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他拉氏(1875~1900)，清德宗载湉妃子。父长叙，官户部右侍郎。公元1894年晋封为珍妃。谥号“恪顺皇贵妃”。她一生遭遇悲惨，为朝野所同情。
姊妹进宫独受帝宠
珍妃姓他他拉氏，满洲正红旗人。家庭显贵，颇有文名。她的祖父为陕甘总督裕泰；父长叙，曾官至户部右侍郎；伯父为广州将军长善。珍妃幼年曾跟随伯父在广州生活，所以她在入宫前接触、了解了许多新的东西，这些经历使她与别的满洲贵族小姐有所不同。珍妃在广州时，她的姐姐瑾妃也同时在广州。姐俩性格完全不同，瑾妃性格内向，珍妃性格外向，热情活泼，聪明伶俐，学什么都比瑾妃快。珍妃的伯父非常重视文化知识，特地聘请了当时很有才华的文廷式(光绪进士，翰林院侍读学士)来教授两位侄女学习。珍妃姐俩学习刻苦用功，经过几年的努力，珍妃不但诗词文章大有进步，而且琴棋书画无一不晓。
珍妃在广州时，她的大哥志锐和二哥志钧也随伯父在广州生活，他们与珍妃的老师文廷式常在一起研究时事，探讨学问，颇有文名。珍妃的长兄在光绪六年(公元1881年)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官至伊犁将军；次兄在光绪九年中进士，亦授翰林，官至正黄旗满洲副都统。珍妃在广州生活了十年左右，才随伯父返回北京。
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年)，光绪帝已经18岁，皇室选秀，珍妃姐妹作为被选中的秀女，在与家人的痛哭声中进了清宫。之后，是从五名秀女中选出皇后。在这幕宫廷活剧中，珍妃姐妹侥幸拿到了荷包，被选为妃，成为光绪帝一后两妃中的两妃。
光绪十五年(公元1889年)正月，光绪帝举行大婚，正式册封长叙的两个女儿为瑾嫔、珍嫔。到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逢慈禧太后六旬庆典，姐妹俩被晋封为瑾妃、珍妃。
珍妃入宫后，因为她较皇后和瑾妃年轻几岁，而且天真活泼，聪明伶俐，长得也比皇后和瑾妃漂亮，因而深得光绪帝的宠爱。珍妃平日住在景仁宫，但常和光绪帝同居养心殿，常一同吃饭。珍妃每天早上给慈禧太后请安后就回景仁宫，任意装束。她喜欢女扮男装，常与光绪帝互换装束，居然是一位美少年。珍妃还能歌善舞，“擅长书画、下棋，双手能写梅花篆字”。她的这许多优势，自然博得光绪帝的喜爱。光绪帝退朝后经常临幸珍妃的景仁宫。当时作为一朝天子的光绪在政治上不能独掌政权，受到以慈禧为首的顽固派的压制，生活上也受到慈禧太后的严密控制和虐待，心中非常烦恼。现在能有珍妃陪伴，心中自然很高兴，同珍妃在一起使他忘却了许多烦恼。
慈禧太后本来也很喜欢珍妃，常让她在旁侍奉批览奏章，她在一旁看一会儿，便能领略奏章的要领，预料太后将做如何批示。但在利益和权势的天平下，慈禧改变了态度。由于光绪专宠珍妃，自然冷落了慈禧选的皇后、也是她侄女的隆裕，她自然迁怒于珍妃，于是不时找茬打击。按宫中惯例，妃子不能乘八人轿，光绪帝特赏给珍妃乘坐，慈禧见了，大光其火，搬出祖宗家法把珍妃狠狠训斥了一顿，并下令将轿子摔毁。光绪帝得知后十分不高兴，为此隆裕皇后在光绪面前说珍妃的坏话，光绪帝怒斥了她。这件事传到慈禧那里，慈禧以为这是珍妃受宠之故，更是恼恨珍妃。又有一次，光绪用库存的珍珠、翡翠串制珍珠旗袍一件，让珍妃穿了在御花园散步，正玩得高兴时，被慈禧撞见，她痛斥了珍妃，并让随侍太监立时扒下，回宫后还打了珍妃三十竹竿子。慈禧与珍妃和光绪之间的隔阂越来越大，矛盾越积越深。
