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本论文集。在此之前，我出过两个集子，一是1994年在甘肃少儿出版社出版的《代际冲突与文化选择》，主要收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初的论文；另一是2001年在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现实文本文本间性》，主要收从20世纪90年代初到新世纪初的论文。这次收的主要是新世纪10年的论文，合起来，这些年的论文大体就这些。本集论文分四辑。第一辑是一般理论，第二辑是作家作品论，第三辑是几篇成人文学评论，第四辑主要是一篇与个人生活道路有关的访谈。论文大部分都是在刊物上发表过的。为尊重历史，此次选入，除校正个别文字，一般未作改动。题名《故乡是一段岁月》，一是集中有这样一篇论文，偷懒，现成拿来作了书名；二是人们常常将童年比做精神的故乡，本集论文多是关于童年、儿童、儿童文学的，用以作书名，想也不算特别地离题。
以上说及的时间只是一个大致的划分，其中也有些和这种划分不一致的地方。其中最明显的就是这次选在第一辑中的《写给春天的文学》。这是我第一篇公开发表的论文，刊载在1983年第3期的《浙江师范学院学报》上。当时的反映还可以，选入当年儿童文学论文选，还得过儿童文学研究会的一个什么奖。但1994、2001年编论文集的时候，我都有意地将其忽略了。忽略的原因，可能不止一个，现在能回忆起的，可能主要是和编集子时的认识不一致。
我“文革”结束后重回大学读书并改行学习中国文学时，文艺界盛行本质论，即认为“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认识的过程就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无限循环以至于无穷，总之是像砸核桃一样，找出现象后面作为本质的那个东西。我的《写给春天的文学》便是按此方法写成的。具体地说，就是将儿童文学作为一个整体，作为一个客观的认识对象，层层抽象，最后得出儿童文学的美学特征，一二三四，科学客观。这有些接近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一般认为，自然科学是讲究拉开认识者与认识对象的距离，将“客观性”作为认识的基本原则的。可在社会科学中，认识者和认识对象是“自我相关”的，认识对象影响认识者，认识者也影响认识对象，或者说，是将自己“烙印”于对象，是对象向“我”生成。我看到的是我想看到的，我从对象身上取出来的东西是我放进去的东西，对象是被“发明”的。于是，认识的纯客观性被颠覆被消解了。这种认识观念现在也被推广到自然科学研究，有人就认为，数学公式也是被“发明”的，几何公理也是被“发明”的。这样一来，整个认识都有主客交融、物我互动的性质，原来那种本质论的、从对象身上抽取本质特征的方法之缺陷也就明显地显现出来了。
《写给春天的文学》在方法论上还有一个缺陷，就是简单化地、过分地将儿童文学的特点归因于题材和读者。先说儿童文学的美学特征是天真、明朗，然后说，所以天真明朗，是因为儿童天真明朗，儿童生活天真明朗。这里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就描写对象说的，儿童、儿童生活的天真明朗作为作品的题材、描写对象影响到作品。这虽不全面但包含了合理性。另一是就读者对象说的。儿童喜欢天真明朗，投射到作品上，使作品变得天真明朗。这也包含了合理性，但也不全面。读者能影响到作品，但作品毕竟是作家创造的。读者的需求只有反映到作家那儿、被作家意识到并表现于文本，才能成为文本呈现出来的特征。可在当时，儿童文学中盛行一种儿童读者决定儿童文学特征的认识：儿童思维是具体的，所以儿童文学应该是形象、直观的；儿童喜欢听故事，所以儿童文学要有故事性，如此等等，推广开去，儿童生活是天真明朗的，儿童文学也应该是天真明朗的了。这种思维方法的简单在于其忽视了文学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创作者思想情感的表现这一基本事实。正如佩里·诺德曼说的，儿童文学是一个成人自我满足的寓言。不是主要从社会、从成人作家的角度而是主要从题材、从读者的角度认识儿童文学，以为儿童文学的特点主要是儿童生活、儿童读者兴趣决定的，是一种本末倒置。
