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开篇中我就一直叫苦，苦在采访邹本兴难。这里所说的难，倒不是因为他整天忙，逮不住他人，而是掏不出他心窝子里的话。你想，一部十几万字的长篇报告文学，没有对主人公内心世界的深刻开掘，没有对其精神阵痛和心灵磨难的渗透与传达，是难以感染读者的。办学十几年，邹本兴方方面面并不顺利，我想让他痛痛快快地诉诉苦，但始终达不到目的。比如我问他，你办学，除了奉献社会造福人类，解决贫困农村缺医少药的问题等目的以外，还有没有其他个人目的。另外，有没有人不理解，有没有人误认为你发了大财，尤其在你们一起同甘苦、共患难的老同志们中间。对我提的这些问题，邹本兴基本不展开谈，但他的表情告诉我，有些话，被我言中了。于是我决定改变战术，迂回到干休所，采访熟悉他的部分老同志。
我首先采访了邹本兴所在干休所的领导，他们给我讲了一些邹本兴本人从没讲过的故事。
半夜三更，邹本兴用电话把孙宝太叫到家中，问他：“老孙，咱们在一起办学，做没做过对不起天地良心的事？”孙宝太说：“没有，绝对没有。”邹本兴说：“好，你回去睡觉吧。”
邹本兴和几个老同志私人办大学，在干休所引起过不大不小的风波。
开始，邹本兴没想办多大规模的学校，只是想办个医训班，招几十个人，学期两年，如果赢利了，可以拿出一部分钱来给干休所的老同志们解决点福利，所以他的第一方案是在干休所办，结果管委会的老同志大部分不同意，而且提了20多条意见，邹本兴只好到外面去办学。当时，邹本兴想，到外面去可能麻烦会少一些。老干部办大学当时在干休所是个新生事物．能不能办起来，将来办成什么样的规模，在社会上能产生多大的影响，包括邹本兴自己心里也没多大谱。只是想干一件事，大部分老同志都支持邹本兴，觉得老同志退下来闲着也是闲着，有能力为社会做些事情，何乐不为？有的老同志则不这样想，认为既然休息了就好好在家休息，干吗要出风头？在家养鸟种菜逗孙子打麻将，不是挺滋润嘛。
冀联医学院说办就办起来了，而且规模越来越大，尤其是1992年盖起第一座大楼以后，有些老同志估计不足，没成想邹本兴“发”这么快。个别人转变了对邹本兴的看法，认为他办学的目的是为了赚钱，既然学校大楼都盖起来了，邹本兴他们几个联合办学的人，恐怕腰包里早鼓起来了，不然早出晚归地折腾什么？
邹本兴和陈丕海、孙宝太等老同志商量，学校办起来了，是不是给老战友们表示表示。如果都在家闲聊天打麻将，踏踏实实安分守己地享受离休后的工资待遇，大家你好我好，相安无事，但现在我们干出事业来了，难免会有人心理不平衡。再说，学校办起来了，毕竟也与干休所和老同志们的支持有关，对他们有所表示，还在于和大家联络感情，便于和大家和睦相处。邹本兴的提议得到了大家的响应，也很快付诸了行动。
在孙宝太家采访，我发现了一张“冀联医学院1988年至1997年赠送干休所钱、物备查表”：1988年春节送干休所收录机一台，价值400元；
1989年春节送慰问金3000元；
1990年春节送木耳150斤，价值3200元；
1991年春节送花生米2000斤，价值3000元；
1994年重阳节送慰问金6000元；
1995年春节送慰问金30000元；1996年为干休所司机打伤群众代赔6000元；1997年春节送慰问金20000元。
从这张表上看，“冀联”除了开办当年和贷款建校经济困难的1992年和1993年，没给干休所“表示”以外，其它年份或钱或物都没落空。邹本兴这样做不仅仅是为了赢得民心，而是觉得老干部们不容易，干休所也没什么福利，能帮大家解决一点是一点。此举在干休所引起一些反映，大多数老干部是感谢邹本兴，认为邹本兴办学成功没忘老同志，东西多少，是那么个意思，和邹本兴比较要好的老同志对他充满了理解，知道他办学的甘苦，鼓励他把学校办好就行了，其他不要顾及太多。
但邹本兴送钱送物，也引起了不同的反映。
