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世纪来，作为“五四”新文化的开路先锋和反封建的战士，鲁迅的创作一直是一个道不尽的话题。鲁迅曾在议论孔子时提过一个看法，他认为孔子死后不断被当“敲门砖”利用，也只有死后才能做稳权势者的圣人。这不正是暗示后人不要给他戴上“圣人”的帽子，希望能够还其本真吗？为此我想，不妨换个角度阅读鲁迅，还鲁迅一个有血有肉、有普通人一样的喜怒哀乐的作家身份，通过细读文本，解读鲁迅创作的心路历程，以了解更真实、更完整的鲁迅。这也是鲁迅唯一的儿子周海婴先生一生最大的愿望。
一
在鲁迅血雨腥风的人生岁月里，1925年无疑是他生命中的重要年份。这一年，仍沉浸在兄弟反目的伤痛中的鲁迅，肺病又一次发作，且在学潮中失去了教育部职务，但却意外地收获了一份爱情；这一年，鲁迅为情所困，备受煎熬；这一年，他创作了饱含深情、意蕴深刻的一系列作品：《风筝》（1月）、《颓败线的颤动》（6月）、《孤独者》（10月）、《伤逝》（10月）、《弟兄》（11月）等，其深刻的思想性给读者留下一个多元的解读空间，尤其是《孤独者》和《伤逝》。根据朱正在《一个人的呐喊——鲁迅1881～1936》中“兄弟失和”与“学潮与爱情”两章的介绍，1925年10月12日，周作人在鲁迅每天必看并常撰稿的《京报》副刊上发表了一首散文诗，借罗马诗人伤悼兄弟之作，传达自己对那份逝去的兄弟之情的追念，他给这首诗加了个标题——《伤逝》。也就在同一天，鲁迅在女师大学潮中相识、相知的学生许广平，在鲁迅编的《国民新报副刊（乙刊）》上，发表了散文《同行者》，文章说：“渠俩不知不觉地由同情的互相怜悯而亲近起来”，“沐浴游泳于爱之波的渠俩，不知道什么是厉害，是非，善恶，只一心一意地向着爱的方面奔驰”。朱正，一个人的呐喊——鲁迅1881～1936[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7：167.也就是说，1925年10月12日这一天，鲁迅同时受到来自两个方面的情感撞击，一方面是他和周作人于1923年关系破裂之后，周作人第一次通过《伤逝》这首诗，伤悼他们的同胞情，向鲁迅道珍重；另一方面是，他在经过20年有名无实的婚姻生活之后，接受了一个小自己十几岁的年轻姑娘的爱情。两份至亲的情感和曾经有过的家庭生活，都是鲁迅当时无法回避的现实，可他在公开的日记里却刻意只字不提，但是5天后，鲁迅写了《孤独者》，9天后，又创作了《伤逝》，而且这两篇小说均未发表就直接收录《彷徨》，在《呐喊》、《彷徨》25篇作品中，仅此两篇是不曾发表过的。毫无疑问，作家的生命际遇、身世经历自然会形成一定的思想和情感并直接投射在他的作品中。两篇小说既不是某一专题的约稿，也不为启蒙或批判等目的，它承载的正是鲁迅当时复杂的情感挣扎，作品旨在抒胸中块垒，自然是不必发表的。
小说《伤逝》与周作人的诗歌同题，显然是对周作人的回应，周作人对此也深信不疑，他说：“《伤逝》不是普通恋爱小说，乃是借假了男女的死亡来哀悼兄弟恩情的断绝的……但是我有我的感觉，深信这是不大会错的……但对于鲁迅写作这些小说的动机，却是能够懂得。”周作人，周作人文选：自传·知堂回想录[M]，北京：群众出版社，1999：381～382.可以相信，凭着他们兄弟感情，周作人是能读懂鲁迅的。但周作人仅是从自己的角度读懂了作品的部分内容。也有许多论者认为，《伤逝》是鲁迅唯一的爱情小说，写的是他自己的爱情故事。笔者以为，鲁迅恰恰是借用了男女恋情这一障眼法，将心中无以为外人道的复杂情感深深嵌入文字中。《伤逝》既不是一篇单纯的悼亡兄弟恩情之作，也不是一篇纯粹叙写男女悲欢离合的情爱小说。周作人说：“伤逝这篇小说大概全是写空想，因为事实与人物，我一点都找不出什么模型或依据。”周作人，周作人文选：自传·知堂回想录[M]，北京：群众出版社，1999：381.正说明了小说主旨并不在写人写事。“涓生手记”实际上就是作者的“情感日记”，记录着作者当时复杂、揪心的情感煎熬。这里的“情”，包括了剪不断理还乱的夫妻情、爱情、母子情、兄弟情。
（一）夫妻情
1906年，鲁迅屈服于封建包办婚姻，接受了母亲送给他的“礼物”——朱安——一个典型的固守封建家庭伦理思想的旧式女子。新婚之夜，当看到大自己3岁的新娘像个发育不全的瘦小孩子时，鲁迅心中对爱情的憧憬降到冰点。出于体谅母亲的苦心和对母亲的一片孝心，他痛苦地吞下了这颗爱情苦果。涓生理想中的妻子（谈男女平等、谈泰戈尔、谈雪莱、读书和散步）和现实中的子君（“川流不息”地吃饭、小油鸡、趴儿狗）的矛盾冲突，正是鲁迅与朱安之间的巨大落差的写照。严酷的现实使鲁迅对爱情一度绝望，他曾对许寿棠说：“这是一件母亲送给我的礼物，我只能好好地供养她，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鲁迅博物馆等，鲁迅回忆录[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260.因此，他在婚后第四天就揣着一颗破碎的心离家返回日本。