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懿被诸葛亮耍，诸葛亮就吃准了他那“小心驶得万年船”的个性，所以才会在危急关头大摆龙门阵，一座空城哄得老家伙进不敢进，只好摆手退兵。
深入地想一想，所谓的行驶万年船的“小心”，不过是打着智慧旗号的恐惧，恐惧的背后却是一颗脆弱的玻璃心。害怕冒险，害怕前进，害怕失败，害怕失了声名，害怕降临不幸。因为害怕而退缩，如行冰面，步步担惊，好比满树的花开出去，没一朵是敢开错了的。
狼在草原上驰逐，既不在乎别人怎么看，也不害怕别人入侵——只要你敢；只有羊才会固守羊圈，屁股死抵着围栏，向往着外面的绿水青山，打死也不敢向前，还美其名曰“小心驶得万年船”，却忘了小心的结果未必是行船万年，很可能大铁船搁浅在小水湾；冒险的结果最坏也不过是失败，失败不过是证明此路不通，敬请绕行，总有一条路抵达成功，总好过一步也不敢迈，人生褪色成一张挂在墙上的老相片，江山寂静，岁月无声。
恐惧的负担甜蜜似糖，看穿了也不过是土做的薄墙，胆放大，推倒它，小心难驶万年船啊。
败军之将可以言勇
“败军之将不足言勇”，这句话听起来像台词。两军对垒，上将对敌，战胜的一方威风凛凛，用这句话当枪，专拣那战败之人的肋条骨来捅。或是将军跨马远征，周围群众围观兼挖掘将军曾经战败过的私隐，再看他的眼神就带了讽刺与怜悯，有那一等酸秀才就会在嘴里悄悄嘟囔“败军之将不足言勇”……
这话荒谬。
世间哪有常胜王？读大学时，我一个同届学兄足足比我大八岁，因为他高考失利，一气连考八年。若是一次败了便不去言勇，就没有第二次、第三次、第四五六七八次，他也就不会当上大学生，后来也不会考研成功、考博成功、留校成功，也就不会在二十多年后，作为艰深的专业领域带头人，迎来属于自己的鲜花和掌声。败而言勇，才使他成为人生战场上真正的英雄。
而且败军之将，不言勇言什么？
打了胜仗的人，所言主题不是勇，而是智，否则被胜利冲昏头脑，怎么死的都不知道；败军之将所言的头一个主题必得是“勇”，这是肉中的一根钢骨，没有它的支撑，想重新站起根本是做梦。
曾国藩率湘军同太平军作战，打一仗败一仗，上疏皇上，明报战况，自请责罚，奏疏里面有一句话：“臣屡战屡败。”一个幕僚很聪明，建议他把字序改动一下，把“屡战屡败”变成“屡败屡战”，结果曾国藩不但没有受罚，反被褒奖。屡战屡败的人遭人嘲笑，屡败屡战的人却受人尊敬，因为每个人的心里都尊重不肯言弃的英雄，所以有个词才叫虽败犹荣。
若你是那败军之将，双方对阵骂战，对方骂你“不足言勇”，万不可被对方三捅两捅就捅漏了气，否则他就占了你失去信心的便宜；也万不可被气疯失智，否则他就占了你脑瓜一热不讲智谋的便宜。干脆保持平常心，当他唱歌给你听，且看最后谁能得胜。
至于两姓旁人冷嘲热讽，说你是“败军之将不足言勇”，你若肯上心，恭喜你还得再败——不是败给攸攸众口，而是败给自己的脆弱与虚荣。
面对无敌强悍的命运，每个人都是曾经战败过的将军，所以不是“败军之将不足言勇”，而是败军之将可以言勇，不言勇则不能翻身；败军之将必须言勇，不言勇则不能转败为胜。
布衣英雄
正在开会。我们这里是禅宗最大的一支——临济宗的祖庭，所以开的就是临济文化研究会。本地宿儒全部到齐，依次发言，我一边听一边惊叹：“不得了，这些老头子都成了精！”真的，别看这些老先生拎着黑人造革旧皮包，穿着灰扑扑的中山装，满脸皱纹，老旧如土，如陶，没想到一个个口吐莲花，满腹经纶。
中午吃饭，挨个敬酒，连称“先生”。一个男人，四十来岁，语不出众，貌不惊人，席间很安静，举杯喝酒，动筷吃菜，一切都在沉默间完成。我听人毕恭毕敬叫他“梁先生”，心里有一丝微微的不屑。“先生”这个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叫的吗？这个词很高贵，它所代表的生命个体必须是温文尔雅，口吐锦绣，饱读诗书，文质彬彬。我绝不认同所有男人都是“先生”。
等他的故事听完，我开始比谁都抢着叫他“先生”。
大约二十多年前，他还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热血青年，埋没乡间。在人们印象里，农村很苦，农村太穷，农村人巨愚昧，农村人不会拿钱买一本书来看，只肯用它来对付柴米油盐。但是，一个人的出身无法选择的同时，对出身之地的感情也不受外来因素的影响。即使淡漠如我，早早离家，到现在魂牵梦萦的，还是老家的土墙，坯屋，哞哞长叫的老牛，一匹惊马在村子里踏踏奔腾，趟起一路烟尘，小孩子吓得紧贴墙根，老羊倌赶着一群羊回来了，反穿老羊皮袄，把自己搞得也象一只羊……但是，深爱如此，却从未想过要给生我养我的故乡写一部历史，太难。
