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愿坚是我军最重要的短篇小说作家，对于王愿坚的批评研究也是军旅文学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从50年代开始一直到80年代产生了许多比较有影响的批评文章，诸如叶圣陶的评论《（普通的劳动者）是一篇很好的小说》（《人民文学》1958年第11期），马畏安的《回首向来萧瑟处——评王愿坚的十个短篇小说》（《北京师院学报》1982年第1期）等。朱向前在《中国军旅小说：1949—199》（《当代作家评论》1996年第4期）一文中对王愿坚的小说创作进行了专论，对其艺术特征进行了总结，“它们一般都主题单纯、明朗而集中，常常是撷取一个典型的生活片段、场景或细节，饱含激情而又凝练简约地勾画出人物性格的最闪光之处，‘都不着力写人物性格的形成和发展过程，而是捕捉性格发出耀眼光辉的那一刹那，英雄人物完成自己性格的那一瞬间’。结构精巧，篇幅精悍，文字精练，意境精美，是它们的艺术特色，说明作家已颇得短篇艺术之个中三昧。此外，这些作品在正视战争苦难，并在战争苦难中表现革命战士的人性美和人情美方面也作出了一定的探索。囿于作家缺乏相应的特定时期与地域的战争生活经验，影响了作品的丰满与厚重，有些篇什不免失之单薄，也限制了作家在创作数量上更大面积的收获。”王愿坚也先后发表过《在革命前辈精神光辉照耀下——谈几个短篇小说的写作经过》（《解放军文艺》1959年第6期）、《军人？历史？诗情》（《解放军文艺》1980年第12期）等多篇创作谈，这些结合自身创作谈论短篇小说艺术技巧和特色的文章后来结集成《艺海荡桨——王愿坚谈短篇小说创作》（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一书。
刘白羽在小说、散文和报告文学领域都有重要作品并且都获得了评论家的关注。陈涌的《刘自羽近年的小说》（《人民文学》1950年第1卷第4期）系对刘白羽在解放战争中创作的《战火纷飞》、《火光在前》等小说集的评论，指出其塑造新人物形象具有的教育意义和鼓舞作用，但同时还指出存在概念化、单一化以及违背现实等诸多缺憾，以及在语言中存在“欧化”的瑕疵。朱兵的《命运交响曲》（《昆仑》1988年第1期）是众多关于刘白羽的长篇小说《第二个太阳》评论中较重要的一篇，文章细致地分析了小说人物在命运、情感和心灵世界等方面的艺术特色。马铁丁的《读（万炮震金门）》（《文艺报》1959年第5期）系对刘白羽报告文学进行肯定的较早的评论文章；易征的《激越的时代凯歌——谈刘白羽的报告文学》（1960年12月9日《人民日报》）在分析了刘白羽在20世纪50年代创作的一系列报告文学的艺术特色的同时指出其作品中“革命浪漫主义精神的特征”；韩瑞亭的《华彩流溢的心灵咏叹》（《文艺评论》1995年第5期）系对刘白羽的长篇散文《心灵的咏叹》的评论，指出其散文中带有自传的色彩，在艺术上吸纳了新闻特写和政论等文体的特征；杨闻宇的《灿烂的星辰——新中国五十年军旅散文漫谈》中对于刘白羽的散文进行了专论，概括其散文激烈火热与宁静淡雅两种相反的审美特点相交融，并称其为军旅散文作家代表。
对李瑛的军旅诗歌评论具有代表性的有张光年的《李瑛的诗》（《文艺报》1963年第3期），该文系对李瑛的诗歌《红柳集》的序言。指出李瑛诗歌“细致而不流于纤巧”和“善于挑选独具特色的语言，来描绘、渲染各种不同的景致和形态”等艺术特征。宋垒的《谈诗意和李瑛的诗》（《解放军文艺》1962年第9期）详细地分析了李瑛诗歌作为抒情诗所具有的艺术特征及缺憾。姜耕玉的《中国新诗传统现代化的艺术道路》（《文艺研究》1994年第5期）系对李瑛新时期以来的诗歌创作在艺术特征上的研究，论述了诗人在新时期诗歌中创作对象、诗歌结构、风格、美学境界的变化，指出李瑛的诗歌在“五四”新诗的基础上容纳了现代诗歌的艺术特征。朱向前在《中国军旅诗：1949—1994》（《解放军文艺》1996年第2期）一文中对李瑛的军旅诗歌进行了专论并总结出了“李瑛模式”，即奇巧的构思、清新的想像，优雅的语言；四节至六节不等，每节四行，大致整齐押韵的道白调性；经由具象的描述与铺垫，最后进入哲理升华或情感爆发的思维逻辑。几方面特点的综合，大体就构成了所谓的‘李瑛模式’这可算对李瑛军旅诗歌特点的总结之论。
