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传统性”或传统的衰落，是我们这个时代发展的特征之一。这是当前受到社会学家、历史学家以及其他学者极力关注的一个领域。在本章的前面部分，我们将阐述反传统性的特征及其产生根源的种种解释。在本章的后面部分，我们将讨论反传统性可能带来的一些后果和影响。从贯穿本书其他部分的整体思路出发，我们将着重讨论反传统性对于当前时期的个人主义兴起所起到的极大推动作用。
为了明晰概念起见，我们在这里所采用的传统性与反传统性概念，有点类似于韦伯的“理念分类”；也就是说，我们尽可能地回避那些关于反传统性概念的外延与内涵的争议。例如，尼克拉斯·罗斯（Nikolas Rose，1996）曾指出：把反传统性的命题置于历史序列之中的观念，是令人置疑的。不过，强有力的证据表明：当前的时期已经不可逆转地远离了传统性。因此，我们也只有用反传统性的概念来描述这一过程。但是，我们也并不否认某些传统权威形式的继续存在，例如，宗教组织的权威对许多人的行为仍然具有某种影响力；只不过它们的地位和权威在根本上已经受到了动摇，以至于使其影响力变得苍白无力。同样地，安东尼·吉登斯（Antony Giddens，1991）和贝克（Beck，1994）也认为现代化早期还保留着某些传统要素，但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深入，我们的社会已经进入到一个所谓的“后现代性”时期。在当今这个阶段，传统对于我们的行为所具有的影响力正在与日俱减。
何为反传统性
反传统性，就其词义来说，它标示着我们对原有的社会制度、结构和实践的一种重新思考态度，也标示着原有的社会制度、结构和实践已不再如从前那样影响并塑型我们的行为。尤其在后工业化社会中，宗教组织、政治权威、阶级、家庭以及其他的公共生活形式，均处在“反传统性”影响或力量的威胁之中（后面将予以详述）。于是，传统性组织的权威和地位，在各个方面都日渐受到了削弱。
例如，就宗教组织来说，在西方社会中，近几十年来出入教堂的人数日趋减少。在英国，现在礼拜天去教堂的人数不到1／10。再如，家庭的结构以及家庭生活的本质，也已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鉴于种种的原因（包括离婚率的奇高、大家庭的减少、老年人家庭中的丧偶和个人的单身选择等），现在一家人生活在一起的情况也变得越来越少。而单身家庭随之迅速增加：在目前英国的全部家庭中，单身家庭占了1／4的比例；预计到2020年，有1／3的人将独身生活（据英国国家统计办公室，1997）。
西方社会的政治权威的传统形式，也已面临诸多挑战。近年来的民意调查表明，民众对选举团所谓的国家政治越来越不抱有希望见；具体的表现有，选举时参加投票的人数比例始终不高。这种状况说明，民众对政党以及政治家缺乏信任，甚至到了玩世不恭的边缘。例如，在瑞典，1994年的调查显示，赞同“政党在乎的是选票而不是民意”这种说法的民众占了72%；而在1968年，赞同这种说法的民众只有49%。
因此，我们该如何来解析反传统性呢？答案就潜在于一系列进展和过程的逐渐累积作用之中——我们将对其中最为重要的内容加以阐述——它们都在某种程度上对传统以及传统的权威形式形成了挑战。当然，这些过程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们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地变化着。
现代性与现代化
最早对传统和传统权威形成的一大挑战，来自于现代性的主题和现代化的力量。这些力量可以追溯到18世纪的欧洲启蒙运动，甚至更早，其中包括世俗主义、理性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兴起所造成的影响。例如，个人主义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宗教改革时期，新教开始注重个人的自主意识，它的出现冲击了固有的、仪式化的权威。现代性的主题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更进一步地削弱了传统的信仰和实践，诸如表现于宗教、上帝至高无上权力的准则，以及封建等级制度等方面。这些理念或思维方式，又为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等现代意识形态的形成开辟了道路，这些意识形态从而也取代了现代世界里的宗教影响力。
现代化的力量也包括了社会经济的发展进程，如资本主义、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瓦解了传统的社会秩序和生活方式。的确，现代社会具有一种破坏传统的内在动能，“所有的固体都将被熔化为气体”。在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看来，理性化是现代世界的显着特征，现代社会一味地追求生产能力和效率，以至于不惜毁坏那些曾经为人们带来生活意义和目标的传统价值和实际。不过，这也是大规模的工业化社会运转所必需的，它也为现代社会创造了物质财富。所以，韦伯认为，理性化和传统性的毁坏都是无法避免的。在他看来，这是“我们时代的必然命运”。
不过，反传统性并不是现代性和现代化的重心所在，而被广泛地认为是后现代性的显着特征。因此，我们接下来的重点是讨论最近的发展和进程。
内省的现代化
传统性受到了所谓的“内省的现代化”的进一步削弱。这一概念是由乌尔利希·贝克（1992、1994）、安东尼·吉登斯（1990、1991）和斯科特·拉什（Scott Lash，1993）等人提出来的。“内省的现代化”具有许多与现代化主题相一致的特征，它被看作是现代化的一种延伸。从与本书密切相关的内容来看，“内省的现代化”是基于这样一种思想：这个世界越来越摆脱了传统所带来的约束，个体拥有了极大的自由，但他必须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做出自己的生活抉择。于是，自我内省的要素被导入其中，每个人应该明了自己选择生活道路的能力，更应该明了自己本身。例如，一个人是否要结婚或是否要维持婚姻生活，是一种越来越取决于个人抉择的事情。我们的行为不再如我们的前辈那样，深受习俗和传统权威的影响与引导。保罗·希拉斯（1996）把反传统性所带来的变化描述为“权威的一种转移”：即从“外部”转向了“内部”。
