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国柱也是在20世纪80年代之初开始对军旅文学进行跟踪阅读和即时批评，而敏锐的感悟和理性的思考又赋予了他独特的批评视角，使他对作家论、作品论式的批评文字驾轻就熟。同时，批评家强悍的个性和真挚的情感又使他选择了“英雄主义”作为自己的文学主张。在文学批评的初期，黄国柱笔下的文字表现出一种冲撞的激情，文字中所有的力量都呈现出放射的状态，让人感到一种蓬勃向上的朝气，阅读此一时期黄国柱写就的文字，我们会明显地感觉到一股山雨欲来的气势。但年轻的批评家对思想与文字的控制力显然还存在不足，他笔下的文字还不够晓畅圆熟，思想也缺乏深度，偶尔的批评实践呈现出零星散乱的状态（《探求自己的创作个性》，《解放军文艺》1984年第1期）。伴随着军旅文学的发展，黄国柱的批评也开始逐渐成熟。新时期以来，整个中国当代文学经历了伤痕中的反思，军旅文学也开始有意识地在过程中寻找意义，一些军旅文学作品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它们对传统军旅文学观念的突破。对于这种变化，黄国柱是了然于心的，他不时地跟踪批评，荐举新人新作，但直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黄国柱的批评话语才开始真正引起人们的注意。在军旅文学焕然一新的景致中，黄国柱适时提出了“英雄主义”的军旅文学观，并对“英雄主义”在新时期的含义进行了递进式的阐释。在一个以娱乐和消费为特征的年代，如何回视革命历史，如何回归传统文化，如何把握批评标尺，如何重铸国民精神，进而保持与强化军旅文学对社会的影响力，在黄国柱看来，这些问题都可以在英雄主义的复兴中寻得明确的答案。在思维的探索与文字的实践中，黄国柱运化着自身的才学，积蓄着爆发的力量（《革命英雄主义内蕴的丰富和深化》，《解放军文艺》1985年第1期）。随着批评实践的逐次展开，经过长期的批评写作，黄国柱以“英雄主义”的文学观为基础，确立起自己“崇高美”的批评标准（《英雄长在，崇高永存》，《昆仑》1997年第5期）。在《困惑与选择：现实主义面临挑战》、《北国的辉煌》、《苍凉的历史》、《圣土并不遥远》、《寂寥长天唱大风》等几部批评文集中，英雄主义的文学观与崇高美的批评指向已经进入了批评家批评性格的深层——即便不是信笔直书，我们也总是可以从黄国柱批评文章的字里行间读出英雄主义的纵横文气和崇高严正的审美取向。
继思忖之后，丁临一成为《解放军文艺》的理论编辑。丁临一在长期的批评实践中将“文本批评”与“现象批评”相结合，进而提出了“军人是人”的创作命题和“宏观取势”的批评理念。“军人是人”，从这一视角出发，批评家更容易进入作品的深层表意结构；“宏观取势”，对于整体的透彻理解必然关联着对于局部的精微探寻。从《阎连科小说创作散论》到《周大新——“军界道德”的评说者》再到《毕竟东流去》、《大时代的音响，建设者的丰碑》，丁临一对作品的关注始终基于他对作品文本的关注。在对一部部作品进行批评与解读时，丁临一尽可能地去体会作家创作的甘苦，他所持有的批评态度是谨慎的，他对理论方法的运用建立在尊重文本实际的基础之上。这一时期，丁临一开始由“文本批评”向“现象批评”转型，在《今人修身之我见》、《“军人是人”：一个永恒的创作命题》等文章中，对军旅文学的宏观思考逐渐代替了对作家作品的单元式点击。“操千剑而后识器，闻千曲而后晓声”，在目光与文字的摩擦中，在昂首与低眉的思绪里，编辑出身的丁临一拓展了批评视野，延伸了艺术触角。著有评论集《踏****澜》等。
叶鹏继黄柯之后出任《昆仑》理论编辑，他用深入浅出的语言为军旅文学批评沟通了批评话语的两个维度：广度和深度。从大处着眼，他写作了《新潮中的军旅诗》（1987年9月26日《文艺报》）、《穿国防绿的缪斯，请注意》（《解放军文艺》1985年第3期）、《艺术感觉浸润着的中国军人》（《解放军文艺》1985年第9期）等篇章，其批评视界铺展到了军旅文学的边缘；从细处切人，他又分别对作家刘亚洲、乔良、苗长水、刘兆林、毕淑敏等人一一评介，其批评触角探入了文学与美学的深层。叶鹏的评论意韵隽永，可读性强。他将作家作品、创作思潮加以有机整合，并善于从中发掘美学价值，启发读者对文本作出进一步的思考。在批评文集《切割艺术空问》的文字之中，叶鹏对于真与美的敏感已经超离了意念的表象，进入到本能的深层。并且十分注意作品形式的完美与作品整体美感效果的客观联系，将美学标准与历史标准作了较好的结合。思想和艺术、内容与形式，这些相互关联的要素共同构成了叶鹏的艺术空间。
