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自古不问出身，出腿才见两腿泥。“冀联”学子不带任何“民办”的痕迹，实习、就业成为“抢手货”
“冀联”的办学方向是面向农村，面向老区，面向贫困边远地区，目的是为农村培养“留得住，用得上，过得硬”的乡村医生。应该说在这之前，还没哪一家国办或民办大学开创这样的先例，这样定位是否明智呢？还要看结果。“冀联”学子的就业率是90%以上，而且是自谋职业，各自实现其价值。所以，这个百分数的得来，就显得尤为不易。“冀联”的实习基地分散在石家庄的省市各大医院，另外每年还有四五十名学生在北京的各大医院实习，这种待遇，有些国办医学院的学生都享受不到。为什么？不是“冀联”门路宽，也不是学校领导们神通广大，而是“冀联”的学生学习成绩优异，医德医风高尚。“冀联”创办以来，每届毕业生实习都会成为“基地”医院的抢手货。我在“冀联”实习“基地”采访，不管是院领导，还是科主任、普通医生，对“冀联”的学生评价都很高。一是这些学生都很虚心好学，善于钻研，遇事打破沙锅问璺（问）到底；二是朴素勤快，有责任感，吃苦精神强，一些国办大学的学生不愿于的脏活累活，他们都抢着干，抢着替医生值班；三是文明礼貌，尊重老师，比如，给医生倒水，递毛巾擦汗，说话彬彬有礼，举止落落大方．，一位外科主任对我说，“冀联”的学生第一次来实习的时候，我持有偏见，因为在这之前，还没有民办大学的学生来大医院实习，在我们印象当中，民办大学的学生素质都很差。入学之前，都是高考落榜生，再就是一些民办学校办学的目的大都是为了赚钱，教学质量低，更不注重素质教育。所以，“冀联”的学生来医院实习，我有抵触情绪，等实习几个月下来，我的看法转变了，他们似乎很注意“冀联”的整体形象，他们一点也不为自己是民办大学的学生感到自卑，很愿意显示自己的实力，敢于与国办大学的学生较量，看看到底谁有本事，这一点让我非常佩服。
我想这就是“冀联”学子的个性，就凭着这种个性和综合实力，他们扭转了社会上特别是医学界对民办高校学生的偏见，实现了自身价值，确定了自己的位置。据不完全统计，13年来，从“冀联”走出的学子，有100多名被北京、河北各大医院留用；有60名当了全国各地大小医院的院长、副院长、科主任；有上千名当了农村个体诊所的所长。
北京是中国的首都，这里名医辈出，医院如林。短短的几年内，从“冀联”走出的学生中，竟有60多人活跃在12所医院，从事着医师、护士工作。北京红十字会急救中心，是一座与国际红十字会接轨的医疗机构，这里就有“冀联”毕业的21名学生，“中心”内设的10个科室中，有8个科室主任是“冀联”的学子。时任ICU病房主任的任新荣同学，负责操作美国惠普公司的X心电监护仪，全自动心脏除颤仪，自动降温塔等高精度仪器；霍明利同学曾做过院长助理，后来进修了血液透析，改做急诊工作。在北京三路居医院工作的有许忠有、吴彩直、于秀菊，这三位同学也是该院独当一面的技术骨干。
我在采访中了解到，“冀联”留京工作的60名同学，无一是北京人，但其中有6名同学已在北京结婚安家，有的找了北京妻子，有的嫁了北京丈夫。这也从另一方面证明了“冀联”学子的实力。
张健康——一一个人救活了一个医院
邯郸市峰峰矿区通二矿医院坐落在驰名中外、风景秀丽的响堂山西麓，医院的规模虽然不算大，外观也并不华丽，但无论是医务人员的技术水平和素质，还是医院的管理和设备，以及所创造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在峰峰矿区所有的几十家县级医院中首屈一指，竞争力最强，这家医院的院长就是冀联医学院毕业的89级学生张健康。