其实，旧时代的夫妻很多是先结婚后恋爱的，鲁迅和朱安本都是包办婚姻的受害者，按理，鲁迅应该可以寻找一些更妥当的解决办法，让两人少受伤害，或许还能培养出感情。可事实上，鲁迅根本不愿做这一尝试。他从结婚第一天起就已经将朱安拒之千里之外，朱安无微不至照顾他的生活十几年，他尽量减少与朱安说话的机会，不给他们夫妻间有沟通、交流，增进感情的可能，甚至朱安对他生活上的体贴和讨好都令他感到反感。俞芳在《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中介绍，朱安是尽力想改善他们夫妻间的关系，也做过很多努力，但鲁迅都不领情。鲁迅与周作人失和，从八道湾迁居砖塔胡同时，曾问朱安：“你是否仍住在八道湾或者你回绍兴娘家去，我每月给你寄钱去。”朱安回答：“我独个人跟着叔婶侄辈过，算什么？绍兴我也不想去。你搬到砖塔胡同，横竖总要人替你烧饭、缝补、洗衣、扫地的，这些事我可以做，我想和你一起搬出去。”鲁迅博物馆等，鲁迅回忆录[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1578～1579.显然，鲁迅希望和朱安分开单过，朱安的回答透着遭丈夫遗弃的妻子的无奈与辛酸，但她却不想放弃。然而，没想到的是，搬出去的那段生活却是她最痛苦的日子，因为她与鲁迅的“二人世界”里出现了许广平。女性的敏感让她感到给鲁迅洗衣、烧饭的机会都将失去了。在得知鲁迅与许广平在上海同居后，她对俞芳说：“我好比是一只蜗牛，从墙底一点一点往上爬，爬得虽慢，总有一天会爬到顶的。可是现在我没有办法了，我没有力气爬了。我待他再好，也是无用。”
鲁迅博物馆等，鲁迅回忆录[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1580.真是替朱安掬一把辛酸泪啊！朱安不是现代女性，鲁迅也不曾把她作为自己的启蒙对象。作为旧式女子，她不懂什么精神追求，也不能理解无爱的婚姻带给鲁迅的精神痛苦，她甚至不知道离开丈夫该如何在社会生存，但她心里一辈子就装着这么一个男人，她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博得丈夫的好感，能和别人一样过上恩爱夫妻的日子。旧式女子的这点心愿鲁迅不会不懂，他之所以拒绝接受朱安，除了朱安不是他的理想伴侣之外，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周作人等人提到的，这桩婚姻让他感觉到，他们孤儿寡母又一次被亲友欺瞒哄骗了。于是，他把心中的怨恨迁怒于朱安，以报复她的娘家亲友。有了这样的心结，爱情自是无从谈起，他与朱安20年名存实亡的婚姻生活，有的只是夫妻怨情。鲁迅当然清楚朱安是无辜的，他曾在《随感录四十》中写道：“但在女性一方面，本来也没有罪，现在是做了旧习惯的牺牲。我们既然自觉着人类的道德，良心上不肯犯他们少的老的罪，又不能责备异性，也只好陪着做一世牺牲，完结了4000年的旧账。”因此，许广平给鲁迅带来了炽热爱情，而鲁迅却陷入了冷峻的情感拷问之中。许广平曾把朱安称为是旧社会留给鲁迅的遗产，鲁迅则苦于无法抛弃这份遗产。因为离婚无疑是将朱安推向绝路，子君的结局就是最好的明证；不离婚，鲁迅要面对的将是自己曾极力批判的一夫多妻的生活，同时让追求妇女解放的许广平陷入一个尴尬的境地。就在这离与不离间，鲁迅反复思量，难以决断。《孤独者》中，有5处提到魏连殳的婚事，实际上正是鲁迅的自问自答：“我很想问他何以至今还单身”，本文所引用文本内容没有另行注释的，均出自鲁迅《彷徨》，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你不是还没有娶亲么”，“他们知道我不娶的了”，“你究竟为什么老不结婚呢”，“这么年纪了，应该成家，照现在的样子，结一门亲很容易……人是总应该像个样子的……要是早听我的话，现在何至于独自冷清清地在阴间摸索，至少，也可以听到几声亲人的哭声”。鲁迅常对身边的朋友称自己过的是独身生活，朋友们也劝他离婚，以前他只是想做一世的牺牲，现在有了许广平，况且，在兄弟失和与失业中，连续两次肺病发作，迫使鲁迅不得不思考：为什么不结婚呢？应该珍惜现今重获新生（身体与爱情）的机会，“像个样子的”好好活一次，有妻有子，以免像魏连殳那样冷清清地死去，还可免除“无后不孝”的遗憾。可鲁迅却有太多的顾虑，思来想去，无法决断，所以，魏连殳始终“没有回答”。
