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纾（1852～1924）作为一个翻译家和古文大家，一直以来，人们对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林纾的思想、林纾的翻译、林纾的文学创作（古文、小说、诗、词）等方面，且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恕笔者孤陋寡闻，本人通过相关资料的查找与网络检索，目前并未看到专论林纾教学方面的文章，而林纾从21岁直至73岁去世前几个月，他的正式职业就是教师。
1872年，21岁的林纾开始在村塾教书，25岁设馆课蒙；46岁那年，林纾旧居被友人改为“苍霞精舍”（今福建工程学院前身），建起新式中学堂，林纾任汉文总教习；1899年，林纾掌教杭州东城讲舍，并决定从此不再图仕，一心教书，同时也开始了他的译书生涯。1901年，50岁的林纾举家定居北京，在京期间，先后任金台书院、五城学堂、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高等实业学堂、闽学堂等学校讲席或总教习，讲授《国文修身》、《大学经文》等课程；1914年，在北京孔教会讲述古文；1915年，任徐树铮创办的正志学校教务长；1917年，他亲自组织了“古文讲习会”，讲解《左传》、《庄子》及汉魏唐宋古文；1923年，72岁高龄的林纾应邀任励志学校讲席；1924年6月，病中的林纾还几次前往孔教大学讲授《史记》，随后辞去讲席一职，结束了他一生的教学活动。仅仅4个月后，这位充满争议、充满矛盾与痛苦，但却执著一生的教书先生离开了人世，前往吊唁的弟子数百人。从以上可知，除几次短期中断外，一生中，林纾几乎没有离开过讲堂。严复曾作诗赞他：“孤山处士声琅琅，皂袍演说常登堂”，描画了一个辛勤劳苦的教书先生形象。林纾生活的时代，正值国家内忧外患时期，为了救国保种，他笃志教育，希望通过发展教育，提高国民的文化素质和思想认识，从而改良社会。他曾多次放弃高官不就而执教一生，晚年的他更是放弃月得百金的译著、绘画而专事教授，甘当清贫一教员。他始终不肯放弃任何一个传授古文的机会，为了传播中国的传统文化，他不顾年老体弱奔波于各大讲堂直到去世前4个月。52年的教学生涯中，他对国家教育改革的关注，他的“实业救国、教育救国”、“学西学”、“兴女学”等进步的教育理念和不拘一格、生动、丰富的教书育人活动及丰厚的教学成果，无疑都是后人可鉴、不容忽视的重要一笔，值得一书。通过梳理林纾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活动及对其执著一生的缘由探析，有助于我们了解那个时代的教育背景和林纾为中国的教育事业所作的贡献，这对我们进一步研究林纾的爱国人生、文学文化思想和他翻译外国文学的动机以及他的翻译对中国文学、文化和教育所产生的影响，研究他对中国古典文学的贡献等等，都将有很大的补益作用。本着这一目的，笔者试就林纾“救国兴学”的教育理念，不拘一格、生动、丰富的教学活动及平凡、执著的教书人生三方面作一尝试，以期从新的角度对林纾有一个再认识。
一、救国兴学的教育理念
（一）实业救国、教育救国
林纾执教初始，正值中国教育近代化的起步阶段，中国教育既面临资本主义列强侵略步步紧逼的国际环境，又要面对势力强大、影响根深蒂固的传统的封建教育，但教育改革势在必行。近代的教育家们面对国势日蹙的中国现状意识到“教育为立国之本”，纷纷提出变革中国教育的主张：冯桂芬最早提倡采西学，创新式学堂；张謇则强调：“非人民有知识，必不足以自强，知识之本，基于教育”、“以实业辅教育，以教育改良实业”、“‘实业’与‘教育’紧紧结合才能救国”。张謇，条陈立国自强疏[J]，张季子九录[M]，台湾：台湾文海出版社，1965.综观清末民初进步的教育家，他们大多或公派或自费都有过出国留学、考察的经历，他们懂外语并接受了先进的西方文化，但他们中仅少数人从事教育工作，相比之下，林纾不懂外语，从未踏出国门，但他却能在教育改革浪潮的驱动下和通过翻译外国文学作品，接触西方的文化与教育，深切意识到：“未育人才，但议船炮。