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不是那个意思,她就是想让我陪她说话,半夜三更的,我不太情愿又无奈地坐了起来说:那说话吧。这几年,我一直在想这样一个问题,什么是贵族的标志?我说的标志不同于十九世纪以前的解释,而是一种接近当今社会符号类型的标志。比如你看到某个商品的商标符号,一眼就知道是什么牌子。比如某一群体,像红十字协会,绿色环保组织,球迷眼中的俱乐部标志;再比如,有的社会阶层,长头发大胡子大多是搞艺术的,而留着硬挺挺的寸发的胖男人一般都是小老板。贵族的主要标志是什么?有的时候是这样,你只有觉得自己是这个群体中的成员——或者接近了这个群体,自认为是这个群体中的成员时,你对你所具有的这个群体的标志才十分看重。就像一个单位要发工作证,一个团体要发会员证,一个学校要发学生证,甚至一个患者要发医疗证一样。尽管那些证件在具体的人中,几乎很少体现应用价值。贵族不需要发证件。如果你设想有几个贵族发起一个组织,先不说这个组织是否能够成立,即便成立起来了,给你发一个证明贵族身份的证件,这种想法一定很荒唐,因为贵族是一个不需要任何外在东西来证明自己的群体,如果,你一定要搞一个证件,那样就没人相信你是贵族了。——我说的贵族标志不是证件,也就是说,不是外在的东西,而是内在的,大家一看就承认的东西。至于这个东西究竟是什么,我一直没想清楚。
蒋丽平下午给我打来电话,她说,我听说你的别墅要维修,要不要我去看看。
我懒散地问她,你是怎么知道我的房子要维修?蒋丽平说你别问了,就说有没有这回事吧?
我说等秋天吧,夏天的潮气大,不适合粉刷油漆。
蒋丽平说那可不一定,她还说什么什么大厦和什么什么酒店正在装修。蒋丽平还特别强调:“你看问题应该不同于老百姓。”蒋丽平说的老百姓这个词谁都懂,她说的意思我也明白,只是,表达算不上准确。
贵族的标志之一是不是应该与众不同?
与众不同首先就应该与蒋丽平不同,所以我问她:“你的意思是,我应该在现在维修房子?”我从不把我的别墅叫别墅或者故意读成别野。我只叫它房子,我想在英语或者法语中,叫大屋或房子更好一些,不俗气。
对呀,蒋丽平兴髙采烈地说,你真是与众不同。
我说我想是的。
“我明天过去怎么样?”
“我看还是秋天再探讨这个问题吧。”
蒋丽平还想说服我,我说我得放下电话了,我还有别的事。
“那,一会儿我给你挂电话。”
我说我得跟你说清楚,在秋天到来之前,我不想讨论这个问题。
蒋丽平并不觉得不好意思,她说没关系,你什么时候想起来,别忘了我就行。
李司走过来,将手放在我的肩膀上:“谁的电话?”
“蒋丽平。”
“蒋丽平是谁?”
“搞装修的。”
“你不是因为我才推辞的吧?……秋天?我想我住不了那么久。”
我笑了,我说不是你的原因。
李司说:“你这家伙,本来我正感动着呢,你一定要戳破它,连可怜的一点幻想都不给我。”
我说你不要幻想,你是个实际的人。
“我怎么会给你留下这样的印象?”
下午我必须得出去,如果李司不来,我完全可以坚持几天,李司来了就不同了,我必须去买一些食品、洗浴用品以及与女人相关的日用品。买东西的时候,我突然发现了自己与以前的细微差别。我变得不自然和不自信了,仿佛身上背负了一个重物。事实上,我身上没背负什么,准确说是心理上背负了东西。可心理上是指哪里?有一次,我和津子围在一起聊天,津子围说,在安静之中可以听到心灵深处的声音。我问他心灵是什么?他说这话问的,心灵就是心灵呗。
我说我知道你的意思,大家都常说心灵,可谁能说清楚心灵在哪里?在心脏周围?津子围愣愣地瞅我,不知道如何回答。在大脑里?我继续问,不依不饶。他说也许吧。可为什么叫心灵呢?津子围想了想,说:“不知道。”
那么,心理是什么?
