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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整治朝纲

轰隆隆——轰隆隆——一声声惊雷,接连不断地滚过天空。

刘基正在午睡,突然被响雷惊醒。趿着鞋来到窗前一看,乌云低垂,大地幽暗。一阵狂风卷来,大树弯腰,风沙弥漫。一场大雨就要来了。他长长地吁了一口气。孩子似的,扶着窗台高声喊了起来:

“望穿双眼的好雨呀,赶快来吧!”

喊声甫歇,一声炸雷爆响,瓢泼的大雨,倾泻而下。花园一片迷蒙,檐前滴水如注……

“搭救黎民苍生的好雨呦!”刘基手拍着窗槛,双眼溢出了热泪。

“俗话说,人生四大喜:久旱逢甘露,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这场久旱的甘霖,胜似任何之喜呦!”

“哈哈,父亲好久没有这么高兴了。”刘琏不知什么时候来到了刘基的身后,“这一回,皇上也不用老揪着父亲不放啦,好像是你老人家故意不叫老天爷下雨似的。”

“唉!也难怪皇上。”刘基兴奋地答道,“为官者当以民瘼为念,皇帝更是以苍生为念。范文正公‘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教诲,人人都应引以为诫呦!”

“儿子谨遵教诲。但……”刘琏欲言又止。

“有话就直说嘛。”

“皇上雄才大略,堪称是开国英主,但动不动就苛刑杀戮,能说是以苍生为念吗?”

刘基坐到椅子上,有气无力地答道:“皇上以武功平定乱世,以文德治理天下,寰宇之内赖以粗安,这是他最大的功德。多年征战,他再三号令,不嗜杀,不扰民。遇有荒歉,多次减免灾区税粮。也是一大功德。不过,他多猜善疑,往往诛杀失当。以致牵连无辜太多,又显得不仁不义了。”

“要是陈友谅、张士诚等人得了天下,也会这样吗?”

刘基并不回答。过了许久,方才自语似的说道:“不论是谁,初得天下时,都会有一些抚民安众的善举。不过,做多做少,却是因人而异。陈友谅恣肆暴戾,惟我独尊,肯定不是恤民的角色。张士诚虽然仁慈,但荏弱少谋,耽于淫乐,也不会把百姓放在心上。相比之下,洪武皇帝,要勤奋清廉得多。自从登基以来,除非是生病,每天两次上朝不辍。披着星星起床,日上三竿方才退朝。吃过早饭,不是读书,就是批阅奏章。午后,再次召见臣民。直到暮色苍茫,方才回官休息。尽管后宫的女人,一天比一天增多,乃是历代帝王的通病,他难以例外。只要不染上‘从此君王不早朝’的恶习,就是难能可贵了。”

正说着,侍从来报:皇帝驾到。暴雨方住,皇帝便御驾亲临,必定有十分紧急的事情。刘基急忙率领家人外出接驾。谁知,刚刚走出大门。朱元璋已经步下车辇,来到大门外。刘基急忙跪到遍是泥水的石阶上接驾。一面说道:

“不知陛下驾到,未曾远迎,万望恕罪。”

朱元璋把刘基从湿漉漉的台阶上扶起来,一起往里走。刚刚叙礼坐下,便满脸喜色地说道:

“老先生神机妙算,今日果然来了喜雨。”

“天降甘霖,乃是陛下洪福齐天、求雨至诚感动天地之故,与微臣无干。”

“老先生谦逊可嘉。但,功劳不可磨灭。朕今日是特地来奖赏于你。”

“无功不受禄。陛下,微臣无尺寸之功,不敢冒渎。”

“朕说你有功,你肯定就有,何必太谦辞!你看,朕给你带来了什么?”

刘基回头一看,不知什么时候两名如花似玉的美女,站到了身后。他立即想起皇帝赠送两个女人给徐达所引发的悲剧。再次跪到地上,惶恐地说道:

“陛下对微臣的赏赐,跟微臣的微薄劳绩,天差地异。如接受赏赐,岂不折杀微臣!”

“咳,此番祈雨,爱卿昼夜奉侍,倍加劳累,理当受赏呀!”

“为皇上和黎民百姓效力,理所应当。臣不敢领受赏赐!”刘基坚决拒绝。

“你们两个近前来。”朱元璋一招手,将两个女子唤近前来,指着调侃道:“这个叫春兰,那个叫秋菊。爱卿仔细看看,难道她们配不上你这大胡子老头?”

“不是配不上,微臣这把年纪,哪有这个福分?恳祈陛下,将她们带回去吧。”

“中丞不必推让了。朕自从得知你的夫人过世,早就想赐给你几个可意的女子,因为国事忙碌,耽搁了下来。今日苍天解救百姓降下甘霖,朕也想给你一解久旱之苦,岂可再三拒绝?”

“陛下,微臣年高体衰,已不须女人侍奉——万望陛下谅情。”

“话虽如此,可总得有个里外照料起居的人吧?”

“微臣内有小鬟端茶送水,磨墨扯纸,外有老仆和两个犬子照料,里外并不乏人呀。”

“老凳生此言差矣。朕见你阖府上下,不过五六个人,与你的爵位实在过于悬殊。前一阵子,朕赠给徐达两个宫女,他一再推拒,因为害怕家里那只母老虎。我只得……”朱元璋没有把后面的话说下去,“而你并无内惧之忧呀,何必如此恐惧呢?不必多言,快快谢恩吧。”

皇帝的金口说到这个份上,再要拒绝,便是抗旨。惹恼了喜怒无常的朱皇帝,后果不堪设想。刘基匍匐在地,不敢再推搪一句。等到他叩头谢恩站起来,两位女子已经跪在了他的面前,一齐磕下头去,同时齐声说道:

“多谢中丞大人收留。”

“此乃皇上的恩德,你们不必谢我。”刘基又扭头吩咐:“刘琏,带她们到后面歇息去吧。”

两个女子退下去之后,朱元璋忽然感叹道:“方才,老先生说年老体衰,看来不是虚言。朕比你年轻许多,近来常有精力不及之感。每天两次上朝,看不完的奏折,批不完的公文。尤其是那些看不到尽头的长折子,常常要费许多工夫。甚至于看了大半天,还不知说些什么,真真让人心烦。唉!”

“陛下宵衣旰食,事必亲躬,乃是天下百姓之福。圣躬劳顿,在所难免。不过,陛下也要当心龙体的安泰呀。”

“不知爱卿可有为朕缓解烦劳的妙方?”

“妙方倒没有。稍减圣上繁剧的办法还是有的。”

“什么办法?”

“微臣的愚见是:撮其要,简其事。”见皇帝在认真听,刘基鼓起勇气继续说了下去,“军国大事,自然是要陛下亲躬,微末细事,不妨让丞相和中书省径直处理。公文呈送,奏折格式应当进行简化,废话连篇的习惯,应予禁止,以减却龙体之劳。此乃微臣之陋见,不知是否得当?”

“唔,你的话,不无道理。容朕仔细思之。”

春兰和秋菊两个女子,刘基始终没有收房。他觉得,自己已是花甲老翁,不应耽搁年轻姑娘的青春,但害怕忤旨,一时不敢轻易处理。直到过了半年多,估计朱元璋已把此事淡忘,方才在老家给她们找个合适的人家,偷偷嫁了出去。有人问起,则说是送回青田老家去了。

刘基的话,并没有改变朱元璋的做事原则。他害怕大权旁落,根本不敢放手让丞相和中书省去处理所应承担的公务。“仔细思之”的结果,仍然是事无巨细,一律亲自过问。

除非是生病,朱元璋总是坚持每天两次上朝办公。每天晚上,他都要把白天做过的事,仔细想一遍,有不妥当的,立即笔录下来,以便次日更改。直到觉得诸事妥贴,方才唤进侍寝的嫔妃,享受官闱之乐。有时,正在吃着饭,忽然想起某件事需要处理,也立即放下筷子,笔录下来。吃饭时所写的字条,顺手往身上一别。因而朱元璋的衣服上,常常是字条纷披,宛如百结的鹑衣。在殿堂或后宫,朱元璋则将字条贴在墙壁上,办理过后。方才撕去。

但是,事情的多头多绪,内外奏折的繁多和冗长,终于使他不能忍受了。

历代沿袭下来的文牍制度相当繁琐,写给皇帝的奏章更是叠床架屋,穿靴戴帽。帽子甚至大到把身体都淹没了。整天在这样的文牍海洋中打滚,只怕什么人也难有耐心。

这天晚上,一颗特别明亮的流星,拖着长长的尾巴,陨落到西北方地平线上,恰巧被朱元璋看在眼里。心里正疑惑,陕西来了奏报:西岳华山西峰,一块巨石突然崩塌。天星陨,山峰塌,乃是天降灾异之象。朱元璋心下忐忑,立即下诏,广求直言。

皇帝的号召,迅速得到了朝廷内外的积极响应。一时间,奏折纷飞,洪武皇帝的龙案上堆了足有一尺多高的“直言”。

早朝后,已经很累的朱元璋仍然伏到龙案上看奏折,他顺手拿起一份奏折一看,是刑部主事茹太素上奏的。这份奏折,足有一寸多厚。便让中书省郎中王敏读给自己听。可是,足足读了半个多时辰,仍然不知道这位茹郎中所奏何事。朱元璋让王敏数一数,已经念了一万六千三百多字!不由勃然大怒,立刻命人传茹太素。茹太素跪地参拜后,朱元璋拿起奏章,朝着颤颤抖抖的老臣问道:

“茹太素,这是你的奏章吗?”

“正是微臣所奏。”

“你要奏何事?”

“臣所奏五事,已经写明在奏折上:第一……”

“放屁!已经念了一万六千多字,还不知道你想说什么——不是在故意捣乱吗?”

“微臣不敢!”茹太素声音颤抖,“臣为了追根溯源,廓清事理。方才多禀奏了几句。”

“还敢巧辩!你的本章,比懒女人的臭裹脚都长,只是多奏了几句吗?哼!你哪里是在上本言事,分明是在兜圈子、设迷宫,耗费宝贵的时间,折磨朕躬的精神!”