从农民、战士到大学生，独特的人生经历使张西南的批评文字与众不同。具体而言，张西南的批评文字平易简洁、晓畅明快，他把深刻的理念化作平直的语言，然后用恰当的语速娓娓道来。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特点，除了批评家举重若轻、造艰难于平易的美学追求之外，更多的则是为了契合接受者的阅读习惯。作为一名军旅批评家，张西南首先要面对的读者是基层的广大官兵，因此他选择了切近平易的语言风格和思维角度。这种写作取向扩展了文本的横向影响力，同时扩展了语言的张力和思维的空间，使得张西南总能对军旅文学的走向做出宏观思考和全局把握，在《我们一同走过从前》一文中，张西南对战略导弹部队30年的文学创作进行了回顾，对其发展过程中所暴露出来的缺憾与不足做出了分析，并最终提出了解决问题、摆脱困境的建议。这篇万字长文立意高远、言文并茂，颇能代表张西南的批评风格。与作家推心置腹、严肃探讨的《仅仅仰仗这块土地还是不够的——关于长篇小说（生死晶黄）致阎连科》一文，则反映了批评家的锐利和责任感。
第四节周政保、张志忠等人的军旅文学批评
在军旅文学批评界，一度活跃着一批带有浓厚学院风采的批评家，诸如周政保、张志忠、陆文虎、王彬彬、张鹰等人。他们大多是在20世纪80年代进入地方大学读书，接受了较为系统的专业训练，并且不少人还取得了硕士或博士学位。他们一进入军旅文学批评界就呈现出一种不同于以往的批评风格，呈现出视野开阔、思辨性和学理性强等特征，在开掘军旅文学批评的广度与深度上呈现出了较高的水平，一度为军旅文学批评与研究带来了繁荣的局面。但他们由于自身经历和研究兴趣等原因，也大多呈现出“脚踩两只船”的现象，一定程度上也妨碍了他们在军旅文学批评上取得更大的成就。
周政保于1980年考入新疆大学中文系就读研究生，毕业后在新疆军区创作室专职从事理论批评工作。80年代初，周政保以一批重头文章引起文坛关注，诸如《为严峻生活奏起深沉有力的乐章》（《十月》1983年第3期）、《中国当代军事文学的长进与开拓》（《当代文艺思潮》1983年第5期）、《走向开放的中篇小说的结构形态》（《文学评论》1984年第6期）等，这些声音来自遥远的边疆却视野开阔和雄浑有力。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周政保曾一度相当活跃，这一时期也是他对军旅文学批评深情而执着的时期。结集出版有《独特的精神家园》、《战争目光》等多部军旅文学批评集。
周政保的批评特点就是能够敏锐地发掘与跟踪作家作品，呈现出很好的文学感觉。他的文章出击快，文采好，有激情，大多是对于作品或作家的直接评判，但往往能够直指核心。《超越具象——论周涛的诗歌艺术》系对周涛诗歌较早进行研究的理论文章，该文分析了周涛诗歌中的几种代表性的具象，以及这一具象更为广阔的审美意境。他的《新边塞诗的审美特色与当代性》（《文学评论》1985年第5期）是早期一篇重要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将杨牧、周涛、章德益的诗歌创作纳人“新边塞诗”的概念之下，分析诗人在审美追求上的共性特征。在《战争挤压下的“人的真实”》一文中，周政保则分析了周梅森的抗战小说往往将战争中的人推向绝境，从而揭示人性在战争中的具体处境，同时他还发现周梅森的小说中的形态，一是人或人性的“显影”，二是人或人性的扭曲。《中国当代军旅诗的新生界》（《当代文艺思潮》1984年第6期）一文系他对新时期之初军旅诗歌繁盛局面的及时命名和总结，他在将这些集中出现的军旅诗歌的新面孔命名为“新生界”的同时，总结出其在高度、力度、深度和厚度上所呈现出的基本特征，展示了批评家对文学现象良好的把握与分析判断能力。周政保对于报告文学也有较为密切的跟踪研究，曾发表过一系列评论文章并有相关专著出版。