以不习战之人，予以精炮坚舰，又何为者！先培育人才，更集资为购船制炮，未为晚也。”林纾，不如归·序[A]，薛绥之，张俊才，林纾研究资料[C]，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面对关乎富国强兵、救国保种的教育事业，强烈的爱国心使他对当时的教育改革投入了极大的关注，他的《爱国二童子传·达旨》一文最能体现他“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思想：他指责“朝廷之取士，非学法政者不能第上上”的弊端，质问“今日学堂，几遍十八行省，试问商业学堂有几也？农业学堂有几也？工业学堂有几也？医业学堂有几也？”对“中国结习，人非得官不贵，不能不随风气而趋”的陋习进行批判，他认为强国既不能“恃兵”也不能“恃语言外交”，更不用说“存名失实之衣冠礼乐，节义文章”，“强国者何恃？曰恃学。恃学生。恃学生之有志于国。尤恃学生人人之精实业”、“实业之不讲，则所讲皆空言耳”、“须知实业者，强国之粮储也”。明确强调仅靠“坚船利炮”或“节义文章”是无法达到国富民强的，只有通过兴办实业，发展经济才能救国，而办实业离不开人才，培养人才只有靠教育。他因译书而成名，而他译书的目的是为教育，他把译著、教书当成自己的实业，正如他所言：“人谓此即畏庐实业也。畏庐焉有业！果能如称我之言，使海内挚爱之青年学生，人人归本于实业。则畏庐赤心为国之志，微微得伸，此或可谓实业耳。吾但留一日之命，即一日泣血以告天下之学生请治实业以自振。”林纾，爱国二童子传·达旨[A]，薛绥之，张俊才，林纾研究资料[C]，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林纾通过翻译《茶花女》成为引领国人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那个时代“林译小说”的影响力就如同当代的“金庸小说”、“秋雨散文”，他希望自己是“叫旦之鸡”，以警醒国人，改良社会。他为办学堂、兴教育、育人才、救国图存而泣血呼号，他曾多次将自己译著、卖画、教书所得酬金用于捐助办学或资助贫困学生，他也曾作万言书给家乡的两个富豪，动员他们捐资办学，他把振兴教育，培养人才与祖国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在那个年代，能以国家兴亡为己任，全力宣扬教育救国的理念并付诸实际行动的人实在不可多见，其拳拳之心，天地可鉴。
（二）造新学、学西学
既然要教育救国，首先就必须务学，且必须“治新学”，即指包括外语、工商和西方社会意识与先进的教育的西学。外国文学的翻译，让林纾大开眼界，他曾说：“欧人志在维新，非新不学……若吾辈酸腐，嗜古如命，终身又安知有新理耶？”林纾，斐州烟水愁城录·序[A]，林微，百年沉浮——林纾研究综述[M]，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1990.针对当时国人认为“西洋无学问”、西学为“不孝之学”，欧洲为“不父之国”而“痛心于西学”的旧见提出了鲜明的主张，指出不能以“孝”与“不孝”作为区分“中学”与“西学”的依据，西方文学有值得学习的地方，借鉴他们的经验与长处，总结“我军所以致败之道。知其所以致败而更革之，仍可自立不败”。林纾，洪罕女郎传·跋语[A]，薛绥之，张俊才，林纾研究资料[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他译书是为了帮助了解新学，成为人们认识中国和世界，推动社会变革的工具。他曾遗憾自己：“年已五十有四，不能抱书从学生之后，请业于西师之门……则真吾生之大不幸矣。”