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以来少儿文学中的身体叙事
身体是少年儿童文学中最敏感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在现实生活中，儿童、少年与成人的不同，首先是从身体上表现出来的；这一儿童和那一儿童的差异，也首先是身体上的差异；说一个孩子的成长，也首先指身体上的长大。但身体不只是生物学意义上的身体，它更是一个文化上的概念，“是我们拥有一个世界的一般方式。”新时期以来少儿文学中的许多变化，都是通过身体叙事表现出来的。
一身体在逃亡中醒来
新时期少儿文学中的身体叙事是从对身体的“唤醒”中开始的。说“唤醒”，是因为此前儿童文学中的身体多是沉睡的、甚至是缺席的。红色儿童文学当然也会写到身体。那时人们在大街上常会看到这样一幅宣传画：一面鲜艳的红旗下站着一男一女两个孩子。男孩，白衬衣，蓝色西装短裤，衬衣掖在短裤里；女孩，白衬衣，花裙，衬衣也掖在花裙里。目视前方，右手高高举过头顶，鲜艳的红领巾在胸前飘动。这形象鲜亮、明丽，但缺少个性，更多表现的是社会的政治的含义而非生命体自身的特征，身体看似在场事实上却是缺席的。“唤醒”就是将儿童生气贯注的身体召唤到场。
“唤醒”是从一些痛苦的记忆开始的。陈丹燕是新时期少儿文学身体叙事最敏锐最自觉最有深度的作家，她对少儿文学中身体叙事的觉悟是最早的。写于80年代初的《中国少女》，写已不年轻的“我”带领一个美国中学生访华团到自己原来读书的中学去访问，目睹眼前少女青春靓丽的身体，不由自主想起“文革”中自己在这儿读书时受到的压抑和扭曲。“一次，我们在大楼外铺着梧桐树叶的小路上互相扶着，努力把脚伸直、抬高，然后换一只脚。开始我们嘻嘻哈哈地笑，拼命使自己姿态优美。突然我们在一扇玻璃门上看到自己，一举一动多难看，真的难看，僵直的，腿弯曲着，背也弓着。我们都很伤心，我们怎么会这样，不会任何一个舞蹈。”以这种僵化的扭曲的身体，作者痛苦地控诉了造成这种悲剧的社会力量。而能看到这种压抑和扭曲，反映着作者健全的身体意识的自觉。
可唤醒了的身体意识却发现，在那时的现实语境中，却无法为不被扭曲的身体找到一个栖息之所。一方面固然是极左思潮的流风仍在，一方面则是新的升学竞争把学校又变成身体的禁锢之地。于是，班马等人提出一个口号：“野出去！”“野出去”是一种逃逸。作为一种策略，就是以逃逸的方式规避了父权文化对儿童身体的监控，将“父亲”悬搁起来，在一片未经现代文明濡染、“父亲”鞭长莫及的地方复活僵化的、被扭曲的身体，在母亲般大自然的抚慰中获得原始的活力和自由。《鱼幻》中的“你”刚离开上海时，还是一个面孔白皙、手臂“细细的”纤弱少年，而来自乡村的船员丁宝却是：“一双矗立在你眼前的大脚，它简直不是人的脚板，粗硬得像是一层金属壳，透着暗红的光泽；又像是动物的甲皮，五指和整个脚底煞平，却极干净光滑。”两相对照，少年的身体不仅“纤弱”而且现出某种病态。但一走进江南腹地，少年身上沉睡已久的原始野性很快就被唤醒了。在乡下生活了一段时间，手脚被晒得暗红，坐在旷野，发现自己和眼前的大地是那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你突然觉得自己一个人在这儿神灵般独醒着。真是奇怪，自己怎么会坐到了这里？你从来没有这么静地独自一个人坐在整个天地之间，而且这么长久地陌生地望它……‘大地’！你心头第一次感到这就是大地。”在与自然的接触中，自己仿佛变成了动物以至植物，“心里升起一种动物般的生气勃勃。”