徐怀中成名于50年代，以发表长篇小说《我们播种爱情》而确立了他在文坛的地位，不久因为发表电影剧本《无情的情人》而受到批判。新时期，他又发表《西线轶事》使得军旅文学创作风向为之一变。对于徐怀中的研究与评论在50年代就已经开始，老作家叶圣陶在60年代初就曾发表《读（我们播种爱情）》，给予热情的鼓励和积极的肯定。到了80年代，先后有雷达、陈骏涛、范咏戈、陆文虎等著名批评家发表专论。陈骏涛的《军事题材文学创作的新突破——评（西线轶事）》（《文艺报》1980年第1期），在小说《西线轶事》发表后第一时间就给予很高的评价，指出小说的成功正是因为摆脱了“**********”时期的思想束缚，表现了人性美与人情之美。范咏戈的《从地上长虹到西线轶事——谈徐怀中对当代军事题材小说艺术的探索》（1982年4月5日《光明日报》）是对作家小说创作在艺术探索上的一个纵深的研究，指出小说创作在人物塑造、情节结构以及主题上的独到之处。骆飞在《论徐怀中小说的诗意美》（《昆仑》1984年第1期）一文中分析了徐怀中小说中在意境、画面和语言方面蕴涵的诗意美。雷达的《徐怀中风格论》（《解放军文艺》1985年第2期）是一篇全面的作家论，指出作家在小说创作中忠于现实化的心灵，忠于植根于生活的激情和敢于“越位”的叛逆与冒险精神，也分析了作家在艺术探索上的变化以及所面临的挑战。
黎汝清擅长革命历史题材的长篇小说的创作且成绩斐然，蔡葵在《迷乱在历史的惯性中》（《当代作家评论》1988年第3期）对《皖南事变》的评论中指出其小说具有客观真实性、哲理思辨性等艺术特征以及在人物塑造上的丰厚与深邃等特点；叶鹏的《历史的纪实与悲剧的再现》（《文学评论》1992年第6期）选择了黎汝清具有代表性的三部长篇小说《皖南事变》、《湘江之战》、《碧血黄沙》等进行论述，指出了小说中的悲剧意蕴，分析了历史悲剧、社会悲剧与人物性格悲剧之间的内在联系，同时也指出作品中所存在的“失衡的矛盾现象”。
1982年第2期的《十月》杂志刊发了李存葆的中篇小说《高山下的花环》，随即引起了轰动，各种不同的赞扬与争议声音也相伴而生。最早给予积极肯定的是冯牧发表于《十月》杂志1982年第6期的《最瑰丽的和最宝贵的——读中篇小说（高山下的花环）》；之后，著名作家丁玲在《红旗》杂志1983年3月发表了《我读（高山下的花环）》；阎纲在1983年第8期的《鸭绿江》发表了《军事文学与（高山下的花环）》等，一时间对于这部小说的评论几乎是铺天盖地；随后李存葆又接连发表了小说和报告文学，均取得巨大成功。这一时期，军旅批评家才逐渐浮出水面，先后有张志忠的评论《花环与坟茔前的美学思考——论李存葆笔底的英雄悲剧》（见《天涯觅美》），思忖的《李存葆论》（《解放军文艺》1985年第4期）等。王江在《致力于人物性格复杂性的挖掘——简析李存葆中篇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昆仑》1986年第2期）中详细地分析了李存葆小说创作中的人物形象特征，即将人物置身于复杂的历史背景之中，通过对人物性格的刻画，展示人物心理迭变发展和完善的过程，并且能从现实生活出发，把人物个性同民族特征有机地结合起来，使人物达到典型性格的概括力、时代精神的凝聚力与社会本质的穿透力三者的统一。
莫言因1985年在《中国作家》发表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以及随后的“红高粱”系列一炮而红，此时的莫言还是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的学员。最早对莫言小说进行评论的是他的同学朱向前，因近水楼台之便，快速及时地在《解放军报》、《人民日报》等报刊发表了《（红高粱）穿透历史的悠长召唤》（1986年4月18日《解放军报》）、《深情于他那方小小的邮票》（1986年12月8日《人民日报》）、《奠言论——在传统堤岸与现代潮流之间构筑自己的世界》（《当代作家评论》1986年第4期）、《天马行空——莫言小说艺术点评》（《小说评论》1986年第2期）等系列文章；张志忠几乎同时对莫言的小说给予了关注，连续发表评论，后来又写成专著《奠言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地方著名批评家的评论，代表性的有雷达的《历史的灵魂与灵魂的历史——论红高粱系列小说的艺术特性》（《昆仑》1987年第1期），季红真的《忧郁的土地，不屈的灵魂——莫言散论之一》（《文学评论》1987年第6期）等。