林纾，撒克逊劫后英雄略·序[A]，薛绥之，张俊才，林纾研究资料[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在他给儿子的信中，我们也不止一次看到他对儿子学习英语的要求：“以七成之功治洋文，以三成之功治汉文”（因其汉文已有功底——笔者注）；“时时留心学洋文”；“自拜一至拜五止，夜中全读英文”；“英文最要紧，务先学语言文字，尤以会话为急”。他在《大学堂师范毕业生纪别图记》中教诲学生，面对外敌的侵略，只有学好本领才能抗敌，不能“徒守门宇”，应当学兼中西，多学新学。在当时大多数人沉溺于八股时文而鄙视西方科学技术知识的情况下，林纾能对学习西学西语如此重视，我们不得不佩服他作为一个教育者的远见卓识。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在大力提倡向西方学习的同时，却不忘教导学生，国学不可偏废，学西学的目的是“以彼新理，助我文行”，林大文，后人心目中的林纾[A]，我的父辈在北大[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勿右西人之艺而左吾道也”。薛绥之，张俊才，林纾研究资料[C]，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他认为：“学堂中果能将洋汉两门，分道扬镳而指授，旧者既精，新者复熟，合中西二文溶为一片”最为理想。林纾，块肉余生述·序[A]，畏庐续集[C]，北京：商务印书馆，1916.比之新文化先驱对古文偏激的看法，面对中西文化的学习，林纾的看法要冷静、客观得多，这当得益于他深厚的学养，在当时弥足珍贵。
（三）倡女学、兴女学
此外，重视女子教育也是林纾重要的教育思想，他收的学生中就有不少女弟子，这在当时进步的教育先驱中也是不多见的。最早提出“兴女学”的当属近代早期教育家王韬，他针对传统教育忽视女子的弊端，指出中国也应模仿西方，将女子纳入学校教育的系统之中，而随后的郑观应则以西方女子教育作为中国兴女学的佐证和楷模，建议政府重视女子教育。他们在中国近代女子教育发展的历史上起到了前驱先路的作用，林纾曾通过诗作《兴女学》对此大加赞赏，他认为“女学之兴系匪轻，兴亚之事当其成”，林纾，闽中新乐府·兴女学[A]，曾宪辉，林纾[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3.“倡女学、兴女学，大纲也”。林纾，闽中新乐府·兴女学[A]，曾宪辉，林纾[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3.他把女子教育提高到如此重要的地位，可见他男女平等的观念是很强的，在他眼里，女子不是男子的附庸品、玩物、续香火的工具，女性同男性一样，也是有思想、有作为、有情有义的“人”，因此，女子也应有受教育的权利。再者，在林纾的认识里，家庭中，由于做父亲的为了家业常年在外奔波，与孩子朝夕相处的主要是母亲，所以，孩子最早的启蒙教育来自母亲，母亲对孩子的影响是很大的，“母明大义念国仇，朝暮语儿怀心头。”林纾，红礁画浆录·序[A]，薛绥之，张俊才，林纾研究资料[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母亲必须知书达理、爱国爱家，才能培养栋梁之才，这些思想的形成，除了受西方思想的影响外，我以为，更重要的原因是林纾自小受到祖母、外祖母和母亲良好的家庭教育，她们的言传身教，知书明大义，都对林纾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林纾曾告诉后辈，自己“生平得力于太孺人之训者为多”，这一点我们在林纾关于祖母、外祖母和母亲的祭文中可以看到他饱含深情的叙述。因此，林纾大力提倡女子必须受到良好的教育，学成之后，可以参与外事也可以助夫教子，他反对“女子无才便是德”。不仅如此，他还通过其小说的影响力，在作品中塑造了许多有知识、有教养的新女性形象来影响人们对知识女性的认可与追求。一个在旧学中成长起来的学者能有如此见识实属不易。
二、不拘一格、生动、丰富的教学活动
（一）做人，先从爱国做起
