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聊斋”故事，几乎家喻户晓。作者蒲松龄对“世情如鬼”的黑暗现实的揭露，对腐朽的科举制度的抨击以及对至诚、纯洁的爱情的讴歌，构成了洋洋大观的《聊斋志异》（以下简称《聊斋》）的基本内容，而其中名传后代，引人入深的书之珍宝，乃是反映爱情主题的篇章。全书近500则故事，而描写爱情生活的约有120余篇，占全书的四分之一。爱情，是文学史上一个源远流长、风行不衰的传统主题。蒲松龄在《聊斋》中，不惜重墨叙写了一个又一个非常态的人鬼之恋，且对那些花妖狐魅情有独钟，以他饱蘸赞誉的生花妙笔，进行了热情的歌颂，这正如曹雪芹所言：“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言作者痴，谁解其中味？”那么，就让我们走进那些花妖狐魅的世界，去领略她们至深至爱的恋情，来探究作者的真谛吧。
中国古典爱情小说，或为才子配佳人的爱情故事；或是“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反映男女青年爱恋钟情，悲欢离合的生活，揭露封建礼教的罪恶。而蒲松龄一扫过去的窠臼，独树一帜，在反对封建婚姻制度的同时，提出自己进步的爱情婚姻观：蔑视封建的门阀观念、世俗观念以及男尊女卑的观念，把爱情的内容由互慕美色提升到精神契合、心灵沟通的更高境界，唱出一曲“知己”之爱的颂歌，它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式的包办婚姻迥异，也与“男才女貌，一见钟情”式的婚姻不同，他们是以“知己”为思想基础，经过生生死死考验的自主婚姻。《聊斋》以比较多的篇幅反映了建立在“知己”基础上的爱情、在互慕基础上的婚姻。
首先，他们从反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开始。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封建婚姻制度的核心内容之一，这条维系封建统治的黑网的锁链，不知扼杀了多少青年男女的生命，正如恩格斯所说的：“在整个古代，婚姻的缔结都是由父母包办，当事人则安心顺从。古代仅有的一点夫妻之爱，并不是主观的爱好，而是客观的义务，不是婚姻的基础，而是婚姻的‘附加物’。”在蒲松龄生活的那个时代，婚姻的基础不是爱情，而是门第、财产、身份、资格等因素，封建家长可以置子女的真情实感，甚至他们的生命于不顾，男女双方不了解，有情人难成眷属，造成了众多的爱情悲剧。比如《连城》中，连城的父亲史孝廉，嫌乔生贫困，强将连城许嫁给盐商大贾之子，致使乔生痛苦不堪，连城则被折磨得死去活来。此外《鸦头》中鸦头的母亲、《长亭》中长亭的父亲、《青凤》中青凤的叔叔等，都曾以不同的方式干涉过儿女的婚姻自由，造成儿女的各种痛苦。但是，如果作者仅写这种由父母干涉所造成的爱情悲剧，那么，《聊斋》中的爱情之花也难以留香千古了。我们知道，明清时代，封建礼教的禁锢愈是严厉，反禁锢的要求也愈强烈，那时的反礼教、反包办婚姻的思想相当活跃，作者以他敏锐的社会洞察力，紧紧抓住这一点，从青年男女的婚姻幸福出发，对父母之命造成的不幸婚姻进行了揭露和批判，赞扬了变革时期的青年男女，勇敢地站在封建家长的对立面，注重自己的真情实感，大胆地追求婚姻幸福。《聊斋》中的男女之爱是“主观的爱好”，而没有“客观的义务”，他们的婚姻不是父母包办，不讲经济地位，也不讲政治权势，他们婚姻的基础是相互的爱情。《连城》中的乔生，有“才”、“偃”，他肝胆照人，真诚乐助，他的这些美德以及一首《从倦绣》所表现的，他对身处深闺、忍受礼教束缚的女子的同情，引起了连城情感上的共鸣，使得这位“工刺绣，知书”的秀外慧中的少女萌生了对乔生的倾慕，这是他们爱情产生的基础，而连城的称赞，以及她的真挚情谊也打动了乔生的心，他感叹连城是肝胆相照的“知己”，这正是乔生孜孜追求的心中之爱，他认为“士为知己者死，不以色也”。正因如此，当连城病危需胸肉药活时，乔生毫不犹豫地“割膺授僧”，而当连父违约，以千金相谢时，乔生正色道：“仆所以不爱膺肉者，聊以报知己耳，岂贷肉者哉？”话语铿锵坚决，显示了乔生这个伟男儿的铮铮铁骨，读来不得不使人感慨涕泪。“重知己”是他们的爱情真谛，这与当时的进步思潮息息相通，有积极意义。作者所歌颂的这种“知己”之爱，是文学作品中爱情描写的新发展，同时，它又是对“父母之命”的有力反抗。《连城》可算是《聊斋》中“知己”之爱的绝唱，冯镇峦就说，“知己是一篇的眼目”，但明伦也认为“知己是一篇之主意”。