经过几天苦苦的思考与斗争，鲁迅终于下定决心要完结自己无爱的婚姻，《伤逝》中，涓生说与不说的矛盾、纠结、犹豫不决，正是鲁迅当时的心境写照。最后，涓生对子君说出了“我已经不爱你了”。不出所料，导致了子君的死。虽然涓生找了诸多理由尽全力来开脱、说服自己，比如：为了“真实”不想“虚伪”，“新的生活的再造”，“免得一同灭亡”，“你已经可以无须顾虑，勇往直前”等，但还是悔恨、悲哀不已。鲁迅与朱安生活20年没有离婚，不愿看见这一结局大概也是原因之一吧。毕竟一日夫妻百日恩，他们不吵不闹，朱安无微不至照顾他的生活，没有爱情也有亲情，更何况他刚刚失去一份亲情。至此，鲁迅决定不与朱安离婚，但他又必须抛弃朱安。因为，在这反复的考量中，他“还看见重新萌芽起来的将来的希望”，埋葬了无爱的婚姻，“现在总算脱出这牢笼，我从此要在新的开阔的天空中翱翔，趁我还未忘却了我的翅子的扇动”，“我预感得这新生面便要来到了”。所以，在得知子君死后，虽然还沉浸在悔恨、悲哀中，但当涓生发现阿随回来时，他毅然决定出逃了。“我的离开吉兆胡同，也不单是为了房主人们和他家女工的冷眼，大半就为着这阿随”。这不正是鲁迅离开八道湾的境况吗？显然“阿随”是同居后子君的象征，即朱安的象征，鲁迅“被家中的日本女人逐出”时，就想要逃离朱安。经过《孤独者》的思考，到了《伤逝》里，鲁迅的决定已经很明确了，得知子君死后，小说在剩下几百个字的篇幅里，鲁迅连续4次写道：“新的生路还很多，我必须跨进去，因为我还活着。但我还不知道怎样跨出那第一步。”他急切要考虑的只是这第一步怎么迈出去。让许广平与朱安同住是不可能的，分开另住，但同一城市总难脱一夫多妻的尴尬处境，何况还有那些“玻璃窗里”的“鲇鱼须的老东西”和“加厚的雪花膏”的“小东西”们进攻的“子弹”。因此，“只要能远走高飞，生路还宽广得很”。于是，他和许广平制订了一个“两年计划”，“逃异地”，开始了新生活。
（二）爱情
鲁迅原本以为他的婚姻令他这一辈子都不知道爱情了，可让他始料未及的是，人到中年，在他卷入女师大风潮的时候却知道了爱情。从1925年3月，许广平给鲁迅的第一封信中可知，在两年的授课过程中，许广平对老师鲁迅早已仰慕于心，许广平的朝气、大胆、热烈、无所畏惧燃起了鲁迅心中的爱情“死火”。但是，已经人到中年的鲁迅，并未让爱情冲昏头脑，对这份迟到的爱情，鲁迅是审慎的，他清楚地知道自己与许广平之间绝不仅仅是朱安这一个问题，爱的抉择更让他愁苦、彷徨。首先，对这段师生恋情，作为一个有妇之夫，依鲁迅当时的年龄、身份和地位，他无法不顾虑重重，正如他在《伤逝》所写的，“遇到讥笑、猥亵和轻蔑的眼光”，“便使我的全身有些瑟缩”，是子君的大无畏和坚强，才“提起我的骄傲和反抗来支持”。满怀真情、义无反顾的许广平竭力帮助鲁迅打消顾虑，我们可以从1926年许广平的文章《风子是我的爱……》中看到她充满热情的果敢表白：“它——风子——既然承认我战胜了！甘于做我的俘虏了！即使风子有它自己的伟大，有它自己的地位，藐小的我既然蒙它殷殷握手，不自量也罢！不相当也罢！同类也罢，异类也罢！合法也罢！不合法也罢！这都于我们不相干，于你们无关系。总之，风子是我的爱……”朱正，一个人的呐喊——鲁迅1881～1936[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7：167.这可以说是许广平的爱情宣言。应该说，他俩的恋爱，在鲁迅一方是许广平替他下的决心。其次，由于双方年龄的差距，两人相交的时间并不长，对于二十几岁的许广平，鲁迅自然容易了解，涓生对子君“不过三星期”，“我也渐渐清醒地读遍了她的身体，她的灵魂”，也清楚他们之间的“隔膜”（差距），而涓生虽然“已经说尽了我的意见，我的身世，我的缺点，很少隐瞒；她也完全了解的了”，但了解情况并不意味着能读懂对方。
鲁迅很清楚许广平这一代“五四”女青年，“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这句富有鼓动性的独立宣言，其实仅仅停留在女性自主婚姻的层面上，她追求自由、平等，逃离父亲的家，只是为了进涓生的门，她的人生价值仍然依附在男性身上，一旦获得爱情，就像子君那样回到家庭的角色定位。那么，许广平是否也会像子君那样失去原先的果敢与勇气，遇到细微的小事情，坚决的、无畏的子君也“变得很怯弱了”，使得“我的心因此更缭乱”，“仿佛近来自己也较为怯弱了”。鲁迅的敌人太多，他担心年轻的许广平在爱情上的冲动与激情之后，难以承担现实的种种压力，即便许广平能同他一起战斗，自己又于心何忍呢？那么，到那时，处在情感纠结中的鲁迅自身是否还能坚持不变呢？“人是多么容易改变啊。”第三，鲁迅一生严厉批判封建礼教对女性的戕害，他提倡妇女解放，鼓励女性追求自由、平等，这都是他改良社会的理想。但是，出生于封建宗法家庭的鲁迅，尚未完全从封建男权意识的牢笼中挣脱出来，他深知自己灵魂里的“毒气”与“鬼气”。许广平是他的学生，他鼓励她、支持她追求自由、平等，希望她能有一个不同于传统女性的光明前景，而作为他的妻子，潜意识里鲁迅仍希望她做一个传统的贤妻良母。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周海婴和鲁迅的一些朋友在相关的文章中都有提及，许广平与鲁迅共同生活的10年里，许广平完全退回家庭，扮演了贤妻良母的角色，她也曾提出要去工作，却让鲁迅阻止了，因为他需要她做助手和照顾生活。鲁迅也不愿意许广平抛头露面、参加社交活动，哪怕是朋友的聚餐邀请，鲁迅都婉拒了，说“她是要看孩子的，不会社交”。