为了寻求精神上的寄托，珍妃和艺术交上了朋友。虽然慈禧也曾请宫廷女官缪嘉惠教她画画，但她仍不满足。当时摄影术已传入中国，但在宫中是被禁止的，认为照相机是“西洋淫巧之物”，照相能“伤神”，照相多了会“损寿”。然而珍妃却非常喜爱摄影，她在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前后，暗中从宫外购进一架相机，背着慈禧太后在她的住所景仁宫偷偷地研究起来。平时珍妃不但给自己照，也给别人照，教太监照，也教光绪帝照。珍妃平时就喜欢穿男人的衣服，因而照了许多化装照。其中一幅照片是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在中南海拍摄的。后来被慈禧无意中发现，大加申斥。这并没有阻止珍妃对摄影术的追求。此后，她又私下拿出积蓄，命身边一个姓戴的太监在东华门外(即今北京东华门大街附近)开设了一家照相馆。这件事被隆裕皇后得知，她马上告诉了慈禧。慈禧大怒，珍妃受到责罚，戴太监被活活打死。此后，宫中再无人敢谈照相了。
曾干过卖官的勾当
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朝鲜事件初起时，朝廷中大多数人对于日本的实力都估计不足，将日本看成是“蕞尔小邦”，以为只要天朝震怒，便可一举荡平，因此主战观点一直占据上风。开战后，随着中国海陆军的节节败退，慈禧太后及其恭亲王、庆亲王、军机大臣孙毓汶、徐用仪等开始试探妥协的途径。根据恭亲王建议，太后命户部左侍郎张荫桓前往天津，与李鸿章协商邀请各国调停。翁同龢等帝党人物，虽然提不出挽救时局的良策，但坚决反对议和。在他们看来，妥协就是卖国。他们保持高亢的抗敌论调，某种程度上也是明哲保身的一种策略，以避免舆论的压力。
战争爆发后，北京粮价开始飞涨，从最初的三两四钱购140斤攀升至十二两购100斤。京官们开始安排眷属还乡。北京至津沽的车价涨至七八两乃至十余两也往往不可得。京师绿营兵奉调出征山海关，有“爷娘妻子走相送，哭声直上干云霄”之惨。目击者记载“调绿营兵日，余见其人黧黑而瘠，马瘦而小，未出南城，人马之汗如雨。有囊洋药具(鸦片烟枪)于鞍，累累然；有执鸟雀笼于手，嚼粒而饲，怡怡然；有如饥渴蹙额，戚戚然。”这与成千上万日本男女挥舞太阳旗，唱着军国主义歌曲，欢送亲人上前线的情景，形成鲜明对照。
11月24日，旅顺失守的消息传到北京，恭亲王、庆亲王、翁同龢，李鸿藻等枢臣默坐哀叹。最后决定起草诏书，将李鸿章革职留任，摘去顶戴，着迅赴大沽、北塘等处巡阅布置。这不过是例行公事而已。封疆大吏丢失疆域城池，本该深究查办，但此时撤去李鸿章，就无人收拾局面、统领将士。翁同龢日记载，慈禧太后在指斥李鸿章贻误军机后，也深感淮军难驭，只能表示暂不可动。
