一个国家，他的成功有赖于他的善行；如果没有美德，他是不会有善行的。美德并不是一个人用以达到“最终目标”的手段，而是一个人借以达到生动完美生活所具有的个性或品质。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这些品质包括：勇敢、节制、谦逊、自尊和坦诚等；幸福来源于以这些美德为基础的或与这些美德相一致的行动。他说：对于每一个人来说，与其禀性相一致的行为是最值得称道的；而对于一个理想的人来说，其赋予德性的行为是最值得称道的。
不过，亚里士多德关于美德的思想包含了一种直觉成分。他时常认为：一个人在表现出这些赋予德性的行为时，并不一定都有其充分的道德理由。例如，一个人之所以会表现出勇敢行为，从某种程度来说是因为他具有了这样的一种美德，而并不是因为他认识到这种行为方式所要达到的目的之后而采取行动。但与此不同的是，我们在本书中所讨论的内容，则是主张人们采取一种更具公共精神的行为方式，即可以为个人，也能够为社会带来裨益的行为方式。
亚里士多德还认为：尽管我们的感觉器官是与生俱来的，但诸如正义感和节制性等德行必须通过实践活动而习得或获取，犹如人们必须通过学习与训练而成为建筑师或器乐演奏者一样。至于我们会成为优秀的还是劣等的建筑师或器乐演奏者，成为正义的还是邪恶的人，这就“取决于我们在对待他人时所表现出来的行为方式”。亚里士多德用这样一句话来概括其有关的思想：“什么样的品性决定什么样的行为。”我们在本书中所强调的是：一种更具公共精神的思考方式，对于我们能够体现赋予公共精神的行为是必不可少的。
现在，让我们回到刚才所讨论的幸福的第二种构成——伙伴关系或友谊。我们为什么要把它看作是幸福的构成呢？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与人保持友谊或友情关系是一种美德，也是幸福生活的一种基本构成。正如他在《尼可马克伦理学》一书中所指出的：“没有人愿意选择没有朋友的生活，哪怕他拥有了其他所有的财富。”快乐的生活不能缺少友情：“快乐的人需要朋友。”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我们要珍视与他人之间的友情关系；倘若没有这些友情关系与情感体验，那么，我们的存在是不完整的。特别是，他把真挚的友情关系看作是构成古希腊理想城邦国家市民关系的基础。因此，这不单纯是两个人之间的普通的友谊关系。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一书中指出：每一个市民都不是单纯地归属于他自己，而是从属于与他人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国家的组成部分。他说：任何市民以为他仅仅从属于他自己，这显然是错误的；他必须认识到：所有的市民都从属于国家，因为每一个人都是国家的组成部分；每一个人的责任必然成为整个国家义务的一部分。
这是亚里士多德的学说所论及的一个重要内容。这也驳斥了有人认为亚里士多德有关人类幸福的概念是把个人自身的幸福放在首位而几乎无需顾忌他人命运的看法。亚里士多德所强调的友情的重要性，以及它在构成古希腊理想城邦国家的市民关系中所发挥的功用，也是对以上偏见的一种有力反驳。
当然，亚里士多德关于友谊或伙伴关系的论述也存在一定问题。例如，在人口庞大而又千差万别的现代社会中，有可能让大家都成为朋友或伙伴而形成一种政治共同体吗？阿拉斯代尔·麦金太尔（Alasdair MacIntyre，1981）认为，这种理念即使在亚里士多德时代也是有问题的：在拥有成千上万人口的雅典城邦国家形成这样一种友情关系似乎是不现实的。虽然“友情”一词在希腊语中的含义要比在英语中的含义更广，其中包括两人之间的相互支持与相互同情等关系，但即便如此，这仍然不足以使之能够涵盖一个城邦国家的所有关系。
亚里士多德关于政治共同体的概念，似乎也不大适宜于当前人们的行为方式正朝着个人主义和以个人为中心的方向发展的社会时期。这样的一种共同体情感的确有可能存在，它常常会在所谓的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的名义下表现出来，但这些形式的排他性往往多于包容性。我们社会中的医院和学校等机构，似乎最接近于亚里士多德的社会理想，在这些机构工作的人们常常会体验到一种共同的社会使命感——尽管在英国由于市场化改革而日渐衰弱。但是，从国家的层面而言，我们的社会几乎不存在关于共同体方面的构想，民众更谈不上拥有共同的友情体验。正如麦金太尔所观察到的：友谊，也就仅限于狭小的个人范围之内。
