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底和次年初，骆驼队完成运粮任务陆续回到了香日德。据统计，一峰骆驼运的粮食除了途中人畜消耗及自然损耗，到达目的地只剩下1/4了。在半年的来回颠簸中，近3万峰骆驼死了十分之八九。驼队的人员死了三十来名，都就地掩埋了，后来迁就格尔木公墓。
慕生忠又一次完成了与西藏有关的任务，他觉得心头十分轻松。一个老兵没有辜负祖国的期望，在重担压肩的时候身板挺得直直地走过来了，这确实是十分幸福的事。这时候，上级通知他去北京开会，他长长地吁了口气，进京去了。说句心里话，他真的没有想到今生还为西藏能做些什么工作，所以从西藏出来时他把全部家当都带上了。他准备在北京一开完会就活动活动调工作的事，修筑天兰铁路副总指挥那样的差事也许轮不上了，但是新中国刚成立，各条建设战线上都需要人，他终究不会闲着的。
没有想到，他的这个打算被任启明的一封信给改变了。那封信上说，他在驼员中作过调查，大家普遍反映，格尔木到可可四里一段地势不太复杂，可以修一条简易公路。有了这段公路给西藏运东西就方便多了，也不会出现骆驼运400斤粮食要损耗300斤的现象。任启明在信的最后说，修路的事，少了你慕生忠别人干不成。
慕生忠向来是个见了重担肩膀头就痒痒的汉子。他回高原修公路的心火被任启明给点燃起来了，把自己活动调工作的事在一瞬间就扔在了脑后。他当即给任启明回了电报，说第一步工作先探路，然后再修路。他在电报上还很具体地告诉任启明，派人到西宁或兰州定做两挂探路用的木轮车。
慕生忠在北京也跑跑颠颠地忙着修路的事。他先去见了老首长彭大将军。他没拐弯没绕舌，直截了当地对老首长说：“我准备要在青藏高原上修一条公路。”彭总一听很高兴地说：“那好呀，西藏太需要修公路了。不过在那个地方修路困难会很多的。”慕生忠听到这儿，马上接上话茬说道：“你首长说对了，正是因为有困难我才找你。”彭老总回绝道：“你烧香算进错了庙门，我刚从朝鲜回国，还没有接国内的工作，手中没钱。”慕生忠便转了话题说：“我们准备定做两挂木轮车先探路，青海再穷，做木轮车的钱总还是拿得起的。”彭总说：“先探路，这办法好。探得第一手材料，自己心里有了数，到中央也好讲话了。这样吧，关于钱的事，我可以见了总理反映反映。”慕生忠说：“我们立足少花钱办大事，你给总理也讲讲我们的困难。”彭老总忽然像想起什么似的，又说：“我建议你们再订做一辆或两辆胶轮车，免得人家说你慕生忠的木车是抬进西藏的。”慕生忠听了心想，老首长虽然是开玩笑话，但可以看出他确实支持修路的事，想得这么周到。
后来，探路时真的增加了两辆胶轮车，加上两挂木轮车，共四辆车。
按慕生忠最初的想法，探路的事任启明就不要去了，找个年轻力壮的带上一帮人马，闯去吧。没想到任启明却自告奋勇地站出来要当探路队长。出于对他的关心，慕生忠泼了一盆冷水：“同志，你知道那是什么地方？外国人称‘生命禁区’，鬼门关！就凭你那‘三根筋挑颗小脑袋’的棲惶劲，我真不放心！”任启明身体长得精瘦，个头也不算高，他听慕生忠这么一讲，便倔犟地说：“瘦怎么啦？听说那‘生命禁区’瘦子最有资格通过。探路的事事关重大，别人去我不放心。”慕生忠马上反问：“我去你也不放心吗？”任启明说：
“你既然这么说，那我只有摆老资格了，论党龄，我比你长七八年哩，我说了算。”慕生忠虽是个倔性格，却倔不过这个瘦老头，只好依了他。任启明当上了探路队队长。
隆冬的一天清晨，任启明率领探路队从香日德出发。由青海牧区藏族同志顿珠才旦担任翻译兼警卫工作。探路队的阵容虽然带着明显的原始痕迹，却也十分壮观：50多峰骆驼，20多匹骡子，3匹马，70多名民工。当然还有早就在西宁订做的那两辆大木车。
后订做的两辆胶轮车还未到货，慕生忠说等做成后，随后出发。
这是一次历史性的远征。这以后仅仅不到一年时间，青藏公路就沿着他们的木轮大车轧的辙印诞生了。
慕牛忠送战友一程又一程，忧忧郁郁，依依难舍。最后不得不分手时，他对任启明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
“老任，拜托你了，你把大车赶不到黑河，就不要来见我！”
任启明回答：“只要探路成功，我死而无憾！”