这种对大地、对蛮荒的自然、对人的野性动物性的赞颂同时表现在当时许多儿童文学作家的作品中。左泓的《鬼峡》、金逸铭的《月光荒野》、陈丽的《遥遥黄河源》、曹文轩的《第十一根红布条》、秦文君的《红田野》等，都把人带到荒野，带到大漠，带到高山深谷，带到急流险滩，让人在远离都市、远离现代文明的大自然怀抱中，经过“野蛮的风”的涤荡，销蚀僵化的生活和文化留在人身上的层层桎梏，恢复人的原始的生命感觉。作为这种追求的另一表征，就是几乎在同时，儿童文学中的动物，也突然地变得野性勃发、桀骜不驯起来。儿童文学，特别是拟人化童话，是习惯以驯化的动物如小狗、小猫、小白兔等为表现对象的，写到豺狼虎豹也是多为反面形象的。可进入新时期，仿佛一夜之间，局面突然变了。沈石溪、蔺瑾等不仅突然转向野外，转向大动物，而且将动物还原为动物，将野兽还原为野兽，写它们在荒蛮的自然中充满野性的生存和抗争，如冰河上的激战等。写动物其实仍在写人。以这些动物形象，这时期的少儿小说都在表现对人身上原始的野性、生命活力的召唤。
这种身体的觉醒首先自然是对此前少儿文学中的禁锢而说的。长时间地强调思想、强调精神，以超我压制、排斥本我，使人的生命力、人的自然本性极大地萎缩，精神变成了没有承载体的空中楼阁。本我、身体是最切己的。当作家将描写转向身体，转向本我，转向人的自然本性部分，自然形成了对超我、对父权文化、对僵化的意识形态的疏离和悬搁。以这种方式，新时期的身体叙述表达一种新的对人、对成长、对社会生活的新看法，本身自然也成了一种意识形态，是当时思想解放、新启蒙运动在少儿文学领域的一种投射。在更深层次，也是一种新的儿童观、身体观的表露。曹文轩谈及这代作家的儿童文学创作时曾说：“它不希望我们的民族在世界面前仅仅是一个温顺的厚道的形象。它希望全世界看到，中华民族是开朗的、充满生气的、强悍的、浑身透着灵气和英气的。”这是就精神而说的，更是就身体说的。
二身体在发育中体验成长
更直接的身体叙事是对少年儿童发育期的身体、特别是发育期女孩身体的描写。
描写是从发式、着装、饰品、化妆这些较为外在的方面开始的。发型、着装等是时尚文化，最敏锐地反映着时代文化、时代心理的律动。旧时人们没有意识到大人与儿童的区别，大人穿长袍马褂、戴瓜皮帽，儿童也穿着长袍马褂、戴瓜皮帽，五六十年代大人穿中山装儿童也穿中山装，至“文化革命”，时兴绿军装，不仅成人与儿童的界限没有了，男女的界限也泯灭了。新时期到来时，人们像从严酷的冬天走出来，首先从身体上感到气候的变化，开始脱下臃肿、色调阴暗的冬衣，换上轻便、色彩鲜艳的春装，发型、饰品也改变了。作为这一变化在少儿文学中的一个标志，是陈丹燕小说《黑发》的主人公何以佳剪了一个直立式的发型走进了学校。
何以佳17岁，刚进高三。在新潮的姑姑的启发和示范下，把扎了一个夏天的“马尾巴”解散放下来，梳了一个神秘的直发式，自觉“妖媚非凡”，同学们也称她“比平时漂亮了一个平方”，却受到管生活的赵老师的严厉批评。“只有社会上那些无所事事、灵魂空虚的人才梳这样的头”；“这种嬉皮士发式是资本主义社会腐朽没落在青年身上的表现”，并罚不肯屈服的何以佳“到操场上跑20圈”。可作者的进一步描写却让我们了解到，这位因常拿今天的生活与旧社会对比被同学戏称为“旧社会”的赵老师也并不是一生下来就这么古板僵化的。在少女时代，她也一样爱打扮、爱新衣服、爱新的发型，因受到驻校军宣队的批评教育，下定决心改造自己，穿粗布衣，吃粗米饭，和同学们一起拿尺子比着剪短了头发去参加国庆游行，才慢慢变成今天的样子，并用当年军宣队教育她的方式去要求自己的学生。但她没有看到，时代变了，现在是80年代而不是50年代，所以何以佳会那么不屈服地反抗。从一个女孩的发型的命运，反映出来的是时代的变迁。