总之，我们必须把伙伴关系或友情——一种与他人之间的相互依存感——看作是人类幸福的一个重要构成，而当前的社会状况往往与这种关系的建立背道而驰，就连唤起民众之间的同情感时也常是很困难的事情。在本章的第三节中，我们将讨论为什么形成这种局面的相关原因以及如何才能体现幸福观中的友情因素。
政府、人类幸福与公共精神
在阐述了人类幸福的构成要素及其重要性之后，现在，我们将把重点放在寻找激励人们创造性的最佳条件和环境的目标上来。与人类幸福的相关因素或许有很多，但我们在这里主要从以下三个有着内在联系的条件或概念着手进行分析：自主性、多元性和共同体。同时，我们还认为：自主性和多元性是依托于共同体来发挥其效能；共同体可以通过推进公共精神文化的发展——政府应该在其中发挥重要的推动作用——来滋养自主性和多元性。
自主性
自主性是自由主义思想的一个中心主题。我们在这里的目的是为了揭示与自主性概念相关的某些条件而已。虽然从字面上讲，这似乎是有些矛盾，但实际上，这些相关条件则足以影响到个人生活的提升。
关于自主性的概念，有着各种不同的解释。然而，约瑟夫·拉兹（Joseph Raz，1986）在《自由的道德规范》一书中，提出了一种尤其实用和令人信服的自主性概念。作为展示他的自由主义思想的标签，他认为，美好的生活必定是一种自主性的生活：一个人的幸福首先来自于他是自己命运的缔造者或主宰。他在书中认为：自主性应该是人类幸福的一种先决条件和基本构成。例如，只有当我们拥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性时，我们才有可能选择自己认为更有益于生活的行动。这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与他人建立友谊或亲密关系的自由，而且还能够让我们自己来决定如何施展创造性能力和才智。
不过，拉兹还附加了一个限定性条件。他认为：一个人光有自由本身是不够的。自主性并不意味着一个人拥有漫无目的地耗费自己的生命或从事缺德和违法行为的自由。在拉兹看来，“一个人的幸福应该建立在他所追求的目标价值的基础之上”。然而，每个人所追求的生活目标并不一定都是有价值的，因为人们常常会被不正确的生活观念所迷惑。正如拉兹所指出的：“出于似是而非的动机所达到的某种目标，并不能给一个人带来真正的幸福。”这也就意味着：所谓的幸福不仅取决于个人的生活追求，而且还取决于社会的道德标准。获得正确价值标准的途径可能有两条：第一，通过社会道德的评判标准来选择我们的行动（拉兹虽然没有谈到这一点）；第二，通过政府的努力来影响我们的行为（接下来要更详细地加以讨论）。
拉兹以一个饲养家禽的农夫和一个赌徒作为例子，来说明一个人所追求的生活目标是否具有价值：一个把所有的时间都耗费在赌博上的人，即使他是一个成功的赌徒，他的生活注定要比一个终日为自己的家禽饲养场操心的农夫更加没有什么成功可言……然而，他们都认为自己所从事的事情是有价值的活动（这种标准对于他人来说不一定是有价值的）。他们则在意自己所从事的活动的价值标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的价值评判标准是不正确的，这种评判标准制约了他们达到成功的生活目标。
素食主义者或许会质疑拉兹所举的例子，但这不是问题的关键。拉兹只是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比较的参照而已，他的目的是为了让我们能够辨别或达成一种共识：谁的生活才更接近于通向幸福的目标。这是因为：我们的价值观以及生活的目标和志向，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我们生活在其中的社会所共享的。例如，一个毒品瘾君子是无法获得一种满意的、自主的生活。这一点是不大会有人置疑的，即使在大部分毒品瘾君子看来也是如此。所有沉溺于不良习性（如吸毒、赌博和酗酒等）的人们，他们都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自主性，因为他们所选择的自由是受到极大的限制的。
因此，认为我们每个人所从事的活动的价值可以是独一无二的，与社会中的主要道德规范和价值观可以毫无相干，这样的见解显然是站不住脚。我们所有的人，都会在不同的程度上感受到社会中的道德规范和价值取向，正是这些道德规范和价值取向形成了我们的道德价值判断：即便是不法分子，他们也会意识到自己的行为违背了社会道德与触犯了国家法律。而且，正如伯纳德·威廉斯（1985）所指出的：我们在教育儿童的过程中，会极力地灌输这些价值观，以培养他们明辨是非的能力。明明知道对孩子成长不利，还让自己的孩子排斥社会中的伦理规范并为他们提供其他的行为准则，这样的家长恐怕是不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