有人说，邹本兴这样做，是收买人心，自己捞够了，弄点小恩小惠来堵别人的嘴。
有人说，邹本兴变了，钻到钱眼儿里去了，共产党员、老八路的作风都丢光了。
干休所领导对邹本兴的做法给予肯定和赞扬，并在所里进行宣传。邹本兴每年送来慰问品，所里的干事就写在黑板上，大部分老同志都高高兴兴地来领慰问品，并一再说感谢邹本兴，个别人却说：别上邹本兴的当！言外之意，那慰问品就是糖衣裹着的炮弹。
邹本兴向干休所提议，以后再送慰问品，别张榜公布了，那样会引起一些人的误会。干休所采纳了邹本兴的意见，以后就不动声色地把慰问品送到每家每户，但还是有不愉快的事情发生。有一年，邹本兴给每家送了几斤海鲜，其中有一个老干部为了表示自己的“拒腐蚀，永不沾”，把邹本兴送来的海鲜又送了回去。这件事后来被邹本兴知道了，开始他有些不相信，等他相信了以后，关着灯，在黑屋子里叹了好大半天气。他不明白，当年出生入死患难与共的老战友，风风雨雨并肩战斗几十年都走过来了，不曾有过不能谅解的事，为什么办了一所学校，就把人与人像一堵墙似的隔开了呢？
邹本兴为此事痛苦不堪，想跟老伴聊聊，又怕老伴生气，在屋里黑着灯来回踱步。过了一会儿，他打开灯，给孙宝太家拨了一个电话，他一看表都11点多了，但他还是要孙宝太来一趟，这是他的习惯。有的时候睡不着觉，半夜三更，他也可以打电话让孙宝太来一趟。在职的时候，邹本兴一直是孙宝太的上级，有些时候是顶头上司，孙宝太对邹本兴毕恭毕敬言听计从随叫随到。在一起办学，这种作风又延续了下来。不一会儿，孙宝太敲门了，他以为有什么要紧的事，路上走得有些慌张，脚给崴了一下。结果邹本兴却说，没什么事，想找你随便聊聊。邹本兴闷了一会突然问：“老孙，你对我这个人有什么看法，说给我听听。”孙宝太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在一起这么多年了，怎么问起这话来了？”邹本兴接着反问：“咱们在一起办学，做没做过对不起天地良心的事？”孙宝太十分肯定地说：“没有，没有，绝对没有！”邹本兴看了看孙宝太，说：“好，你走吧，我可以睡觉了。”孙宝太有些莫名其妙，想再问点什么，邹本兴笑了笑说：“老伙计，睡觉去吧。”
孙宝太走了，而邹本兴却没睡着觉，他失眠了。以前的生活规律是：晚7点准时看《新闻联播》，有时和小孙子下一会儿军棋，有时和家里人聊聊天，9点钟坐在台灯底下安排第二天的工作，10点钟准时上床睡觉。但他今天破例了，围绕着究竟是不是为了赚钱而办学的问题，他想了很多。
办学前几年，包括院长在内的工作人员，每人每月60元，如果真是为了赚钱的话，这点报酬简直是杯水车薪。说实话，一起办学的老同志，谁口袋里也不缺这点钱，就是这每月60元的微薄报酬，邹本兴也没领过一次。主管财务的副院长孙宝太知道邹本兴家并不富余，每月都动员他按时领工资。邹本兴说：“跑不了，先在你那儿存着吧。”1988年初，邹本兴的大儿子结婚，孙宝太考虑到邹本兴用钱，就把他半年的工资360元钱装在口袋里，坐公共汽车给他送去，结果一下车，孙宝太发现钱被小偷掏走了。孙宝太急得团团转，嘴里不住地骂小偷：“这王八蛋，偷谁的钱不行，偏偏他妈偷我的。”邹本兴知道后，很幽默地说：“这小偷挺有正义感，认为这钱不该让邹本兴拿回家。”
大学校长一般都有自己的“校长基金”，邹本兴的“校长基金”是自己的工资，剩余的部分捐给了灾区和希望工程。办学十几年，他没往家拿过一分钱。
在大学里，都有一笔用于奖励优秀学生、补助贫困生和办公杂用的特支经费，占学校年收入的5%，由校长统一支配，俗称“校长基金”。
“冀联”自创办后，也有人提出按一定比例抽出部分收入作为“校长基金”。邹本兴说：“学校刚起步，急等用钱的地方很多，就不专门设立校长基金了。”但在“冀联”，还真有一笔特殊的“校长基金”，它就是邹本兴的工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