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认为，史学所做的事就是，“求知识之真与道理之是”，“知事物道理之所以存在之由与其迁变之故”。对此，他是身体力行的。在考证历史问题时，他将严密实证与西方的逻辑推演相结合，从而考证出史事的是非与有无。在严密实证方面，他是相当幸运的。因为当时，在中国考古界有了大批的、连续的、重大的史料被发掘了出来。这些史料包括：甲骨文、金文（钟鼎文）、书和简牍（有长沙马王堆书和山东临沂、湖北云梦、甘肃居延等地出土的简牍）、敦煌文书、外文材料以及少数民族文字（如蒙古文、满文史料），还有就是明清档案的开放使用（这部分材料极其丰富，“有上千万件，有的一件材料就能装一汽车，单管理这批档案的工作人员就多达二百人”）。正是在这种史料大发现的条件下，他提出了二重证据法。
王国维说：“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
可见，二重证据法就是通过“纸上之材料”与“地下之新材料”互证的方法来实现“求真”的目的的。
壹
“地下之新材料”是指什么？
如上所述，王国维在考古过程中所使用到的“地下之新材料”主要包括殷商甲骨文、金文（钟鼎文）、书和简牍以及敦煌文书等。下面参考有关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分别做些简介。
（1）甲骨文。
甲骨文是现今发现的中国最古老的、体系较为完整的古代文字。因其大部分出土于河南安阳殷墟（殷商后期中央王朝的都城建在这里，所以称为殷墟），故被称为“殷墟文字”“殷契”。早先又被称为契文、甲骨刻辞、卜辞、龟版文、殷墟文字等，因其文字都刻在龟甲（以龟腹甲为常见）或兽骨（以牛肩胛骨为常见）上，故称它为甲骨文，现成为通称。
甲骨文所记载的内容，涉及中国商代和西周早期（公元前16至前10世纪）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不仅包括政治、军事、文化、社会习俗等方面，还涉及天文、历法、医药等科学技术。目前，甲骨文已能识别的约2500个单字，它们已具备了“象形、会意、形声、指事、转注、假借”的造字方法，展现了中国文字的独特魅力。中国商代和西周早期以龟甲、兽骨为载体的文献，是已知汉语文献的最早形态。
截至2012年，发现有大约15万片甲骨，4500多个单字。它们成为研究古代中国文化渊源的重要资料。
（2）金文。
商周时期是青铜器时代。国家的礼、乐之器基本上都是由青铜铸造而成。其中的礼器以鼎为代表，乐器以钟为代表。由此，钟、鼎也就成了青铜器的代名词。铸造钟鼎时，通常会在上面铸上铭文。青铜是铜和锡的合金，周以前把铜也称作金，所以铜器上的铭文就叫作“金文”或“吉金文字”，而金文指的就是铸刻在殷周时期青铜器上的铭文。又因这种青铜器以钟鼎上的字数最多，所以又称为钟鼎文。
金文应用的年代，上自商代早期，下至秦灭六国，约1200多年。金文可略分为四种，即殷金文（前1300年左右至前1046年左右）、西周金文（前1046年左右至前771年）、东周金文（前770年至前222年）和秦汉金文（前221年至219年）。
从书法层面上来看，金文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风格特点，是深受人们欣赏和推崇的一种艺术表现。
（3）马王堆帛书。
马王堆帛书，指的是1972年至1974年先后在长沙市区东郊浏阳河旁的马王堆3号汉墓中挖掘出土的帛书。帛书大部分写在宽48厘米的整幅帛上，折叠成长方形；少部分书写在宽24厘米的半幅帛上，用木条将其卷起。帛书共有28件，共计十二万余字，字体有篆、隶之分。篆书抄写于汉高祖十一年（前196）左右，隶书约抄写于汉文帝初年。其中除《周易》和《老子》二书有今本传世外，绝大多数是古佚书。此外，还有两幅古地图。
帛书涉及战国至西汉初期政治、军事、思想、文化及科学等各方面的内容，既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又具有可作为校勘传世古籍的依据的史学研究价值，同时还为研究汉代书法及书法演变、发展提供了珍贵的依据。其中的一些文献，也是研究汉初思想和战国中期合纵连横斗争的重要史料。
另外，帛书本身的“帛”，属汉代的缣帛，对后人研究其材质本身的发展，也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4）简牍。