林纾是一个务实之人，作为一位教书先生，他把自己的教育理念贯穿于一生的教书育人中，在他看来，教育是为培养人才，学生要学知识，但首先更应该学会做一个合格的人，因此，对学生不仅要传授知识，更要注重教育他们如何做人。林纾是一个“非常热烈的爱国者”（郑振铎语），他曾在《畏庐痴语》第二《尚耻篇》中写道：“做人，先从爱国入手。凡能爱国者，存心必公；存心既公，则才干少差，亦足济事。”林纾认为：“学生，基也，国家，墉也。学生先为之基。基已重固，墉何由颠？所愿人人各有国家二字戴之脑中，则中兴尚或有翼。”林纾，爱国二童子传·达旨[A]，薛绥之，张俊才，林纾研究资料[C]，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所以，他对学生的教育首先强调的就是要爱国，而且特别强调爱国教育必须从儿童抓起，他认定“强国之基在蒙养”、“复仇须鼓儿童心”。林纾，畏庐痴语·尚耻篇[A]，国际公报第1年第9期。1923.1.27.他曾经编著《修身讲义》一书，在诠释理学语录中，通过阐述自己独到的见解，教育学生如何做人。比如，他讲解程颢的一段语录“儒者只合言人事，不得言有数。直到不得已，然后归之命可也”时就说：“吾辈身处今日，尚有作用之时。人人各存一国家思想，无惮强邻之强……我黄种人思力志节，何一稍逊于彼族？彼以强之故，目我为贱种，蔑我以属国，据我之利权，夺我之土地，此仇真不共戴天！”他告诉学生：“须知强国在人心，全不在天数。乃今日各国人人自振，讵天意专佑白种而不佑我黄种耶？亦在讲人事与不讲人事耳。”林纾，闽中新乐府·村先生[A]，曾宪辉，林纾[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3.他要学生不要信天意，明白强国在人心的道理。教育学生“天下爱国之道，当争有心无心，不当争有位无位。”林纾，大学堂师范毕业生纪别图记[A]，薛绥之，张俊才，林纾研究资料[C]，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1907年，京师大学堂师范生5年毕业，林纾作纪别图并为之记，对学生提出四个祝愿：
……祝曰：天下惟有国之人，始伸眉与强者耦。愿诸君诏学者念国，毋安其私。又祝曰：觊成非成，惟力之贞。愿诸君勿以慧钝区学子，慎牖其衷，而本之以诚。又祝曰：愿郡将连帅，勿梗诸君事，各抒其所蕴，播其州。州之秀民，咸悦豫与先生游。又祝曰：振困起儒，惟相与师。师道获昌，善类遂多。愿诸君扶植稚弱，而同进于道。林纾，爱国二童子传·达旨[A]，薛绥之，张俊才，林纾研究资料[C]，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
这第一条就强调要树立爱国之志，凡事多为国家着想，不可安于一己之私。显然，林纾认为爱国主义教育是人生的第一课。此外，从四个祝愿的字里行间还可见他对学生的谆谆教诲和殷切希望：他教导学生要重师道、兴师道，才能培养更多人才，“师道不立，天下决无正人”，而师范生负此重任，更应为人师表，专心从教。对于学生的教育，他认为，不管学生学成与否，老师都应当“本之以诚”，全力开导，“勿以慧钝区学子”。身为教师，林纾与学生“亲善如父子”，他认为，学生行为不当，“责任在教习”，因为“学生无识，不足言也”，而身为教师，就应当“知其心然后能救其失”。林纾在《与唐蔚芝侍郎书》与《答侄翥鸿书》中，虽表达了对当时的新文化运动的不满，但其中关于“师道”及“教师如何教育学生”等观点，笔者认为是值得借鉴的。爱国、尊师、爱生，这都体现了他身为人师进步的教育思想。
（二）教与学讲究方式方法