韦伶、陈丹燕、程玮、黄蓓佳等女作家还直接写到女孩身体发育及女孩对自己身体变化的觉悟。《出门》（韦伶）中的女孩鹿子是在温泉游泳池换上泳衣站在镜子前直视镜子中的自己才突然领悟到自己是“姑娘”而不是“女娃娃”的。差不多的经历也发生在《上锁的抽屉》（陈丹燕）中的“我”身上。“那天，我一路走，一路琢磨胸口那一阵阵轻痛，也不是破皮的痛，也不像拉肚子的那种痛，倒像小时候快长新牙时候的那种感觉。生什么病了吗？拐进校门的那一刻，我突然明白过来！低头看看，衬衫果然可疑地高出了一丁点。我要变成大人了，变成一个真正的女的。”意识到自己是“姑娘”而不再是“女娃娃”，意识到自己“要变成大人了，变成一个真正的女的”，意味着自己在人生的道路迈出的重要的一步。“我早就希望成为一个大姑娘了，大姑娘意味着极其丰富的生活，意味着会懂得许多，还意味着可以爱上一个小伙子，真正懂得爱情是怎么回事情。”意识到这一点，女孩充满了甜蜜、幸福的感觉。从身体的感化，女孩也获得自己身上“我”的自觉。在《上锁的抽屉》中，就是“我”开始写日记，并找来一把锁将自己放日记的抽屉锁起来。一个上锁的抽屉划出了一个自我的世界，从此有了自己的秘密、自己的领地，不让别人擅自进入，哪怕这个“别人”是自己的父母、老师。身体是最切己的，身体的发育是最能标志人的成长的。作者写女孩意识到自己身体的喜悦自然也是觉悟到自己成长的喜悦。反之，如果身体发育出现问题，自然也会给儿童、少年带来心理上的忧虑。在程玮的《豆蔻年华》中，当高一女生高晓晓看到同宿舍的女生每月都有“特殊情况”而自己却没有的时候，产生一种被遗忘、被丢弃的感觉。为此她痛苦、流泪，嘤嘤哭泣。在这些描写中，健康、正常的成长显然已成为人的成长的重要内容和尺度。
胸部发育，女孩初潮，这些与性密切相关的身体特征的描写自然使爱、性这些内容不可避免地在少儿文学中变得突出起来。儿童与性，这是多少年来一直困扰着儿童文学的重要问题。一些人认为儿童无性，性是儿童与成人的分界线；更多的人则认为，性的内容即使在儿童生活中存在，儿童文学对此也应采取回避的态度。20世纪50年代阮章竞在民间故事的基础上创作《金色的海螺》，将具有性爱特征的内容处理为近似友谊的情感，大受赞扬，认为找到了一种在儿童文学中表现与性有关的内容的最佳方式。80年代初，一些作家开始不回避“两性相悦”，包括写到男孩女孩之间一些亲昵的举动，但仍认为那是儿童间天真无邪，并不肮脏，“肮脏的是成人的目光。”但弗洛伊德一直认为，性意识在孩子那儿，甚至很小的孩子那儿都是存在的，只是呈现的方式有所不同而已，这就给以少年儿童为主要描写对象的少儿文学一个很大的空间。新时期以后的一些作家对此进行了大胆的探索。丁阿虎将其处理为真正的爱情前的一段迷茫，虽然事后回忆起来不乏甜蜜（《今夜月儿明》）。曹文轩则写得更细腻、深入一些。在《白栅栏》中，一个小学一年级男孩光着身子和女教师一起睡了一夜，以后成为一种不断回忆起的感觉。“我对她身体的感觉，起初很不清楚，只是觉得烫。不像是睡在被窝里，倒更像是沐浴于温水里，后来才慢慢有了一些其他的感觉。随着长大，经验的日益丰富，那些感觉便有了细微的层次，并且还在不断地增加着印象。我发现，有些感觉是不会消失的，会一辈子存活在灵魂里，并且会不时地变活、生长，反而将当初还很朦胧的感觉丰富起来、明晰起来。她的身体特别光滑，像春风吹绿的油亮亮的白杨树那样光滑，像平静的湖水那么光滑。非常柔软，像水那么柔软，像柳絮那么柔软，渐渐地，我不再觉得她的身体烫人了，反而觉得她的身体凉阴阴的，像雪、像晨风，像日光，像深秋的雨，像从阴凉的深水处刚刚取出的一只象牙式的藕，又像是从林间深处飘来的，略带悲凉的箫声。”这是叙述者后来的回忆，无疑有着回忆者后来经验的改造，但基础仍是一个十岁左右男孩的最初感觉。虽然那是老师，是大人，是长辈，没有一般意义上性的含义，但那毕竟是一个异性的身体。在回忆中，男孩将那身体完全诗化了，留下的只是一片感觉中的美好。
