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作家们普遍存在的学养上的先天不足，经过几年消耗之后，开始露出了底气不足的内虚症，尤其在文学观念几经革命、小说手段几经改进之后，明显出现“落差”；
4.由于兵员成分发生变化，军门子弟锐减直接导致了军人家庭出身的小说家队伍后继乏人，加上改行者、搁笔者使之不断减员，这一支队伍已“溃不成军”；
5.随着青年作家的出道成名和资历加深，纷纷进入专业创作队伍，开始疏离现实军营生活，急速旋转变化的社会和军营现实亦迫使他们不得不进入审视和沉淀的“二度准备阶段”。在题材选择上则出现了淡化军旅色彩的“向外转”（写军营以外）和“向后转”（写童少年经验）的倾向。
第四节90年代：第三代作家的崛起
进入90年代后，军旅中篇小说形势大变，两代作家在“三条战线”的创作高峰过后，开始进入了一个青黄不接的时期：经历过战争的第一代军旅作家大都因年事已高逐渐隐退，而崛起于踟年代初的中年作家，创作重心开始从中短篇向长篇转移。印年代前后出生的第三代军旅作家应时而出，崭露头角，登上了军旅文学创作的舞台，他们以更加个体化的视角贡献出了一批质量不俗的中篇佳作。“农民军人”主题在他们笔下又有了不同的景致，他们所合唱的“农家军歌”成了90年代前期军旅中篇小说乃至军旅小说创作一道醒目的风景，照亮了略显黯淡的军旅文学的天空。
一、第二代作家承上启下
作为80年代中篇主力军的第二代军旅小说家，进入90年代以后，失去集团冲锋依托的他们开始不倦地寻找与确立自己的新的小说世界，并以之衔接两个年代。唐栋、张卫明、黄国荣、周大新、何继青、张波等是其间的中坚。
唐栋走下了他的“冰山”，《快速反应》（《人民文学》1993年第1期）借助一场演习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对军队在选贤任能方面互相掣肘、迟缓滞后的现象表达了自己的愤慨之情，同时也为我们塑造了年轻英雄南雁双和正直公道的师长牟同，在文学创作“非英雄化”的潮流中，表现了作者独到的眼光和独特的胆识。
张卫明是以“演习小说”闻名于军旅文坛的。在《英雄圈》（《昆仑》1994年第3期）中，他运用他擅长的缀满“绿色幽默”的语言，在“虚拟的战争”中塑造了自己的“英雄圈”——由演习总指挥古副司令员、坦克三团团长欧阳峰等人组成的我军中高级指挥员形象。小说写得简洁而大气，在一片平庸声中呼唤英雄，作为少壮派军人优秀代表的欧阳峰身上所体现的现代军人意识思维与指挥能力展现了我军的新面貌新活力。在《双兔傍地走》（《解放军文艺》1995年第2期）中，他笔锋一转，进入女兵世界，导演了一出现代版的“木兰从军”——林晓雁们参加了80年代的南线战争，而战争在她们的心灵深处留下了深深的影响，她们变得粗野、狂放，“女人味打没了”，即使面对爱情和婚姻也都无动于衷，直到一个新生弃儿的看护过程中才唤醒了女性的情感，完成了战后心理的转换。作品触及了“战争后遗症”的问题，重点挖掘了从战场归来的人们从战争状态转向和平生活的艰难过程，这从或一侧面弥补了80年代“南线”战争小说的一个空白。
黄国荣关注的是新的时代文化背景下具有良好军人职业意识的英雄。《履带》（《芙蓉》1996年第6期）“将这种人生思索同人物命运的跌宕起伏和人物心灵深处的激荡有机地结合起来，于平淡中见奇崛，于委婉中显力度，在平实的叙事中显出一种昂扬的精神气韵”。关天庆是一个优秀的士兵，自己带的炮手都考上了军校，自己却依然是一个普通车长，然而他却没有自怨自艾，一直兢兢业业，最后牺牲在运送坦克的途中。支撑他的世界的是简单的人生哲学：“一个人活在世上，他在社会中的位置，就好比坦克上的各种零部件，各种零部件处在不同位置，有着不同的作用，有的看起来重要，有的看起来不那么重要，有的作用容易被看到，有的作用不容易被看到，有的作用甚至根本就看不到，其实呢，哪一个零件坦克都离不了。”因此，“坦克上的零件，他最欣赏的是履带，它坚强，不怕任何艰难险阻，它负重，几十吨的重量全由它承担……它忍辱，无论泥沙污水还是沟坎障碍，它都默默地忍受一切，为坦克前进铺下自己的身子，让负重的轮碾轧着它的身子滚滚向前。”