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上所见，一个作家若无强健的精神和丰富的学养，自然就难得有大胸怀和大襟抱，格局当然也就狭小了，即便有再娴熟的技巧恐怕也于大事无补。这两个问题，一者关系到“境界”，一者关系到“后劲”，它们已然影响和制约了当前相当一部分作家的创作状态和发展前景。21世纪中国文学新的生长支点，不可避免地首先要从改善作家的根本素质处切进。当然，“精神侏儒”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变成“精神巨人”，我们甚至不能也不必要求个个作家都成为张承志式的“精神圣徒”，但是我们至少应该提醒他们，在进行真正的创作——不是“做手艺”，更不是“码字儿”——而是严肃的精神劳动的过程中，首先注意“清洁”一下自己的精神。在这方面，青年作家余华有一段话说得很好，坦诚地表达了一种世俗中人对崇高的追求和守望，读来让人觉着真实亲切，而又切实可行。余华如是说：
因此，作家必须保持始终如一的诚实，必须在写作过程里集中他所有的美德，必须和他现实生活中的所有恶习分开。在现实中，作家可以谎话连篇，可以满不在乎，可以（自私、无聊和沾沾自喜；可是在写作中，作家必须是真诚的，是认真严肃的，同时又是通情达理和满怀同情与怜悯之心；只有这样，作家的智慧警觉才能够在漫长的长篇小说写作中，不受到任何伤害。
所以，当作家坐到写字桌前时，首先要做的，就是问一问自己，是否具备了高尚的品质？
当然，我们最好希望作家在现实生活中也是一个“完人”，但既然做不到，就不妨先在写作中努力追求真善美，为社会生产精神食粮，而不是精神鸦片，或者垃圾。
至于“学者化”问题，无法速成，无捷径可走，它需要的是长期积累，广采博收，终生修炼。对此，我们寄希望于有实力、有才华、有抱负在未来百年攀登文学高峰的人们。相比较而言，更为急迫，也更具可操作性的是，认真审视和尽快调整当下文学与现实生活的对应关系。
二
将近十年以来，一个长期困扰我们的现实是，文学始终走不出“低谷”，一篇佳作有口皆碑的繁华胜景早成明日黄花，不仅仅是渐渐失却了“轰动效应”，而且还愈来愈呈显“门前冷落车马稀”之势。为此，人们找到过种种聊以自慰的理由：比如商业语境强化和政治语境淡化的双重夹击啦，又比如社会生活多元选择的诱惑啦，再比如影视传媒迅猛扩张的冲击啦，如此等等。我承认，这些外部条件的变革深刻地影响了文学的生态环境，但是，同时我也坚持认为，当代文学陷入今天的境地，它自身也负有无可推卸的责任。这个责任就是文学现实精神的蜕化，从而导致了它与现实生活的疏离和隔膜。
众所周知，新时期文学正是赓续与深化了“五四”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才得以长驱直入，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到“改革文学”，它一直紧随着社会前行的步伐大呼猛进而为万众瞩目。但是，到了80年代中后期（1985—1988），由于受到域外文学和现代思潮等因素激发的走向世界的急切冲动以及其它原因（这一点后面再谈），逞一时之盛的“实验小说”和“先锋小说”在处理追求艺术与关注现实的关系时执于一端，它的走向开始偏离现实与大众，甚至被人概括为一种“拒绝”的文学——“拒绝小说艺术传统，拒绝作品文本与现实生活相参照和融为一体的关系，拒绝庸常陈旧的以及被奉为天经地义的艺术思维定势和准则，拒绝对读者头脑中牢固的期待视野，欣赏方式的俯就、体贴和遵从……”结果是“得失参半”，“在美学上它变得更强大了，而在实践上却变得更孱弱了。”“得”的方面在于对中国传统小说的革命与挑战，比如艺术品位的纯化和现代品格的强化等等，但它为此付出的代价也是沉重的。由于它的“晦涩化”、“沙龙化”、“贵族化”，先是失去了普通读者，最后连新潮批评家们也不胜其重负开始变得沉默寡言，以致“小说革命家”李陀忿忿不已地大声责问：“昔日‘顽童’今何在？”“实验”、“先锋”小说家们“自说自话”的局面维持不久，他们自己最终也耐不住了寂寞与冷清，又杀开了“回马枪”，至少有一部分“先锋”主将摇身一变成为“新写实”的中坚。作为一种反弹，继“新写实”之后，又有“新状态”、“新体验”等新字号逶迤而出，而且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不约而同地放弃了空中楼阁式的玄想和奇特新异的形式，突出强调了文学定位的易读性和平民化。