其次，以情为基础，反对男才女貌、门当户对。
这一点，在《瑞云》中表现尤为突出。瑞云不贪恋众“富商贵介”而选择了贺生这个“才名夙著”的“穷蹙之士”，展示了她对美好生活追求的精神境界，她倾心贺生的是他那“唯有痴情可献知己”的诚意，贺生追求瑞云，不同于以玩弄女性为乐事的公子哥儿，不是倾心于她的美色，当瑞云的容貌突然变得“丑状类鬼”后，仍不改初衷，坚持不复另娶，说：“人生所重者知己，卿盛时犹能知我，我岂以衰故忘卿哉。”他执著地爱瑞云，是由于对她美德素质的真切了解，在于她出淤泥而不染，不以色骄人，不以色谋利，他们的爱是建立在相互了解、深深爱慕的基础上，是寻找真正的知音，“心之所好，原不在妍媸也”，这就鲜明地提出了情侣之间重要的是“知己”，不是以貌相取，不是倚重于金钱、地位，体现了一种超越世俗之见的新型的爱情观和道德观。
再次，以“知己”之情为重，不以男女情欲为本，是“知己”之爱的另一内涵。
众所周知，作家要达到其创作目的，总是呕心沥血地塑造他笔下的典型人物。毫无例外，蒲松龄也就是通过他笔下众多的“情痴”、“情种”的形象来表现他对“知己”、“至情”的赞颂和执著的追求。但是，《聊斋》中塑造的“情痴”、“情种”形象也与以往不同，他们不贪利禄，不求仕宦，藐视功名，不遵循封建家长为他们规定的人生道路，也不顾封建礼教的羁绊和社会的嗤笑，热烈追求诚挚的爱情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婚姻。如《阿宝》中的孙子楚，生有六指，当阿宝戏言“渠去其枝指，余当归之”，他信以为真，毫不迟疑，砍去枝指，最后竟“魂随阿宝去”，化为鹦鹉，日夕依偎在所爱身边，“他人饲之，不食；女自饲之，则食，女坐，则集其膝；卧，则依其床”的描写，像一曲想象美妙、情深意浓的爱情之歌。终于，孙子楚那为情而死，为情而生的痴心之爱深深感动了阿宝，阿宝因而以痴报痴，至以身殉。诚然，孙子楚是个真性情的人，以往有些作品在描写男子痴情的同时，夹杂有低级趣味的东西，往往表现出玩弄女性的思想局限，而《聊斋》中的痴情男女，一成爱侣，便情深谊厚，魂魄相随，表现出净化的情趣。如《宦娘》中写爱妻良友之间设弦操缦，教学琴筝；《云梦公主》中的夫妇下棋饮酒；《白秋练》中的夫妇互相诵诗治病；《凤仙》中的妻劝夫苦读，等等。最令人难忘的是《香玉》篇，本文塑造了三个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黄生、香玉（白牡丹精）和绛雪（树精）。黄生是一个情专意笃的“至情人”，他全心爱香玉，当香玉死时，黄生悲恨至极，“作哭花诗五十首，日日临穴涕”，“苦杯香玉，泪凝枕席”，就是有了绛雪陪伴，也是“今对良友，益思艳妻”，他与香玉可谓是一对一往情深、生死相恋的典范，香玉为感谢黄生的知遇之恩，以身相许，“矢共生死”，为黄生甘受一年风雨而再生，直至黄生脱化的赤芽遭人砍去，她也憔悴而死，实乃真正的“情痴”，而绛雪作为他俩生死恋情的见证人，从对黄生的防范到感于他俩的“至情”而替香玉陪侍黄生，使黄生在寂寞中得到知友的同情与安慰，他们也在相识相知中成为知己之交，但也正因为相知，使绛雪真正了解信赖黄生，使得他们的知己之情永远高于一般的男女之爱，正如绛雪所言：“妾与君交，以情不以淫。”正因如此，最后她能以身殉友，以谢知己，奏响一曲感人心肺的知己恋曲。在这里，作者把“知己”的情感扩大到异性之间的友谊，这在《娇娜》篇中也有充分的体现。“其情不在男女之爱，琴瑟之好，笃于友情”，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因为，在封建社会，男女授受不亲，更谈不上建立什么深厚的友谊。是纯真的感情与志趣的相投，思想认识的一致，使故事的主人公走到一起，这是新思想的闪光，也是蒲松龄在爱情描写上开辟的一个新的艺术天地，这使我们更进一步理解了蒲松龄对“知己”的苦寻，可以这么说，作者在赞美男女情爱中的“知己”之感时，也未不隐含着对社会生活中的“士为知己者死”的道德的称道。