26日，慈禧太后单独召见枢臣。在讨论完旅顺局势后，她突然宣布，将瑾妃、珍妃降为贵人。前方形势紧迫，内廷却闹家务，不由得枢臣大吃一惊。瑾妃和珍妃是宫廷政治的牺牲品。这对姊妹花刚进宫时，都是养在深闺中的千金小姐，并不懂得什么政治。进宫之后，恰逢皇帝和隆裕皇后不睦，她们便利用女人的本能和智慧，努力博得皇帝的宠爱。尤其是聪明伶俐的珍妃，不仅参与协助皇帝料理政务，连慈禧太后披阅奏章时，也从旁窥伺，体察懿旨。她还恃宠在皇帝面前举荐私人，一个是她的兄弟志锐，一个是她的蒙师文廷式。皇帝虽然亲政，却缺乏羽翼，难以同太后形如密网的控制相抗衡，极想亲擢一二通才以资驱使，又苦于难觅亲信。不管这二人是否牵扯两妃的裙带，都不失为当朝名士，思之再三，决定提拔志锐为礼部侍郎，文廷式为翰林院侍读学士。
在老于世故的皇太后看来，年方18的珍妃不正是自己青年时代的影子吗？在慈禧看来，她也会重复当年自己的道路。
这是她断断不能容忍的。且看朝中，文廷式以及珍妃的长兄志锐等人都主张对日作战，支持光绪帝掌权，反对慈禧太后干预朝政，反对手持外交事务的李鸿章对日妥协退让的主张。志锐公然参劾她的心腹孙毓汶、徐用仪，御史安雄峻，张仲；侍读学士文廷式、侍郎长麟也点名斥李鸿章，气势汹汹，宛然形成一股势力。连皇帝也大有主张，不大遵从她的控制。而在后宫波澜中，她又偏向娘家侄女隆裕皇后，不能容忍光绪皇帝专宠珍妃一人。就在此时，李鸿章授意其心腹——御史杨崇伊上奏慈禧诬陷说，文廷式企图支持珍妃夺嫡，取代隆裕皇后，反对慈禧听政，支持光绪自主朝政。慈禧接到奏报，以“交通宫闱，扰乱朝纲”的罪名，迅速做出罢黜两妃的决定，将文廷式革职，押回原籍，永不录用。并授志锐任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远远地放逐出京。太后外战外行，内战却有泼辣手腕。珍妃在这件事过后，又因私卖官缺一案泄漏，并且顶撞慈禧，使慈禧更为恼火。
事情是这样的。珍妃为人很大方，对宫中太监时有赏赐，太监们得些小恩小惠，也都竭力奉承这位“小主儿”。但时间一长，这位“小主儿”也被捧得有点不知所以，渐渐失去自我节制。毕竟她还是个孩子。清宫有制，皇后每年例银不过千两，递减至妃这一级别，每年仅300两，嫔为200两。珍妃用度不足，又不会节省，亏空日甚，遂不能不挖找生财之道。这样，就有了她与太监联合起来向外受贿卖官的事儿。
卖官的契机是光绪皇帝同她谈起筹建海军的事，告诉她，李鸿章已同英国领事谈妥购买几艘军舰，只是国库空虚，无法办到。她便对光绪说：“日下财政困难，莫如索性卖官，国家就可以得到一笔收入，这样就可以弥补财政的不足，买军舰什么的，也就有了着落。”她的这一“改革”方案得到光绪皇帝的认可，并被批准她和她的胞兄志锐来实施。
珍妃依靠胞兄志锐，串通奏事处太监——收人钱财为人跑官。奏事处乃是太监与朝廷官员传达沟通之处。因为有利可图，当时太监中最有势力的有郭小车子(意为“小车儿不倒只管推”)、奏事太监文澜亭、慈禧掌案太监王俊如诸人，均染指其中。珍妃住景仁宫，景仁宫太监亦多有涉及。私卖官职所收之贿款，一部分供给珍妃，其余由各层分肥。珍妃的主要“任务”是向光绪求请，最后搞定，“功劳”最大，自然分赃亦最肥。然这种事可一可二不可三，毕竟会有影响，日渐彰显。有一次甚至卖到上海道员，搞出风传一时的鲁伯阳被劾案，惹动外界舆论纷纷。史籍记载：“鲁伯阳进四万金于珍妃，珍妃言于德宗(光绪帝)，遂简放上海道。