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社社员中引起不必要的恐慌和混乱。最起码，对社员们的生产积极性，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因为郭从年毕竟是花家舍的设计师和缔造者。尽管谣言在村子里沸沸扬扬，我们从来都不相信它是真的。这是站不住脚的。你想想看，假如他真的去世了，省里或地委当然会立即给我们派一个新的书记来。这事可不是闹着玩的！更何况，每年的元旦之夜，郭从年还要向公社的全体社员发表一年一度的新年献词，他的声音通过村里的有线广播传遍千家万户。他的声音那么饱满，那么有力，一点也不像生病的样子。他依然生活在广大群众之间，天天和我们在一起。可是他具体躲在什么地方，也许，也许只有101知道。”
小韶将一只莲蓬递给谭功达。看他不敢伸手来接，就笑了起来，“傻瓜，这是真莲蓬，不会扎手的。”
“谁是101？”谭功达掰开莲蓬，从里面抠出一枚莲子，放入嘴中——它的味道有点涩，但也有点甜。小韶刹那间变得脸色惨白，目光迷乱，似乎有些后悔刚才说漏了嘴。
“101不是一个人，它是一个组织……嗨，我怎么跟你说呢？时候不早了，我们该回去了。明天一早我还得去山上打靶呢。”
“是军事训练吗？”
“是公社基干民兵的例行训练。”小韶说。
她已拿过木桨，转过身去划水了。他们顺着原路返回，船很快就到了岸边。小韶先跳到岸上，拉了谭功达一把。他的手里还紧紧地捏着那枚手绢，犹豫着要不要将手绢还给她。
他们沿着沙滩往前走，小韶似乎突然变得心事满腹的，两个人都没有说话。《白毛女》的演出早已散场，现在的打谷场上黑咕隆咚的，空无一人。他们走到通往向阳旅社的栈桥边，谭功达停下脚步，向她告别。
“你们家住在什么地方？”他顺便问了一句。
小韶朝山上指了指：“你有没有注意到快到山顶的位置，有一个大烟囱？”
“对，那是有一个大烟囱。”
“我家就住在烟囱底下，是公社分配的房子。”
“公社怎么分配房子？是按照人口，劳动力，还是贡献大小……”
“抓阄。”小韶干脆地答道。
“最后一个问题，”谭功达笑了笑，“那个烟囱是干什么用的？我到了这里这么些天，怎么从来没见它冒过烟呢？”
小韶再次咯咯地笑了起来，她的牙齿那么白，那么细。她的笑声引发了村中的几声狗叫。
“不冒烟就对了，要是每天冒烟，那还了得。”
“为什么？”谭功达一脸迷惑地看着她。
“那是公社的殡仪馆。”
5
在黄昏的落日中，到达了银集。已经是秋天了，树上的叶子都黄了。这里人烟稠密，市镇却很破败。每一堵墙上都有红漆刷成的标语，不时可以看见佩戴臂章的人在街上走过。他们看我的眼神怪怪的，虽然还没有人前来询问，却似乎对我的来历大为疑惑。心里不免疑神疑鬼，因此不敢在市镇上落脚。
镇子往东约三四华里，有一个大水库。这个水库比没有完工的普济水库还要大得多。一眼望去碧波浩淼，似乎看不到它的边际。我在水库大坝泄洪闸一侧的涵洞里过夜。洞口有一丛野蔷薇。我的身上还剩下八角钱，这八角钱还是前天我在一个砖窑厂搬了一天的土坯换来的。大概是出了太多的汗，我现在有点发烧，浑身骨头痛。我只有把脸贴在长满苔藓的洞壁上，才会感到清凉。如果水坝突然放水，我就会像一只蚂蚁顷刻之间被冲得无影无踪。要是这样倒好了。
人在病中很容易变得十分虚弱，有时候想想，还不如把自己交出去算了。这样的挣扎对我来说毫无意义。可我心里总觉得有点不甘心，却不知道为什么不甘心。也许是为了活着再见到你，可见到你又能如何？这是一个十分愚蠢的念头，可我丢不掉它。躺在涵洞里，我就会傻傻地想，要是此刻你在我身边，该有多好！哪怕什么话都不说。
我是一个孤儿，在这个世界上并没有亲人。我的父亲在1950年以反革命罪被逮捕，随后被枪决。我母亲在得到消息的当天就用一根绳子把自己吊死在梁上，那天晚上，你知道，那天晚上就我一个人。母亲的尸体被弄走了。可地上有一只绣花鞋，还有一滩尿迹。那只绣着蝴蝶的绣花鞋也是湿漉漉的。我抱着那只鞋子，想到母亲临时前还在撒尿，就感到难为情。为了怕凶恶的邻居来责骂，我甚至不敢哭。好在后半夜下起大雨来，我的哭声再大，也不会有人听见了。