“臣罪该万死!”茹太素慌忙叩头求饶。

朱元璋的长脸一拉,厉声吩咐道:“来呀,给我拖下去狠狠地打!”

一顿板子打过,老臣的双腿皮开肉绽,几乎是爬着出了华盖殿。

茹太素走了以后,朱元璋便命王敏继续读那“臭裹脚”。又念了三四百字,正题才出现。所说的五件事,总共用了不到六百字!出乎朱元璋意料的是,所奏的内容颇合自己的口味,都是应该马上办理的事。他觉得错打了人,颇有几分悔意,长叹一口气说道:

“唉!这帮酸秀才呀,就是些臭豆腐,闻着臭得很,吃起来却有一点香味。奈何?”

第二天早朝时,朱元璋当着众位大臣的面,不无愧意地说道:

“刑部主事茹太素上了一个奏折,一万七千多字,念了大半天才念完。朕听厌了那些繁文赘理,降旨打了他。事后想想,他是一片忠心,并无慢上之意——是朕错打了他。”

茹太素惶恐地答道:“谢陛下厚爱!陛下的板子,使微臣永远记住繁文赘理的毛病!”

朱元璋温和地问:“茹太素,你伤得厉害吗?”

“陛下,臣并没有伤着。”

“对朕,任何人都不准隐瞒真情。昨天,我看到你走路的样子,好像伤得不轻呢。”

“多谢陛下厚爱。臣的确没有伤着,只是两腿有点,有点疼罢了。睡了一宿好觉,完好如初了。”茹太素急忙叩头谢恩。谁知由于动作太急,弄疼了腿上的伤口,不由喊起疼来:“哎呦呦——”

站在后排的大臣,发出了“哧哧”的笑声。朱元璋也差一点被逗笑。旋即正色说道:

“朕方才说,打错了茹太素,是就他的忠心而言。论他的拖沓哕嗦,实在该打。那些繁文废话,令人厌烦至极。此后,尔等上本言事,说得越浅显明白越好。只许说明事情,不许繁文敷衍!”

“臣等遵旨。”众臣一齐应诺。

“宋濂,你马上给朕拟订一个范本,尔后行文、进言,统统按照规格行事,如有违反,轻则挨扳子,重者罚俸削官!”

“臣遵旨。”宋濂急忙跪地答应。

有了统一的格式,拟订公文,上折畜事。没有人再敢套话、空话连篇。皇帝的负担减少了许多。尽管这样,每天要批阅的奏章,数目仍然多得惊人。以洪武十七年为例,从九月十四到二十一的八天之中,各衙门共上奏章一千一百六十件,涉及三千三百九十一件事。每个奏章以千字计算,至少有一百二十万字,平均每天要批阅一二十万字,处理四百二十三件事。如此繁剧的公务,没有三头六臂,而又要事事躬亲,除了废寝忘餐,没有别的法子。

事情还不止此。为了真切地了解下情,朱元璋广泛召见社会各阶层人物。登基之初,朝廷大小官员不分品级,都要参加早朝,都可以上殿言事。各地大官小吏任期届满进京考核,粮长进京缴粮入仓,乡村五十岁以上的耆民(有文化的老者,即士绅)进京朝见,朱元璋统统亲自接见。另外,朱元璋还命在午门外设立“登闻鼓”。民间有了重大冤情或不平,准许击鼓向皇帝直接申诉。几年后又降旨,准许百姓密封奏事,直达皇帝御前。所有这一切,都加重了朱元璋的工作负荷,说他日理万机,一点也不过分。朱元璋虽然感到苦于应付,但为了江山社稷,不这样就不放心。他不厌其烦地对臣下进行教诲:

“朕自即位以来,常以勤励自勉,未敢暇逸,于诸事务惟恐毫发失当。戴星而朝,夜分而寝。一事未善,寝亦不安!朕莫非是好劳而恶安?战伐年代,饥不暇食,倦不暇寝,自不必说。四方平定之后,也不敢高枕无忧,自享安乐。自古以来,未有不以勤而兴,以怠而衰者。人君日理万机,怠心一生,则庶务壅滞,民无所赖,贻患不可胜言。总之,天命去留,人心向背,皆决于此。甚可畏也,安敢暇逸!尔等切记,切记!”

朱元璋不是在自我标榜,而是确实做到了这一切。他不仅自己坚持做到勤与俭,要求各级官吏也这样做,否则,便毫不容情。而对于贪官污吏,朱元璋更是严加惩处,甚至不惜大开杀戒。

元朝末年,官贪吏污,社会腐败,民不聊生。终于导致民变蜂起,大火燎原,一个庞大的王朝,顷刻间灰飞烟灭。深知病根出在哪里的朱元璋,决心改变这一切,他曾经写过一首《喜雨》诗,间接地表达了凛然而惧、励精图治的决心:

片云风驾雨飞来,顷刻凭看润九垓。

楹外近聆新水响,遥穹一碧见天开。

朱元璋深信,经过暴风雨的涤荡之后,污秽尽除,头上晴空一片。他要与民更始,建设一个空前廉洁的朝廷和各级官府。

勤俭是廉洁之母。朱元璋不厌其烦地向官吏们讲述俭朴为荣、奢华为耻的道理。对奢华者,严惩不怠,对节俭者,则给予奖励。

洪武三年六月。河南嵩县一个姓刘的典史进京朝觐。朱元璋见他衣服陈旧,上衣的袖口和裤子的膝盖处,竟然打着补丁。他心下生疑,故意厉声问道:

“刘典史,你千里迢迢进京朝觐,竟然穿着如此破旧的衣裳,你以为朕屡屡教诲臣下以节俭为荣,便故意打扮成这样,邀朕的恩宠吗?”

“陛下,小臣自知这身行头太不雅观,有污圣上龙目。无奈,小臣家口众多,除去侍奉祖父母、父母,抚养五个孩子,实在没有余钱置买好衣衫呀。”

“你难道不知道,在朕的面前衣衫不整,乃是失礼和轻慢吗?”

“小臣知道。所以,今天早晨要进宫时,特地换上了这套浆洗挺括的衣裳。”

“这是真的吗?”

“小臣不敢说谎。”

“你们看,”朱元璋趁机向在场的臣下教训,“许多为官的人,常常为了锦衣美食,侵害百姓。这位刘典史,却穿着如此简朴。这样的人,为官能不清廉吗?你们都应该以刘典史为榜样。须知,‘节俭’二字,不但治天下者所当守,治家者亦当守之。尔等岁禄有限,若日用无度,何处筹措?能不侵吞公帑,削夺百姓吗?”他环顾四周,加重语气,“如今天下初定,百姓财力俱困,要特别痛惜他们。如新飞之鸟,不可拔其羽;新植之树,不可摇其根。要约己爱人,而不要胶人肥己。尔等当深戒之。”

虽然当着众臣的面,表扬了刘典史,但生性多疑的朱皇帝,事后想想,又担心被他装穷骗了,立刻命中书省查实上奏。查对的结果证明,刘典史确实又穷又清廉。朱元璋大喜,命赐给棉布十丈,绸缎三匹,并将他的官职,由从九品的小典史,提升为嵩县县令以资奖励。

不久,又发生了一件形成鲜明对照的事。

有一天,朱元璋外出私访。走出奉天门不远,迎面来了一个官吏,骑着一匹枣红色高头大马,浑身闪着绸光缎彩,昂首四顾,旁若无人。

朱元璋近前赞颂道:“喂,这位老爷,你这身衣裳好看得很呦!”

骑马的官员一看是一个身穿麻衣、足踏草鞋的庄稼人,不屑地扭头答道:“废话!不好看——咱穿它干嘛?”

“老爷,制这么一身衣裳,要很多钱吧?”

“乡巴佬,你问这个干什么——你买得起吗?”

“俺们当然买不起。你告诉了俺们,俺们也好开开眼呀。”

“好吧,你可要站稳了,别吓倒。”官吏指着衣服说道,“光这一身,不算靴子,就值五百多贯!怎么,吓着了吧?”

“吓倒是没有吓倒,俺觉得你太不应该。”

“有什么不应该的?”

“我来告诉你哪里不应该。”“乡巴佬”忽然变了口气。

“混账,咱家难道是你教训的?闪开!别耽误咱家走路!”

“我怎么就不能教训你?”朱元璋低着头,不让对方看清自己的面目,同时伸手拉住了马辔头,提高声音说道:“听我告诉你:农夫寒耕暑耘,汗湿黄土,倍极辛苦。农妇缫丝绩麻,缕积寸成。可是等到新粮登场,绸布下机,公赋私债,交相而来,一年辛苦所剩无几。他们吃的是糠菜,穿的是破麻衣。你不但不知饥寒,不懂农桑辛苦。制一件衣服竟然花费五百贯!这是农夫五口之家几年的食用啊?哼!骄奢如此,简直是暴殄天物!”

骑马的官吏听着“乡巴佬”的口气不对,急忙问道:“你是何人,敢在这儿教训咱家?”

“你看看我是何人?”朱元璋将头高高昂了起来。

“天哪!原来是陛下!”骑马人是散骑合人周蒙,一看遇到了瘟神,急忙从鞍上滚下来,跪到地上磕头哀求:“不知是圣上教诲微臣,万望恕罪!”

“你知罪就好!”朱元璋向跟上来的侍从吩咐道,“把他的衣服扒下来没收入库,狠抽他四十马鞭子!”

听着鞭子的抽打声和周蒙的哀号声,朱元璋在心里狠狠骂道:“哼!谁敢把朕的话当成耳旁风,朕就叫谁尝尝‘锦衣玉食、歌舞宴乐’的味道!”

仲夏的一天过午,朱元璋外出归来,走到京城南郊,看到两个白发苍苍的老者,在稻田里耘田,面色枯黄,汗流浃背。不由想起了父亲当年挥汗耕耘的情景,立刻从马背上跳下来,牵马前行。随行的大臣急忙一齐下马步行,一面问道:

“陛下为何突然下马?”