凭着古文家深厚扎实的学术功底和对叙事文学清晰敏锐的感受力，林纾在古文教学方面有着过硬的业务素质。从他的文论看，他反对古文分派，对各体古文的教学，林纾先从辨体入手分析其写作特点，再各取若干篇讲析，引导学生学习与写作，而对诗歌的教学，则先从自己学诗的经历和体会说起，至于诗歌的风格，他认为应关注人的性情，不必强求一律。他给学生讲解古文，绝不拘泥于逐字逐句的填鸭式教学，解释一个字、词，他会告诉学生其出处、来源、多重含义及其在文中的妙用。为活跃课堂气氛，他往往引经据典、旁征博引、深入浅出，既扩大学生的知识面又引发学生积极思考，他深情并茂的讲析，独到的见解，常深深让在座的生徒感叹先生娴熟的古文造诣。林纾在教学中极为重视培养学生独立思考、不落窠臼的创新精神，他对传统的教育方法和科举制度极为不满，他反对应试谋科名用的八股文，教育学生摒弃“学而优则仕”的观念。授课中他不重视八股教学，但迫于要求，为了应付考试，在教学内容与学生练习上都私自作了调整，在当时，敢于如此大胆、固执地坚持自己主张的教师是极为少有的。他从小学课蒙到中学再到大学，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面对不同层次的学生，讲究因材施教。比如，他针对中学生课业繁多，对古文的学习只能括其大略、无法求精的现状，编出《评选船山史论》，逐篇讲解，帮助学生析疑；对待儿童的启蒙教育，他提倡用爱国思想、科学知识和适合儿童特点的方法启迪儿童的智慧，他认为：“儿童初学，骤语以六经之旨，茫然当不一觉。其默诵经文，力图强记，则悟性转窒。故入人，以歌诀为至”，朱羲胄，修身讲义[A]，林畏庐先生学行谱记四种之二[C]，上海：世界书局出版社，1949.因而将日常所论写成诗歌，编成《闽中新乐府》课蒙，果然效果极佳，人们争为家塾读本。
他不仅授课讲究方式方法，还注重教给学生学习的方式方法。他认为“读书如积谷愈多，总得救荒之一日”，要求学生博览群书，开阔视野，但不能读死书，他认为寒窗苦读固然必要，但也不能让书斋把自己与社会人生、与大自然隔绝，这一思想直接影响他一生的教学。因此他教育学生读书要善于思考，反对学生宗一先生之言、守一先生之教，主张专一家以入，融各家以出，博采众长；他主张“学古而变化”、“源古不如源造化”，反对学生师古不化，要求学生不要拘于成法，要敢于打破常规，要有创新，熟悉了古人的行文技巧，就可以自辟蹊径，不必依倚门户、依傍师说。他教学生绘画，很少讲授枯燥的用笔技法，而是亲自示范，让学生在旁观看，培养他们独立琢磨，自己“悟”出道来，而后动手练习，他再予以评判与点拨。
林纾为教育事业劳苦一生，他不仅桃李满天下，也为后辈留下了丰厚的教学成果：他在京师大学堂的讲义被编成了《春觉斋论文》，作为散文理论教学的教材，今天仍具实用价值；另一本古文论著《文微》由学生朱羲胄整理出版；此外还有《闽中新乐府》、《中学国文读本》十卷、《修身讲义》二卷、《韩柳文研究法》、《评选船山史论》、《〈古文辞类纂〉选本》十卷、《震川集选》、《庄子浅说》、《春觉斋论画》等。
三、平凡、执著的教书人生
综观以上林纾的教育理念与教书育人活动，我们可以看出，林纾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教书先生，但他却能高瞻远瞩地关注中国的教育，冲破旧时代的羁绊，锐意革新，敢为天下先。他不畏强大势力，坚持己见，执著一生，这与他苦难的人生经历、强烈的爱国心、忠实耿直的人格品质和“服善甚笃而疾恶如仇”的个性是分不开的。
林纾出身贫寒，从小饱尝生活的艰辛与战乱之苦，也更容易接近社会现实。他看到了社会的黑暗，体会到只有国家富强，人民才能安居乐业，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因而产生强烈的爱国思想，坚持爱国主义为人生第一要义，并贯彻终身。他秉性耿直，富有强烈的正义感和自尊心，如他所言“生平倔强，不屈人下，尤不甘屈诸虎视眈眈诸强邻之下。”朱羲胄，修身讲义[A]，林畏庐先生学行谱记四种之二[C]，上海：世界书局出版社，1949.他痛恨外国列强的侵略而渴望国家能够强盛，正是这强烈的爱国主义和开放维新思想让他认定唯有教育方能救国，他选择执掌教鞭，一生不悔。