江督刘坤一知其事，伯阳莅任不一月，即劾罢之。”光绪二十年甲午(公元1894年)四月间，珍妃又为玉铭搞定四川盐法道一职，按例这一级别的新官放任，要由皇帝召见一下。光绪在召见时问玉铭在哪一衙门当差？居然对曰在木厂，光绪闻之骇然，于是命其将履历写出，那玉铭竞久久不能成字，原来是一文盲。光绪大惊，于是另下一旨：“新授四川盐法道玉铭，询以公事，多未谙悉，不胜道员主任。玉铭着开缺，以同知归部铨选。”此事风播朝廷内外，慈禧闻后切责光绪，要求他必须追究责任。明清两朝明令规定：后宫不得干预朝政。何况居然推荐一个文盲去当道员，也实在不像话。
珍嫔她们勾结太监引线，卖了一些官缺，得钱除上缴国库外，有一部分则落入她和志锐的私囊。这件事被隆裕太后打听到报告给慈禧太后，慈禧太后虽已让光绪亲政，但仍时刻关注朝政。她对光绪的一些维新措施本来就不满，一贯认为“祖制没有的东西就不是好东西”，当得知珍妃竟敢勾结太监私下卖官，还趁机贪污，岂能不火冒三丈？于是有了珍妃被杖责的事情发生。
被棒打的鸳鸯
不仅如此，慈禧还援宫中成例，犯事儿的嫔妃均交皇后严加管束，珍妃被幽闭于宫西二长街百子门内牢院，命太监总管专门严加看守，暂时与光绪隔绝，不能见面。不过第二年，珍妃就被释放出来，又开始在光绪身边为他排忧解难，对他嘘寒问暖。
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甲午中日战争，中国惨败。中国在甲午战败之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全国一些有识之士纷纷上奏朝廷，要求变法图强。光绪帝也想励精图治，振兴国家，并希冀在变法中从慈禧手中夺回实权，做一个名副其实的皇帝。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光绪帝在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辅佐下推行变法。珍妃对光绪帝的变法活动，给予了一定的支持和帮助。据太监张兰德回忆说：“甲午年以后，光绪皇上要变法，每次召见完王公大臣，退朝后，总到珍主儿那里商量国事，珍主儿也总帮他拿主意。”珍妃是否在光绪变法期间参与筹划，目前还没有更多的材料可从佐证，但是，珍妃在政见上是支持光绪帝变法维新的。她在康党和光绪帝之间居中协调，代呈奏议，起到了旁人难以企及的作用。她自幼在广州长大，因而对康有为这个广东人的印象也很好。康有为没有专折奏事之权，他的很多奏章都是珍妃代为传递的。而且，作为光绪所宠爱的一名妃子，珍妃在光绪变法期间在精神上和生活上给予了许多支持和帮助，对光绪的变法活动在客观上也起了推动作用。
但是，这次变法活动遭到了以慈禧为首的顽固势力的竭力反对，帝后两党的斗争异常激烈。后来由于袁世凯的告密，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幽禁光绪帝，捕杀维新党人，变法运动遭到了顽固派的血腥镇压。珍妃在政变发生后，也被慈禧抓了去遭受廷杖并贬入冷宫。