朱元璋反问道:“你们跟朕一样,许久没有在农田里劳作了吧?朕看到老者们弯腰曲背。汗流如雨,就觉得很可怜,骑在马上很不自在呢。”

“天这么热,陛下还是上马吧。”大臣们齐声劝道。

“走几步路,热不死人!”朱元璋仍然大步前进。边走边说道:“农桑乃国之根本,国家的需求都要由农夫供给,不知各地方的父母官,晓不晓得怜悯他们?身处富贵而不知贫寒和艰难,便是忘了本。布帛当思织女之勤,谷粟当思农夫之苦。朕每逢见到百姓受苦,恻隐之心不禁油然而生。”

“陛下如此体恤百姓,不愧是有道明君。真乃是黎民之幸,国家之幸!”

“你们不能光会给朕戴高帽子,应该身体力行,爱民惜物,崇尚节俭才是。”

“臣等记下了。”

穷汉出身的洪武皇帝,简直像个唠叨的老妇人,念念不忘百姓之苦,时刻强调清廉简朴。他不是矫情,是他的贫困出身、深印在心中的农民情结,支配着他的言行。历史上的所谓明君,能像朱元璋这样,镂心刻骨记着农民的,并无几人。

初冬的一天,北风凛冽,冷雪飘飞,朱元璋骑马来到三山门外。远远看到一个服役的老人,光着身子在结着薄冰的护城濠里弯腰寻摸。

他不解地问随从:“这么冷的天,那位乡亲在水里摸什么?是摸蟹子,还是摸鱼?”

侍从前去打听明白了,回来禀告道:“皇上,那农夫不是摸蟹子,也不是摸鱼。他是在摸镐头。”

“咦?他的镐头,怎么会到了护城濠里?”朱元璋追根问底。

“监工的嫌他干活慢,把他的镐头给扔进了水里。”

“这是哪个工头干的?”朱元璋把长脸往下一拉,“给我把他叫过来!”

监工是个生着酒糟鼻子的高个子。来到皇帝面前,惊恐地跪到地上,叩头问道:“参见皇上!不知唤小的前来,有何吩咐?”

“你叫什么名字?”

“小的名叫常来,是,是这里的监工。”

“你为什么把老人的镐头扔到水里?”

“皇上,那老家伙磨磨蹭蹭,拿着皇上的活儿不当回事儿。不是看他上了几岁年纪,就该狠狠抽他一顿鞭子。”

“你为什么不教导他呢?”

“咳!小的磨破了嘴皮子,他就是不听呀!”

“那就该动野蛮?唔?”朱元璋厉声怒喝,“农夫服役一个冬天,手足皴裂,倍尝辛苦,你竟然忍心糟践他。你穿着皮裘还嫌冷,他光着身子冷不冷?你对待自己的老父亲也这样残酷无情吗?”

“小的错了,请皇上恕罪。”

“光轻描淡写地说个错字,就罢了吗?”朱元璋的目光在监工的脸上逡巡,“自己打二十个嘴巴。快,用力地打!”

监工哪敢违抗,只得左右开弓,朝自己的脸上抽耳光。

刚刚抽完,朱元璋又吩咐道:“脱了衣服——替那老人把镐头捞上来!”

常来只得脱光了衣服,下水去捞镐头。过了好一阵子,好歹把镐头捞上来了。可是,已经冻得嘴唇青紫,浑身筛糠。

朱元璋忍住笑,板着脸问道:“常来,你冷不冷?”

“我……不,不,不冷。”

“不冷?好,再下去仔细摸摸,看看水里还有锄头没有。”

“圣上,小的再下水,非冻死不可,饶了小的吧。”

“这么说,你也知道冷?”

“知,知,知道,冷,冷……”

“嘿嘿!”朱元璋笑道,“知道冷就好。穿好衣服,传朕的口谕:所有服役的民工,一律停工回家过年。过完了年,暧和了再开工。”

“小的遵命!”常来急忙穿上衣服,磕个响头,转身跑了。

了使官吏们洞彻民间疾苦,朱元璋命翰林院编了一本《醒贪简要录》,人手一册,颁发给官吏。各级官员的品级,每个品级俸金多少,折合稻谷多少,折合平均亩产多少,需要多少亩田的收入,才能养活一个官吏,以及农民春种、夏耘、秋收、冬藏的艰辛等,书中都做了详细的记载。朱元璋亲自为该书写了一篇情真意挚的序言。其中写道:

四民之中士最贵,农最劳。最劳者何?当春之时,鸡鸣而起,驱牛秉耒而耕。及苗既种,又需耕耨,炎天赤日,形体憔悴。及至秋成,输官之外,所余能几?一或水旱虫蝗,则举家追追无所望矣。今居官者,不念吾民之艰,竟至削剥而虐害之,甚矣而无心肝。今颁此书于中外,食禄者知所以恤吾民哉!

为了减轻农民的负担,并提高官府的办事效能,朱元璋尽可能地压缩各级衙门及官吏的数目。据洪武四年(1371)年底统计,全国设置府一百四十一个,州一百九十二个,县一千零一十三个,共一千三百四十六个,官员四千四百九十三人。而到了洪武十三年(1380),即过了不到十年,京城六部官吏,总共剩下五百四十八人。全国文职官吏,也不过五六千人,每个县平均只养活五六个不稼不穑的官吏。

此外,对官员的俸禄,朱元璋也作了多次的修改。洪武二十五年(1392)最终定制为:正一品月俸米八十七石,从一品至正三品,递减十三石。正七品至从九品递减五斗。一个正七品知县,月俸米只有七点五石,年俸九十石。从九品县主簿月俸五石,年俸六十石,只相当于一个四十亩田的农户的进益。维持一个家庭的温饱绰绰有余,要想置田殖产,生活奢华,那就非靠贪污勒索不可。

有一个故事说:宋朝有宋郊、宋祁两兄弟,双双官居一品。人称“一品大小宋”。但大宋节俭,小宋奢华。有一天,大宋听到小宋府邸里歌喧哗,就劝止道:“老弟,难道忘了我们在寒舍苦读的清苦吗?”小宋答道:“哥哥,难道忘了我们寒舍苦读是为了什么吗?”对这个不乏幽默感的故事,朱元璋深为惕厉。他知道,读书做官,光宗耀祖,锦衣玉食,是读书人的普遍心态。为了不使官员贪赃枉法。新上任的州县官员及其家属,由朝廷拨给绸绢、罗、布及路途盘费。因为新授地方官吏多为布衣,倘若不予以资助,难免侵夺百姓。预先给以补助,正是养廉之意。这样一来,既不“虚费天禄”,又使官吏们衣食无忧,一心为朝廷管好百姓。朱元璋知道,要想让官场清水泠泠,官吏们不贪不占,个个两袖清风,并非易事。

为此,凡是要求臣下做到的,朱元璋都尽量自己先做到。他在遍施激劝、约束、警诫等手段之外,大力推行严刑峻法,不惜在贪官污吏的脖子上,横上一柄利剑!

为了加强对官吏激劝、约束,朱元璋命令对官员进行认真的考核。三年初考,六年再考,九年通考。考语分称职、平常和不称职三等。称职者升,不称职者降,平常者复职或平调。洪武十八年(1385)对全国四千一百一十七名地方官进行了全面考核。结果是:称职的四百三十五人,不称职的四百七十一人,平常的二千八百九十七人,贪污的一百七十一人,茸(没有办事能力)的一百四十三人。称职的只占百分之十强,足见考核之严格。

除了一般考绩之外,还有一些特殊规定。地方官每隔三年,要入京朝觐,向皇帝述职。除了皇帝亲自接见外,照例还要赐宴。考核称职的,赐宴时坐着吃,平常的,有宴无座——站着吃,不称职的,无宴无座,排着队守在门口,看着人家吃。等到里面酒足饭饱退席后,方许离开。凡是称职而又做了好事的,把事迹书写在家乡的“旌善亭”里;做了坏事的,则书写于“申明亭”。让父母妻子荣辱与共,让家乡百姓传美传刺,口赞口泯。为了同样的目的,还在犯罪留职、复职官员家庭的大门上,张贴过错事实,以示警诫和惩罚。对于廉洁的官员,则赐米赐绢,鼓乐开道,极力张扬。廉洁的官员,即使有过失,甚至犯了法,也常常获得减刑或赦免。有的已经逮捕入狱,因为地方百姓群起吁请恳求,也可得到复职。真正做到了赏罚分明。

不仅如此,朱元璋开风气之先:不仅鼓励百姓监督本地官员,还准许民告官,甚至可以捉拿贪官污吏!自布政司至府、州、县衙门,倘若违反朝廷的规定,巧立名目,害民取财者,准许境内耆宿人等,会同乡村百姓联名赴京状奏。一旦查明属实,立即严厉处罚。这样的严厉治吏,可以说是开历代风气之先。在御制《大诰》中,朱元璋信誓旦旦地保证:

自今以后,若欲尽除民间祸患,无若乡里年高有德人等,或百人,或五六十人,或三五百人,或千余人,岁终议赴京师面奏:本境为民患者几人,造民福者几人。朕必凭其奏,善者旌之,恶者移之,甚者罪之。呜呼!所在城市乡村耆民人等,肯依朕言,必举此行,即岁天下太平矣。民间若不亲发露其奸顽,明彰有德,朕一时难知,所以嘱民助我为此也。呜呼!君子目朕之言,勿坐视纵容奸恶患民。故嘱。

按照历代惯例,只有皇帝命官吏监视百姓,治理百姓。现在却是皇帝请百姓监视官吏,评论官吏,告发官吏。有冤情的官吏,也要由百姓辩诬保全。而且仿佛在哀求百姓:“助我为此”——不是命令,是帮我个忙呀!诚恳、谦逊之情,溢于言表!