周政保具有良好的思辨能力，对军旅文学理论思考的深度不断提升。但他的这些理论文章不是纯粹的理论思辨，而是评与论相结合，加强了文章的可读性。《寓意超越意识的滋长与强化——新时期军旅小说创作的一种判断》（《文学评论》1987年第2期），指出了新时期军旅文学在审美特征上由战场到对战场上的人性冲突抒写的寓意超越、在主题开掘上由对战场的描写到对民族意识以及整个社会意识的审查与理解的趋势，这种大视野对于军旅文学创作思潮的观察与回顾，体现了批评家良好而敏锐的感悟能力与专业思辨的理论研究归纳能力。
张志忠先后毕业于山西大学和北京大学。80年代初，他与黄子平、季红真一起师从北京大学教授谢冕先生，也许是学术渊源的缘故，张志忠的军旅文学批评常常能散发出一种自由与真诚的气息。张志忠对于军旅文学批评的主要贡献是论文集《执剑的维纳斯——军事文学纵横谈》（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天涯觅美》（北岳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等。
张志忠的军旅文学批评可分为两个部分，一是理论上的思索与探询，一是作家作品的评论与研究。他在军旅批评界引起注意的则是发表于80年代《昆仑》杂志的那一组关于战争文学的系列文章（《战争观念的演变与战争文学的发展》、《战争、思维定式、文体》、《艺术视角、历史感、当代性》、《战争观与观战争》等），这些文章从各个角度对军旅作家进行研究，又对战争文学的本质进行探讨，显示了理论批评上的建设性与创新性。《道德力量与现实感的二律背反——谈战争文学的一种新倾向》（《昆仑》1988年第2期）、《强化与超越——略论九十年代战争文学的新趋向》（《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1999年第1期）等，也体现了张志忠对于战争文学领域独特的理解与执着的关注。
张志忠对于新时期军旅作家及作品的评论，往往是连续发出声音，诸如对于朱苏进、莫言、周大新、庞天舒、李存葆、袁厚春、王中才等作家作品的论述，以独特视角进入，以优美笔调写出。《花环与坟茔前的美学思考》一文指出李存葆创作中的英雄悲剧意识，以及由此采取的古典的、封闭式的戏剧结构；文章对作家的英雄悲剧进行追寻，发现其“中心是建立在对十年内乱的沉重而又庄严的反思上”，认识到军旅文学与“伤痕文学”的内在相一致。《在限定中掘取纵深——评朱苏进的小说创作》较早指出朱苏进小说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作为职业军人在战争中获取成功的生命价值与期待和平的历史使命之间的矛盾所造成的巨大张力。《单纯而蕴藉的美学追求——再论朱苏进》指出作家在应用素材、人物以及结构和语言上单纯而蕴藉的美学追求；在结构上采取了三点支撑的方式，“一点是通向自己的战友、自己的同类，显示出性格上不同的层次，在同中见异；一点是通向人物的对手和敌人，在彼此的较量中显示出性格的强度和力度；一点则指向高出自己的领导。”在语言上则拥有一种分析性，以及在语言上所存在的超越性与象征性的倾向。《一个人的诞生——（兵谣）简评》（《文学评论》1997年第5期）指出近年来军旅文学创作上过于宣泄和描写农民军人如何摆脱自身命运的人生积郁，过多地张扬了农村文化的影响力。而恰恰忘却了部队文化对于人的改造的积极意义，这个论点与作者对于“农家军歌”创作现象的反思与批评是一脉相承的。
张志忠作为军旅批评家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对于军旅诗歌以及军旅诗人的关注与研究，他先后发表过对贺东久、峭岩、刘毅然、王久辛等活跃的军旅诗人的评论，这些文章锐角尖利，洋溢激情与浪漫色彩，对薄弱的军旅诗歌评论是一个很难得的补充。
在批评界，对于陆文虎的认识可能更多地与钱钟书相关联，他的“钱学”著作《围城内外》、《（管锥篇）（谈艺录）索引》在“钱学”研究中有一定影响。其实，“钱学”研究只是他问学的一个分支，另一个分支则是军旅文学研究与批评。可能由于“钱学”研究的滋养，陆文虎往往旁征博引，具有较强的理论性；还由于他多年部队基层工作和文艺事业管理工作的实际体验，使他的批评文章大多问题意识浓厚，针对性强，指导性强，曾结集出版有《荷戈顾曲集》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