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梦都不会想到，像我这样一个一辈子都不可能结婚的人，竟然也要走一遍结婚的过场。可是，5月份发生的一个意外，终究还是让区杨苦心设计的那场婚礼没能办成。
爸爸在一天早晨出去跑步后，就再也没能回来，一场交通事故让他那颗谨小慎微的心脏永远停止了跳动。造化真是弄人，在“王进语录”里有N条和汽车相关的条目，他的生命最终却终结于车轮之下，也许这就是所谓的宿命吧。
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我无所适从，好在区杨帮我打理了一切。在爸爸的葬礼上，亲眼看着他因为重创而变形的身驱化成一盒骨灰，我泪如雨下，以前对他的所有不满和怨恨也随之烟消云散。爸爸没了，以后我不再需要去应付任何人了。
在区杨送我回家的路上，我向他说出了这样的话：“这段时间麻烦你了，我们合作就到此为止吧。对不起，不能帮你那个忙了。”
区杨目视前方，没有回应我。
我怯懦地问：“我在这个时候说这些，是不是有些不近人情？”
区杨依然直视前方，专心开着车，只是后来在我下车的时候对我说：“以后有事，尽管来找我。”
我没有回答他的话，也没有看他，眼含泪水一溜烟地跑上了楼。
回到空空荡荡的家里，我整个心也跟着空了，这么多年来第一次产生了想找一个肩膀靠一靠的想法。
晚上七点多的时候，我收到了丽娜发来的短信，上面写着：菁菁啊，听说你和区杨中止合作了，你也真是的。唉，算了，你现在心情不好，我不和你说那么多了。我只提一个问题，相信你就能明白……
丽娜提的问题，让我的心海荡起了点点涟漪，但最终还是淹没在失去至亲的巨大悲痛之中。我本想用睡觉来抵御悲痛，却根本没有效果。就在我辗转反侧的时候，家里的座机骤然响起，我慵懒地下床接听了电话。
我淡淡道：“喂，你好。”
电话那边响起了一个年轻男子的声音：“你好，请问这是王进老先生家吗？”
我说：“是的。”
“能麻烦让王老先生接电话吗？”
我忍着悲痛带着哭腔说：“他刚刚去世了。”
“啊！怎么会这样啊！”
我调整了一个情绪：“请问你是哪一位？”
“是这样的，我姓谷，是报社的编辑。我们报纸今年在周末的副刊上搞了一个有关老物件的征文活动，王老先生前段时间给我们报纸打来电话，说在副刊上看到一篇有关自行车票的文章，让他想起了自己经历的一件事。他不会写文章，问能不能由他口述，我们替他代笔。当时电话是我接的，我答应了王老先生的请求，把他请到报社来。王老先生口述得很精彩，我很快就把故事作为重点选题报给我们部主任，刚刚部主任的反馈意见下来了，准备发在下期副刊头题的位置上。不过，领导建议把故事的结尾虚构处理一下。我就是为这个事打算和王老先生商量一下的，可没想到他老人家却已经不在了。”
我问：“他讲了一件什么事？”
谷编辑反问：“你是王老先生的什么人？”
我说：“我是他女儿。”
谷编辑说：“哦，这样吧，王老先生口述的时候，我拿录音笔做了录音，你可以拿去听一下。”
没想到爸爸在去世前还留下了一个故事，放下电话后，我马上赶到报社取回了录音。
寂静无声的黑夜里，我躺在床上，带着复杂的心绪打开了录音，那个无比熟悉的声音随即在我的耳畔响起：
站在厂门口，又一次看着魏雨莹坐在卢剑的自行车后座上渐渐远去，我心里却没有以往的那份怅然。1970年9月14日，我参加工作已经整整两年，距离实现自己拥有一辆自行车的梦想，只差一天时间。
下班后，我没有马上回家，而是来到大连商场一楼的五金区，这一年多来，只要一有空我就会来这里。驻足在一辆东方红牌自行车前，我不禁感慨万千，明天发完工资后，我就是这辆车的主人。
带着无比喜悦的心情回家，走到门洞口，看到九岁的小妹坐在门槛上吃着什么，走近一看，竟是一大块花生赞。
家里的日子一直过得紧巴巴的，我爹死得早，我和小妹还有两个姐姐，都是靠我娘绣花挣钱拉扯大的。大姐和二姐在大前年一个下乡一个嫁人，先后离开家，我在前年又参加了工作，家里的负担减轻了不少。但即便如此，我娘也是省吃俭用，小妹平时很少有零食吃。
我惊奇地问道：“从哪儿弄的？”
小妹妹张了张嘴巴，露出两颗刚长出来不长时间的大板牙，没回答我的问题，直接朝那块花生赞上又狠狠地咬了一大口。