巴一熔，黄炜，黄源楼适夷通信集（上册）[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23.众所周知，许广平曾是学潮的领袖人物，是社会活动的活跃分子。因此，她与鲁迅结合，就意味着要放弃自由的追求，回归家庭做一个传统女性，这对于曾经热衷于妇女解放事业的许广平来说是痛苦的，她能接受这样的现实吗？或许为了爱情，许广平能忍痛舍弃自我的追求，但鲁迅能忍心许广平做这样的牺牲吗？鲁迅能接受一个每天只为筹钱吃饭和与房东太太争斗的家庭妇女吗？这正是鲁迅当时的矛盾纠结，他把这些疑问交给涓生去尝试，答案是否定的。第四，在这愁苦万端的情感挣扎中，鲁迅不得不怀疑自己的那份爱情承诺是否得当。《伤逝》中，反复提到的像电影般的求爱场面，少有人关注。恋人的求爱场面浪漫、甜蜜，是终身难忘的幸福。因此，子君每每回忆起来，“神色越加柔和，笑窝也深下去”，可在涓生却如梦魇般挥之不去，只要一想到，“就使我很愧恧”，不愿再想那“浅薄的电影的一闪”，他觉得那个求爱很可笑，“甚而至于可鄙的”。涓生对自己的求爱充满耿耿于怀的悔意，正是鲁迅当时的心理折光。他或许考虑过是否应该拒绝许广平的这份爱情，不是对他们的感情不自信，而是对双方是否做好接受新生活的准备没有把握。涓生与子君的爱情以悲剧作结，可见当时鲁迅无法乐观地看待他与许广平的爱情，子君的命运是他不愿看到的，他担心因为自己而葬送了两个女人的生命。涓生对子君的“说与不说”的矛盾正是鲁迅接受与不接受的两难选择的纠结。
（三）母子情
在鲁迅的感情世界里，亲情一直是最重要的一部分，在没有爱情的日子里，他把全部的感情倾注在了母亲和兄弟身上。鲁迅少年时期，父亲病逝，祖父下狱，家庭“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年轻守寡的母亲，在封建大家族里忍辱负重，含辛茹苦，养育儿女，魏连殳祖母的一生就有鲁迅母亲的缩影。作为长子、长孙、长兄的鲁迅，责无旁贷与母亲共同承担家庭的重任，肩起“父亲”一职。母亲曾向俞芳介绍，鲁迅小时候，诸如去当铺这种遭白眼、伤自尊的事，他都不让母亲去做。鲁迅太了解封建时代寡妇的悲苦，他尽可能保护母亲少受伤害。年少的鲁迅过早地领略了生存的艰辛和世态炎凉、人情冷暖。因此，魏连殳在祖母大殓时“将她的一生缩在眼前了，亲手造成孤独，又放在嘴里去咀嚼的人的一生”，忍不住像狼一样长嚎，这其中不乏作者自己的人生体味。在那些艰难岁月里，鲁迅是母亲的重要依靠，而母爱是鲁迅寂寞人生中巨大的精神慰藉。鲁迅事事以孝为先，在日本时，光复会派他回国行刺，他首先想到的就是自己牺牲了，谁来赡养母亲？他曾在给赵其文的信中写道：“我有时很想冒险，破坏，几乎忍不住，而我有一个母亲，还有些爱我，愿我平安。我因为感激她的爱，只能不照自己愿意做的做，而在北京寻找一点糊口的小生计，度灰色生涯，因为感激别人，就不能不慰安别人，也往往牺牲了自己——至少是一部分。”鲁迅，鲁迅全集（第1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422.为了感恩，鲁迅选择牺牲爱情，吞下慈母“误进的毒药”。母亲是爱鲁迅的，只是鉴于当时周家每况愈下的家境，她不敢有太多的挑剔就订下亲事。但鲁迅的不幸福，让母亲后悔不已，成了她一块心病。她一直努力做着调和工作，希望他们夫妻恩爱以弥补自己的过失，但都无济于事。那么，鲁迅抛弃朱安也就意味着退还母亲的“礼物”，是对母亲选定的这桩婚姻的反叛，这无疑要伤害母亲，况且他为爱情将远离母亲，这也是他难以割舍和愧疚的。这“舍与不舍”间的矛盾，我们在涓生对子君的情感中是感受分明的。涓生在“爱与不爱”、“说与不说”间彷徨，是因为子君对他付出的爱和子君的存在，而子君的死也并未让涓生得以解脱，《伤逝》所揭示的正是一个关于爱的悖论。因为别人爱自己就必须心存感激予以回报成为鲁迅的人生重负，但是“死于无爱的人们的眼前的黑暗，我仿佛一一看见，还听得一切苦闷和绝望的挣扎的声音”。所以鲁迅很清楚，这次必须要自己把握幸福了，因袭孝子的重负，他将再次失去幸福。
（四）兄弟情
1923年，周作人的一封绝交信，彻底割断了兄弟几十年的感情，没有给鲁迅任何沟通、解释的机会，周作人的恩断情绝伤透了鲁迅的心。鲁迅曾经为家庭和兄弟付出了所有的爱；曾经为了周作人在日本的学业和家庭，不得不牺牲自己，放弃学业，回国赚钱，养家糊口（还负担周作人妻子娘家的费用）；他们兄弟也曾信誓旦旦：将来挣钱一起花，永不分家。可到头来兄弟却不理解他，不顾念他为家庭所付出的一切，弃他而去，悲痛与愤懑像一双“沉重的手”“搁在胸脯上”，使他艰于呼吸，他出离愤怒，想要复仇，然而，对手却是自己所爱的人，“一刹那间将一切并合：眷念与决绝，爱抚与复仇，养育与歼除，祝福与咒诅……”鲁迅，野草·颓败线的颤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矛盾、痛苦与挣扎在撕咬着鲁迅滴血的心，使他欲哭无泪、欲喊无声，只有“无词的言语”伴着“颓败的身躯”在“发抖”、“痉挛”和“颤动”，他多么希望这仅是个噩梦，可却是事实。兄弟反目让鲁迅身心受到重创，他的付出不求回报却反遭怨恨，而自己还无法心生仇恨去复仇。他唯有高举双臂，质问苍穹，却又说不出话、发不出声，只剩下痛苦的颤动。《颓败线的颤动》一文看似写母亲的养育之恩不得回报反遭子女怨弃，而我认为，那是鲁迅当时心中悲苦之情的宣泄（包括启蒙者对民众的情感）。