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鹰毕业于南京大学并取得了博士学位。她的《反思中国当代军事小说》（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是一部对当代军事体裁小说进行系统研究的理论专著，因不在本书的研究时段以内，故从略。张鹰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昆仑鹰”的笔名在《昆仑》杂志连续发表了数篇理论批评文章，在军旅文学批评之声寥落之时甚为引人注目。张鹰能够对于宏观的军旅文学现象做出分析判断，并常常能够提出自己的理论观点，反映了其敏锐的理论触角和新颖的批评方法。在《关于军事文学历史与现状的思考》（《昆仑》1996年第4期）中呼吁军事文学必须确立新的审美风格，即哲理化的审美；另外还提出军事文学创作必须耍借鉴形式多样的创作手法，作家必须具有担当使命的意识等等。在《世纪之交的军事文学进路》（《昆仑》1997年第1期）中指出，军事文学创作的出路关键还在于人性的深层次挖掘上。由此可见，张鹰有着很强的问题意识，而且往往能够根据问题开出自己的药方。她的这些文章视野开阔，功底扎实，显示了较好的理论素养与研究意识，是近年来不多见的青年军旅文学批评家。
第五节朱向前和其他批评家的军旅文学批评
纵观文学史，一个批评家的名字之所以能够为历史所记取，得力于其对于以下五个客观标准的自觉完成：审美判断力、抽象思辨力、理论综合力、文本结构力、现实影响力。这五个标准既相互平行又逐次递进，共同为批评家在批评史中的定位提供出立体的参照。历史的评判是平实而公允的，传统的延续与时间的流转会证明批评家价值的所在。以此标准来回看军旅文学批评在20世纪末的发展，我们注意到朱向前的名字。
在20世纪末的军旅文学队伍中，朱向前还兼具了作家和老师双重身份。在开始文学批评之前的70年代，朱向前最初是以战士诗人的姿态涉足文坛的，其后又先后从事过散文和小说创作。其短篇小说《一个女兵的来信》、《地牯的屋.树.河》、《一个将军的遗嘱》都出手不凡，引起过相当反响或争鸣。一定的创作经验和纯正的艺术感觉使他熟知作家并深得作家之心，也因此，当1985年莫言横空出世之时，朱向前以同学之便成为了莫言最早的评论者之一，并借此迅速完成了从创作者到批评家的角色转换。此后，朱向前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执教多年，又有缘成为许多青年军旅作家的处女作或成名作的第一读者、评论者，序跋者，预测作品和荐举作家也因此成为他批评的另一种形式。
准确的审美判断力和敏锐的艺术直觉，使朱向前得以对军旅文学的发展动态做出适时的抽象思考，他善于从凌乱的现象中发现本质，进而对军旅文学的历史做出理论综合。恰如王蒙所言：“他对于军旅文学整体态势的快速扫描和敏锐把握，对青年军旅作家群体的带有本体性质的研究与分析等等，都触及到了一些颇有深度和学术价值的课题，为新时期军旅文学理论批评和创作的繁荣发挥了积极的影响”。朱向前较早地实践了“作家本体论研究”，他的近四万字长文《新军旅作家“三剑客”——莫言、周涛、朱苏进平行比较论纲》曾引来徐怀中先生的击节赞叹：“似乎还少有哪位批评家作这样正面强攻式的大刀阔斧的比较研究，值得一提的是，作者既深入剖析了各位作家的优势和创作个性，也尖锐指出了他们各自的局限性。称颂作家的成就和艺术才华，唯恐遣词不够重量。触及其病症，又出语激烈，不留余地。所持论点是否有当，大可讨论。但如是坦诚相见，直言不讳，足以显示了一个批评家应有的品格”。他把美感作为文学批评的第一要义，同时把汉语文字的灵动优美融人到批评文本的典雅庄重之中，其动辄数万字的批评文本开创了军旅文学“大批评”的模式。