对于廓清吏治,保护百姓,朱元璋可谓是煞费心机!为了防止官吏对农民的敲诈勒索,他对官吏的活动定了很多限制。严厉禁止乱摊派,乱苛敛。哪些是百姓应该负担的,哪些为朝廷法度所不允许,统统公布给老百姓。再有额外苛敛,准许百姓对官吏进行告发和扭送。连官员进京朝觐和出公差,按规定给予的路费补贴,也向老百姓公开宣布。

无奈,百姓怕官,官欺百姓,乃是几千年沿袭下来的传统痼疾。积重难返。仅凭几道命令、几纸皇帝的诏书,一时难以奏效。为此,朱元璋又作出规定:严禁官吏、皂隶下乡。如有擅自下乡扰民,准许百姓捉拿赴京。为了防止有人假冒衙门公差到乡下扰民,命令各布政司、府州县衙门,将各自吏员、皂隶的人数、姓名,张榜公布,务使周知。对百姓有公务差遣,必须将所差遣人的乡村、姓名书写到“唤民牌”上,由吏员、皂隶持牌下乡传唤。若三牌而民不至,方许遣皂隶前往勾拿。拿到之后,必须问明不至的理由。如果他们是单夫只妻,为生计而远出,或近处有急事要办理,则非民之罪。若加以罪,则属有司故意虐民!

在可能故意虐民的衙门里,朱元璋认为首恶者就是胥吏。因而他对胥吏的态度,是极其严酷的。

在元代之前,官和吏是不同的。官,是有品级的人;吏,则是各级衙门的具体办事人员。称为吏典或胥吏。在府、州、县,都设有与吏、户、礼、兵、工、刑六部相对应的六房办事吏。大小公事都要经过他们的手,许多贪赃枉法的事,就是他们亲手策划的。这是一个特别黑暗的阶层。加之把持各级衙门实权的蒙古贵族,不谙施治之道,诸事听由吏员摆布。这就更加剧了对百姓的虐害。对此,朱元璋痛心疾首:“天下衙门,没有走卒不可,没有文书也不可。然而,良家子弟一受是役,鲜有不为民害者!”

朱元璋认为,干了胥吏这一行,心术必坏,简直是天生劣质,不可造就。视他们如同娼优惰民,不准参加科举考试,富家不得与之通婚。江西布政使李宜之,招了一个小吏为婿,便被降职三级,遣到一个边远县份当了一名主簿。当时规定,在服装上胥吏不但不能穿绸着缎,而且只能用黑色,(与衙门里最低一级的‘隶’相同,故笼统称之为“皂隶”。)除少了一条绿色头巾,与娼妓优伶的装束完全相同。

朱元璋对皂隶的偏执,与他偏激残忍的性格是分不开的。他对贪官污吏打击之坚决,刑法之严酷,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在通往淮南凤阳的大路上,两行挎刀的士兵,押着长长的一队罪犯,缓缓走来。走近了才看清,犯人是被一条长绳子,像拴螃蟹似的连到一起的。他们步履蹒跚,垂头丧气,宛如被严霜打过的庄稼。大路上黄尘弥漫,每个人的肩头和帽子上,落满了厚厚的尘土。这是一群犯了贪贿罪的官员,被押到皇帝老家凤阳去服苦役的。

近年来,不断有相同的队列从这里走过,成了这条大路上一道奇特的风景线。

洪武四年之前,对元朝残部的战争尚在继续,朝廷抽不出更多的精力进行廉政建设。随着残元势力的消亡,经济情况的好转,贪贿之风很快刮起,而且愈演愈烈。这年三月,朱元璋发布了一道紧急警贪手谕:

元失天下,皆因官贪吏昏,崇尚虚名。朕倍尝艰辛,卓见世情。近来恶俗未移,贪贿者如蝼蚁蝇蚋,愈演愈烈,不知悔悟。自今以后,犯赃罪者,严惩不贷!

言出法随,风紧雷激。贪官污吏纷纷落网,一大批人被发配到凤阳屯种——劳动改造。到洪武九年(1376),在风阳屯种的官吏已达万余人,其中大部分犯的是贪污罪。官吏们稍有赃罪,怀中之印未暖即被逮走。官员的更替。便像飞快旋转的走马灯。结果,京城及各地衙门,官员今天补齐,明天即出现缺额。对贪贿的官员,不仅量刑奇重,而且量刑标准变动无常,往往随人而异。按《大明律》规定:犯枉法贪赃罪一百二十贯,发往北方边地充军。但有的受赃仅四十贯,即被处以流放。有的受赃一百贯,则被处以绞罪。原来规定,进士、监生初入仕途,可以三赦死罪。但合计赃钞超过四百贯,那就“仁至义尽”,非杀头不可了。无奈,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贪官污吏冥顽不灵,朝惩而暮犯者,接连发生。恼怒的朱元璋,把律令抛到一边。命令不问贪赃多少,一经发现,一律杀头,行贿者也要流放边地……

刑严法峻,仍然有闯侥幸的“机灵鬼”,法场上隔三差五,便有贪官的人头滚动。

为此,朱元璋在接见新上任的官员时,一再提出警告:“近来,天下有司频奏缺员。为何朝廷及时选补不久,有司又复奏缺?犯罪罢黜者,为何如此之众?尔等为何不将作奸之心变为行善之心?国家俸禄如井泉,汲而不竭,彼等却不思守法以保之,欺人欺天,竟为赃利。贪贿的钱就是汗牛充栋,一旦发觉,立即充公,又何必狗苟蝇营?汝等宜鉴前非,勉于为善,则永保禄位矣!”

除去用刑法规定的徙、杖、徒、流、死五刑外,对付贪污官吏,朱元璋还允许法外用刑。抽筋、割膝盖、剥指、剁脚、剥皮等酷刑,都成了惩治贪官的利器。在各地的官衙前,都设有一个“剥皮场”和一个高挑着贪官人头的长杆。在官衙的办公书案旁,则吊着一个填充稻草的人皮,宛如一个活人吊在那里。恐怖之状,不忍目睹。重刑可以使人丧胆,朱元璋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辱慑和恐吓那些心存贪渎恶念的不法之徒。

除了坚持不懈地有案即查,有贪即惩,还搞集中打击。朱元璋亲手搞了两个震惊全国的大案——空印案和郭桓案。

牵累众多的“空印案”,发生在洪武九年。

朱元璋登基后,制定了一种月报制度,各地的户口、钱粮、学校、讼狱等,府州县要逐月统计上报。后来,由于太麻烦,洪武六年(1373)改为季报和岁报。除了逐级上报,各府州县及布政司每年年终,还要将户口钱粮等事项向户部呈报。为了表示至公无私,确凿精到,要求所有上报账目,都要精确到分、厘、毫、丝。如此胶柱鼓瑟,地方与户部的账目,很难丝丝入扣、分毫不爽。因此,遭到户部驳回的事,不断发生。各地只得在京城重新登造一次账目。这个新账,必须用原报衙门的大印。而从京城返回本地用印,有的要往返数百里、数千里,甚至上万里。不但备极辛苦,而且拖延时日。报账官吏只得带上预先盖好印章的空白文书,在京城里做账。这是迫不得已的权宜之计,并非为了贪贿,但朱元璋却认定是各地方官员和中书省勾结作弊,欺骗愚弄自己!

“哼,胆大包天!不但将朕的谆谆教诲置若罔闻,而且联手作弊,欺骗朕躬。这简直是一群奸诈赃利之徒!”他牙齿咬得咯咯响。“把有关人员,统统抓起来,立即处死。凡是参与其事的吏员,各杖一百,充军到边远地方!”

朱皇帝一言既出,上万颗人头,顷刻间无辜落了地!

空印文书的出现,是得到中书省和御史台的默认的。现在皇帝暴怒,谁也不敢站出来澄清事实。惟一敢于站出来说公道话的,是一个名叫郑士利的布衣。此公有感于许多官吏死得太冤枉,不惜冒死上书,希望澄清事情原委,为冤死者辩冤。朱元璋看了上书后,竟然被说服了,认为郑士利情真意切,有理有据。自己做得太冒失,杀害了许多无辜的官员!

朱元璋本来决定奖励这个仗义执言的布衣,但随后从中书省得知,郑士利的哥哥乃是湖广按察司佥事郑士元,刚刚受空印案牵连而死。朱元璋的态度立刻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好嘛!朕以为这个郑士利是出以公心,维护大明基业,原来是在为他的哥哥喊冤叫屈呀。这样假公济私的人,留着何用?跟他的哥哥一样一一抓起来杀掉!”

“慢!”侍者正要向外传旨,朱元璋又摇手制止。“将他投进监狱,看他还敢不敢多嘴充能!”

布衣小民郑士利的无端牺牲,并没有使朱皇帝引以为戒,从此知道珍惜人命。刚刚过去了三年,他又一手制造了第二起株连大案——郭桓案。

“好大的胆子——竟敢盗卖官粮!简直是反了!”朱元璋以脚顿地,大声咆哮。顺手将面前的一份奏折,狠狠摔到地上。

“圣上息怒,珍惜龙体要紧哪。”内侍一面劝解,一面弯腰拾起奏折。

“去刑部传朕的口谕:将郭桓等一千人统统抓起来,严刑鞫讯,如数追赃,然后严加惩处!”

朱元璋的愤怒,来自他刚才看到的一份密奏。密奏告发户部侍郎郭桓,伙同北平布政司、按察司官员贪赃舞弊,盗卖官粮。难怪他要拍案而起、怒不可遏了。

五天后,刑部奏报审问罪犯的情况:郭桓犯的是“卖放浙西秋粮罪”。郭桓等经手接收浙西秋粮,本应该入仓四百五十万石,却只将六十万石上仓,钞八十万锭入库(可抵二百万石粮),其余一百九十万石未曾上仓。郭桓等经办官员接受浙西钞五十万贯,约合一百二十五万石秋粮,其余近八十万石皆被县官黄父伙同刁顽县吏沈原等从中作弊,中饱私囊。

朱元璋看罢奏报,气得半天没出声。过了好一会儿,才厉声吩咐道:“回去继续鞫讯,光知道贪赃多少不行,还要查明根由。不论是六部,还是布政司的官吏,所有贪赃罪犯,一定要查明他的赃是从哪里来的。如与府县有瓜葛,则拘拿府县官吏,到案审问。不准有一个贪官奸吏隐匿,脱逃!”