木轮大车沉重地缓缓地西行而去。
日出而行，日落而息。他们不但要走路，而且一面走一面还要做测量、记录、绘图等了解地形的工作。所以，有些地方他们要走好几遍。车轮辗碎了一个又一个寂寞的太阳。这天傍晚，他们来到诺木洪，天色尚亮，他们早早撑起行军帐篷，准备在此地过夜。
任启明在十多天的长途跋涉中，双脚磨起了四个血泡，疼得钻心，此刻正坐在背包上搓揉。一个民工匆匆而至，大惊失色地说：“队长，不好了，有人闯进我们的营地来了！”说话间，就见一匹高头红马上骑着一个哈萨克大汉，还没等任启明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就有一队马群随即而来，每匹马上都骑着一个剽悍的哈萨克汉子。
他们呼啦啦一下子就把帐篷包围了，个个脸上奔腾着杀气。这时有些队员已经端起枪，准备向这些“抢劫者”开火。任启明上前制止住了，他对同志们说，在未弄清楚真相之前谁也不许开枪。那些哈萨克汉子们见队员收起了枪，便开始翻弄大车上的东西，他们只是翻弄着，并不抢劫，不像是贼子。任启明让顿珠才旦前去交涉，打探情况。顿珠才旦放下武器，畅开衣襟，昂首挺胸地走上去。他先施礼，然后才和哈萨克汉子们交谈起来。探路队的其他人都站在一旁静观，等候。
约摸过了半个小时，那些哈萨克汉子们脸上浮现出了笑容，一一给顿珠才旦和探路队的人施礼致歉，之后翻身上马，走了。
原来，那些汉子们以为解放军要围剿他们的部落，便来与其较量。听顿珠才旦说解放军是给西藏修路的，他们相信这支队伍会给西北偏远地区的民众带来福音，便撤兵了。
哈萨克汉子们走后，任启明沉思良久，他对同志们说，我们的路还很长，这里是少数民族地区，今后不管遇到什么情况，我们必须沉住气，坚持“不打第一枪”，遵守民族政策。
探路队在格尔木小憩三日，继续前行。
格尔木河成了他们的向导。谁知，刚一踏进昆仑山的门坎，这座莽山就给闯到它身边的人一个下马威。一条峡谷好像从天上掉下来似的，猛刷刷地横立面前，挡住了去路。远远看去它像大地震后裂开的一道地缝，你根本无法知道它有多长，只见它弯弯曲曲，从远山处逶迤而来，又朝远山奔腾而去。任启明站在峡谷边上，向下望去，两岸绝壁陡立，深渊急流怒吼，惊心动魄。两岸的峭壁上，有一条羊肠小道盘旋上下，单人勉强可以通过。在这条小曲线道上还可以见到一堆堆骆驼粪，显然运粮的骆驼队就是从这儿过去的。然而，它根本不具备修公路的条件。任启明带领人马走向上游十多里处，勘察到一处坡度较缓的地方。特别令他们高兴的是，这儿两岸的陡壁上有不知什么年代人工凿出来的石窝，同志们装上炸药，炸宽了路，人和马凑凑合合地总算过去了。
木轮车仍然过不去。
任启明又让队员装上炸药轰炸了一次，车还是过不去。他果断地决定：将车拆成零件，扛过了河。之后又重新组装。
三天里，他们走了不足十里路。更多的时间他们是僵在没有路的地上找路。
眼看就要攀上昆仑山顶了，在两山之间遇到了一片川地。此处地势平缓，草丛茂盛，还流淌着一条又一条雪水河，河水清澈见底。只是草地上没有牛羊，河边也不见洗衣的藏家姑娘，四处连声鸟叫也听不到。
一片死寂。
灾难降临了：拉木轮车的骡子，莫名其妙地忽然疯了似的蹦跳起来。大家上前一看，原来它的肚子胀得像一面绷紧的鼓，随时都会崩破似的。骡子蹦跳的次数越来越少，最后倒下去了，只是眼泪汪汪地望着主人，不一会儿就大口地咽了一口气，死了！
在一天内，连着死了三匹骡子。
任启明心里发毛了。照这样闹腾下去，剩下的20匹骡马也会保不住命的。探路队会因为失去骡马而瘫在半路上的。他把几个喂养牲口的有经验的民工招呼到一起，分析、探讨骡子的死因。有个姓魏的民工说：“骡子得了‘烟瘴’病，高原许多地方都流行这种怪病。”他让大家拿大蒜给骡马喂，然后把烟卷点着火，用烟薰骡马的鼻子。谁也没有想到，这种土办法果然拯救了其余的骡马。
昆仑川道被骡马的蹄子踩在了身后。
然而，死神始终伴随着探路队。
眼下，海拔4600米的昆仑山口又在难为着他们。这里是一眼望不到边的乱石滩，从来没有人畜走过。木轮大车更是无法通过。
更要命的是所有的人这阵子几乎都因为严重缺氧而染上了高山反应，一个个蔫头蔫脑，浑身乏力，脚下像拖着一座山，挪动一步都十分艰难。可是，没有一个人倒下去，大家硬撑着，轮流着抡起16磅大锤，砸石开路。走一步，喘三喘，抡几锤，歇一会儿，硬是从乱石堆中砸开了一条通道。