当然，这不是一种简单的回归，诸家“新字号”显然吸取了先锋文学的艺术经验和现代思潮的哲学意识，它在表现内容、叙事策略和思考维度等方方面面部对经典现实主义有所发展和拓宽。有人把它归纳为一种由“启蒙现实主义”、“政治现实主义”发展而来的“生存现实主义”，也许是不无道理的。稍加辨析，我们会发现它的确不同以往，它收敛了“启蒙”式的呐喊激情和批判锋芒，它也回避了“政治”式的总和意识形态话语纠葛一起而带来的概念化窠臼，它更重视的是对“生存本相”和“原生态”的展示。实际上，它自觉不自觉地暗合胡塞尔的“现象学”理论，消解了“现象／本质”二元对立的“两分法”，通过对“现象”或“原生态”的“还原”、“中止判断”和“价值悬置”，把一向被我们认为是没有意义（本质）的“现象”从本质的压抑下解放出来了，使平凡琐屑的日常生活现象获得了尊重和独立价值，拓宽和丰富了传统现实主义的表现疆域和思考维面。此方面的贡献或积极意义当是有目共睹。遗憾的是，作家们的这种努力并未获得我们所期待的广大读者的反响。症结或许正如人们所指出的：“‘新写实’陷于琐碎，‘新体验’拘于一己，‘新状态’缺少丰富”，自然显得“缺乏现实感，境界狭窄”。我基本同意此说。在我看来，它们关注的“现实”更多的是小范围、小圈子、“小我”的现实，过于个人化和私语化，因而“格局狭小”，现实精神稀薄，缺乏辐射力和穿透力，自然也就引不起圈子外人们更多的兴趣。关于“私人”与“公众”，“小我”与“大我”的关系，有一位作家表达过如下意见：
我认同“私人化”的个性意义，我极赞成一部只写“自己”的作品。窃以为在深层次上写深写透了“自己”也就是写足了一切。一片树叶，写得精到，强似一棵树，大片森林。但它必须是一片有着树的给养、有着绿色、有着日光下或明或暗的光色的叶子，否则，我怎能不把它误认为一片纸屑，无色的白纸？
直到最近，以上文学状况才发生了改观。这一转折的显著标志就是以崛起于燕赵大地的何申、谈歌、关仁山“三驾马车”为代表的一批新人的出现。他们的《年前年后》、《****办主任》、《天下荒年》、《大厂》、《大雪无痕》、《九月还乡》、《黄坡秋景》等一系列中篇小说，直接把笔触切进了广阔的农村基层和国营大中型企业的两大改革的“主战场”，迫近而真实地写出了这两大战场在艰难的改革进程中的阵痛与蝉蜕，以及广大底层人民的挣扎与奋斗，困惑与希望，从而迅速地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批评家们兴奋地把这一现象描述为“现实主义的冲击波”、“现实主义的复兴与回归”、“现实主义的回流”、“现实主义新浪潮到来的先声”……其实，冷静地说，现实主义从未“断流”，要说“回流”也并非始于今日，并非始于“三驾马车”。在“新写实”以来的文学进程中，始终有一批作家如王蒙、李国文、刘心武、张炜、梁晓声、刘恒、王安忆、铁凝、刘震云、方方、朱苏进、池莉、刘醒龙、毕淑敏、周大新、阎连科等并未放弃现实精神，他们的部分作品甚至还表现了相当突出的当下品格。而且，他们在艺术上显然比“三驾马车”们远为成熟和老到，汲取了此前各文学探索阶段的积极成果，更加体现了现实主义手法的丰富、多样与开放。他们的现实主义创作只是因为散落在一个较长的时间段和较宽的题材里面而未引起充分注意而已。但他们的创作一直在为今天所谓的“现实主义冲击波”作着“蓄势”并且也已汇入到这一浪潮之中。仅仅把现实主义回流归功于“三驾马车”们而忽略其他作家的贡献也是不够公正、不够客观、不够全面的。“三驾马车”们之所以能在一夜之间脱颖而出“后来居上”，第一是因为他们的集中涌现，多少体现了一点“流派”的色彩；第二也确实由于他们直面改革的“正面战场”——工厂与农村，较之前代作家具有一种更为鲜明与强烈的当下品格。而这后一条，恰恰说明了当下写作的无穷活力，说明了文学与现实精神须臾不可分离的血肉联系，说明了现实生活对文学的热切呼唤。