这儿很安静，从涵洞的洞口望出去，可以看到繁星满天的夜空，以及大坝之下大片的滩涂。很多当地人正提着蟹灯在捉螃蟹。那天晚上，我是在啼哭中睡着的，似乎一觉醒来就踏上了前往梅城的旅途。我的姑妈雇了一辆牛车，天还没亮就出发了。在车上，我偷偷地、一刻不停地打量她的脸。可整整一天，姑妈铁青着脸，一句话都不跟我说。车到了戚墅的时候，我忽然想起姨妈对我的一番告诫。出于对别人收养了你的感恩，我决定改口叫她妈妈。我那么不要脸地希望讨她的好，打算出卖一下自己可怜的母亲！我拉了拉姑妈的袖子，用全部的羞耻堆积起来的勇气，叫了她一声妈妈。我的姑妈正在打盹，被我一叫就吓醒了。她朝我转过身来，先是吃惊地看着我，随后就给了我一个耳光，脸色变得十分狰狞：“你这个没人要的烂x，你刚才叫我什么，谁是你妈妈？那个不要脸的烂****，在上海滩人见人插的舞女****！怎么不把你这个小****一起给吊死？留在世上害人！我究竟是倒了哪辈子的霉，摊上你这个东西，叫我妈妈，呸！你也配！”
后来，从姑父的口中，我才知道，姑妈那么憎恶我，也不是完全没有缘由的。她赶到上海去分绝户家私时，晚到了一步，家里值钱的东西早已被我那些各路亲戚哄抢一空。就连我那个正在上中学的小舅舅，据说也抢到了父亲留下的几盒古巴雪茄。姑妈什么都没捞着，只捞着了一个负担，这个负担就是我。其实我的姑妈并不坏，除了贪财，小心眼，脾气暴躁之外，并不怎么坏。事实上她完全可以像我的那些亲戚一样，一走了之，让我自生自灭。可不管怎么说，姑妈在车上对我说过的那些话，我永远不会忘记，也永远不会原谅她。到了姑妈家，我惟一的想法就是想尽快逃走。假如那天晚上你没有去梅城浴室洗澡，没有去西津渡的绒线铺把我搭救出来，我那时就已经开始逃亡了。
我不喜欢多管闲事的人。当钱大钧在绒线铺子里找到我，将我带到县上去的时候，我对你一点都不感激，相反只是厌恶！当我知道你竟然还是个县长，更是如此。我觉得，这世上做官的人，都是坏人，没有例外。我的爹娘就是死在你们这些当官的手里。这世上的坏事有一多半，都是你们这些当官的干出来的。
可是，有那么一天，我想大概是我在县里正式上班后的第三天……中午的时候，我去盥洗室洗手绢，洗着洗着就想起了自己的心事。县机关的每个人，脸上都带着明显的嘲讽。我什么都不懂，什么事都做不对，随后，一个人就无声地哭泣了起来。那块手绢早已被我洗的纤维毕现了。其实我不是想洗手绢，只是想找个没人的地方哭一场。可是你却一声不吭地走了进来，站在我的身后。当时我一点都没有察觉，你把手放在我的肩上，两只手都放在我的肩上，一句话也没有说。我知道是你，不由地扭过头来看你的那只手。好大的一只手！我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么大的手！你一句话没说就走了。可到了晚上，我躺在钱大钧家的床上，又想起它来。它真的就像我爸爸的手。
你知道，爸爸被捕的前一天，拉着我的手，去马路对面的美吉奥餐厅吃冰淇淋。多年来，我记得的就是他的手。也许他当时已经知道了自己被判决的命运，他的手捏得我非常的痛，我说爸爸呀，你把我的手捏得太紧了！可爸爸突然转过身来，满脸都是泪水。他蹲下身子，一动不动地看着我。即便是蹲下身子，他还是比我要高很多。我看见他原先黝黑发亮的皮鞋好久没有擦了，而且一只鞋的鞋带已经松了，可他没有发觉。
坐在美吉奥餐厅的面包房里，坐在漂亮的松枝和彩带搭成的巨大的拱门里，我很快就把那份冰淇淋吃完了，爸爸呆呆地看着我，笑了一下，说：“小菊，你想不想再吃一份？”我赶紧点点头。爸爸就朝面包房的侍者勾了勾手，又买了两份。一份在面包店里吃完，一份带回家。我现在早已忘了冰淇淋是什么滋味了，可我还记得爸爸的手。它是那么大，那么温暖！
你恐怕也记不得了，我到县里上班的第一个周末，正碰上单位聚餐。钱大钧多喝了几杯酒，就起哄说让我叫你一声干爹。我原以为你一定会发火的，可你并没有发火。我记得你当时没有点头，也没有表示反对，只是端着酒杯看着我笑。我当时想，要是我真的叫一声这个人爸爸，他大概也不会十分地生气吧。这个小小的秘密被我藏着掖着，多少年来也没有叫出口，渐渐地它真的就成了一个秘密。直到有一天，这个秘密被另外一个更加疯狂的秘密所取代……