直到他读懂了周作人的诗篇《伤逝》的意思：兄弟之情难以再续，但心中却还有牵挂。这让鲁迅多少平复了一些心中的愤懑，终于“像一匹受伤的狼，当深夜在旷野中嗥叫，惨伤里夹杂着愤怒和悲哀。”（《孤独者》）他痛惜兄弟之情就这样葬送，发出“唱歌一般的哭声，给子君送葬，葬在遗忘中”，《伤逝》就是他为将要被遗忘的兄弟之情唱挽歌。但他还是很想通过文字向周作人说明一些情况，希望周作人能理解，消除对他的怨恨，记住曾经有过的兄弟情谊。在《孤独者》中，他通过大良们和他们祖母对待魏连殳的言行来影射在八道湾周作人的妻子（羽太信子）和孩子们与他的关系；《伤逝》中，通过写子君与房东太太（鲁迅称羽太信子为房东太太）的争斗，指出“人总该有个独立的家庭。这样的处所，是不能居住的”。他想让周作人明白他们失和的症结在羽太信子，而不在他们兄弟情感上。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指出，鲁迅在《伤逝》中所写的会馆环境正是绍兴县馆他们两人合住过的补树书屋，还建议将《伤逝》与《弟兄》并置阅读，后者十之有九是他们兄弟的真事。显然，鲁迅就是要通过涓生与子君在会馆度过的美好时光来回味他们兄弟曾有过的深厚感情，通过《弟兄》回忆周作人病时鲁迅的担忧与付出，表达对当年“兄弟恰恰”的那份深情的怀念。他还在《风筝》中对当年粗暴地禁止四弟玩风筝表达了深深的忏悔之情，希望能求得兄弟的宽恕。可以见出，兄弟失和之痛让鲁迅耿耿于心，难以释怀，涓生为子君写下的悔恨与悲哀，恰是他们兄弟终身的悔恨与悲哀。鲁迅在一年中连续写下5篇与兄弟情感有关的文章，就是要通过这些作品，倾吐这份痛惜与悲苦，以及深深的兄弟情，因而这些作品尤其耐人寻味，获得隽永的艺术魅力。
二
综上可见，鲁迅一生，为包办婚姻所困，为爱情所困，为孝所困，为兄弟情所困：他不爱朱安，想弃朱安而不忍，但又不得不弃；他爱广平，广平就必须放弃自由与工作；他爱母亲，但为了爱情，只能舍弃母亲远走他乡；他也爱兄弟，却被兄弟所抛弃。鲁迅就在这“爱”与“弃”的情感旋涡中苦苦挣扎，纠结于矛盾的情感抉择中。这种爱与不爱，孝与不孝，恨与不恨，弃与不弃的煎熬，把他的心折磨得伤痕累累，如他在《致萧军、萧红》的信中所说：“倘受了伤，就得躲入深林，自己舐干，扎好，给谁也不知道”。鲁迅，鲁迅全集（第13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116.他像一匹孤独的受伤的狼，只能通过创作舔舐着自己的心灵伤口，而我们便在这字里行间分明读出了“吃人”二字。
“吃人”主题一直是鲁迅反封建制度和封建礼教的主要内容，他的《狂人日记》、《孔乙己》、《药》、《故乡》、《阿Q正传》、《祝福》等作品，都对封建礼教和国民劣根性的“吃人”予以深刻的揭露和批判，而在《孤独者》、《伤逝》等作品中，我们读到的却是鲁迅自身作为启蒙者的“被吃”、“吃人”和“自吃”。
“被吃”：作品中的祖母、魏连殳、涓生、子君、身躯颓败的母亲、叙述者“我”都是被“吃”的对象，而这些人物都是鲁迅人生经历和情感体验的自我投射。首先，被封建包办婚姻所“吃”。虽说鲁迅是“洋学生”，属“异类”，但当时的社会还是由父母包办婚姻，对此鲁迅也是认可的，加之他信赖母亲，认为母亲爱他、了解他，母亲替他定的亲，总不会错的。因此，鲁迅接受这桩不幸的婚姻，一方面是因为孝心而不想忤逆母亲的心意伤害母亲，另一方面与他当时自己的婚恋思想也不无关系。传统的婚姻观使他一直维持着名存实亡的夫妻关系，并打算“陪着做一世的牺牲”，获得了真爱又得背负着“一夫多妻”的精神包袱，他一生的爱情、婚姻都处在无法言说的痛苦中。其次，被孝道所“吃”。《孤独者》中，面对魏连殳这个“常说家庭应该破坏，一领薪水却一定立即寄给他的祖母，一日也不拖延”的“吃洋教”的“新党”，在关于祖母的丧葬仪式问题上，族人们费尽心机，商议对策，想要逼他“全都照旧”，结果魏连殳听完却出乎意料地回答“都可以”，而且做得一丝不苟，令人叹服。这一怪异的行为说明鲁迅重建家庭伦理的启蒙主张与他自身的伦理实践构成的悖论。现实生活中，鲁迅一直遵循传统的家庭伦理规范，尤其是孝道。他从小就认定，孝顺就是“听话”、“从命”。鲁迅一生，既深得母亲之爱，也深为母亲所累。为了报答母爱，他一切遵循母意，哪怕是母亲交办的“无聊的事”（《在酒楼上》）他都会很认真去做，“孝与母爱”成了他前进的羁绊。鲁迅也常常苦于自己为孝所困，他在《伪自由书》的“前记”中写道：“我向来的意见，是以为倘有慈母，或是幸福，然若生而失母，却也并非完全的不幸，他也许倒成为更加勇猛，更无所挂碍的男儿。”鲁迅，鲁迅全集（第5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4.他提出要反抗绝望，但在《过客》里明确表示出，这种反抗“每容易蹉跌在‘爱’——感激也在内——里”，鲁迅，鲁迅全集（第1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478.即便是小女孩的一块布。第三，被封建家庭伦理所“吃”。依据封建家庭伦理的秩序，鲁迅作为长子、长孙、长兄，他代父行职，为这个大家庭，他一次次在与自己的人生利害攸关的事情上违背自己的意愿，牺牲自己，不计得失，承担着家庭的经济重压，带着病体，为一家生计而劳顿，生活的艰辛挤压着、折损着他的生命，使他身心疲惫，但他别无选择，就如那位身躯颓败的母亲。