正是他的“刚强善怒”的个性和炽热的感情，使他始终目标明确，对自己的选择能持之以恒，不为他人所左右。他不图虚名，曾多次拒绝过可享受荣华富贵的高官职位，而执教一生。51岁时，尚书陈壁要上书朝廷荐林纾为郎中，林纾坚决不允，说：“疏果朝上，吾夕出都也，后此勿复相见。”朱羲胄，修身讲义[A]，林畏庐先生学行谱记四种之二[C]，上海：世界书局出版社，1949.1914年，清史馆聘林纾为纂修，林纾谢却；1916年，袁世凯为借重林纾名声笼络人心，派林纾至交徐树铮聘请其为高级顾问，后又委以参政之职，他以陶渊明自况坚决拒绝：“将吾头去，吾足不能履中华门也。”由林纾孙子林大文先生提供。后来，当时的国务总理段祺瑞，亲赴林家聘其为顾问，林又谢却。对此，郑振铎先生曾给予他这样的评价：“他实是一个最劳苦的自食其力的人，他的朋友及后辈，显贵者极多，但他却绝不去做什么不劳而获的事，或去取什么不必做事而可得的金钱。在这一点上，他实在是最可令人佩服的清介之学者。”畏庐子，闽中新乐府·序[A]，薛绥之，张俊才，林纾研究资料[C]，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特别在晚年，林纾卖画译书每月可得数百金，本可衣食无忧，安享晚年，但他却弃而不为，专力于教授，为此他死后还欠下不少画债。
作为古文教师，林纾一生致力于古文的学习、研究、教授与写作，并用文言文翻译外国文学，这皆缘于他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热爱以及对传统文化所具有的价值评判。林纾从小酷爱读书，曾画棺于壁，对棺发誓：“读书则生，不则入棺。”他40岁前广泛阅读，之后开始精读，这为他植下深厚的古文根底。因此，针对新文化的倡导者们提倡的废弃文言、使用白话的主张，他以独有的中国古文家的眼光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论古文之不当废》、《论古文白话之相消长》，反对废除古文，主张文白并存。当然，林纾反对的只是废弃文言并非反对白话文，他的《闽中新乐府》就是最早的白话诗。他从文学发展的眼光看事物，通过对中西文化的比较，总结世界文学发展经验，认为新学旧学各有价值、可以互补，应择而学之。应当说，林纾的观点是客观、辨证、有远见的，至于论争的结果，他竟成了新文化运动的“保守派”领袖，确实有失公允。“文白之争”中，强烈的民族危机感使他为古文受到的冲击而忧心忡忡，面对新文化倡导者的批评与攻击，他毫不示弱，起而还击，他不顾高龄，组织“古文讲习会”，亲自讲授达3年之久。70岁后他不再从事翻译而致力于古文的教学与研究，有人批评他晚年译作的质量不高，或许与他精力的转移有关，为“力延古文之一线”，他可谓身心憔悴，即使如此，他也从不放弃自己的信念，他坚信：“吾辈已老，不能为正其非，悠悠百年，自有能辩之者，请诸君拭目俟之。”朱羲胄，庄子浅说[A]，林畏庐先生学行谱记四种之二[C]，上海：世界书局出版社，1949.直到离世前给孩子的遗训里仍不忘写上“琮子古文，万不可释手，将来必为世宝贵”，朱羲胄，庄子浅说[A]，林畏庐先生学行谱记四种之二[C]，上海：世界书局出版社，1949.就在去世前一天还以指书林琮手上：“古文万无灭亡之理，其勿怠尔修。”薛绥之，张俊才，林纾研究资料[C]，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这是一位清介学者的啼血之言，若不是对民族文化的热爱与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若没有对古典文化精深的造诣而把古文看作是自己的生命；若不是他刚毅、执著、热情的个性，哪能有如此坚定不移、影响深远的真知灼见？因他的努力，替古文延长了二三十年的运命，他无愧于“古文大家”的称号。
“学高为师，身正为范”当是林纾执教一生的最好写照。或许在新旧更替的时代，林纾的许多观念和做法不被当时的人们所接受，但在今天却仍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看看今天的“春蕾行动”，以及当今社会，家长们对孩子的启蒙教育就是通过背诵古诗与学习英语开始的，林纾若地下有知，定会为自己当年的艰难努力而备感欣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