唉，真是异想天开！开始的时候，我并没有察觉。可当我意识到它的存在，自己也吓了一跳，这个秘密就像一块糖，含在嘴里，时间一长，它自己就化了。你还记得两年前那个下着大雨的下午吗？雨到下班时还没有停，我们都没有带伞，被大雨困在了办公室里，窗户玻璃上的泄水像一张哭泣的脸，我们有好一阵子找不到话说。后来你忽然问我，将来有什么理想，有什么打算，我开玩笑地回答说，我想逃到一个荒无人烟的小岛上去隐居，你抽着烟——那包烟还是我抽剩下的，二毛五分钱一包的大生产，你抽着烟，笑着问我：“你又没有犯罪，干嘛要逃呢？”我当时想都没想，就反问道：“你怎么知道我没有犯罪？你怎么知道我将来就不会犯罪？”现在想起来，这句话真是一语成谶！我常常一觉醒来还会梦见这个傍晚，梦见我用一种未卜先知的口吻断然对你说“你怎么知道我将来不会犯罪？”。后来天就黑下来了。办公室里没有什么人。我当时心里真的就盼望着这场雨不要停，永远不要停！一直湖天海地地下下去。假如那场雨一直下个不停，你会怎么办？我们会不会在办公室过夜？
我现在闭上眼睛，就能记起那雨的味道、雨刚下时尘土的味道、香烟的焦糊味、还有桌上那盆墨兰残存的香气……还记得你跟我说过的话吗？你让我什么时候去小岛隐居前，跟你说一声，你说要跟我一块去。你还说……哎，还提这些事情干什么？你当然可以辩解说，你当时在开玩笑，随便说着玩的。你大概是看着我傻，忽然变出个主意来捉弄我一下，然后心里偷偷地笑，是不是这样？那些话，每一句话，每一个词，现在都在黑暗中闪着亮光，就像水库下面的捕蟹灯，闪闪烁烁。那些话你说过之后，就抛到了九霄云外，只有我这样的傻瓜才会拿它当了真，从那些离开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的字句中去寻找什么凭信……
十月十七日。
以上的部分是半个多月前写的。昨天我已经被一辆装石头的解放牌大卡车带到了一百多公里外的临泽。这个地方正在筑路。工地上到处都是蚂蚁一样的筑路大军，他们从四面八方赶过来，简直乱成了一锅粥。带我来的卡车司机把我介绍给工地的一个负责人，我就很轻易地混入了筑路者的队伍之中，并得到了一份工作。据说，这条公路将来要作为打仗时飞机的备降跑道，因此路基筑得又宽又厚。我的工作是砸石头。将从采石场运来的大石头用打铁的大榔头将它砸碎，我们这些老弱病残再将这些石头敲成铺路的石子。晚上，我们二十多个工人挤在一个窝棚里，除了三四个女的之外，其余的全是男的。彼此之间都不认得。我刚敲了一天石头，两个手的虎口都被震裂了，秋风一吹，沙沙地疼，连笔都握不住。
我睡觉的地方原先是一块玉米地。床头长着一棵瘦弱的玉米，四周围着塑料布。可有电灯，我可以坐在床铺上给你写信。这个地方前不着村后不巴店，不知道哪儿才有邮局。到了十一月，天气一天比一天凉了。成群的大雁向南飞去，嘎嘎地叫着，叫得人的心都揪起来了。不过，我还真的有点喜欢这个地方。深秋的时候，天很蓝，白云很厚，到处都是成熟的玉米。在工地上干活的人，彼此之间都不知道对方的来历，也没人打听，在奔命的路上，我还是第一次感到这么安心。尽管指挥部的高音喇叭天天都在广播，说要抢在十二月底之前通车，可我希望这条路永远也修不完。这样，我就可以在这里合法地一直住到死。
刚才，那个带我来临泽的卡车司机又来了。他说他来看看我，一猫腰就进了工棚，直奔我的床前。他用满是油污的手递给我一根甘蔗。我笑着对他说：“我这儿没有刀，这甘蔗怎么吃呢？”他也笑了笑，说：“那好办。”一把把甘蔗拿过去，用牙齿将皮一片片地撕下来，然后再递给我。吃甘蔗的时候，我顺便问他这附近有没有邮局。他说：“你是不是要寄信？这样吧，你把信交给我，我在去采石场的路上，帮你寄掉。”他还开玩笑地说，如果路不远，他甚至可以开车直接把信送过去。我到底没敢把信交给他。他的眉眼、身材、说话的语气，怎么看都有点像我们县上的司机小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