木轮大车的辙印弯弯曲曲、坎坎坷坷地向远方延伸……
从可可西里草原到唐古拉山口的三四百公里地面，是亘古沉睡的荒原。这里属于长江源头，是水网地带，交错流淌着十几条大小河流。这些河流，不管大河小溪，概不温柔，一条条都像魔鬼一样凶残，对踏向它身边的人不管是外国的探险家还是本国的探路队，一律狠发淫威。时值深冬，无垠的荒野呈现着一片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单一而冰冷的景象。木轮大车能否从河中通过，他们首先得设法弄清楚河水的深浅。办法只一无二，用铁锤砸开冰层去探测。他们好不容易探测到了一片浅水区，便推着大车过河。
人站在冰河中，虽然穿着高腰胶鞋，也冻得双腿直打颤。
他们夜夜都躺在冰川地过夜。
一天晚上，睡到半夜，大家都喊着被子太薄，冻得浑身哆嗦。
于是，一个个起来把皮大衣、衣服全压在了身上。没想到，仍然觉得很冷，人家都蒙着被子睡去，谁也懒得再折腾了。次日清早，同志们将头伸出被窝一瞧，帐篷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被大风卷走了，每个人身上都盖着厚厚的一层冰雪……
在可可西里还发生了这样一件料想不到的事——
在探路队忙乎了，一阵砸冰破雪后，准备赶路时，任启明的乘马不知跑到何处去了。他不能因寻马而耽误整个队伍的行动，便让大家赶着骆驼先走，他和翻译顿珠才旦，还有一个民工留下找马。
同志们虽然觉得将三个战友留在空旷的山野有些不妥，但别无办法，只好同意了。
偌大个可可西里草原，天晓得那匹马跑到了哪里？
任启明建议，三人兵分三路，朝着不同的方向去找。他约定好，谁找到马后鸣枪示号，其他两人奔着枪声会合。
马倒是很快就找到了。是民工找到的，他翻过一道土岭，老远就瞅见马在低着头吃草，一个箭步上去就抓住了缰绳。
三人立即会合。
但是，他们迷失方向了——在这根本无路的地方，压根就谈不上迷路，因为无路，辨不清方向是非常容易的事。
他们只能找骆驼的蹄印、木轮大车的辙印，但是，转了好几圈都没有找到。越转圈越找不到。
天黑了，他们还在草原上毫无目标地转着。谁也没带干粮。
这时饥寒交迫。任启明说，咱们不要走了，就地宿营。顿珠才旦有经验，他说，千万别坐下来休息，天寒地冻，人太疲乏，坐下休息一旦睡着了，就有可能冻死。任启明很感谢顿珠才旦的提醒，要不真要把命丢在这荒山野岭。于是，他们原地转圈跑步，暖和着身子，马在一旁吃着草。
第二天，他们继续赶路，找队伍。人困马乏，每挪动一步都要使出浑身的力气。到了极度饥饿时，便头晕眼花，一步也走不动了。马发疯似地撕扯着人身上的皮袄，赶都赶不开。马既是找吃的东西，又似乎是在发狠般地抱怨主人，不该让它在这荒凉贫瘠的山野受罪。顿珠才旦毕竟是藏区的人，有在这种恶劣环境里求生存的经验。他挣扎着从沙丘上抠了些枯草根，拿出随身带的半盒火柴，点燃了篝火，用搪瓷杯化了些雪水充饥。三个人喝足了，还剩了些热水，给马喝了。这点热乎乎的雪水唤同了他们的心力，身上感到舒坦些了，他们坐在篝火旁议论着明天如何赶路，追上队伍。三人一致的意见：可可西里不是有个骆驼站吗？咱们设法找到它，只要到了骆驼站，就不愁找不到探路队了。
第三天，三人又走走歇歇、歇歇走走，十分艰难地行走了大半天，终于找到了骆驼站。同志们果然在骆驼站正望眼欲穿的、焦急万分地等着他们哩！
木轮人车顺利地碾过了可可西里，直逼唐古拉山下。接着征服了唐古拉山，下桃儿九山，过安多，终于在1954年1月24日把木轮大车赶到了藏北的黑河。
任启明率领探路队归途中，在安多碰到运输总队王廷杰一伙人赶着两辆胶轮大车也去探路，他给他们交待了应注意的几件事后，鼓励说：“你们再把胶轮车赶进西藏，这条公路咱们就修定了！”
慕生忠在格尔木迎接探路队。他见到这些凯旋归来的英雄后，他们一个个都变成了“野人”，长头发、长胡子、黑脸膛，破衣烂衫……慕生忠轮流着握每一个队员的手，紧紧地握着，摇着，不说一句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