儿童文学以少年儿童为主要表现对象，涉及的是从婴幼儿到准成年人的广大人群，无论就身体发育程度还是就与性有关的心理而言，彼此间的差别是很大的，不可完全通约的，即使仅从描写的真实性而言，涉及这些内容，也应十分谨慎。对中国少儿文学而言，这还是一个较少开拓的领域，以后理应有更多的探索。
三身体在磨难与对规训的反抗中升华意义
从疏离、逃离到对成长中儿童、少年身体的表现，新时期以来少儿文学中的身体叙事逐渐达到对正常的身体的回归。但是，这绝不意味着对儿童、少年身体规训的终结。身体从来都不只是生物学的身体，特别是儿童，身体尚未成熟，从日常起居到对身体意义的理解，都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成人，身体自然也处在成人的严密监控之中，成人的权力在这儿也自然表现得十分明显。规训及对规训的反抗，仍然是新时期以来儿童文学身体叙事的重要内容。
在陈丹燕的《黑发》《上锁的抽屉》等作品中，我们已看到围绕着身体出现的规训和反规训的矛盾冲突。虽然在这些冲突背后，我们还能明显地看到新时期以前意识形态的遗留，及那时人们对它的挣脱，但其含义已远非这一内容所能涵盖。《黑发》中何以佳的冲突对象，《上锁的抽屉》中“我”的冲突对象主要是老师、父母，他们都是儿童、少年最亲近的人。虽然他们不同程度地带着以往意识形态的痕迹，但主观上显然都出于好意，出于对儿童、少年成长的关心、负责。但有时，恰是这种关心、负责成了冲突的根源，因为他们所持的观念得不到孩子的认同。代际冲突在这儿实际是两种不同文化、价值观的冲突。在作者的另一篇小说《男生寄来一封信》中，女孩只因收到夏令营时认识的一个男生的一封讨论作文的信，就受到家长的一再盘问，后来还告班主任那儿，家长、老师联合起来向女孩施压，一定要女孩将那封信退回去；在《一个女孩》中，女孩也只是看病时遇到一个男同学，说了几句话，之后又接到那个男生打来的一个电话，也被母亲一再追问，甚至要自己去找那个男孩理论，引发和女孩激烈的冲突。这种冲突在《女中学生之死》中甚至达到以死相抗的地步。女中学生宁歌之死当然是各种原因造成的：单亲家庭，生活在杂乱的贫民窟般的环境中，家庭经济条件不好，长期寄居舅舅家，受尽舅母的白眼，在学校偏科，升高中的压力很大，等等。因为没有温暖，在黄山旅游时认识一个个体摄影的男青年，男青年对她很好，一下子觉得有了依靠。可男青年再来上海时，未经她同意就吻了她一下，打破了她把情感看得圣洁的想象，本已痛苦，当她在老师一再追问下，将此说出来时，受到老师极大的鄙视，万般无奈之下，她选择了自戕。在纵身从楼上跳下前，她在楼下写了“以一时的痛苦换来永恒的自由”的话，一个花季少女的生命就这样陨落了。宁歌的死，可以说是以死明志，以死向社会、向教育制度表达了最后的抗议。作者不赞成宁歌“以一时的痛苦换来永恒的自由”的方式，但对她的遭遇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强烈呼吁社会对这些鲜活生命的陨落予以关注，否则，这种悲剧迟早还会发生。