本质论并不是一种全无合理性的认识方法。正因为其有某种合理性，所以才影响深远，运用普及，从中走出来也特别地艰难。我在1994、2001年编论文集时忽略《写给春天的文学》只是一种感觉。但毛泽东曾说：“感觉到的东西我们不一定立即认识它，只有认识了的东西我们才能深刻地感觉它。”世纪之交，建构论、后现代主义已经被广泛地介绍到国内并运用于中国的文学批评，但自己因为受习惯思维的影响，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对这些极重要的理论、思维方法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错过了许多很重要的学习机会。而且，就是有所意会，在旧轨道上生活惯了，改起来也十分的难。在2001年出版的《童话的诗学》中，引了尼采“现实只是一种美学现象”的话，具体论述中也想摈弃本质论，但现在回过头来看，本质论的影响依然随处可见。2004年出版一本属于成人文学的理论著作《〈围城〉修辞论》，是自己从本质论文学观走向修辞论文学观的重要一步。也是在写作这本书的过程中，逐渐体会到，旧体系的栅栏无论怎样坚固，其内部已开始腐朽，外面的曙光已经照射进来，崩溃是迟早的事情。庆幸的是，进入新世纪以后，自己一直在这条路上走着。特别是刚刚完成的《20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的文化阐释》，不将20世纪的儿童文学看做一种有目的的线性发展，而是看做不同文化思潮的矛盾、冲突、融合，一种空间性的建构和解构、疏离和整合，存在就是过程，过程就是世界，自己觉得认识上还是有些提高的。
或许就是立足于这样的认识，我不同意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儿童文学理论没有进步的看法。恰恰相反，我觉得，在世纪之交，中国的儿童文学理论正在发生转折性的变化。中国儿童文学曾经有过理论，并一度走在创作的前面，那就是周作人等在五四前后张扬的“复演说”和“儿童本位论”，但不久后即被阶级斗争理论绑架，直到80年代后才稍显复苏。复苏后的儿童文学理论没有太跳出周作人的藩篱，主要在浪漫主义的文学观念里想象儿童和儿童文学，回归自然，回归乡村，回归儿童，回归未开化半开化的乡野人，同时也回归人的潜意识，用荒野文化来校正园艺文化。作为一种源远流长的想象儿童想象世界的方式，这种建构儿童和儿童文学的方式无疑有巨大的合理性，代表着20世纪儿童文学想象的最高水平。但是，这种想象同样是从本质论出发的，即将自己的想象、建构看做是终极的存在，以为只有这种想象才是最正确的想象。这样，在将儿童文学向前大大推进一步的同时，又堵塞了另外的想象、建构儿童和儿童文学的道路。在世纪之交，儿童文学理论的转折性变化就是逐渐疏离这种文学观，从后现代的、建构的观点看世界，世界不再被理解为一个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世界而是一个话语的世界，话语的边界就是世界的边界。集中体现这一文学观念的，一是一些国外的儿童文学理论的引入，一是一些在这一观念下出现的理论专著和文章。在这一过程中，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一些青年学者的出现，如张嘉骅、徐兰君、杜传坤等，虽然他们至今的专著、论文不多，社会的关注度也不够，但假以时日，一定是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的中坚力量。
回到前面提出的问题：为什么前两次编论文集未收《写给春天的文学》这次却收了？前两次感觉到论文中的本质论，想逃避它但又未能完全挣脱它，想以忽略的方法拉开与它的距离，但这恰反映了它对自己影响的存在。现在，虽然仍不敢说已完全挣脱本质论，但毕竟能较为坦然地面对本质论和曾经信仰本质论的自己了。我不知道别人是否有过和我类似的感觉，只知自己是这么走过来的。这就是生活，这就是人生，没有绝对的开头，也没有绝对的结尾，一切都是中间物。不管有未在世界即话语的建构中留下自己的声音，我们都实实在在地存在过。留在这部论文集中可能只是一个在新旧之间徘徊、挣扎的身影，但多少也折射出一些历史前进的足音，如此，这本论文集是自己告别“本质论”的记录，也是自己告别“本质论”的一个纪念。
2012年3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