这次珍妃被囚禁在景棋阁北头一个单独的小院里，名东北三所。东北三所和南三所，都是明朝奶母养老的地方。奶母有了功，老了，不忍打发出去，就在这些地方住，并不荒凉。珍妃被囚禁之前，这个小院原是侍从下人居留的地方，珍妃入住后，正门被牢牢关上，打上内务府的十字封条，人进出走西边的腰子门。这里就是所谓的冷宫。珍妃住在北房三间最西头的一间，屋门从外面倒锁着，吃饭、洗脸等均由下人从一扇活窗中端进递出。
珍妃所食为普通下人的饭，平时同下人不许接谈，没人交谈，这是最苦闷的事。两个老太监轮流监视，这两个老太监无疑都是老太后的人。最苦的是遇到节日、忌日、初一、十五，老太监还要奉旨申斥珍妃，就是由老太监代表老太后，列数珍妃的罪过，指着鼻子、脸申斥，让珍妃跪在地下敬听，指定申斥是在吃午饭的时间举行。申斥完了以后，珍妃必须向上叩首谢恩。这是最严厉的家法了。
别人都在愉快地过节日，而她却在受折磨。试想，在吃饭以前，跪着听完申斥，还要磕头谢恩，这能吃得下饭吗？
她在这里被囚禁了两年，直到被慈禧残忍地投入井中！
惨遭慈禧沉井
1900年7月20日，八国联军即将兵临城下，北京城里一片风声鹤唳。
慈禧决定携带光绪等一行人出走西安。此时，大家都换了百姓布衣聚在寿宁宫，据老宫女回忆：“慈禧忽感触前事，出珍妃于牢院。强词珍妃带走不便，留下又恐其年轻惹出是非，因命太监将乐寿堂前的井盖打开，要珍妃自尽，珍妃坚不肯死。当此千钧一发的时候，众人不能因此缓行，遂令太监将珍妃推入井中。珍妃之死，此是实情。”慈禧如此怨恨珍妃，必置之死地而后快，除了上面所说的珍妃卖官事发，并且讥刺慈禧垂帘听政之事外，还有较为遥远的原因。光绪既亲昵珍妃，与皇后不睦，作为姑母的慈禧自然不悦。“二妃屡受孝钦鞭责，诉之上，上勿敢言，由是母子夫妇之间微有隙。”孝钦乃慈禧敬称。后来，当慈禧捏住了珍妃的把柄，老账新账一起算，也就好解释了。慈禧一行离宫出走的日子为7月21日，慈禧沉珍妃下井在头一天的下午。领班太监崔玉贵、王德环奉慈禧之命提前将珍妃带到乐寿堂的颐和轩。据崔玉贵回忆，珍妃被带到时，身穿淡青色绸子旗袍，头冠则被摘去两边的垂络。慈禧端坐殿中，说洋人马上要打进城来了，外面乱糟糟的，谁也保不定会发生什么事儿，万一受到侮辱，那就丢尽了皇家的脸，对不起列祖列宗，即明确暗示珍妃自尽。珍妃愣了一下，说：“我明白，不会给祖宗丢人的。”慈禧见珍妃不松口，又说：“你年轻，容易惹事！我们要避一避，带你走不方便。”珍妃据理不让：“您可以避一避，可以留下皇上坐镇京师维持大局。”这话戳到了慈禧挟持天子的痛处，当即恼羞成怒，大声呵斥：“你死到临头，还敢乱说！”珍妃顶撞：“我没有应死的罪！”慈禧说：“不管你有罪没罪，都得给我死。”珍妃说：“我要见皇上一面，皇上没让我死！”言下之意你慈禧说了不算，得皇上下令才行。慈禧嚷道：“皇上救不了你！来人，把她扔到井里去！”崔玉贵、王德环一起连揪带推，将珍妃丢进了贞顺门的井里，珍妃一路挣扎呼叫皇上，最后大声喊道：“皇上，来世再报恩啦！”
珍妃是光绪帝真正倾心爱恋的女人。她的一生，短暂而又凄美，她与光绪帝患难与共的感情，让人唏嘘不已！
她深爱的皇上没能在她最危急的时刻来救她，甚至连最后一面也没能见到。
珍妃所以在冷宫里忍辱等了3年，无非是盼望光绪好起来，自己也跟着好起来。“但愿天家千万岁，此身何必恨长门”。只求光绪能好，在冷宫里忍几年也算不了什么！当双方困难时期，彼此隔离，但“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