“吃人”：鲁迅成长于一个封建大家庭，他痛恨封建制度的腐朽与封建礼教“吃人”的罪恶，因为深受其害，批判也尤其深刻。然而，也正是因为这个大家庭的浸染，以及过早担当家庭的重负，他思想中有着浓厚的中国封建父权意识、家长作风，导致了生活中的鲁迅和文学中的鲁迅悖反的文化心理走向。在作品中他对封建思想文化进行无情的控诉和严厉的批判，在生活中他却往往束缚于封建藩篱而无法彻底挣脱。所以，他在被“吃”的同时，自己也参与其中“吃”人，他既是封建礼教的受害者和反叛者，又是封建礼教的践行者。他为了不辜负母亲的一片苦心接受了包办婚姻，心里却又抵触这桩婚事，不愿与朱安培养感情，反而迁怒于朱安，使朱安一辈子生活在一个冰冷、无爱的精神世界里。他不曾想到，吃掉子君的不只是封建父权，还有一个她全心所爱的负心丈夫。鲁迅不忍与朱安离婚，担心她的生存，却不知朱安生活上不愁吃穿，但她的心却被冷漠、无情所吞噬。许广平是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锋战士，与鲁迅生活10年，作为妻子，她没有正式名分，作为知识女性，她放弃了自己的事业与追求，鲁迅让她做回了传统的贤妻良母，她的内心忍受了极大的痛苦，鲁迅也深知这一点，但他只能让许广平成为男权社会的牺牲品。涓生主张男女平等，却又摆脱不掉男性中心的思想，正烛照出鲁迅思想深处的幽微。鲁迅自然清楚，受封建礼教毒害最深、牺牲最大的是女性，但封建的男权意识让鲁迅很难像张爱玲那样站在女性的内心深处来写女性，写出作为“人”的女性的善恶美丑、喜怒哀乐，这也是为什么鲁迅笔下女性形象的灵魂深处缺乏淋漓的生命之气和真切的生命体悟，而是被赋予了更多的社会文化思考。他往往以旁观者的视角，从精神的高处俯视她们的创伤，女性的悲惨生活成了图解启蒙者批判封建文化的罪恶的符码，以及作者宣泄自己的同情、痛苦、愤怒和憎恨的蓝本。封建家长作风也体现在鲁迅对待兄弟的态度上。长兄为父，鲁迅爱他的兄弟们，但也以自己的思想武断地干预兄弟们的生活，甚至粗暴地打骂兄弟。所以，兄弟失和，固然与家中的“日本女人”有关，但鲁迅的家长作风也时常伤害兄弟感情，这与他的《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的观点也不相符，兄弟感情的裂痕伴着咀嚼不尽的苦涩吞噬着他们的后续人生。
“自吃”：鲁迅不仅自己“被吃”，也参与“吃人”；他批判封建礼教，却又接受了包办婚姻；他提倡妇女解放、一夫一妻，自己却一夫多妻；他明知婚姻、家庭、孝道是他前进的羁绊却“蹉跌在爱里”，难以自拔。作为启蒙者的鲁迅，“背着因袭的重负”一直没有走出传统家庭伦理的怪圈。在这种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冲突中，悲哀与忏悔始终在噬咬着他的心。鲁迅最大的痛苦就在于他清醒地看着自己与身边的人“被吃”和“吃人”却无能为力。他是铁屋子里唯一的清醒者，他想唤醒沉睡中的人们冲出铁屋子，却徒劳无果，连自己也困在其中；他想牺牲自己，“肩住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却不被理解，反被视为异类加以伤害。他只有彻底妥协，像魏连殳那样，“我已经躬行我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拒斥我先前所崇仰，所主张的一切了。我已经真的失败——然而我胜利了”。现实中的胜利，是以他理想的彻底失败为代价的，他那颗反叛之心被包裹在了“不妥帖的衣冠中”，剩下的只是“安静地躺着，合了眼，闭着嘴”的一丝冷笑而已。他拯救不了昏睡的庸众，也无力自救，只有通过自戕、自伤，以死抗争，做着绝望的反抗，自己“吞食”自己。《孤独者》是鲁迅自传成分最多的一篇小说，他曾对胡风说：“那是写我自己的。”魏连殳的结局让我们看到了梦醒者无路可走的悲哀。汪辉曾指出：“鲁迅小说现实主义的这一内在发展过程正是一个否定的过程：它从知识者的自我觉醒开始，经由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和否定，归结到对自我的再认识和否定。”汪辉，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增订版）[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216.鲁迅的一生都在致力于对封建伦理文化的批判，他的深刻之处在于不仅解剖他人，更无情地解剖自己。我们从鲁迅“被吃”、“吃人”到最后的“自吃”，可以看到鲁迅对人类命运的深刻思考和对自己灵魂的无情拷问，他的“吃人”主题成为一个世纪来作家探讨人类命运和社会建构的重要主题。20世纪末，莫言的小说《酒国》和《檀香刑》在“吃人”意象的把握上就凸显出鲜明的传承脉络。