这种平凡军旅生活中所体现出的职业军人意识真实地反映出了新时代军人的新面貌，具有丝毫不逊色于战争时期英雄主义的魅力。《陌生的战友》（《上海文学》1997年第9期）通过“我”对于一个未曾谋面的“陌生的战友”的“寻访”，于现实矛盾的深刻揭示中塑造了一个具有崭新时代特色的军人形象。作品中的那个“陌生的战友”，既非五六十年代军旅小说中那种高大完美的军人形象，也非朱苏进笔下那种孤傲的超人，处于现实矛盾漩涡中的他并非没有痛苦，但对事业的热爱又使得他无暇顾及，他的超然并非躲避或者耽于冥思，而是职业军人意识所赋予的一种精神气韵。
周大新除了在战争中塑造英雄（如前述的《走廊》）之外，更关注和平时期军营生活中的无名英雄。80年代，他就创作了以大裁军为背景的《铜戟》，塑造了杜副营长这样的舍己为人的英雄形象。进入90年代，在走过青藏线以后，他又创作了书写和平年代英雄形象的《碎片》（《当代》1997年第6期）。小说借助一份遗产清单，通过“现金与存折”、“艺术品书籍”、“照片”、“证件证书”、“信件”、“离婚协议书”等若干生活碎片将驻守在青藏高原唐古拉山输油泵站的上尉虞西鸣的形象“拼凑”起来，描写了经年累月地坚守在青藏高原上的军人的生活，表现了当代军人在市场经济兴起之后，面对边陲与内地、风雪高原与繁华都市的反差，所做出的选择和默默无闻的牺牲，真实地折射出了和平时期军人平凡而崇高的精神世界。
与北方作家相呼应，身处南方特区的作家们也开始关注自己的周围，并扛起了“特区军旅文学”的大旗，对处于特区这样一个全新的生存环境中的当代军人的行为方式和心灵历程，做出了深浅不同角度各异的全方位的快速跟踪反映，塑造了一度缺席的当代军人形象。
张波一向善于写女兵男兵的日常生活，擅长于对普通军人的人情人性作细腻的发掘、描绘与把握。《白纸船》（《解放军文艺》1990年第1期）把特区生活作为军营生活的背景来写，通过看电影、涂指甲油、谈恋爱、跳舞等一系列小事件刻画了以范少珍和杨扬为代表的两代军人的不同人生观、价值观，从而将对军营传统的文化心理积淀的审视与鲜活的个人的人生反思结合起来。通过“舞会”一节中范少珍和连军最终加入了难得的青春舞会这一情节含蓄巧妙地表达了作者对于健全的、强有力的、具有现代意识的军人性格、军人灵魂的某种期待。另外他的《雨加雪》也是比较有影响的一部中篇。
何继青侧重反映市场经济大潮对于特区军营的冲击影响。《军营里的股民》（《当代》1993年第2期）向我们展示了炒股风吹进军营后，南方某大都市驻军警备区政治部一批校级军官的众生相：历来“含蓄温和”的******顾不上再用温和来掩饰心里的“劲道”，而是“抱着电话机不停地拨号，样子像拼命，眼睛里血红血红的，嘴唇里不停地骂着，用的词都挺狠”：吴社会、斯独白则互相钩心斗角，到地方上拉关系、找门路，使尽浑身解数，在炒股潮中大显身手，从而为自己捞取升迁的政治资本。在这个群落当中，何继青设计了一个颇有点理想化色彩的军官——不为股潮所动，一心执着于自己的文学世界的袁海韵，借此对那些在炒股风中暴露出来的共和国军官身上的弱点提出了批评。《兵道》（《莽原》1993年第4期）则通过隶属于部队的阳光集团总经理宋天明涉足房地产的故事来透视世态。宋天明是一个熟谙“兵道”的军人，在权力之争中败下阵来后，“兵家走商道”，迈入了能“最大限度地挖掘出人的智慧”的生意场。围绕着地处南国海边的一块房地产的开发，银行老总、军界权要、商界精英等等为争取自己最大利益展开了一场明里暗里的较量。最终他明白了商场与战场存在着根本的不同：“交战双方在战场上取胜，凭借的是各自的力量、智慧、意志，对手是处在平等的竞争中。战争惩罚落后者、不努力者、软弱者！商场则不同，对手从根本上看是不平等的，取胜者凭借的是官道、投机、良心的毁灭！”因而放弃本可以通过投机得到的利益，从而成全了自己的兵道——“让灵魂行走在善良的宁静之中”。小说对人物的心理刻画入骨三分，节奏紧张，扣人心弦。