对于朱苏进的研究与评论在80年代与90年代都是军旅批评研究与追踪的热点。思忖的《“高倍望远镜”下的军人世界——朱苏进近作管窥》是较早关注朱苏进小说创作的评论文章。1990年第1期《当代作家评论》专门开辟“朱苏进批评小辑”，发表三位批评家的文章《军事以外的文学的世界》、《非战争经验的叙事》、《战争之外》。金辉与韩宝章的《当代军人的爱和知——朱苏进论》（《昆仑》1985年第3期）是较为全面的作家论；朱向前批评小说《炮群》的文章《半部杰作的咏叹》（《当代作家评论》1992年第2期）中指出小说前半部气势浩大而到后半部笔力衰减造成小说结构框架的严重倾斜，同时还指出作家作为一名体验型作家而造成人物性格塑造上的单一化。而朱向前的近4万字长文《新军旅文坛“三剑客”》则对朱苏进进行作家本体研究以及与莫言、周涛两位军旅作家进行交叉平行比较。有见地的评论还有王彬彬的《醉与笑——朱苏进论》（《文艺争鸣》1993年第6期）、柳建伟的《孤独玄想创作道路的终结》（《当代作家评论》1997年第4期）等。
除了朱向前的《新军旅作家“三剑客”——莫言、周涛、朱苏进比较论纲》（《解放军文艺》1993年第9期），对于周涛评论的代表作还有周政保的《超越具象——论周涛的诗歌艺术》（《昆仑》1985年第4期）、黄国柱的《接近周涛》（《文学评论》1995年第1期）等。另外朱苏进对于周涛的评论《自然之子的痴笑》（《解放军文艺》1991年第1期）为周涛个人所爱，曾作为其文集的序言。军旅作家阎连科从80年代末期开始活跃于文坛，对于他的最早专论也来自他的老师朱向前，朱向前先后对其发表了数篇系统论述的文章如《农民之子与农家军人——阎连科论》（《当代作家评论》1994年第6期）等（朱向前以老师身份还曾为陈怀国、柳建伟、李鸣生等一批青年军旅作家写过第一篇重要评论）。另外丁临一的《阎连科创作散论》（《文学评论》1993年第4期），张志忠的《从“小河小村”到“瑶沟故事”——阎连科创作道路探踪》（见《天涯觅美》）都是较早关注到阎连科的创作的重要评论文章；值得关注的文章还有张西南对于阎连科创作批评的《仅仅仰仗这块土地还是不够的——关于长篇小说<；生死黄晶>；致阎连科》（《小说评论》1998年第5期），这是一篇尖锐批评作家创作的文章，在当代军旅文坛中这种推心置腹和凌厉的批评文章还是不多见的。
对于军旅作家评论比较集中的还有周大新、朱秀海、乔良、黄国荣、柳建伟、石钟山等，在此不一一赘述。由此可见，在新时期对于老一代军旅作家的重新研究、对新一代作家的及时评介，军旅文学评论都发挥了不可小视的作用，其收获也是显而易见的。
三、收获与缺失
检阅50年来军旅文学发展的轨迹，我们在种种的兴奋或遗憾中平静下来，发现军旅文学理论研究收获了许多积极与建设性的成果。
首先是形成了对军旅文学及时跟踪研究与推介的局面。批评研究与文学创作是密不可分的，优秀的文学作品往往带动着文学评论，在中国军旅文学评论的大环境下，我们不难发现对于一些影响较大的作家和作品出现了研究的热点，产生了跟踪式研究的热潮，许多作家的作品一旦问世就会形成较大的反响。一方面由于及时的研究评论，使得新时期军旅文学创作与批评形成了互相促进的良好局面。如朱向前提出的“两类作家”论以及“农家军歌”论对于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对于长篇小说《炮群》的批评《半部杰作的咏叹》也是对作家创作缺失的指认。另一方面，批评家对于军旅文学的热情关注与评论，使得一些青年军旅作家的作品能够及时得到关注和重视，一些有潜质的作家迅速脱颖而出，很快在文坛甚至在社会上产生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