“鞫讯”之下,六部以及各省的大部分官吏都被牵连了进去。左右侍郎以下的官吏,全部被处死了!逮捕判刑、处死的各省官吏,达两万人之多!朱元璋仍然不解气,命令穷追猛打,由官追到民,“罪赃”遍天下,很多富室特别是江南富户都被牵连进去,中产之家大抵破产。

客观上讲,朱元璋惩治贪官无论多么狠,都是可以理解的。然而,郭桓案虽然少数人有贪贿的事实,但瓜蔓株连达数万人之多,的确有点过头,也不可避免地制造了许多冤假错案。可朱元璋并不认为处置过当,对众位大臣振振有词地说道:“郭桓赃罪暴露后,天下诸司尽皆犯有赃罪,系狱者数万,无一赦免。足见跟空印案一样,这是两起惊人的联合作案。不彻底铲除,不足以固国基,不加以严惩,不足以平民愤。怎么能说不是一件大好事呢?”

精明过人的朱元璋,并非不清楚自己在干什么。他是有意矫枉过正。找个借口,制造一场血案,不仅可以打击震慑贪官污吏,还可以借机打击地方豪强势力。因为在朱元璋的心目中,那些人都是横行乡里,梗顽地方,鱼肉百姓,危害国家的渊薮。严厉地进行打击铲除,乃是利国利民的天大好事。

郭桓案追赃追得朝廷上下惴惴不安,地方官为了交赃,只得向百姓苛敛摊派。目的是惩治贪官,结果走到了事情的反面;连老百姓都跟着遭殃。朱元璋害怕冤愤之气愈积愈厚,引发更大的乱子,像火山爆发一般,冲天而起,吞噬掉地上的一切。于是,急忙转移目标,寻找替罪羊——把审判官吴庸等人抓起来杀了。然后下一道诏书,堂而皇之地说:

“朕让各地有司除奸,哪想到他们又生奸心,侵扰吾民。焉能逃脱煌煌刑宪?今后,再有效尤者,遇赦不宥!”

御笔轻摇,扰民的罪过,统统归了审判官。冤死的人再多,无损于朱皇帝的一根毫毛。

朱元璋毕其一生,都没有停止对贪官污吏的打击。虽然贪贿之徒像割韭菜似的,割了一茬又一茬,难免没有冤死的鬼。但朱元璋打击贪官污吏的成效,却是有目共睹。贪官,贪官,贪的是金钱,图的是富贵享乐,有谁见过不怕死的贪官?所以,用严刑峻法打击贪官污吏,不失为厘清官场必不可少的手段。直到一百五十年后的嘉靖年间,刚正不阿的清官海瑞,仍然向往洪武时代吏治的清明,主张恢复剥人皮,以惩诫怙恶不悛的贪官。尽管朱元璋直到晚年,依然对吏治不满,对贪官污吏横行愤愤于心。但就是他恨得咬牙切齿的贪污案例,赃款也不过寥寥几百贯钞。当时的府州县衙门都很简陋,即使已经破旧,也不敢投资修缮。从朝廷大吏到府县官员,不少人出门无马,只能以毛驴代步,更没有人敢于堂而皇之地乘坐官轿招摇过市。不少为后人传诵的清官廉吏,就是出于这个时期。

弘文馆学士罗复仁就是一个少有的清官,然而他的言行却引起了朱元璋的极大怀疑。

罗复仁瘦削干瘪,身高不过五尺,操一口重浊的江西话。在朱元璋面前奏事,敷陈政事得失,语言诚挚,一副痛心疾首的样子。朱元璋喜欢他的质朴,戏称他为“老实罗”。而他那一身始终不见更换、几乎辨不清颜色的官衣,却引起了朱元璋的注意。他决定亲自到他家去看个究竟,以免被他的假象所欺骗。

这一天,朱元璋青衣小帽,只让几个便装的侍从远远跟随,来到毗邻城墙的一条偏僻小巷。七拐八弯。好不容易找到罗学士的府第。只见一溜三间矮瓦房,瓦缝中长出了密密麻麻的蒿草。粗石堆砌的院墙上,连个门楼也没有,门前静悄悄,仿佛是没有人居住的闲屋。朱元璋怀疑走错了门。见露出斑白木色的板门虚掩着,便脚步轻轻地走了进去。进到屋里一看,一个腰扎围裙的油漆匠,正站在梯子上粉刷。他左手提着只白灰桶,右手拿着个短把刷,正在聚精会神地粉刷墙壁。背后来了人,竟然没有听到。朱元璋咳嗽一声,“粉刷匠”蓦地吃了一惊,急忙回头来看,原来正是“老实罗”。

“哎呦呦!”罗复仁看清了是皇帝驾临,惊呼着慌忙从梯子上往下爬。慌忙中一脚踏偏,从梯子上摔了下来。毛刷扔得老远,桶里的白灰浆,泼了一身一脸。

“不知陛下驾到,微臣失礼了,该死,该死!”罗复仁顾不得满脸灰浆,只顾跪在地上捣蒜一般磕头求饶。

“不知者不怪罪。”朱元璋忍住笑,“起来吧,伤着腿没有?”

“没有,没有。”他从地上爬起来,一面抹着脸上的灰浆。“微臣的身子利落的很哪。”

“那就好。快弄水洗洗脸,免得伤了眼睛。”

罗复仁急忙给朱元璋搬来一条方凳,请皇帝坐下。这时他的老妻端来了洗脸水。罗复仁洗了两把脸,解下围裙来,随便揩了揩,把围裙递给老伴,再次跪下说道:

“陛下驾临,不知有何……有何紧急事情告诫微臣?”

朱元璋板起脸来答道:“老实罗,你知罪吗?”

“臣,臣知罪。”

“你有什么罪?”

“这……微臣不知。”

“哼,刚说知罪,又说不知,足见你并不老实!”

“是的,是的。微臣并不老实。”

“我来问你,朕按月给你薪俸,你不安排好衣食住行,却破衣烂衫,装出一副狼狈相,不是诚心给朕丢脸吗?”

“微臣不敢。”

“我问你,你的薪俸都到哪儿去了?”

“这……”

“照实说,到底是怎么回事?”

“陛下,微臣有困难呀。”

“仔细说说,有啥困难?”

“臣在故里,上有年迈父母,下有四个儿子跟七个孙子、孙女。这几年水旱频仍,衣食无着,微臣不得不照看他们呀!”老实罗流下泪来。

“原来是这样。恕你无罪——起来吧。”朱元璋的疑心解除了。“朕就喜欢你这样廉洁的臣子。这破房子,你也不要粉刷了。明天朕就赐给你一座像样的大宅子。”

“陛下,微臣住在这里挺好,宽敞明亮,千万不要费心呀。”

“什么宽敞明亮?简直连马棚也不如!让忠臣如此狼狈,朕心何忍?不必推辞。”

“谢主龙恩!”老实罗再次磕下头去。

洪武年间,像罗复仁这样的廉吏并非绝无仅有。济宁知府方克勤一件布袍穿了十几年,每日两餐吃素。做了九年建昌知府的卢正希,辞官回家,囊无余赀,只能卖掉袍笏缴纳赋税。吏部侍郎洪玙赠诗云:“袍笏卖来供国赋,诗书留得当山田。清贫自遂平生志,素节应为识者怜。”

唐代柳宗元在著名的《捕蛇者说》中,愤怒揭露贪官污吏:“悍吏之来吾乡,叫嚣乎东西,隳突乎南北,哗然而骇者,虽鸡狗不得宁焉。”元朝那些带着库吏拿着称银的戥子下乡“公干”的官吏,较之柳宗元的描写,有过之而无不及。

朱元璋深感于元末吏治纵驰,民生凋敞,以至亡国。他重绳贪吏,置之重典,使全国官吏遵令畏法,洁己爱民,吏治焕然一新。社会安定,百姓安居乐业、自怡自足的盛世景象,一度出现在大明的国土上。有一首诗作了生动的描写:

山市晴,山鸟鸣。商旅行,农夫耕。老瓦盆中洌酒盈,叫嚣隳突不闻声。

当然,在惩贪治国的同时,朱元璋也深知,光是从严治吏还不够,还必须有一大批知书识礼、廉洁正直的儒生,协助他治理刚刚到手的万里山河,亿万子民。

个赤贫农夫、托钵僧人,仅仅经过十六个年头的南征北剿,殊死拼杀,居然黄袍衮冕,富有四海,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对朱元璋奇迹般的成功,举国惊叹,官民崇敬。他自己也充满自豪和信心。朱元璋向往至善至美的尧、舜、禹三代盛世。西汉的“文景之治”,唐太宗的“贞观之治”,都是他心仪的对象。他意气高蹈,踔厉风发,期待着除旧布新、文治昌盛,开创一个百代称道的富强王朝。

朱元璋的出身经历颇似汉高祖刘邦,因而他常在有意无意之间模仿刘邦的所作所为。但有时候也嘲笑这位同乡前辈的迂阔。

一天晚上,朱元璋在灯下阅读《汉书》。《陆贾传》中有这样一段话:陆贾时时在高帝前说称《诗》、《书》。高帝骂曰:‘乃公居马上得之,安事《诗》、《书》?’贾曰:马上得之,岂可以马上治之乎?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倘使秦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一看到这里,朱元璋连连点头。不由自语道:陆贾说得对极了:‘马上得之,岂能马上治之?’勘乱用武,治世用文。历观旧典,何代不是如此?眼下,中原平定,闽广归附,北疆安定,云贵荡平。元朝官吏作鸟兽散,各地衙署一空。而赈济贫困,招抚流亡,恢复生产,收赋征役,哪一件都急需官员去承担。不仅地方需要人才,京城里也需要大批文人学士,充职六部。当年,汉高祖初登大位,那些赳赳武夫在金殿上饮酒争功,拔剑击柱,乱糟糟的不成体统。幸亏叔孙通带领一班儒生制礼作乐,方才尊卑有序,秩序井然。汉高祖高兴地说道:吾今日乃知为皇帝之贵也。“如今,朱元璋的武将们虽然不敢拔剑击柱,但于礼法制度,同样浑然不省,当务之急是加强礼仪建设。他所继承的是元王朝的破家底,而今要”以夏变夷,恢复”先王衣冠礼仪之教。因此,恢复汉官威仪,重建汉唐以来各种礼仪制度,成了摆在朱元璋面前的首要任务。而这恰恰是他这个粗汉所不懂的,必须有精通儒家经典和历代典章制度的大儒通力合作,方能举重若轻,顺利完成。可是,这些饱学之士,又到哪儿去找呢?