我笑着逗她：“给哥也咬一口呗。”
没想到一贯抠门的小妹，这次竟然很爽快地把花生赞送到我嘴边让我咬。
我抚摸着她的头说道：“哥不吃，你吃吧。”
简单吃了几口晚饭，我就出门了。最近半年，为了加快实现梦想的速度，每天晚上我都要去一家木材厂刨木板，一块木板一分钱，我一个晚上能刨40块木板，挣四毛钱。刨木板时不用动太多的脑子，掌握了技巧和要领后，只需要机械性地做同一个动作即可。不断的重复难免会有枯燥的感觉，但是，只要一想到骑自行车载着魏雨莹的场景，不管什么乏味的事情对我来说都是生机盎然的。那时候，很多年轻人的梦想是：去一次天安门，亲眼见一次毛主席。而我却没有那样的想法，只盼望能早日拥有一辆属于自己的自行车。
半年风雨不误的刨木板生涯，让我的两个肩胛骨下方鼓起一层厚厚的肌肉，更重要的是给我带来了七十二元钱的额外收入。夜里，在自己的房间，我拿出了那个攒钱用的茶叶盒，打开后轻轻地把里面的钱掏出来放在炕上。钱是按照面值大小的顺序对折叠在一起的，从十元钱到一分钱整整齐齐地撂了一沓。这是凝结了我一年多心血的钱，当时最便宜的自行车是东方红牌的，一百四十四元钱一辆，我的月工资是二十一块四，每个月交给我娘十四块钱，剩下七块四，我强制性地拿出五块钱放到茶叶盒里攒着，剩下的二块四就是我一个月的零用钱。攒了一年零三个月，加上刨木板挣的钱，终于要凑够自行车钱了。
在茶叶盒的最下面是一个张自行车票，相比较而言，这张自行车票更为珍贵。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甭管是吃的穿的用的，全得凭票供应，买东西光有钱还不行，还得有票。在各种票中，自行车票是最稀有的。各大国营单位每隔两三年才能分一次自行车票，一次只有几个名额，只有获得过先进工作者的老工人有资格分到，像我这种学徒工想都别想。幸运的是，我师傅分到了一张，他家里人口多，根本拿不出钱来买自行车，就被我给要了下来，代价是两瓶五粮液外加二斤猪头肉。
尽管心里清楚眼前一共是一百四十二元钱，但我还是按捺不住兴奋的喜悦，用手指蘸着吐沫数起钱来。从头数到尾，得到的数字是一百零六块三毛二。想着可能是自己太激动，数错了，重新数了一遍，还是一百零六块三毛二。我接着又数了一次，结果仍然是一百零六块三毛二。我的心立马悬了起来，惊出一身的冷汗，第一反应是家里遭贼了，可冷静下来后，又觉得不太可能。我一直把茶叶盒藏在立柜下面最靠近墙根的鞋盒子里，这么隐蔽的地方不太容易被发现。一定是自己人干的，家里就三个人，除了我之外，不是娘就是小妹。一想到这儿，小妹送到我嘴边的那块花生赞格外清晰地浮现在眼前，不觉怒火中烧。
我霍地跳下炕，径直来到娘和小妹那屋，她俩已然息灯睡下。我摸着黑拉开了灯，上前一把将被窝里睡得正香的小妹揪了起来。
经过我的一番逼问，小妹承认了偷钱拿去买糖吃的事实。同时，我要买自行车的计划也让娘知道了。
一下子差了三十多块钱，买自行车的事突然起了变数。算上马上就要开到手的二十一块四，还差个十几块钱。其实差钱倒不是主要问题，关键的问题是那张自行车票是有时效的，一个星期后就要过期。当务之急得赶紧借钱把那辆东方红买下来，那会儿家家户户都不富裕，十几块钱不是那么容易借得到的。第二天，在厂子里跟工友们借了一圈才借到五块钱，还差将近九块钱。
下班后一进院子里，小妹正和一群小伙伴跳皮筋，一见到我撒腿就跑。我没工夫搭理她，直接进了屋。躺在炕上盘算着该找谁借钱的事儿，很快我就有了目标人选。
等到了休息日，一大早，我从立柜底下拿出那个茶叶盒，装进语录包里挎上就出了屋。刚一出屋，娘就追了过来。
娘急问道：“喜子，你这一大早，饭都没吃这是要上哪儿？”
我回道：“去我二姐家一趟。”
娘猜道：“你不是要去借钱吧？”
被猜中心思的我愣了一下，接着平静地说道：“娘，你就别管了。”
说完我转身欲走，却被娘一把拽住衣袖。
娘担心道：“喜子，咱别去了，你二姐家什么都是你二姐夫说了算，他那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把钱看得跟命根子似的，怎么可能借钱给你？”
我说：“我连本带息加倍还他。”
我使劲甩了一下袖口，想甩开娘的手，没承想，非但没甩开反倒被她攥得更紧了。