三
莫言是鲁迅的崇拜者，据他说，他七八岁就开始阅读鲁迅文章，第一篇作品就是《狂人日记》，当时正值中国的饥荒年，民间常有人吃人的传闻，这让莫言产生极大的恐惧感，也确信鲁迅小说的真实性，自然印象深刻，或许《酒国》的构想就源于幼年刻在心里的结吧。虽然对于年幼的莫言而言，鲁迅的文章晦涩难懂，但凭着莫言对文学特有的敏感性，少不更事的他却能产生情感上的共鸣。因为莫言与鲁迅一样，都生于一个封建大家庭，莫言虽没有经历家道中落的困境，但他的家庭成分使他幼年就饱受欺压、歧视、排斥，那种孤独、无助与复仇心理，两位作家是相通的。所以，长大成人后，他们都选择了：“走异路，逃异地”，追寻别样的人生。同样不幸的是，他们的婚姻都因父母包办而失去人生中美好的爱情。他们将自己的理想、苦闷和对人生、对生命、对国民、对社会的思考诉之笔端，却又频频树敌，招致围攻。虽说他们所处的时代不同，社会环境不同，但鲁迅曾经痛恨的、竭力批判的“吃人”传统、“看客”文化，莫言深谙其危害并试图沿着鲁迅批判的脉络掘进。莫言在“我为什么写作”的演讲中说过，学习鲁迅，“沿着鲁迅开辟的道路向前探索”莫言，莫言讲演新篇[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9：216.是其写作的原因之一。在鲁迅《狂人日记》、《药》、《阿Q正传》、《示众》等作品的启发下，莫言创作了《酒国》、《檀香刑》两部长篇，延续了鲁迅的“吃人”内涵。《酒国》中通过李一斗充满学生腔的信，明确说明写作意图：我认为我比较纯熟地运用了鲁迅笔法，把手中的一支笔，变成了一柄锋利的牛耳尖刀，剥去了华丽的精神文明之皮，露出了残酷的道德野蛮内核……我的意在猛烈抨击我们酒国那些满腹板油的贪官污吏。这篇小说无疑是“黑暗王国里的一线光明”，是一篇新时期的《狂人日记》。但是，《酒国》较之《狂人日记》在“吃人”主题上有继承有发展，“这两部作品都是我们观照整个20世纪中国小说史投射出来的精神历程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为从《狂人日记》到《酒国》代表现代知识分子一种艰难的精神传承和跋涉。”张磊，百年苦旅：“吃人”意象的精神对应——鲁迅《狂人日记》和莫言《酒国》之比较[J]，鲁迅研究月刊，2002（5）：52.我认为，莫言的《酒国》和《檀香刑》在继承鲁迅批判精神的同时，对“吃人”主题的内涵作了进一步的延伸与探索，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刽子手、看客“吃人”
鲁迅曾经深刻揭示了“看客”的“吃人”心理，莫言认为，“看客”看的就是一出戏，而“被看”的若仅是被杀者是不足以成戏的，必须有“刽子手”、“被杀者”和“看客”这一“铁三角”才构成一出戏。鲁迅只写了“看客”与“被杀者”，因此，莫言在作品中弥补了“刽子手”这一形象。通过描写刽子手的杀人“表演”，一方面，让读者更清晰地看到“看客”不仅有底层民众，还包括最高统治者及其统治下的封建官僚，他们不仅是围观者，还是行刑的直接参与者。底层民众并非都是愚昧无知、麻木不仁，《檀香刑》中描写了从四面八方涌来的百姓，听到孙丙放声歌唱，原来表情沉默、怪异的百姓“那仰起的脑袋、无意中裂开的嘴巴，正是戏迷的形象”，唱到动情处，台下百姓“仿佛突然意识到了自己的职责”，发出形形色色的“咪呜”帮腔补调，应和着台上正受着檀香刑的孙丙的演唱。这里看客的心态与表情和行刑者、受刑者共同构成了一台戏，看客关心的是戏够不够精彩，至于被杀者犯什么罪，是善是恶，该不该被杀并不重要。在《酒国》中活生生的杀害男孩的场面，而那些年轻的看客（大学生）却能镇定地把它当知识来接受。莫言揭示了无论是愚昧无知、麻木不仁还是睿智聪颖、激情澎湃的表情底下共有的是同样麻木、冷漠的心理。另一方面，通过刽子手形象，刻画出刽子手的虚伪、贪婪和残忍。人非生来就是刽子手，为了杀人，赵甲编织了一套冠冕堂皇的理由说服自己，强调自己仅是杀人机器，是替皇帝杀人，是国法的执行者，反正犯人都该杀，我不杀也是别人杀，我技艺精湛还是犯人的福分，从而把杀人当成了炫技表演，充分剖析了一个孤苦伶仃的叫花子蜕变成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的心理裂变过程。而《酒国》中的杀婴更是令人发指，杀人者从事的是阳光下最崇高的职业，为人师表，却残忍地将一个个可爱的男孩杀死烹食，并一再强调杀死的不是人而是人型小兽，更见其虚伪。他们的职业不是刽子手却等同于刽子手。所以，莫言笔下的吃人者不仅是看客，还有刽子手。刽子手的冷酷和看客的冷漠，共同组成了“吃人团队”，“吞食”了一个个鲜活的生命。
（二）人性恶“吃人”