没有必要怀疑父母、老师对子女、学生真心的爱，《女中学生之死》中宁歌的班主任何老师一生没有结婚，把全班学生当做子女，全心全意投入工作就是证明。她（他）们对儿童、少年感性生命的某些漠视除受长期积累的重思想，重学业的倾向外，还包含了另一个原因，那就是对肉体的不信任。重精神、重理性，对感性、身体不信任这是一种自古以来就存有的观念，柏拉图要将诗人驱逐出理想国，也是出于这种考虑：诗人用感性蛊惑人心。《一个女孩》《男生寄来一封信》等作品中，父母、老师因女儿收到一封男生来信就那么紧张，并非因为他们不了解今天的孩子，或像一些作品说，他们忘记了自己的童年，忘记了自己也曾年轻。相反，正因为他们记得自己年轻的时候，知道欲望巨大的诱惑力量，才对女孩可能被诱惑表现出巨大的恐惧和不安。一个颇值得品味的现象是，在近年一些写两代人矛盾冲突的作品中，尤其是以少女为表现对象的小说中，与女孩形成尖锐冲突的，常常是她们的同性长辈，如母亲、女教师等，而父亲等男性长辈却常常表现得较为宽容。这一方面固然是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女孩成长与身体有关的事情多是母亲、女教师指导的，接触的机会多，容易产生矛盾；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这些女性长辈是过来人，她们对欲望的存在、对人在欲望面前之容易被诱惑，以及女孩真被诱惑可能造成的巨大伤害有真切的悟解。即是说，她们对女孩可能被引诱的警惕和防范，也是源自对自身欲望的恐惧。但心有余悸的父母可能忘了，当初自己面对欲望、引诱能坚定地走过来，为什么不相信自己的子女也能坚定地走过来呢？陈丹燕《我的妈妈是精灵》中写了女孩陈淼淼为了阻止父母离婚，和另一女孩一起去泡吧，以向父母暗示，你们要离婚我就会变坏。可真到了那环境，她们别说做坏事，连一句骂人的话也说不出来。“女孩变坏不容易”，对这一代儿童少年抗拒诱惑的能力，人们应有更多的信任。
但少儿文学身体叙事涉及的也不是只有冲突的一面。孩子是大人、社会的希望，在大的方面，两者肯定是一致的。即使像刘厚明的《黑箭》，父亲因儿子偷盗且屡教不改，暴怒之下，砍掉了儿子的一根手指，内心深处也是对儿子的爱。程玮的《老人、孩子和雕塑》，以雕塑的永恒和雕塑家老人的逝去启迪儿童思考灵与肉、短暂与永恒的关系。而在曹文轩的《草房子·药寮》中，男孩桑桑在没有多少预兆的情况下突然被查出患了重病，一株刚刚长大的小树面临着夭折的危险。在这一巨大的灾难面前，父母、老师、同学以及周围许多认识和不认识的人都和桑桑一起，投入一场挽救桑桑生命的行动。由于这一场大病，一场生命与死亡的邂逅，桑桑不仅感受到周围给予的温暖、关爱，学会了感恩，而且对生命有了全新的理解。生命是一个时间段，是有起点也有终点的，所以海德格尔称人为“必死者”。正是因为“必死”，有终点，人们必须联系终点，联系“死亡”，来考虑“生”的意义。可在生活中，在孩子那儿，那个终点离得太遥远了，遥远得现在根本不会想到它。可不想到它不等于它不存在，一个不懂得死的人是不能很好地懂得“生”的。桑桑无意中邂逅死亡，一个正在蓬勃生长的生命突然感到“明天可能见不到太阳了”，死亡变得伸手即可触摸，逼着人们不能不思考“活着”的意义。桑桑最后没有死，他挺过来了，但这次在生死线和死神的正面遭遇使他对生命有了全新的感悟。在《草房子》中，《药寮》被放在最后一章，标志着桑桑已经长大。在新时期以来少儿文学的身体叙事中，《草房子·药寮》等作品反映着作家们对身体与精神、身体与人生等等最为深入的思考，儿童文学也在这里获得了人性的深度。
（原载《理论与创作》2011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