摆在眼前的渠道有两条:一是起用元朝的旧官员。但,这些人在朱元璋的眼里,无异于虎狼蝗虫,他们擅长的是鱼肉百姓,游乐糜费。除去个别的例外,绝大多数使用不得。而手下那些征战沙场的将领,虽然个个忠于自己,但大多是不识字的粗莽武夫。他们只能领兵征战,却没有抚民理讼的能力。加之,朱元璋害怕文人心计多,从来不允许将领们收养幕僚,顶多只准设置几个办文案的吏员。所以,军队中并没有可以利用的人才。惟一可行的办法,是收罗那些闲散在民间的读书人。

早在洪武元年三月,大将军徐达攻克了山东济宁。至圣先师孔老夫子的故乡曲阜,属于济宁路。朱元璋立即传召孔子五十五代孙,国子监祭酒孔克坚到京城朝见,准备加以重用。不料,孔克坚看不上这位赳赳武夫,一再称病不出。看看躲不过,只得派儿子孔希学前往应天应卯。

冷水浇头,满怀冰冷。朱元璋感到受了莫大的污辱,他疑心这位圣人后裔“袭封衍圣公”,瞧不起自己微贱的出身。本想看在至圣先师的份上,不予理睬,无奈愤恨难忍。降下一道急诏,派快马径送曲阜。诏书只有短短三句话:

“吾虽起自庶民,然古人由民而称帝者,汉之高祖也。尔言有疾,未知实否?若称疾以慢吾,不可也!”

孔克坚接到诏书,不由出了一身冷汗。这封愠而不怒的短诏,明确指责他瞧不起皇帝。那寥寥“不可也”三个字,却蕴含着猜不透的玄机。联系到皇帝的为人和毒辣手段,越想越感到大事不妙。只得日夜兼程,赶到应天报门觐见。

孔克坚虽然行动迟缓,毕竟是自己来了。朱元璋转怒为喜。他知道,无论是争取读书士人,还是以孔孟之道治理他的新王朝,都需要举起“衍圣公”这杆大旗。朱元璋立刻在谨身殿召见了孔克坚。孔克坚大礼参拜后,朱元璋和善地问道:

“老秀才远道而来,辛苦啦。近前来,让朕仔细看看你。”

孔克坚慌忙膝行向前,举头上望。

“你今年多大年纪?”

“臣五十三岁。”

“起来吧。坐下说话。”

“小民谢大皇帝赐坐。”

孔克坚诚惶诚恐地坐在太监搬来的方杌上。朱元璋亲切地安抚道:“老秀才,朕看你一脸福相,是个安享快活的人。朕不打算委派你勾当,你可以消消停停地回去过生活。不过,也不能无所事事,你要常常写书,并教导你的孩儿,休要怠惰了。你祖宗留下了三纲五常,垂宪万世的好法度,如你的子孙不读书,是不守祖宗法度,万万使不得!要是我朝里再出几个圣人,那是何等的好事呀!你说对吗?”

“小民谨遵圣上教诲,回去以后,一定叫儿孙们悬梁刺股,奋发读书。”

“这便才是。孔克坚,你留在宫里用午饭。朕今日高兴,陪你老秀才喝两盅。”

“不敢,小民怎敢打扰皇上!”

“不,衍圣公不仅是圣人的续脉,还是朕的老师,不要推辞了。饭后,朕还有封赠呢。”

“谢皇上厚恩。”孔克坚再次跪了下去。

宴请后,朱元璋厚赠孔克坚,然后打发他回了老家。

这次宴赏成了制度,有明一代谨遵奉行,直到清代仍然沿袭不替。凡是袭封衍圣公的人,不再“委付勾当”,即不授官职,“养之以禄,而不任之以事。”

孔克坚没有自来。为了养之以禄,朱元璋赐给孔府土地二千大顷,约合六十万亩,并划定一百一十家农户,专供孔府洒扫使唤。

圣人后裔与新皇帝友好结合,意义重大。衍圣公孔克坚,不仅成了天下文人学士归附朝廷的旗帜和楷模,也是新王朝走上文治轨道的象征。

孔圣人这杆大旗树立起来了,普天下的孔孟信徒,都该汇集到大旗之下了。

早在洪武元年(1368)八月中旬,攻陷大都不久,朱元璋即下达了一份《求贤诏》:

朕唯天下之广,固非一人所能治,必得天下之贤共理之。向以干戈扰攘,疆域彼此,致贤养民之道,未之深讲。虽赖一时辅佐,匡定大业,然怀才抱德之士,尚多隐于岩穴,岂有司之失于敦劝,使贤者不能上达欤?抑朕寡昧不足以致贤欤?不然,贤士大夫幼学壮行,思欲尧舜君民者,岂固今世而已哉!今天下甫定,愿与诸儒相守,讲明治道,启沃朕心,以臻治道。岩穴之士,有能以贤辅我,以德济民者,有司礼遣之,朕将擢用焉。

朱元璋在向儒士们循循善诱,先前干戈扰攘,疆域变迁,顾不得招募贤人,以致许多“怀德抱才”之士,隐于山林。是有关部门失之于敦劝,还是朕不容贤人呢?都不是,士大夫幼学壮行,为的就是致君尧舜,只是不愿为末世效力而已。如今天下初定,希望隐遁之士立即出山,以贤辅政,以德济民,朕将重用你们呦!

诚笃急切之情,洋溢纸上!

紧接着,朱元璋又派出起居注詹同、魏观,侍御史文原吉等人,分赴各州县,访求贤良。临行时,朱元璋当面嘱咐:“一个人的优劣长短,往往集于一身。明锐的往往轻飘,敦厚的不免迂缓,才辩的行不逮言,沉默的德或有余。尔等要善于鉴别,不可只执一端,求全责备。”

贤良们看到了《求贤诏》,许多人闻风而动;听罢专使的游说,更是趋之若鹜,纷纷收拾行囊,争相上路。朝廷缺少官吏的窘况,很快得到缓解。但也有一些儒士,或出于自尊,或心怀恐惧,对《求贤诏》视同虚文,千方百计推脱逃避,以逃脱应召,远离是非之地。

有一个名叫秦裕伯的人,曾经担任过元朝的福建行省郎中。后来,看到时局动荡,弃官而走,避居上海。闭门读书拒客。早在吴元年,朱元璋就曾派人带上他的亲笔书信和礼品,前去礼请,但均遭到谢绝。现在,再次派人坚邀,依然向隅而归。

朱元璋估计,这个人之所以不识抬举,肯定是因为做过元朝的官员,故意作出忠贞不二的姿态。既然礼请不至,不妨来点绵里藏针——连哄带吓。便写了一封措辞直露的信:“先生屡召不至,情有可恕。朕不会强人所难。但,滨海之民好斗,先生智谋之士而居此地,苟坚守不出,恐有后患!”

言外之意:要你出山,并非你有超长的智慧本领。朝廷空席以待,而是为了你的安全呀!

饱学的秦裕伯一看就明白。得罪了杀人不眨眼的朱元璋,“好斗之民”随时会来光顾,“后患”不期而至。他不敢再借故推脱,赶紧收拾行囊,跟随使者来到了应天。朱元璋没有怪罪,立刻命他做了翰林院待制。后来又放了外官,被任命为陇州知州。

杨维桢,是闻名东南的大名士。当初曾对张士诚直言劝谏,并多次拒绝张士诚的礼聘。洪武二年,朱元璋命翰林学士詹同带着礼品登门问候,请他进京主持纂修礼书。杨维桢已经年逾古稀,他推脱再三,声泪俱下:“哪有行将就木的老妇,再去嫁人的道理?恕老夫不能听命!”

詹同只得空手而回。朱元璋心里虽然不痛快,但并没降罪。第二年,他再遣地方官礼请。杨维桢无奈,只得提出应征的条件:“皇帝用吾之能,而不强吾所不能,则可以上路。否则,只有蹈东海一死而已。”

朱元璋得报,越发器重。不但慷慨应允他提出的条件,而且特赐皇帝安车,让他坐着进京。杨维桢颇受感动,来到应天后。他对礼书的发凡、体例等,进行了详细的指点,只住了三四个月,即悄然而返。朱元璋尽管很生气,无奈有约在先,倘若加以惩处,有失皇帝信誉,只得听凭他平安归去。

宋濂写了一首送别诗相赠。其中有句云:“不受君王五色诏,白衣宣至白衣还。”

杨维桢的自由来去,传为佳话。朱元璋豁达大度、礼贤下士的美名,在儒生中广为传布。

有一天,朱元璋信手摸过从未读过的《琵琶记》,随便翻阅。看着,看着,竟然入了迷。蔡中郎的故事,深深打动了他。一口气把剧本读完,双手捧着感叹道:

“《五经》、《四书》像五谷杂粮,是每家天天不可缺少的活命之物。这《琵琶记》,则是珍馐美味,富贵之家也少不得呀。”他扭头向侍者盼咐道:“快去打听一下,这个高明,高则诚,家住哪里,是个什么人物?”

使者很快回禀:高则诚是名动东南的大学问家。朱元璋立即派人去礼请,准备委以重任。不料,高则诚却不买他的账。听说使者临门,急忙脱光了衣服,躺到床上,声称“心病危急”,不但不能接诏,也不能见客。使者坚持当面传达皇帝的旨意,实际上是观察他是否真的有病。不顾家人阻拦,硬是往里闯。不料,进到卧室一看,果然病得不轻。只见他伏卧在床上,脸色如蜡,连声呻吟,连回答使者问话的气力都没有。使者只得据实回去复命。朱元璋尽管十分惋惜,但更多的是不快。尽管他对高明的“心病”,满怀狐疑,但却自己安慰自己地说道:

“朕爱其才华横溢,想让他与文臣聚会京都,朝夕诗酒吟诵,谁知他称病不至。朕给他福享,他竟然不识抬举,足见是个没福的狂狷之徒!”