从上述描写“知己”之爱的作品中我们不难瞥见时代的影响。《聊斋》问世于17世纪，当时，我国正处于封建社会衰亡、资本主义萌芽得以发生和发展时期。这一切，在当时人们的思想中如巨石投水，掀起了轩然大波，一些有识之士都去作历史的反思，因而，同封建主义的思想意识形态相对立的市民思想也就更加活跃。明清之际，产生了李贽、顾炎武、王宗羲、王夫之等进步思想家，他们各自的思想体系中都具有一定的民主因素，这种进步的时代思潮，不能不对进步的作家产生一定的影响。他们较为清晰地看出，理学乃伪学，开始对维系社会的精神支柱——理学产生怀疑、反感，对封建礼教展开了批判，而这种批判，往往是从妇女婚姻问题入手，以肯定与颂扬“情”来表达的。我们知道，宋元理学提倡禁欲主义，他们把饥寒愁怨、饮食男女、长卿隐曲等人类正常需求当做罪过加以压抑，而把“三纲五常”等封建礼教视为至高无上的“天理”要人服从。进步的思想家、文学家对这种“以礼杀人”的反动实质进行了深刻地剖析和猛烈地抨击，他们以“情”和“理”对立，也就是以“人欲”和“天理”对立，为摆脱封建礼教的束缚，争取个性解放而斗争。这无疑对蒲松龄有积极的影响，他更吸取了他们思想的民主精华，结合现实的历史条件，以他们的进步思想指导自己的创作实践，追求个性自由，赞美相知相爱的幸福婚姻，以一腔激愤、满怀热情奏出了古典小说中爱情乐章的新声异响。涉足于《宦娘》、《白秋练》、《凤仙》等理想的爱情王国，会使你慨叹流连；看到鸦头、晚霞、细侯为反对封建门阀、父母之命，争取自由、幸福的婚姻而不懈斗争，会使你为之欲泣；听到连城、乔生、青梅、瑞云、绛雪共奏的知己之音，会诱惑你再去领略一番，鼓动你继续登峰探幽。
当然，作者如此强调重“知己”，除了时代内容和特征是其客观原因外，与他怀才不遇的身世也有密切的关联。蒲松龄一生坎坷没落，科场失意，壮志难酬，曾有“落拓名场五十秋，不成一事雪盈头”的遗憾，慨叹无人赏识重用。一生唯一的一次南游幕宾，他看到了吏治的黑暗，达官贵人的醉生梦死，平民百姓的啼饥号寒，因此，他把“满腔孤愤”、“磊块愁”倾泻于他的作品中，希望能得到理解。但因他的生活环境，虽结交甚广，可至交不多，少数几个朋友又因地位的悬殊，志趣的差异而疏远了，这使他深感“此生所恨无知己”，悲叹于世间的知音难觅。就此，我们不难理解，蒲松龄在抒“磊块愁”中深含的对知音的渴求，他把自己的理想、追求和热情，含蓄地寄托于他笔下的男女主人公，抒满腔之深情，唱一曲“知己”之爱的颂歌。
“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蒲松龄能把人与人之间、异类之间的男女之情写得如此动人，与他个人的实际经历，生活基础不无关系。他在爱情生活中有过不幸的遭遇：他与妻子刘氏在患难中结合，刘氏为人温和谨慎、朴实能干，蒲松龄常年在外，刘氏带着儿子空守场屋，她没有奢望，不图富贵，安贫寂守，理解、宽慰、支持着自己的丈夫，她是蒲松龄的贤妻，也是他最知心的朋友，他们有着深厚的感情，也有过虽然短暂却永驻记忆的甜蜜时光，然而更多的是挥袂跷跂、生离死别，双方尝尽了凄寂、相思之苦，更不幸的是刘氏因操劳早逝，使得蒲松龄无限伤痛，以致终身抱恨。爱情生活的悲剧，使作家不能相信他所处的那个现实中会有真正的自由和幸福，他渴望得到妻子那样的理解、赏识与友情，因此，他揭露，他反抗，也在孜孜地追求，现实使他愤懑、压抑、痛苦、失望，世间知音难觅，他不得不沉溺于他的幻想生活中去，到幻想中寻求寄托，苦寻之中，神思异想，恍惚间，意念已驰向与世隔绝的幽冥之中，“知我者，其在青林黑塞间乎！”于是，他用笔，用美丽的理想去代替那不足的现实，以饱满的笔墨，寄情于幽幽冥间，他曾在“异史氏曰”中写道：“寄托如此，亦足悲矣。”这充分说明他的不得已的苦衷，抑或作者也正是想通过那些花妖狐魅，达到与爱妻的交流，一抒自己永远的情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