简牍，是对我国古代写有文字的竹简、木简、竹牍和木牍的合称。“简”是用竹、木削成的长条；“牍”是用木片或用竹剖成的板片。上面的文字是用毛笔书写的。在纸发明以前，它是中国书籍的最主要形式。从已出土的简牍来看，其内容可分为文书和著作两大类。
根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可知，简牍文献流行于先秦，两汉时期最盛，直到东晋末年才被已发明四五百年的纸质文献所取代，作为主要的文献形式其在中国使用的时间长达千余年。
从西汉至宋代，简牍出土约八九次。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瑞典、英、日、俄等国以“探险队”的名义在中国边疆和境内进行盗掘，在楼兰、敦煌、酒泉等处发现很多汉晋简牍，这些实物至今仍流散在英国、印度、瑞典、俄罗斯等国。
1930～1931年间中国学术协会与瑞典组成的西北科学考察团在今甘肃额济纳旗居延地区发掘出1万余枚汉代简牍，实物现藏于台湾。
建国后，在长沙、临沂、武威等多处发现并挖掘出土了一些简牍。
（5）敦煌文书。
敦煌文书，指的是敦煌莫高窟所出土的五至十一世纪的多种文字古写本。它原本藏于莫高窟内不同的藏经洞内，于1900年被发现，随后又有多次发现。所发现藏书总数超过四万件，其中汉文写本在三万件以上，另有少量刻印本。
敦煌文书中，有纪年的近千件，包含藏文﹑于阗文﹑突厥文﹑回鹘文﹑粟特文﹑梵文等多种文字的写本。大部分汉文写本写于中唐至宋初。汉文遗书除了佛典和其他宗教文献外，还有医药天文、诗词俗讲等。宗教文献以佛经目录为主，其中大多有传世本，也有一些未曾传世的佛教文献。此外，还有大量的官私档案文书和大批户籍资料。从涵盖的内容上来看，包含经、史、子、集和官私文书之类。
敦煌文书的发现，对研究中古历史，社会生活，社会关系以及寺院经济等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贰
王国维为何要提出“二重证据法”？
王国维提出“二重证据法”，可以说是既归于他博学多才、对知识活学活用的学术自觉，又可归于他本着对历史高度负责的态度和严谨务实的学风，将中西方学术思想融通而进行的具体实践。这可以从三个方面来阐述。
其一，时代的馈赠。
史学研究最大的难处在于史料的匮乏。王国维说：“研究中国古史为最纠纷之问题，上古之事，传说与史实混而不分，史实之中固不免有所缘饰，与传说无异；而传说中亦往往有史实为之素地。”上古流传下来的典故，传说与史实往往混杂在一起，让人很难界定哪些属于传说，哪些属于史实。要想取得新的研究成果，就得有翔实的史实来厘定。所以，王国维就明言，“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而相当幸运的是，他所处的那个时代，之于历史恰是一个大发现的时代。用他自己的话就是，“今日之时代，可谓之发现时代，自来未有能比者也”。当时出土的殷墟甲骨文字、敦煌及西域各处的汉晋木简、敦煌莫高窟发现的六朝及唐人写本书卷以及内阁大库中的元明以来书籍档册，都是令人欢欣鼓舞的发现。王国维说：“此四者之一，已足当孔壁汲冢所出，而各地零星发现之金石书籍，于学术有大关系者尚不及与焉。”
这些新发现，都可作为史学上的新史料，从而可以让史学研究突破原有的樊篱，取得长足进步。但是，光有发现还是不够的。对于一个专业知识匮乏之人，即使有再多的发现，这些来自地下的“新材料”都不过是一些残损的废弃物。所以，还需要慧眼识金之人，有愿意为之投入身心之人。而王国维恰是最合适的人选。机遇从来只垂青有准备的头脑。他就好比拥有过硬技能正等米下锅的厨师，正等着时，米就来了，随即做出香喷喷的饭来也就是水到渠成了。可以想象，面对这些新材料，他一定会有如获至宝的感受，由此产生一些好的研究方法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反过来说，如果没有地下新材料的发现，王国维纵然有再大的本事，也不一定能提出“二重证据法”来。可以说，这就是时代的馈赠。
其二，自身渊博的知识融会贯通的结果。
当然，对待事业光有激情还是不够的，还得讲究方法，好的方法能够事半功倍。如果单纯地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必会是浪费时间，做无用功。好的方法怎么来？不会凭空从天上掉下来，也不会从地下冒出来，只能是从实践摸索中来。如何摸索？这就必须有渊博的知识相助。对王国维来说，这些知识之于自己就如同天赋的一样。还是看看后人的评价：“王国维乃‘清华国学四大导师’之一，‘甲骨四堂’之一。我国现代哲学、美学、文艺理论学、历史学、考古学、甲骨学、金石学等学科的主要开创者和奠基人。被誉为‘中国近三百年来学术的结束人，最近八十年来学术的开创者’。在文学、美学、史学、哲学、古文字、考古学等各方面成就卓著，是近现代史上的最著名的学者之一……”这样的评价充分印证着王国维的大师水准。