其实,正像他的名字一样,高明不是无福消受皇帝的恩赐,而是他知道伴君如伴虎的厉害:与其享福丢命,何如清贫善终?

跟高则诚一样精明的人,并非是个别的。有一些老朋友,在朱元璋打天下时鼎力相助,一旦他荣登大宝,成为炙手可热的真龙天子,便立刻像躲避瘟疫一般脱身而去。有的坚决拒绝做官,有的不告而别,埋名隐姓,遁迹江湖。他们知道,对于胆识过人而又天赐机缘的幸运儿,只可以与之共患难,而不可以共富贵。如不及早远远离开,一旦老虎发怒,就会被一口吞掉!

最为典型的例子,是精通卜筮象数之学的儒生陈遇。朱元璋攻占集庆之后,就请他出谋划策,参与机密。朱元璋称吴王后,授他供奉司丞,他坚决谢绝。朱元璋登上皇帝宝座,三次授他翰林学士,他照样推辞。朱元璋便赏他一乘小轿,拨十个扈从跟随,以示宠荣。洪武三年,又请他做中书左丞。第二年,再请他做礼部侍郎、兼弘文馆大学士,但一概遭到坚拒。后来,又授他太常寺少卿,礼部尚书。尽管朱元璋几乎要翻脸,陈遇仍然心波不起,坚不应职。

这样一二再,再而三地不给皇上面子,朱元璋当然很恼火。但想到“君子不可夺志”这句古语,同时也为了表现自己的仁厚大度,才没有加以处置。为了笼络老儒,朱元璋决定给他儿子授官,有一天,朱元璋当面试探道:

“陈先生,朕三番五次授你官职,你都不应。朕只得把官职授给你的儿子。”

“陛下,此事万万不可!”陈遇慌忙推辞。

“为什么?”朱元璋板起了长脸。

陈遇叩头答道;“臣的三个儿子,年纪都还小,正是学习做人的时候,给他们授官,只能增陛下之累,有害无益——此事还是以后再说吧。”

相强不得,朱元璋只得作罢,但仍然把他放在自己身边。经常召进宫去,询问治国安邦大计,陈遇也坦诚相对,直言进谏。他能够把握皇帝喜怒无常的个性,冷静灵活地进言。朱元璋感到,陈遇对自己多有裨益,却丝毫没有构成威胁。这既成就了朱皇帝,也成全了他自己。陈遇的睿智机变,受到后世史家的高度赞扬。万历年间,学者李贽写过一部《续藏书》,竟把没有爵衔的陈遇,说成是“明朝名臣第一人”。

还有一个名叫田兴的人,是一同起事的淮西旧人。跟随朱元璋出生入死,征杀多年。攻下应天后,却不辞而别,不知去向。洪武三年,终于打听到了他的行踪:在滁州乡间埋名隐姓,作了种田的农夫。朱元璋两次派人前去礼请,但都遭到拒绝。无奈,只得派田兴的好朋友汤和亲自出马。前两次礼请,都是幕僚写的信。这一次,为了表示诚意,朱元璋亲笔写了一封信让汤和带上。要他一定将田兴请来应天,共享荣华富贵。信中写道:

元璋见弃于兄长,不下十年。地角天涯,未知云游之处,何尝暂时忘也。近闻兄长所在,为之喜不可抑。两次诏请,不肯勉强相屈。文臣好弄笔墨,所拟词意,不能尽心中所欲言,特自作书,略表一二,愿兄长听之:昔者龙风之僭,兄长劝我自为计,又复辛苦跋涉,参谋行军。一旦金陵下,告遇春曰:“大业已定,天下有主,从此浪迹江湖,安享太平之福,不复再来多事矣。”我本以为戏言,不意真绝迹也。皇天厌乱,使我灭南盗,驱北贼。无才无德,岂敢妄自尊大?天下遽推戴之,陈友谅有知,徒为所笑耳。弟三年在此位,访求山林贤人,日不暇给。兄长移家南来,离京甚近,非但避我,且又拒我,令人闻之汗下!虽然,人之相知,莫如兄弟。我二人者,甚于手足,昔之忧患与今之安乐,所处各当其事,而平生交谊,不为时势变也。世间未有兄因弟责,惟是闭门瑜垣以为得计者也。皇帝白是皇帝,朱元璋自是朱元璋,朱元璋不过偶然做皇帝,并非作皇帝便改头换面,不是朱元璋也。本来我有兄长,并非作皇帝便视兄长如臣民也。愿念兄弟之情,莫问君臣之礼,至于明朝事业,兄长能助则助之,否则,听从自便。惟叙兄弟之情,断不谈国家之事。美不美,江中水。清者自清,浊者自浊,再不过江,不是脚色也!

这是一篇绝妙好词,原汁原味的朱元璋“正版”,读来令人解颐,而且他的真情与诚恳,仍然洋溢在字里行间。不但显示出朱元璋不忘旧交的人情味,更表现了他真切求贤的良好愿望。

无奈,田兴仍然不相信朱元璋的华美约言。看到他登基短短数年间,向凤阳及边外无情地迁徙大批富豪,残酷地杀死数万“贪官”。甚而,早晨是亲信,夜晚成寇仇!他的残忍和善变,隐居山林的田兴看得清清楚楚。他坚定地相信,皇帝就是皇帝,朱元璋已不是朱元璋!尽管,有时他的作为是不自觉,甚而是不得已的。

田兴看罢来信,顺手扔到一边。扭头吩咐备酒招待老朋友。

“咦?田大哥,咱们还没谈正事呢,干吗忙着喝酒呀?”汤和着急了。

“老弟,我们弟兄十几年不见,我也实在想念你们。今日好不容易聚到一起,一定要来个一醉方休才是。”田兴不愿谈正题。

“大哥不给个满意的答复,兄弟我哪有心思饮酒呀。”

“咳!你这酒鬼,莫非改邪归正了?”田兴一面用锡壶斟酒,一面调侃。“只怕你一闻到香味儿,就馋不住啦。这可是咱亲自酿造的糯米酒,味道醇得很呢。来,先干上这一碗。”

“别跟我耍滑头!”汤和把酒碗推到一边。“你说了真心话。兄弟我才能喝你的酒。”

“咳!你我弟兄饮酒叙旧,才是最痛快的事嘛。”

“田兴,你到底奉不奉诏?”汤和拉长了脸,“你不说痛快话。小弟怎么回去复命?”

“这么说,一定要逼着我说实话咯?”

“咳,俺的好大哥,你就别绕圈子啦!”

“汤和兄弟!你身在朝廷,还用我细说吗?这几年朝内朝外发生的事,你难道不觉得太邪乎?唉!”田兴长叹一声,见汤和点头不语,他继续说道:“俗话说,伴君如伴虎。我害怕不定什么时候,被老虎狠咬一口呀。”

“我们是一同起义、共过患难的弟兄,他能咬旁人,总不至于咬你我吧?”

“嘿嘿,可以共患难,不可以共富贵,这是千古至理。刘邦的天下是谁给他打的?谁帮他治理的?张良、韩信、萧何,这三位大功臣,后来怎么样?张良逃走隐居,萧何长年战战兢兢,韩信死在他的手里?”

“这么说,我等的命运,都要跟他们一样?”

“老弟,还是多长个心眼的好呀。”

“这么说,我也该早早溜走?”

“你跟我不同,我是种田的农夫,你是中山侯,中书平章,御史大夫。身为重臣,要想不告而别,可不是那么容易的。”田兴极力把话说的含蓄。

“可也是。”

“现在,你明白愚兄为何不应诏了吧?”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大哥做得对。”

“兄弟回去见了皇帝,务必替我美言几句。就说,田兴患了痴呆之症,成了废物一个。就是用粪筐抬了来,也只能给京城添脏添臭。来,干了这一杯,就算是你答应了哥哥的请求。”

汤和只得空手回去复命。

田兴害怕朱元璋再派人来,汤和走后,赶紧搬了家。搬到一个偏远的深山里,继续做他的田合翁。

朱元璋是个多疑的人,平时对谁都不肯轻信。属下进呈奏章和禀告,总是怀着三分疑问。他知道,那里面叠床架屋般、里三层外三层的假话、套话、奉承话,宛如醉人的美酒。喝多了便醺醺然,坠入一种虚幻的天地。因此,他经常外出微服私访。想通过耳闻目睹、亲自观察,洞悉老百姓的贫富忧乐,他们对皇帝的态度和议论,还可以顺便发现有用的人才。

这一天,朱元璋扮成商贩来到一家酒馆。见里面酒客满座,一个国子监学生模样的人,站在那里等候座位,便近前寒暄道:

“先生。我来帮你找个座位如何?”

“那敢情好。”

朱元璋见北墙根供财神爷的桌子旁边有两把椅子,便把香案烛台往后移一移,作揖说道:

“财神呵,打扰了。麻烦你老人家,让出一个桌子角,让我俩坐一坐吧?”朱元璋回头向那书生礼让道:“先生,财神爷答应了。过来坐吧。”

书生只得在对面坐下。朱元璋要来一壶黄酒,四个小菜:酱豆干、炸蚕豆,炝香芹,蒸鸭爪。斟上酒,向书生让道:

“请先生赏光,陪在下喝两盅吧。”

“萍水相逢,怎好打搅。在下在等一个朋友。谢谢啦。”

“咦——喝着酒等,不是更不寂寞吗?再说,你我今日对饮,明日不就成了熟人?来,先干上这一杯,祝贺我们相识。”

“那就多谢啦。”书生客气地端起杯来。

一面饮酒,一面闲谈。年轻人谈吐清丽,器宇不凡,原籍四川重庆,姓国名永辉。朱元璋有意试试他的才学,却用不经意的口气问道:“俗话说,闷酒难饮,你我对联解闷如何?”