范军昌的《明天从今夜开始》（《小说月报》1991年第4期）写的是一场特殊的“战争”——作为中美军事交流的一部分，特区某师担任了为美方代表作真枪实弹的军事演习的任务，且任务比原定的时间提前了两天。可就在演习开始的前夜，师长的一次检查却暴露了演习部队中所存在的问题：战士刘松林为了一盒万宝路和五块钱竟然在集体看电影的时间跑到地方帮助老百姓割稻子；为了保证演习期间的电力供应，政委用自己一个月的工资补交了部队所欠供电局的电费；营房的“墙开裂得吓人，瓦烂得大雨小雨都漏水”……特区发达的经济条件与军营建设中捉襟见肘的局面形成了反差。但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军人依然克服了重重困难，最终出色地完成了演习任务。小说将军营中的各种矛盾放在了演习前夜集中展现，在紧张的氛围中将作品的主要人物凸显了出来。
总体看来，正如朱向前所指出：广州军区的作家们利用天时、地利、人和等得天独厚的条件，将处于社会转型期的特区军营生活描绘了出来，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近距离反映生活的“短、平、快”的效果。然而由于它与生活之间还缺乏一段审美的沉淀的时光，它对生活的评判也还来不及进行更加从容、审慎和深刻的把握等等使我们可以很明显地指出其中所存在的问题：一是以理性认识代替感性体验，多少有些从意念出发或图解某一主题（如“商场即战场”）的痕迹，艺术手法上则容易受制于报告文学的思维和行文，显得比较粗糙。二是以表层感受代替深层体验，更多地依赖于采访得来的素材或对外部大环境的主观印象，而较少融入带有个体生理与心理历程的生命体验，难免有些浮光掠影式的现象堆砌之感。因此，部分作品还停留在比较粗和浅的水平线上，还未能脱出一股浮躁之气和功利色彩，离比较纯粹艺术而又比较深沉阔大的境界尚有一定的差距。他们这个带有集体性质的文学只能是尖兵行动，最终未能产生“集团冲锋”的效应。
二、第三代作家崭露头角
第二代作家的相对沉寂和注意力（向长篇）转移，给了第三代军旅作家崭露头角的机会。缺少了集团冲锋的气势固然使得冲击力大减，然而这种“独唱”的机会也使得他们的才情能够更多地展露。“出生于60年代前后的一批人在80年代军旅小说的光芒日渐黯淡的沉寂中乘虚而入脱颖而出，为90年代军旅小说最初的艰难启动率先注入了一股生气与活力。他们以更加个体化的‘青春角度’切进当下的军旅现实生活，以浓郁的自传色彩和个人人生经历或心灵历程，真实自然地流露与传达出了行进在八九十年代之际军队现代化进程中当代士兵的体验和情感，并以此填补了前代作家在追踪现实军营生活方面逐渐‘淡出’的空白，再次印证了军队生活的文学反映必须在不同的时代找到不同的代言人的特殊性”。
赵琪的小说取材驳杂，从古代战争到现代军营，可谓兼容并蓄。然而，处女作《琴师》中所体现出的独特创作风格——在优美的情境当中呈现出一种淡泊沉静的调子却是一直贯穿其创作的。以古代战争为题材的《穷阵》（《昆仑》1995年第4期）从具象与意蕴的结合上体现了道家文化的风范。小说以形而上的观念表达了他对于战争的理解。苏子在行军、杀伐的恐惧中长大，因而他讨厌战争。然而他却不能逃离战争，最终他把战争与人性融合起来思考，从不喜阵法到习研阵法最终到“穷阵”毁阵。在这个观阵、习阵、布阵、穷阵到最后挑起“替天行道，布示王化”的旗帜而毁灭阵法的复杂过程中，作者将战争中的“阵法”升华为一种精神文化，其中寓含了作者对于中国战争文化的一些思考，在“逸”的描写中凸显出了几分“玄”的色彩。《苍茫组歌》（《解放军文艺》1996年第10期）以红军长征为题材，用“出行”、“查询”、“争渡”、“肥瘦”、“滑落”、“抢粮”、“偷嘴”、“苍茫”、“崖上”、“尾声”、“余韵”等几个部分围绕年轻团长肖良率领红九团渡湘江、翻雪山、过草地等战争场景，写出了一曲慷慨苍凉的长征组歌。与以往此类题材不同的是，作者采用了“平静的口吻来讲述战场风云和生生死死，以淡淡的忧思叩开历史之门”，因而作品具有了举重若轻的灵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