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军旅文学全面辉煌的时候，他最早提出了“两代作家在三条战线（历史战争、当代战争、和平军营）作战”的概括与架构（《新时期中国军旅文学的基本格局》）；并对新时期青年军旅作家进行了“两类划分”与“互参观照”（《寻找“台点”：新时期两类青年军旅作家的互相观照》），从而提出了军旅文学发展必须重视民族文化背景与农民心理积淀的理论命题，在八九十年代之交他又结合农家军歌现象，率先提出了“农家军歌”的理论命题；并进一步阐释与强调了“农民军人”主题的深刻意义。这些来自创作实践的理论发现都或从一个侧面勾勒出了军旅文学的前行步履，或深或浅地启示和影响了一代青年军旅作家的创作取向。最后，朱向前的这些理论成果经由他的整合与提升，又先后汇人《中华文学通史》等文学史著作，标志着当代军旅文学史论研究与当代中国文学史界的接轨。
在20世纪80年代之初，军旅文学创作兴起而评论落后，一些地方批评家对军旅文学投来关注的目光，从而弥补了此一时段军旅文学批评的空缺。雷达即为代表人物之一，他先后出版了《小说艺术探胜》、《文学的青春》、《蜕变与新潮》、《灵性激活历史》、《传统的创化》、《民族灵魂的重铸》、《文学活着》、《思想与文体——二十世纪末小说观察》等多部文论集。虽然他不以批评军旅文学为主业，但纵观起来，我们自然可以清晰地望见，雷达总是以热情的目光关注着绿色群落，雷达在观察与评价军旅文学的过程中既能人乎其内，又能出乎其外。入乎其内，他凭借的是扎实的理论素养和准确的批评判断；出乎其外，他凭借的是恰当的审美距离和开阔的批评视阈。在新时期军旅文学最初的辉煌阶段，在军旅批评家新老交替的过渡时期，身在军旅之外的雷达总是能够及时地对军旅作家作品进行追踪批评。他的批评文字时而如散文般优美，如他在《徐怀中风格论》（《解放军文艺》1985年第12期）中写道：“我朦胧看见，在开满鲜花布满荆蔓的高原上，白云悠悠，一只鹰隼扇动着翅膀缓缓远去；在洒满月光的坪坝上，夜雾四起，隐约传来藏女合唱仓央嘉措情歌的声音；在人头攒动的贸易集市，一对无情的情人不期而遇，闲动着火辣的、敌视的眼光，旋即展开了一场中世纪式的情与仇的戏剧；在弥漫着硝烟的战场后面，似有一个更为广阔的士兵心灵的战场，当代青年男女军人正仰起沉思的醒悟的面容”。时而如史诗般深沉，如他在评价莫言“红高粱”系列小说的《历史的灵魂与灵魂的历史》（《昆仑》1987年第1期）中写道：“历史有没有呼吸、有没有体温、有没有灵魂？历史是一堆渐渐冷却的死物，还是一群活生生的灵物？它是随着岁月的流逝而终结，还是流注和绵延到现代人的心头？它是抽象的教义或是枯燥语言堆积的结论，还是一代又一代人的心灵不断温热着、吸纳着因而不断变幻着、更新着的形象？人和历史是什么关系？人是外来的观摩者、虔诚的膜拜者、神色鄙夷的第三者？抑或本身就是历史中的一个角色？历史和现实又是什么关系？是隔着时空的断层，还是无法切割的联结？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承继’，还是精神上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连串的叩问中包蕴了无限的哲思。在《传统的创化——从苗长水的创作探讨一个理论问题》等评论中，雷达的批评文字表现出舒阔坦荡的中正之美：既有写照，又有旁观；既有生趣，又见高致。
同是身在军旅之外的批评家陈骏涛、曾镇南，也都通过与军旅作家的沟通，搭建起了军地互动的批评平台。陈骏涛将自己的批评位置确定于社会历史批评方法之上，关注军旅作品的当代性和思想锋芒，他对徐怀中、朱苏进等军旅作家的批评公允而客观；曾镇南始终实践着作家本体研究与作品文本分析相结合的批评方法，从李存葆、朱苏进到乔良、刘亚洲，军旅作家作品一直吸引着曾镇南的批评视线。此外张炯、陈辽、阎纲、管卫中等人的军旅文学批评也都特色鲜明，各有独到之处，他们的批评文字下笔动情、析理透彻、文思缜密、意境优美，其中题涉军旅作家作品的文章都是可圈可点的批评佳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