你知道中国到底有多少个农村？到2004年底，全国共有320.7万个村庄，要给其中的三百万分之一修史立传，资料从何而来？老人相继下世，新生代一心向往外面的花花世界，还有几个人对家乡历史念念不忘？就算历史典籍浩如烟海，又有几点笔墨能够惠顾到一枝细草上？
但是，凭着典型的书生意气，这个人开始了漫长的修村史的过程。
我们的文化馆里有一整套的《二十五史》。无论是工人、农民、学生、干部、孩子、老人，所有来看书的人都不会对它们瞧上半眼。书把自己等老了，也等来满身风尘，终于等来一个知音——他来了。可是时机不对，炎炎盛夏，没有空调，房间正中悬吊着锅盖大的风扇，一开就象春天的扬沙成阵，搞得他衣履光鲜地进去，灰头土脸地出来。一本书一本书地摸过，一个字一个字的筛选，到最后能找到的资料还是少得可怜。偶然听说荒郊野外有两块石碑，碑文和村史有关。他马不停蹄地赶去，时机又是不对，一块已经砌了人家的猪圈，一块残破不全，荒凉地立在乡间。严冬腊月，天冷，人冷，手冷，手里的圆珠笔也害冷，字都不肯出。搞得他没办法，只好善加抚慰，一边咚咚地跺脚，一边把笔放进怀里去暖，暖一暖，写俩字，再暖一暖。
蒲松龄为写一部《聊斋志异》，到处采风，然后“恭录异文”。“异文”一定程度上是好写的，因为它可以天马行空；但是历史不好写，需要去芜存精，去假存真。这对一个生性内向的人来说，需要上山下乡，钻墙觅缝，遍访人群，更是一个艰苦浩大的工程。
二十年的研究和积累，五年的伏案与疾书，成就一部没有销路的35万字的村史。假如把这些字全换成时尚文字，那得赚多少钱！
说他没赚钱也不对。书稿完成，村干部高兴坏了，一定要给他开稿费：五千块。“嘿！”我摇头叹息：这笔帐怎么算。从青葱岁月，写到人到中年，从赤日炎炎，写到数九寒天，从第一个字，写到第三十五万。青春、岁月、健康，就等于五千块钱。
他却生了气：“你给我钱，这不是在打我脸？这样，”他想一想，“假如你一定要给的话，你算算咱村里一共有多少五保户、军烈属，替我把这笔钱分给他们，叫他们过个好年。”
我低头喝茶，说不出话，浑身象扎了刺，臊烘烘地热。只说现代社会利益当前，厚黑盛行，失望之下，一个劲躲进书本，揣想前贤，没想到贤人就在身边。
古希腊哲学家朗吉弩斯的《论崇高》里有这样一段文字：“天之生人，不是要我们作卑鄙下流的动物，它带我们到生活中来，到森罗万象的宇宙中来，仿佛引我们去参加盛会，要我们作造化万物的观光者，作追求荣誉的竞赛者，所以它一开始便在我们心灵中植下一种的热情——对一切伟大的，比我们更神圣的事物的渴望。”
是的，渴望。这种渴望造就了一个又一个的民间英雄，历史上的英雄人物如同沙中珍珠，粒粒可数，光可鉴人，然而真相也许如鲍尔吉所说，只不过把一只手放在离时代的放映机镜头最近的地方，光束打在银幕上，把它放大成改变历史的巨掌。而这些布衣英雄虽十分平凡，走在人群中毫光不现，但却在数十年的风尘中磨砺出熠熠闪光的灵魂。它会让人一边布衣蔬食，挣扎生存，一边怀着超现实的心情行走街头，就象行走在高亮悠远的云端。此种意境恰合才子唐伯虎的一首诗：“一上一上又一上，一上上到高山上。举头红日白云起，四海五湖皆一望。”
攻守人生
恺撒大帝说：我来，我看，我征服。
李白说：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
三位古人，用一个“我”字表达了人类的普遍处境——无论何时何地，人都必须思考一个问题：对人生应该采取什么姿势：进攻，还是坚守？
其实我们每个人刚上路的时候都像恺撒大帝，渴望一线平推决胜千里，就像一艘满怀豪情壮志扬帆远航的巨轮，满载着种种美好愿望和品性驶向彼岸：理想、尊严、道义、责任、慈悯、友爱、真情，每一件都崭新、光亮，在太阳底下闪烁着熠熠的光芒。
可是山高滩险，浪大风急，不知不觉就开始减少负重。理想扔掉了，责任看淡了，义务能逃避则逃避，慈悯？我自己还吃不上饭呢！友爱成了空谈，真情又哭又喊，也给一脚踹进海洋。能扔的都扔了，尊严又值几毛钱一斤？强权压境，膝盖软一软正常，太正常。
就这样，负重小了，心大了，眼空了，我们的大轮船满载着车子、房子、票子安全靠岸了，什么都有了，可以欢呼胜利了。可是，“我”到哪里去了？
于是，为了守住真我，有人就不当恺撒大帝了，中途改辙，要做李白。弃官的陶渊明、平生就不肯做官的王冕，还有不知道多少无名英雄，终老林泉溪壑。
从常人角度看，我们赢了，他们输了。
从做人的角度看，他们赢了，我们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