于是，自我认同与自我政令，变成了内省现代化的核心。在斯科特·拉什看来，高度的现代性不过是外在社会的风光或景致而已（参见：Beck，1994）。然而，这种观点并不适用于当前社会中的最贫困群体；对于这些群体来说，他们还得为生计而奔命，根本谈不上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自己的生活道路；所以，他们还将面临日渐衰落的传统权威的影响，他们的行为仍然受其制约。
全球化
全球化在许多方面也对传统性构成了挑战。首先，通信和信息技术的发达使全球化成为可能，因此，也被看成是反传统性的一个因素。就此而言，吉登斯（1991）和汤普森（Thompson，1996）——强调了传媒体验在自我认同过程中的重要性——指出：大众电子传媒的出现，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新的认知维度。我们已经进入到如吉登斯所说的“事发于远处影响却在眼前的这样一个越来越平常”的时期。所以说，通信和信息技术的发达，对于自我的认同与内省产生了很大的作用，从而也对传统性形成了挑战。
全球化的另一种熟知的表现形式是：全球文化趋同的出现。这种现象常常被看作基本上是西方的——尤其是美国的——文化帝国主义，威胁着其他国家和地方的文化与传统。全球文化趋同还表现为这样的一种事实：经历了工业化洗礼的世界，所有的城镇似乎也正在变得越来越相像。它们拥有相同的银行、快餐店和大卖场等；它们呈现着相同的广告，广告上的商品在世界的任何角落都可以买得到。总而言之，这种全球文化正在刺激起消费主义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乔治·瑞泽尔（George Ritzer，1993）更是指出：这个世界正在经历着一种“麦当劳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快餐店的组织原则——诸如经营效益、市场预测和成本核算等——正在成为普遍性的准则。这种全球文化为人们提供了一套有别于传统和习俗要求的行为准则。
就全球化所带来的文化趋同问题，有些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全球化最为重要的内容是：国际贸易、旅游和移民等途径的不断深入，已为我们大家带来了更为密切地接触其他文化所具有的信仰和价值的机会。不过，这些途径也会潜在地削弱着其他国家和地方的传统。但通过这些途径，人们可以有机会了解不同的文化经验，也有机会“从不同的文化组合中进行重新选择”：汲取其他文化的精华，反思或摈弃本国特定文化传统所强加于人的某些偏见和桎梏。不过，正是由于这种多样性的选择，才促进了传统性的衰落。例如，西方国家的一些人，不愿认同自己所生存国度的文化价值和实践，而更加迷恋于佛教的教义和生活方式。西方社会的“新潮运动”（以非传统方式对待传统的西方文化为特征的广泛运动，其兴趣在于精神世界、神秘主义、整体思想和环境主义等），更是文化交融形式的另一种样板。然而，阿尔君·阿帕杜莱（Arjun Appadurai，1990）和迈克·费瑟斯通（Mike Featherstone，1990、1995）等人，对全球文化趋同论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当他们在阐述当前的世界发展时，就谈到了文化交融的错综复杂关系。对于这种极其错综复杂的文化现象，费瑟斯通从中得出这样的结论：全球化过程，与其说创造了一种全球文化，不如说创造了全球文化的多样化。
而另一些学者，在不赞同全球文化趋同论的同时，还探讨了全球化进程可以为创建所谓的“第三种文化”开辟新路。这些文化随着信息、商品、服务和人们日渐增多的全球流动而产生，它们可以摆脱国家界限和民族文化的拘囿而存在。全球化有助于不同文化景致的相互交融，从而形成新型的、无国界的文化景观。增进不同文化之间交流，也是诸如联合国和欧盟等国际组织发展的必要前提。目前，从事于不同文化之间交流与交往的还仅限于某些专业人员，如使馆人员、国际律师以及其他的法律专家、国际商人和学者等。当然，这些交流与交往活动仍无法保证由“第三种文化”所创建的无国界文化景观深入到所有的社会层面；不过，我们必须看到它们将对不同民族的文化和传统带来持续不断的冲击。
因此，全球化在各个不同的方面削弱了由地区或国家的传统以及传统制度所曾行使的权威体系。从以上对全球文化的趋同，文化的复杂性或多样性，“第三种文化”的形成等现象的一系列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传统性的日渐衰落。
市场的拓展
作为社会组织的基础，市场的拓展以及市场机制的健全，更进一步地挑战了传统性。这是因为，市场化的行为方式和实践活动会打破旧有的传统和制度。例如，在英国，根据自由选择等市场基本准则，英国政府以及地方政务委员会已经允许商店和购物中心在礼拜天开张营业。现在，大部分英国人在礼拜天更喜欢去逛商场，而不是去教堂。所以说，自由的市场化原则可以被视为进一步削弱传统制度和权威形式的一种因素。
在目前的历史时期，市场化准则几乎渗透于生活的所有方面。
在当前这个后现代时期，传统的权威形式已经被简化成了这个商品化市场中的商品，它进一步地削弱了旧有的权威及其氛围。例如，就宗教事务而言，尽管在纪念杯、广告画和T恤衫等产品上印有教皇的形象，但在当前对于提升他的权威几乎起不了什么作用。又如，在英国，王室家庭、政党和政府也面临着类似的市场化过程，人们对于他们的仰慕之情也随之消退。其他的文化形式都遭遇着同样的商品化过程，其原有的权威及其传统的影响力也随之减弱。充斥市面的几乎全是些关于流行歌星、名流和体育明星等人的消息。
一些人甚至宁愿去聆听流行歌星谈论关于如何吸毒，也不愿去理睬政治家或主教的说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