增加了“刽子手”这一角色，就必须写行刑。小说中的“檀香刑”，令许多读者不忍卒读，并指责作者暴力和血腥。莫言正是通过描写这惨烈的刑法，以及对刽子手的心理分析来揭示人性的残酷性和阴暗面。刽子手与看客正是通过观赏被杀者在酷刑下的英雄气概而获得心理的满足感，通过赞赏被杀者的刚强与血性来弥补自己卑弱的心理缺陷。《酒国》中，高贵、优雅的烹饪学校教授，却是“红烧婴儿”菜肴的发明者，美丽、光鲜的外表掩盖的是一颗丧失母性的冷酷之心；那些提供“肉孩”的父母，已经完全丧失人性把自己当成产崽的动物，把自己亲生的骨血相连的孩子当做牛羊牲畜买卖，任人宰杀，他们只管数钱。从刽子手到父母都参与杀人，都是“吃人队伍”中的一分子，暴露了人性的嗜血与残酷。莫言通过刽子手赵小甲的眼睛，看到成千上万前来观看他们父子表演的百姓同袁世凯、赵甲一样都是兽或半人半兽，揭示出人性中的兽性，表现人性中邪恶的一面，他把批评的矛头指向人类灵魂深处的黑暗，正是这些“恶”吃掉了人类美好的未来。
（三）腐败“吃人”
1918年，鲁迅发表《狂人日记》，震动中国文坛，他独创的“吃人”意象也成了“暴露封建家族制度和封建礼教的弊害”的象征，影响巨大。而莫言的《酒国》在1992年发表之初却冷冷清清，无人关注。大概读者觉得“吃人”已是旧题，没人能超越鲁迅再挖掘出什么新意，而在中国，官场等于酒场，国人已是见惯不怪，官场腐败行为，百姓在现实中见得比小说更真切，加之“八九学潮”刚刚过去，人们对腐败也不愿多说什么。而莫言却在这当口推出《酒国》，矛头直指腐败现象：那些贪官污吏面对盘中栩栩如生微笑的男孩，大快朵颐，忍心下咽，人类似乎又回到了茹毛饮血的时代；立下赫赫战功的特级侦查员丁钩儿，作为国家的执法者，肩负使命，本应是前往调查事情真相的，最后却因吃喝摔死在粪池中；酒博士李一斗是个文学爱好者，他希望自己把手中的笔作为武器揭露黑暗与野蛮，像鲁迅那样去战斗，而现实中他却又与自己所痛斥的黑暗同流合污，只有这样，他才能为社会所容，做自己喜欢做的事；作家莫言——一个头脑清醒的知识精英，踏上酒国土地，三杯酒下肚就彻底缴械投降了。他们本是要揭露“吃人”现象的，最后却都参与了“吃人”乃至自己“被吃”。
表面看去，这是一部反腐之作，但透过那些道貌岸然的贪官污吏的“吃人”现象，我们看到的是腐朽的官僚体制赋予了他们“吃人”的权利，批判的矛头直指权力机关。同时，莫言通过余一尺这个典型的丑恶形象揭露社会的丑恶现象，正是这些丑恶为滋生腐败提供了土壤。在这块土地上，几千年的“吃人”历史至今仍在延续。20世纪初鲁迅将其揭示出来并进行深刻批判，可是到了世纪末，依然没有消灭，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从执法者、供食者、传授者以及那些新一代的青年学生，张着一双双求知的眼睛听老师传授如何烹饪红烧婴儿，暗示“吃人”的恶习仍在代代相传，文明的外衣包裹着的是道德的野蛮和丑恶的人性。可见，莫言揭露的腐败已不仅仅针对官员，还包括“弥漫在我们社会中极其腐败的东西，如大吃大喝、穷奢极欲、道德沦丧”。莫言，作为老百姓写作：访谈对话录[M]，深圳：海天出版社，2007：319.莫言无意再重复揭露封建制度的“吃人”内涵，他在传承鲁迅“吃人”意象的基础上，赋予了“吃人”新的内容。如刘红所言：“鲁迅注重的是对传统的反思，通过种种“吃人”意象反思几千年来积淀在国民性格中的道德文化阴影，其出发点是立足于人，寻求的是“国民性”的改造，以期建立健全国民性格；莫言注重的是对现实的反思，通过“吃人”意象反思人性与现实政治制度，他立足于社会，虽然其中不乏批判国民性的内容，但他更注重的是社会现实的转变，以期建立健全合理的社会体制。刘红，论鲁迅与莫言在剖析中国封建文化“吃人”意象上的精神传承[J]，潍坊学院学报，2006（6）：70～71.不管愿不愿意，每个人只有融入这个“被吃”与“吃人”的社会才得以生存，全社会都在“吃人”，这是我们不得不认可的现存状况——恶的合理性和永久性。从而清楚地昭示：改造传统文化，改造国民性，改良社会之艰难，靠少数知识精英是难以实现的。作家的职责就是将大千世界的善恶美丑、生活百态和人世间的喜怒哀乐通过文字展示给读者，不要奢望通过自己的小说能改造国民、改变社会。莫言不提倡把写作当成一种改变社会、改变某些群体生存状态的工具。他说过，作家不是救世主，鲁迅不是，我们更不是。因此，《酒国》中，作家莫言、李一斗在小说中大胆揭露、辛辣地讽刺、酣畅淋漓地宣泄之后，依然是“吃人队伍”中的一员。较之鲁迅，莫言少了启蒙者的沉郁、忧患的情结，以诙谐、调侃和虚实相生的笔法，揭示酒国的贪官污吏的腐败行径，通过李一斗彻底解构作家的启蒙者形象。他站在民间立场，自下而上，从底层庸众到最高权力机构都是他批判的对象。作为作家，他在将丑恶揭示于众的同时也只能接受这难以改变的既存事实，从而放弃要求人类有更好的存在方式的希望，以期构建更合理的社会体制。而鲁迅的青年时期，正值中国王纲解纽的时代，怀抱救国救民的远大理想，他自觉地以改造国民、改良社会为己任，站在启蒙者的立场，以拯救者的姿态居高临下，一直将底层民众看作改革者的对立面，以冷峻、犀利的笔触揭示国民劣根性，哀其不幸，怒其不争。鲁迅在对人类未来失去希望的同时，拒绝承认人类现存状况的合理性，仍笃志社会改良，在绝望中抗争，最后以失败而告终。那份孤独与痛苦，令他陷入深深的悔恨与悲哀中，成为孤独的启蒙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