虽然学术上的各个知识分门别类，各成系统，但是从自然发展的角度来看，它们都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互相关联，互为补充的。史学同样如此，它当中既反映着社会科学的知识，也体现着自然科学的知识；它的发展，同样需要运用多学科的知识来充实。“二重证据法”当中就体现着比较学、逻辑学、美学以及自然科学等多学科的知识。“夫天下事物，非由全不足以知曲，非致曲不足以知全”。在王国维看来，不从全面来考察就不能了解局部，不深入局部就不足以认识全体。这无疑是真知灼见。可见，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能够提出，得益于其自身掌握的渊博知识。
其三，求真求是的学术精神对自我约束的结果。
王国维的成长经历和学术历程，成就了他不一样的学术眼光。小时候，他接受的是传统的启蒙教育。传统文化中，道教的老庄文化对他影响很大。后来，他接触新学（西方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后，深受西方哲学思想的影响，并奉康德和叔本华的哲学思想为圭臬。为此，他是先接受德国古典哲学与美学，然后以此为出发点，再去从事中国传统的文史之学研究的。这些经历，最终塑造了他求真、求是的学术精神。这种求真、求是精神，既是对史学考据传统的继承，同时又融入了西方近代科学的实证精神。在王国维看来，科学之事，“物必尽其真，道理必求其是。”这种求真求是的目的是什么呢？
王国维说：“事物无大小、无远近，苟思之得其真，纪之得其实，极其会规，皆有裨于人类之生存福祉。”
不是为了一己之私，而是为了有裨益于人类之生存福祉。这其中所呈现的恰是贵为国学大师的一种深切的人文情怀。
心中有爱，人生精彩。也许正是这种情怀，让王国维有了顺乎心性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支配着他不滞碍于学，不拥堵于道，上下求索，开拓创新，终至开花结果。由此可见，他的“二重证据法”既是他为人类的美好苦苦思索而结出的科技之花，也是上天对他充满人性关怀情怀的慷慨回赠！
其四，疑古风气盛行催生出的结果。
清末民初，受西方进化论史学观的影响，在中国的学术界，尤其是史学界，在一些激进学者的引领下，展开了“史学革命”。当时，包括王国维在内，都接受并具有了进化史观，都认同历史是进步的，并且历史的发展还存在着一定的因果关系。而在中国的传统史学中，一般都认为历史是越古老越好。比方说，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几个圣贤时代，如尧舜时代，都是距今人很远的时代。西方进化史观在中国土地上扎根发芽，也就让中国的传统史学处在了尴尬的位置，随即遭到批判似乎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只是，这种批判并没有按科学的方式进行，也没有完全遵从学术之路，进而让疑古风气盛行，以致同那些一味信古者一样走向了极端——他们走向的是否定传统之路。
王国维对此深有体会：“今之君子，非一切蔑古，即一切尚古。蔑古者出于科学上之见地，而不知有史学；尚古者出于史学上之见地，而不知有科学。即为调停之说者，而未能知取舍之所以然。”
王国维是笃信求真求是精神的学者。不过，虽然他没有走上激进之路，但传统史学中存在的诸如传说与史实不能厘清的问题却是不争的事实。事实胜于雄辩，要想让令人信服的新见解出来，就不能囿于传统的史学方法。而相较传统的考据方法，西方的实证和逻辑推演方法无疑具有相当的先进性。如果将这二者结合，必定会有令人信服的发现。不管王国维当时是不是这样想的，毫无疑问的是，他的“二重考证法”有着中西文化共同的影子。
综上所述可见，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之所以能够诞生，既有诸多社会的背景，也有自身探索的因由，可以说是时代环境、社会变革和自身学识、个人素养共同作用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