她和光绪的心情，是很容易理解的。但在老太后那样的凶狠压迫下，光绪又怎能好起来呢？只能怅叹“朕还不如汉献帝”罢了(光绪在瀛台被困时，看《三国演义》自己嗟叹的话)。做了30年的皇帝，连自己唯一知心的女人都庇护不了，“噤若寒蝉”，死了爱妃问都不敢问一声，也真让人可怜了！过去唐朝李商隐曾讥讽唐明皇说，“可惜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玄宗当了40年的皇上，到后来被迫在马嵬坡让杨玉环自缢身亡，还不如莫愁嫁到卢家能够白头偕老。
这虽与光绪的性质完全不同，但可以说是殊途同归吧！
遥想当年，“小乔初嫁了”，到光绪身边，备受恩宠，珍妃也曾经发过这样的痴问：皇上这样地对待我，不怕别人猜忌我吗？光绪很自负地说：我是皇上，谁又敢把你怎么样呢(见德龄《光绪秘记》)。单纯的光绪把一切估计得太简单了，这正像搞戊戌变法一样，对政局的估计太简单，可怜只落得在逃亡路上用纸画个大乌龟，写上袁世凯的名字，粘在墙上，以筷子当箭，射上几箭，然后取下剪碎以之泄忿罢了。
清代宫廷内闱之事，现代人不可能十分清楚，但大致可以推想得出来：当时宫里后妃论聪明才智，有政治头脑的，可以说非珍妃莫属了。将来宠擅六宫，是绝对无疑的。但与慈禧政见不合，留下此人，终成祸患，一有机会非置之死地不可。俗话说：“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预先砍去光绪的左右手，免得慈悲生祸患，到将来树叶落在树底下，后悔也就来不及了。慈禧对这件事是预谋已久的。崔玉贵也说，慈禧处死珍妃，“绝不是临跑前仓促之间的举动”。如果说因为珍妃年轻貌美，怕招惹是非，丢了皇家的体面，那么庆亲王的女儿四格格，比珍妃还年轻，也是出名的漂亮，也可以说是金枝玉叶吧，为什么不带着她跑到西安呢？前后一对比，慈禧的心事是昭然若揭的。
1901年春和议成，八国联军将退，慈禧命崔玉贵回京探听消息，并查看宫内事宜，见珍妃所投之井依然如故，便命内务府将珍妃从井中捞起，装殓入棺，7月24日葬于阜成门外恩济庄内务府太监公墓南面的宫女墓地。1901年11月28日，慈禧、光绪还宫，11月30日即下懿旨：“上年京师之变，仓促之中，珍妃扈从不及，即干宫闱殉难，洵属节烈可嘉，加恩着追赠贵妃，以示褒恤。”慈禧假惺惺地以贞烈殉节掩世人耳目。而且为避舆论，借故将崔玉贵谪贬，弄得好像都是手下太监闯的祸。民国二年(公元1913年)，45岁的隆裕皇后逝世，与光绪合葬景陵。瑾妃此时已升为皇贵妃，因上面已无皇后管着，成了宣统必须尊敬的皇太贵妃，对宫中事务有了相当的决定权，于是趁机将妹妹从宫女墓地迁葬光绪景陵妃嫔园寝。皇家规定，皇帝皇后的墓地称陵寝，嫔妃的墓地称园寝。瑾妃还为珍妃立碑称“恪顺珍贵妃之墓”，总算为妹妹争到了她应有的名分。也许，在今人看来迁葬这种名分毫无意义，人已早死，再要这种名号有啥意思？然而，在当时人的眼里，那可是马虎不得的大事。尤其对宫中嫔妃来说，一辈子争的要的，还不就是一个称谓名分？瑾妃还在珍妃遇害的井旁立了一小小灵堂，供着珍妃的牌位，灵堂上悬挂一额纸匾，上书“精卫通诚”，颂扬珍妃对光绪的一片真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