1972年，17岁的张健康参加了矿务局举办的中专医训班，毕业分配到通二矿职工医院，跟一位老主任学习耳鼻喉科专业。在临床实验过程中，他发现自己极需要充充电，当时他已经32岁，到哪儿去充电呢？这个年龄，上正规的大学是不可能了，而花钱随便进一家学校，又怕白浪费几年的时间什么也学不到。就在他犹豫的时候，他从《河北广播电视报》上看到了冀联医学院的招生广告，一看是部队离退休老干部办的，他没跟任何人商量就报了名。当时正是“冀联”创办的第一年，学校虽然条件十分艰苦，但客串的老师却都是有名的专家教授，教学质量非常高，而最有特色的是学校的军事化管理，使学校学习空气浓厚，秩序井然。他在适龄青年的时候就想当兵，只是那时候当兵走后门太厉害，青年人都想往部队里钻，自己也没捞着机会，没成想32岁了，却过上了准军事化的生活。在校期间，院长邹本兴亲自提议他当学生会主席，主要是看着他在126名学员中年龄最大，再就是手脚勤快，他每天早晨比别人提前半小时起床，把几条长长的楼道打扫得千干净净。有人讽刺他，你是学雷锋来了，还是上学来了。他说，我学雷锋上学两不误。三年的时间，他的医学理论和实践知识长了一大截，尤其是在耳鼻喉科领域的长进，为走上工作岗位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89年，张健康毕业后又在河南医大附属医院实习了一年。之后，他回到二矿医院，这时，正赶上老主任退休，院里决定由他担任耳鼻喉科主任。这期间，他利用在学校学到的专业知识，成功地做了多例耳科鼓膜成形手术，这在当时邯郸地区医学界尚属空白。1992年5月，张健康担任了业务副院长；1996年8月，又被任命为职工医院院长。当时院里各科主任都是正规医学院的毕业生，只有他是民办大学的学生，有些人嘴上虽然不说，心里却不大服气。也有人认为，你张健康业务是有两下子，但领导能力、管理能力究竟怎么样，这些可不是民办学校教出来的。张健康心里有底，在“冀联”学习三年，他学到的不仅仅是专业知识，还从邹本兴等老同志们身上学到了艰苦奋斗的精神和雷厉风行的作风以及科学管理的经验，这些都是在别的学校学不到的。
张健康上任伊始，由于全矿处于亏损状态，医院也受到影响，经济效益不景气，奖金得不到兑现，困难时连工资也发不出，全院上下人心涣散，许多人要求调离，医院几乎要散摊子了。张健康上任以后，立即着手进行改革，他烧的第一把火就是大刀阔斧地精简整编。过去院里人员勾心斗角，互相扯皮，科与科之间和科室内部闹不团结，影响了正常工作和医院的声誉。张健康去粗取精，精兵简政，由原来的全院300人减至150人，床位200张减至120张，并把医院大胆地推向市场，接受市场经济的考验。
张健康的第二项措施是实行新的核算制度。一方面在各科室实行岗位工资和收支联挂，自负盈亏，多创多得，少创少得，极大地调动了全院各科室创收增效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他大胆放手，鼓励业务水平高的医生走出医院，到外面应聘出诊。这样一来，既增加了经济效益，又在社会上扩大了知名度。他推行的第三项措施就是引进设备，更新换代。医院先后引进了东大阿尔派-2000型CT机，美国惠普-100型心腹两用B超机，脑电地形图仪，心电图仪，X光机等新型检查设备，以及血稀治疗仪、手术电刀、麻醉治疗仪等医疗设备，共计16台，价值300多万元。这些设备技术的引进，使医院的临床诊疗水平有了极大提高，目前在矿区十几家医院中处于领先地位，尤其是诊断符合率，其他医院根本无法抗衡，使医院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站稳了脚跟。另外，张健康还十分注重人才的培养，他认为医院要更好地向前发展，最重要的就是人才，所以，医院要建立人才竞争机制。几年来，他陆续派出业务骨干到北京、石家庄、邯郸等地进修，使全院各科的医疗服务状态得到了改观，并相继开展了脑外、胸外、骨外的治疗项目，和心血管疾病等老年病特色门诊，年收入达300多万元，人均创收2万多元。就这样，在矿区医院多，竞争激烈的情况下，张健康带领职工医院走出了困境，并连续三年被评为先进单位。