“好是好,只是在下才疏学浅,恐怕出丑,惹得阁下笑话。”

彼此彼此,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好吧。先生请出上联吧。”

朱元璋说一声“献丑了”。缓缓吟出上联:“千里为重,重山重水重庆府。”

书生才思敏捷,略一思忖,随即对道:“一人成大,大邦大国大明君。”

朱元璋一听,心里美滋滋,顺手指着神龛下面垫的一块小木片,说道:“请先生以此小木片为题,赋诗一首如何?”

国永辉并不推辞,略为沉思,低声吟道:“寸木原从斧削成,每于低处立功名。他时若得台端用,要向人间治不平。”

“‘要向人间治不平’——好!先生不仅才华横溢,而且志向高远。你一定会得到‘台端用’的。我祝贺你。”

书生用疑问的眼光看着朱元璋,摇头笑道:“在下口出诳语,阁下不要见笑。”

朱元璋心下暗喜,急忙答道:“哪里,哪里。我说的是真话。”

第二天,朱元璋便传旨,命太学生进宫觐见。

国永辉进了文楼,磕罢头站起来,一眼瞥见巍然高坐龙椅上的大明天子,颇似昨天在酒馆邂逅相遇的“商贩”。仔细再看,果然不差。急忙重新跪下,瑟瑟抖着,惶恐说道:

“草民昨日,有眼无珠,饕餮陛下的美酒佳肴,实在是罪过至极!”

朱元璋笑道:“没有一杯之缘,哪有你的佳对?”

“草民大胆无知。一派胡言乱语,万望陛下恕罪!”

“哈哈。你对的不错嘛——没有罪呀。”

“谢陛下皇恩浩荡!”

“国永辉,你不是想登‘台端’吗?朕想遂你之愿,你可愿意?”

“陛下,草民年纪轻轻,才疏学浅,只恐不堪重用呀!”

“不妨。你这‘寸木’,不是愿意在‘低处立功名’吗?只要心里想着国家社稷,处处‘向人间治不平’,就是朕的好臣子。”

“草民谨遵陛下的教诲,为治人间不平,就是肝脑涂地,也在所不惜!”

“好,朕命你为五品按察使,四处勘察人间不平。明日就去吏部报道吧。”

国永辉巧对半副对联,随口吟出一首小诗,便得了个五品官儿,可谓来得极其容易。但,这块垫神龛的“寸木”,没有辜负自己的才华和朱元璋的擢拔,后来成了一名出色的监察官吏。

暮春的一天,朱元璋微服私访来到城郊一个村落。见一户人家,依山面水,茅房疏篱,修竹青翠环绕,满树桃花吐艳,环境十分清幽。正在驻足观看,一阵劲风挟着细雨飘来,顷刻间花瓣纷飘,落红满地。不由惆怅吟道:

“微微细雨洒修竹,拂拂清风飏落花……”

三四两联还没想好,忽听有人接吟道:“天下车书今一统,五云深处帝王家。”

声音来自院内。朱元璋不禁大吃一惊,而且有说不出的喜悦:一个普通百姓家,竟然有如此才思敏捷的人物!而这位乡下农夫,对自己统一天下,发自内心的颂扬赞美,端的是难能可贵。探头往篱门内一看,一位老者正坐在竹几边,举杯品茗。不用说,续诗的人,就是这位老者了。朱元璋迈步近前,抱拳问道:

“老人家好?方才所吟的诗句,好气魄,好境界呦!”

老人站起来答道:“随口瞎溜,狗尾续貂,哪来的气魄、境界?客官谬奖了。如蒙不弃,请坐下饮杯淡茶。”

朱元璋坐下后,老人给他倒上茶,然后问道:“客官从城里来,不知做何生理?”

“小人贩来几车麻,昨天刚出手。今日闲暇,出城走走。看到府上十分清幽,便停留了一会儿。敢问长者上姓?”

“不客气,小老儿姓尹。”

一面说着,朱元璋仔细打量老人。只见他年逾半百,但面色红润,三绺长髯拂胸,眉目间露着机警与睿智。喝下一杯茶,便告辞出来。

第二天,他遣人把老者请进宫来,赐座之后,朱元璋亲切地问道:“老人家,我看你满腹诗书,谈吐高雅,是个难得的人才。新朝初立,官府缺额甚多,朕想请你出山,帮朕治理一方百姓,不知尊意如何?”

“哎呦呦,不敢,不敢!小民只愿做个太平百姓。再说,小民连一头水牛都使唤不灵,哪有牧民的本领——恕小民不敢应承。”

“老人家,你有儿子吧?那就让你的儿子出来做官如何?”

“回皇上,小民只有两个女儿,已经出嫁多年了。”

“唉,这就难了。”人各有志,不能强求。朱元璋只有摇头叹息。“内侍,领老人家到内库去,让他老人家不论是金银珠宝,还是字画古玩,随便拿些回去就是。”

可是,使者回来禀告说,那老人金银财宝看也不看一眼。定要逼着他拿,只选了一幅马远的山水。说什么“有此宝物相伴,小民的后半生不寂寞了。多谢皇上。”

听罢奏报,朱元璋恍如沐浴在三代淳厚民风之中,不由感叹道:“如此明睿诚笃的百姓,多有一些该多好呦!”

其实,像杨维桢、高则诚、尹老者这样决心远离官场的人物,究竟是少数。乌纱袍笏、优厚的官俸,毕竟有着无限的诱惑力。自从朱元璋发布《求贤诏》,短短数年间,应召而来的儒生,不绝于道。他们或者为朱元璋制礼作乐,或者参加《元史》纂修,或者教太子诸王读书,或与皇帝一起讨论书史,有的则做了京城或者地方的掌权者。一时间,人才毕集,缺官少吏的矛盾,大大缓解。

朱元璋同一个姓宋的侍郎聊天,顺便问道:“你的儿子读书了吗?”

“回皇上,读了几年。”

“从哪儿请的老师呀?”

“是臣的妻弟蔡诚。他的学问很好,从家乡来看微臣,便留下来教两个犬子读书。”

朱元璋吩咐道:“明天你带他来见朕。”

第二天,宋侍郎带着妻弟前来朝见。大礼参拜之后,朱元璋突兀地问道:

“蔡诚,你写字师承哪家?”

“回皇上,小人师承释智永。”

“他是出家人,你为何要学和尚的字?”一听有人尊崇和尚,和尚出身的朱元璋便觉得格外投缘。

“小人只管谁的字好,没管他是和尚还是道士。”

朱元璋又问:“你能为朕赋一首诗吗?”

“小人试试看,请皇上出题。”来人并不打怯。

“不必出题,随便吟来就是。”

蔡诚轻咳一声,朗声吟道:“臣本山中一布衣,偶依亲旧在京畿。丹心协协如云气,常绕黄金阙下飞。”

“常绕黄金阙下飞。”一语泄漏了天机——他“丹心协协”有求官之意。朱元璋趁机问道:

“蔡诚,尔愿意做朕的臣下吗?”

“小民不才,甘愿竭尽精诚,为圣上效力。”

“好。朕命尔为刑部主事,明日即可前去应职。”

有一天,朱元璋翻阅儒士们进呈的应诏诗。有一首《指佞草》,写道:

“草在尧阶指奸佞,奸臣一见慑心肝。只今圣代多贤辅,尽日阶前翠色间。”

写诗人是泰和贡士萧鹏举。这首诗,写得浅薄直露,充满了“尧阶”、“圣代”、“贤辅”和“翠色”等阿谀逢迎的字眼,却一下子挠到了朱元璋的痒处,立即降旨封官。善解拍马三昧的萧贡士,立即平步青云,被授为苏州府同知,兴高采烈,走马上任去了。

一言称旨,一诗当意,立即得到青睐,委以重任,这就是朱元璋的用人习惯。许多入朝为布衣,暮为显吏,身蟒腰玉,荣耀无比。牧牛娃出身的朱皇帝,选拔官员,有时竟是这么任性和随意。这几年,每年举荐授官的,达一两千人之多,最多的时候达到三千七百余人。召对称意,立即走向官场的,不止是孔孟之徒,还有不少和尚道士。

出家人可以随时做官,朱元璋开了历代选官的先例。说起来,原因很简单:一方面,当今皇帝在皇觉寺出过家,对僧道有着特殊的感情。另一方面,连年战乱,不少有才能的人厕身寺院,混迹于黄冠缁流。

然而,对于脱下袈裟换上蟒袍玉带的和尚官员,许多儒生出身的官吏往往侧目而视。觉得他们未必有什么真才实学,不过是巧舌如簧赢来的富贵。山东按察副使张孟谦,就是这样一个清高派。他三番两次弹劾和尚出身的山东布政使吴印,不学无术,狂妄跋扈。结果激怒了朱元璋,被砍了脑袋。

为了培养和选拔人才,朱元璋在大力办学校的同时,还积极开展科举考试。

科举考试,兴自隋唐。十年寒窗,一朝得中,高车骏马,光宗耀祖。“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观尽长安花。”那种飞彩流霞的光彩荣耀,令多少读书人醉心向往,趋之若鹜。朱元璋自然懂得,天下英雄尽入彀中的个中三昧。早在封吴王之初,便首开科举。以后逐渐完善,成为选拔官员的主要途径。刘伯温是这方面的策划人。从考试的程序、场次、到被称作“八股文”的作文体例,都是由他制定的。这些规范和制度,直到清朝末年一直没有大的变动。考中状元,授修撰,榜眼、探花授编修,供职翰林院,前途无量。其他人则授给知县以上各级官吏。“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这便是读书人最好的归宿。难怪,读书、科举,成为读书人终生追求的“事业”。

有一首《神童诗》写得好:“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

不过,这些孔孟之徒,果真像他们说在嘴上、写在纸上那样诚惶诚恐、耿忠不二吗?在朱元璋的心目中,始终有一个大大的问号。所以,他始终瞪大眼睛盯着这帮读书人,而且紧紧抓住手中打磨得锃亮的钢刀,准备随时砍下他们不驯的头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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