姑且还用心理吧。我所以有了微妙的心理变化一定是李司带来的,也就是说,如果李司没出现,我来超市买东西就不会觉得不自然,我的行为像给“罪犯”补充给养,在买东西的过程中,我觉得监视镜的镜头在时刻跟踪着我,看见穿制服的人我都觉得紧张。
其实,我已经说服了自己,我不知道李司是逃犯。一般说来,我们总是把不好的事情往底线考虑,也就是从最坏处往回想。我接待李司最坏也坏不到哪儿去,因为我不知道李司是在逃犯。即便李司供出“她已经跟我说了”,我也可以找借口搪塞、可以不承认的,我可以说我以为她在开玩笑。我甚至可以提出这样的反问:有人对你说他杀了人,你就肯定他杀人了吗?关于刑法犯罪构成的四个要件我还是熟悉的,我的行为在目前还构不成窝藏或者包庇方面的罪行。……当然,如果有司法机关来询问我,我再隐瞒就是另一回事了。同时,我相信这样的事情不会出现,原因是,既然李司已经到了我家,说明司法机关没跟踪她,不然,她是不能顺利地到我家的。如果司法机关已经发现了她,他们就会直接抓她而不是通过我来调査,所以,从最坏处说,我也不会遇到什么麻烦。问题是,尽管我知道我没麻烦,为什么我还会有这样不安的心理?一一理是个古怪的东西。
从超市出来,我鬼使神差地给津子围挂了一个电话,打通了电话我又有些后悔。
“我在珠海。”津子围说。
“是呀,珠海下雨吗?”
“没有,天气预报说下雨,实际没下。……有事吗?”
“没事,就是有日子没联系了。”
放下电话我才松了一口气。为什么突然想给津子围挂个电话,大概我感觉到了孤单和无助,孤单和无助并不是你一个人的时候才有的,在热闹的大街上有很多人,并不是我一个人,我说的孤单和无助是心理上的(我又用了心理),这也是一种潜意识,是因为李司而引起的,是自己把一种担心和恐惧在心理上放大的结果,尽管这个心理与事实上的外在社会没关系,也就是说,法律在社会和心理上是不同的东西。也许更多的人是被心理的法律所约束的,比如说,违法的并不一定被处罚,违法者和违法后受到处罚的比例占多少?有很多人违法而没被处罚,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另—方面,更多的人经历的是心理违法的体验过程,这两者之间一定是倒置的比例关系。
心理不安就会本能地寻找依靠,找朋友述说也是一种心理解脱方式,并且误以为自己增加了同盟,其实这也是错误的判断,同盟增加的同时也增加了危险。好在我没跟津子围讲这些,即便津子围不出卖我,他也会感染了我的这种不安的情绪,不安是一种传染性很强的病毒,据说在显微镜下,很多病毒的颜色都很美丽。
和津子围相识也是在一个雨季。我们是在高尔基路上一个叫“KER”的酒吧里见面的,那是一个墨西哥风格的酒吧,背景音乐的节奏很快。其实在见津子围之前,我已经知道了他的名字,看过他的小说,我印象深刻的是《持伪币者》和《拔掉的门牙》。他的小说写得诡秘而坚硬,具有顽强的叙述控制力,还游弋着一种苍凉的悲天悯人的情怀。当时,我可以完整地背诵他小说的结尾:“……每天,世纪街人来人往,在我心里留下的触目惊心的记忆与这条热闹的街没有什么关系,我这样想,有些事如同夜晚拍死在墙上的一只昆虫,第二天经过太阳一晒,连痕迹都没有了……”他的小说符合我当时的心境,所以,我记忆深刻。在那些日子里,也突发了认识他的好奇心。我是在约了他几次之后,才在细雨蒙蒙的天气里与他见面的。
我见津子围后说的第一句话是:你的小说就放在我的枕头边。
我想我这样说,他应该有受宠若惊的表情,有表示谦虚的话,比如说“哪里哪里”也行。
津子围却坦然受之。
我是注重第一印象的人,应该说,第一次感觉中,津子围并没有给我留下好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