张健康救活了一个医院，干出了成绩，使不服气的人服了气，服气的人更佩服，更高看一眼。有记者采访他，有同行向他讨真经。他说，这些本事，都是我的母校——“冀联”给的，三年的时间，它给我的不仅是知识和技术，更重要的是精神和信念，这是我一辈子受之不尽的。
张健康没忘记母校，没忘记恩师，没忘记给他谆谆教诲的邹本兴院长。每次到石家庄，不管是公出还是私访，他都要到“冀联”看看，隔三岔五就给邹院长打个电话，聊起来就没完没了，他爱人诉苦说：“我们家的长途话费都是打给石家庄的。”
刘群——年轻的女院长，不孕不育症的克星
采访刘群，费了一些周折，据“冀联”提供的线索是石家庄市石岗医院副院长。这家医院不好找，等找到了，一问，人家说刘群在几个月之前就调到桃园医院去了。给我们开车的司机对石家庄市区路不熟，走了不少冤枉路，等找到了，也十点多钟了。
刘群看上去有30多岁，中等身材，略显消瘦，说话稍有点天津味儿。当我说出自己的判断时，她很开心地笑了，说：“你这耳朵功能不一般，算你猜对了，我小时候是在天津长大的，但口音早改得没天津味儿了。”她见我也善幽默，最后一句干脆说纯天津话，于是，我就接着跟她逗：“天津人哏儿，说话好听，要不怎么叫京油子卫嘴子呢。好，现在该审问你了，你就有嘛说嘛吧。”
因为说半生不熟的天津话，使我们没有了陌生感，所以，刘群说起来也无拘无束。
1987年对我来说是最难忘的一年，我高考落榜感到灰溜溜的。领到通知书的同学请我去吃饭，我说头疼，然后自己黑着灯，一个人在屋里流泪。流完泪，觉得还是无法排遣内心的痛苦，就弹钢琴，弹的都是忧伤的曲子。妈妈进屋了，把灯打开，然后递给我一张报纸，她说那上面有冀联医学院的招生广告，是部队离退休老干部办的，让我考虑是否报考。我的父亲母亲都是企业的领导，对我们从小就灌输管理方面的学问，看样子想让我长大了继承他们的事业。我自幼爱好音乐，想上一所正规的艺术院校，将来在声乐或器乐上有所发展。父亲爱好音乐，精通各种乐器，但他不主张我把音乐作为事业追求，作为业余爱好还可以。我的第二理想是当白衣天使，通过自己的技术去为别人解除痛苦，所以，看了妈妈送来的广告，我动了心思。当时我也做了两手准备，如果学校不理想，马上退学，反正自己还年轻，学什么都来得及。入学之后，我心里还是嘀嘀咕咕的，院领导都是一帮老头儿，说话满嘴的胶东口音，能办好一所大学吗？那是“冀联”创办的第一年，学校的环境也实在太艰苦，教室和饭堂不分家，上完课，就在课桌上吃饭，收拾完残羹剩饭，又接着上课。让我最受不了的就是每天出早操，院长们一个不落地站在操场上，一圈一圈地跟着跑。天爷，这哪是上学，这不是当兵吗？我有了退学的念头，跟爸爸一说，他来了精神，非要跟我到学校看看去。爸爸在学校溜溜儿看了一天，又跟邹院长交流了好多话，回来跟我说：“刘群，这学咱上定了。走着瞧，说不定你将来能弄个院长当当。”
1990年毕业后，我被分配到西三庄卫生院工作。工作一年之后．我感到自己学到的东西有点施展不开，就把想法和邹本兴院长说了。邹院长问我，你以后打算在哪种专业上发展？我毫不犹豫地说：妇科。没过多少天，邹院长就把我介绍到石岗医院学习治疗不孕不育症。走之前，我干脆办了停薪留职。这家医院是治疗妇女不孕不育症专科医院，我一边学习一边向老大夫请教，技术水平提高很快。1993年我被聘为该院院长助理，一年以后，任命我为业务副院长。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报告，到20世纪末，不孕症竟同心血管疾病、肿瘤一起，成为威胁人类的三大疾病之一。于是，院领导决定，重点发展不孕不育症专科，同年，引进了世界首创高科技产品——妇科诊疗自控仪。此仪器的引进，提高了不孕症诊断的准确率和受孕率。这对宫腔疾病不育患者，确实是福音。经过一年多的理论研究和临床观察，我写了一篇题为《妇女诊疗仪配合中西药物治疗子宫性不孕的临床观察》的论文，并被省级刊物采用。论文发表后，我在激动之余，就是首先把论文寄给邹院长看看，邹院长看完论文后，马上给我打电话表示祝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