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865年离开瑞典之后，诺贝尔第一个比较稳定的住所是德国汉堡的克鲁梅尔。那时，他刚来克鲁梅尔投资办厂，生活还不富裕，他在离工厂不远的地方建了一栋平房作为他的家。在这所房屋内，最重要的设施却是实验室。他在这里断断续续地工作和生活了八年。
诺贝尔的第二个相对稳定的住所是在苏格兰的一处荒僻的海滨阿迪尔。也像在克鲁梅尔一样，诺贝尔在阿迪尔工厂附近建了一栋作为住所和实验室的平房。普法战争期间，诺贝尔一直工作和生活在这里。
诺贝尔的第三个相对稳定的住所在巴黎。那时，诺贝尔成为巨富。他在巴黎富人区的马拉可夫大街购置了一栋豪华的寓馆，同时也在这里设立了实验室，聘请了助手和男女仆人。他曾在这座公馆内筹措他的公司和工厂的发展计划，继续进行各种新发明的实验研究，同时也处理那种没完没了的专利和商务纠纷。可是一段时期后他觉得那里设置的实验室太小，所以在1881年在离巴黎不远的地方塞夫兰又建造了一所实验室。
诺贝尔在巴黎的寓馆断断续续工作和生活了十八年，这些年是诺贝尔一生愉快的时期。他在这座公馆内会见法国上流社会的各种人物，举办他感兴趣的各种沙龙，招待从俄国和瑞典来的亲友，向他的妈妈和其他亲友汇款和寄送各种礼物。在巴黎期间，流传着不少有关诺贝尔的轶闻趣事。有一次，被他聘为厨娘的一个法国姑娘告诉他，说她要辞职去结婚。富于同情心的诺贝尔问这位法国姑娘要他送点什么结婚礼物。这位聪明而机灵的法国姑娘提出：别的都不要，只想要“诺贝尔先生本人一天所挣的钱”。这个请求可难倒了诺贝尔，因为诺贝尔本人也不知道他一天挣多少钱。然而，诺贝尔是一个答应了的事就一定要办的人，于是他经过几天计算之后，算出他一天大概能挣四万法郎。这样，他就把四万法郎作为结婚礼物赠给了那位姑娘。据说这笔钱在当时仅靠利息就可以让这位姑娘舒服地过一辈子了。
后来，诺贝尔因将炸药的专利权转给别国，惹起法国的不满，于是被逐出境外。1890年4月他在给亲属的信中说：3月初巴比和弗雷西在国会中开始辩论。巴比办理此事不当，因而遭受应得的谴责。但是不幸的结果是法国政府凭借专卖，禁止我制造甚至是最少量的炸药，不允许我用任何一种军器进行射击试验，这纯粹是一种诡计。但是他们恐吓我，要把我拘禁在要塞中，这将更会损伤我的消化力，我不能抗拒禁令。可喜的事是陆军部长在禁令未颁前几天亲自写信向我索取炸药样品。我的计划因不能在塞夫兰工作被完全扰乱。我对一些很有趣的问题进退两难，只好将它们放置在一边。把试验室搬到国外，需要耗费大量资金，完全不是容易的事。
当时法国报纸猛烈攻击他，于是他离开这个国家，定居在意大利圣雷莫。他在那里建起华丽的试验室和一所别墅，还建有一处伸向海洋进行实弹射击的大型试验场，命名为“我的安乐窝”。不过这处住所诺贝尔在后来也只是在冬季才到这里居住。
1894年他又购买了博福尔斯的工厂，后来他将柏格博一所旧庄园加以修葺，预备在那里终老。关于装修的事，他托付给他的侄儿海尔马·诺贝尔。
诺贝尔在这里工作和生活的时间并不长，只是在他去世前几年才偶尔在夏季来这里居住。1896年，诺贝尔去世后，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他的住所在哪里？法国、意大利还是瑞典？最后确定为博福尔斯。这个结论除法律方面外，从感情方面来说也是符合事实的。阿尔弗雷德·诺贝尔和同代的许多人一样，自认为是四海为家的人。虽然他没有考虑这个问题，但他地地道道是一个瑞典人，不过他可以说是一个世界公民。诺贝尔最后扎根在他出生的土壤上，就是为了这个缘故，他在国外感到无家可归。这无疑是一件怪事。他自从九岁离开瑞典后仅偶尔回来过几次，全部生涯都是在外国，如俄国、德国、法国、意大利度过的，但是他在这些国家总觉得生疏，而对瑞典却保持着真挚的感情。
他同情地密切注意瑞典的文学和文化，家乡发起为科学事业募捐时，几乎常常有人请他援助，很少有人会失望。瑞典侨居国外的人也常常向他求助，他是一位保护人。
他愿埋骨本国国土，尽管他有世界为家的想法，但仍倾向瑞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