我费解地望着她：“娘，你这是怎么了？”
娘随后就道出了实情，原来她之前就去二姐夫厂里找过二姐夫，二姐夫也一直想添自行车这个大件，却一直苦于没有自行车票，娘把那张自行车票以两张大团结的价格卖给了二姐夫。
听到这个消息，我立即觉得天旋地转，差点没背过气去，不敢相信这是真的。赶紧从包里掏出茶叶盒，打开后发现自行车票果然不见了，我狠狠地把茶叶盒扔在地上。平生第一次冲娘高喊道：“谁允许你卖的？”
娘的声调也提高了八度：“不卖怎么办？眼睁睁的看着过期作废呀？”
我浑身无力，颓丧地说道：“娘，你这是要我的命啊！”
娘说：“一个破自行车就值得你这样？你可真有出息。”
我没再说话，一个人跑了出去。
自从爹去世以后，我就没再流过眼泪。不过，这一次我却流泪了，一个20岁的大小伙子在大街上边跑边哭，看起来很丢人，可没办法，这是我的真情流露。近在咫尺的自行车梦竟然以这样一种方式破灭，我心里难过到了极点，一个人来到位于西安路的王麻子锅贴铺。我爹在世的时候，知道我最喜欢吃锅贴，常带我来这里打牙祭。自从参加工作以后，准确地说是自从攒钱买自行车开始，我就没再吃过锅贴。我进到锅贴铺里一个人点了一斤三鲜馅锅贴，打算用这种方式来发泄心中的愤懑。
很快，一斤锅贴就被我近乎疯狂地全部塞进肚子里，我打着饱嗝离开了锅贴铺。心里却一点没觉得轻松，反而更堵了。肚子撑得要命，连喘气都有些吃力。我只好选择步行的方式，边消食边往家的方向走，准备回去蒙头睡上一觉。眼瞅着还有一站地就要到家了，肚子里却翻江倒海起来，只觉得有一股激流要从****喷涌而去。肚子一年多没见荤腥，猛得一下子进去那么多油脂，开始出现了反抗的情绪。
我想加快步伐，又不敢太快，生怕走得太快有液体喷出，只好夹着腿用尽可能快的速度往家赶，到最后我几乎是用手捂着屁股来到我家院子里的公用厕所。
一番水银泻地过后，肚子终于轻松了许多。从厕所出来后，我的目光无意间停留在离厕所最近的刘婶家大门上，脑子里忽然有了想法。现在对我来说，要实现梦想最大的障碍是没有自行车票。刘婶的二儿子锁柱虽说没个正经工作，但在街坊邻居中算是个有门路的人。以前就知道他帮人弄过手表票和布票，何不找他看看能不能帮忙搞到一张自行车票。
脑子里这么想着，脚步也不由得迈进刘婶家。一进锁柱那屋，看到他正坐在椅子上翘着二郎腿，悠闲地嗑着瓜子。
一见我，锁柱正了正身子，说道：“喜子来啦。”
我点了点头：“锁柱哥，有点事儿想麻烦你。”
锁柱爽快道：“来，坐下说。”
锁柱放下手中的瓜子，站起来拿起放在炕上的一顶军帽，端正地戴在脑袋上。这顶军帽可不寻常，当时一般赶时髦的小年轻戴的都是假军帽，锁柱戴的却是真军帽，里面有方形章，章上还有番号和人名。他家并没有部队背景，很多人都说他的军帽是抢来的。可不管怎么样，锁柱的军帽在街坊四邻眼里是很扎眼的一道风景，他自己也把军帽当作招牌，不论什么场合遇到人就戴上，只不过，他的头相对帽子来说有些大，戴着紧紧巴巴的，尤其帽檐像是斜插在脑门儿上，显得有点滑稽。
在听完我的请求后，锁柱一口应承了下来，答应帮我想办法，让我回家耐心静候好消息。刚刚破灭的自行车梦，又重新燃起了希望之火。我心怀无限的期待，离开了刘婶家。
暂时骑不上自行车，我每天还得继续重复原来的轨迹。在厂子里，1967年和1968年进厂的这两批年轻学徒工一共有十来个人，魏雨莹、卢剑、韩国庆是1967年那批的，我和孙庆梅、朱志国是68年那批的。大家都是20岁左右的年轻人，自然有很多共同语言，平时在厂里不管是吃饭还是其他业余时间，都在一起行动。到了下班时间，大家伙儿一起走到厂门口，然后再各奔东西。我们这些人当中，只有家庭条件较好的卢剑和韩国庆有自行车，每次在厂门口分手，他俩都会分别载着魏雨莹和孙庆梅，顺路把这两位女同志送到解放广场换公交车。
魏雨莹在我眼里是最特别的一个，她比我大两岁，五十年代末跟随父母从黑龙江阿城来到大连。她不仅有一个好听的名字还讲得一口好听的普通话，皮肤白皙的如同牛奶一般，没有那个年代的姑娘标志性的大红脸，一对杏核眼像天上的星星一样明亮，穿衬衫总习惯把雪白的领子翻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