作为对创作界现实主义回流的反响，理论界也纷纷提出了“现实主义重构说”（李广鼐、王光东），“深化论”、“开放论”、“补课论”等多种理论设计或构想，说法迥异，目标趋同，那就是大力倡导文学的现实精神。这种“精神”，“不同于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也不同于历史上某一种具体的文学形态，而是一种文学与人类生存之间永久性的关系和承诺。信守这种关系和承诺，文学就有了生命之根，文学艺术的创造，无论什么时候，它都既是一种文学艺术家个体生命的存在方式，也是人类生命存在的共同需要；它既是个人的诉说，也是与外部世界的对话。就是这样一个恒久的关系，决定了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恒久的基本要求。”基于此一认识，我现在更关心或者说更担心的问题在于，如何把这种现实精神转化为当下的文学实践，也就是说它有一个重要前提，即作家熟悉生活——我们的作家对目前急速旋转着推进的，像万花筒一般五光十色而又像大海一样波澜壮阔的现实生活有着深切的体验、了解和感悟吗？
“三驾马车”们无疑是熟悉生活的，原因之一就是他们目前仍然生活工作在农村与工厂的实践第一线。他们与现实不隔，并因此获得了迅捷捕捉与敏锐观照当下生活的最佳视角。我指出这一点的意思是想说，他们的前代作家尤其是成名较早的作家均已转人专业创作多年或者担任了各专业团体的领导职务，客观上与基层生活拉开了一定的距离。前文说到的80年代中期的文学“转向”，除了分析过的那些原因之外，还有重要的一条，就是部分作家在第一个创作喷发期之后，生活已然告罄，而不得不转向技巧、形式、远古、历史和私语写作。时至今日，当市场经济在90年代的中国全面推开之后，其思想观念、价值体系、生活方式、行为规范等诸多方面所发生的冲撞、激荡、变革与更新的程度与速度都是此前阶段所不可比拟的。作家驻足观望，社会渐行渐远。那么，作家们对这一种“现实”的疏离恐怕就只能是日甚一日了。
具体来讲，部分作家对现实的疏离或隔膜表现在两个向度上，一是社会底层，二是改革前沿。就前者而言，不说分布在广袤的老、少、边、穷地区的八千万贫困农民的生存现实，就是一般的工作生活在各行各业最基层的普通群众的喜怒哀乐，又有多少能得到作家作品的“光顾”呢（相比较来看，反映最多的往往是与作家行当有“近亲”关系的人文知识分子社群）？刘醒龙、阎连科和“三驾马车”们之所以受到推崇，大概也是因为他们的创作多少填补了这一方面的“空白”吧。就后者而言，城市改革方案，企业竞争机制，大中型国营工厂的关、停、并、转，外资引进，特区开发，关贸，税制，金融，环保，高新科技……在这一些广为今日中国的普通百姓所议论、所关注、所希望了解而又总是不甚了了的领域中，我们的多数作家也交了“白卷”（这一方面，报告文学作家表现稍好）。改革文学一而再再而三的难产或“早产”、苍白、肤浅和弱不禁风，正好说明了作家对这个领域的陌生或一知半解。
当然，我们不能要求作家都成为“多面手”或“万能专家”。一个人的人生经历、经验总是有限的。惟其如此，作家们才更需要走出书斋，深入生活，拥抱现实。特别是当此跨世纪之际，古老的中华腾飞之时，在我们的周遭，时时刻刻都可能在发生上演着影响乃至决定人们个人和民族整体命运的雄壮活剧。无论是就时代要求还是作家职业来说，我们都有责任去关注它们，了解它们，表现它们。否则，就像魔幻现实主义大师马尔克斯所说的那样：“我真不明白，居然还有作家对于影响、有时甚至是决定他们生活的现实的某种因素无动于衷。”那样的话，于公于私，一个作家的价值和意义又如何体现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