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我顶住》讲述的是都市里的一件寻常故事，两对男女你追我赶的类似爱情的那种关系纠葛，这段纠葛隐藏了一个并不严重的阴谋，其结果“成全”。一对受害者。王朔可能触及到当代都市文学的一个严肃主题：都市中没有爱情，只有男女之间的暖昧关系。然而，去发掘这样一个严肃的主题而表达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的生存态度显然与王朔的写作方式相悖。对于王朔来说，他只关心都市早男男女女的”活法”，那种随遇而安寻找快乐、跟着感觉走的品性，而叙述的重心则在于不断制造一些嘲讽性的对话，角色之间的互相捉弄就足以构成故事情节的纽带。
作为个通俗小说或畅销小说的写作者，王朔的目的性很明确，任何夸大或贬低他的写作的社会意义的批评都与他无关，他是惟一个顺应历史潮流的人。
《花城》1990年刊载的类似都市题材的中篇小说还有六七篇，我之所以使用“类似”这种说法，是因为这些小说取材于都市生活，但它们的侧重点并不在于表现“都市意识”或“都市情调”，并且故事中也不刻意使用具有都市特征的“文化代码”和“象征代码”。它们的主题意旨在于表达更为宽泛的人生意蕴之类的生存哲学。例如，雨时、如月的《潇洒的累》，南翔、丽霞的《白的光》，宋安莉的《绿梦》（以匕三篇均刊载于第2期）；伊丽的《走向那端》（第3期）；海男的《家园的祈祷》（第6期）；兰兰的《顺河漂去》（第6期）等。篇幅所限，在此不再赘言。
迷失的历史：后历史时代的讲述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中写道：“‘世界都市’的石像树立在每一个伟大文化的生活进程的终点上。精神上由乡村所形成的文化，人类被他的创造物——城市所掌握所占有了，而且变成了城市的俘虏，成了它的执行工具，最后成为它的牺牲品。”乡村与都市的对立由来已久，乡村用自己最美好的血液养育了城市，用自己死亡的石料堆积而成绝对的城市。现在，巨大的城市把乡村吸干了，无止境地吞咽乡村的人流和土地，直到它变成荒无人迹，精疲力竭地死去为止。然而，奇怪的是，当我追循与“都市文学”相对立的另一条线索时，却并未发现斯寅格勒如此看重的城市与乡村的时立。当代中国的“都市文学”中很少看到耶种绝望的怀乡病或足对都市的致命眷恋，而在乡土文学中也小多见对现代都市的敌视与恐惧。它们之问没有构成直接的冲突是一件令人扫兴的事。这可能要归咎于中国当代的都市史学更多地来白对西方现代主义的模仿，而乡土文学则又经常徒有其表，它更主要的是写发生在乡土的历史故事。实际上，1990年《花城》刊载的中篇小说，我从中找不到一篇与“都市”相对的乡土文学，而我划分出的“历史”，仅仅只是与“现实”相区别的时间概念。当代文学中反抗“都市”的情绪并不严重，而远离“现实”的态度却十分明显。当代小说讲述那些“非现实”的历史故事，并不是简单地回到历史中去，它显然隐藏着对历史与现实进行双重改写的动机。“历史”被重新发掘或再度虚构，显然，起作用的不是“历史”，而是“讲述”历史的行为，正如福柯所说的那样：重要的不是话语讲述的年代，重要的是讲述话语的年代。
综观1990年《托城》刊载的几篇有关“历史”的小说，不难看出，这些故事并非久远的过去或是史书典籍所载的“真实的”历史，它不过是些虚构的往事。把这几篇小说置放在一起（同时我的视野中当然还有更大的参照系），可以发现某种类似“集体无意识”的那种东西，作为一次不约而同的“共同讲述”，它显然隐含了很深的现实情结；而其讲述的态度与方法偏离了传统现实主义认同的历史原则：改写历史的愿望、与历史对话的讲述法则、重建历史情境的叙述风格、不可知的历史劫难、个人与历史的对立等等，所有这些我都称之为“后历史时代”的讲述。
奠言的《父亲在民侠连里》（第1期）显示了莫言的不同风格。如果说写作《红高粱》的莫言讲述所史（家族）故事是为了寻找家族的（也是民族的）生存依据的话。那么现在的奠言则仅仪满足于“讲述”历史的故事。准确地说，奠青讲述的故事的年代并不久远（在编年史的意义上），它是否可以称之为“历史”还值得怀疑，但是，存文学写作的意义上，历史的时间标记并不重耍，重要的是历史所给予的意义。显然，莫言在这单讲述了一个关于“父辈”的历史故事，而“父辈”的历史在中国现代以来的历史中占据无可争议的权威地位，更何况它与“革命历史”相关。
这甲的“父亲”虽然从姓氏、性格特征尚可看到“红高粱”家族后代的痕迹，但是他不再具有家族的、民族的和文化学的价值标向，他似乎只有从历史学和政治学的意旨链上才能得到识别。
“父亲”在整个父辈历史神话中始终是个暖昧的角色，作为一个普通民侠，他可以以劳动人民的形象出现而占据正面位置：但是，在与具有光荣革命历史的“连长”、“指导员”置放在一起时，又无疑相形见绌，他充其量只是一个陪衬。他以他“逐渐懂得革命道理”，走上革命道路来证明革命历史的本质规律。现在，“父亲”的出现颠倒了“父辈”的革命历史，这个临阵脱逃的“逃兵”，因为偶然的契机摇身一变成为足智多谋、随机应变的领袖人物。他带领民侠连历尽艰辛、无所畏惧，圆满完成革命任务。
“父亲”这个叛逆者，在他成为革命队伍的领头人之后，依然散漫，匪气卜足，但是，“父亲”勇敢、坚强、果断、充满力量，相形之下，“连长”、“指导员”则滑稽可笑，没有什么真本事。民侠连里的内哄造反是一个意味深长的戏剧性场面。这篇小说的前半部分写得非常精彩，其改写历史的笔法具有强大的反讽意味：后半部分随着“指导员”逐步而充分地表现了共产党员的优良品质，这个改写历史的故事结果又回到了“革命历史”的序列中去，其认同“革命历史”的权威意义可能有很复杂的原因，奠言保持了革命军人的思想觉悟，却轻易断送了一次“革命性”的写作。不管如何，“父亲”这个形象在这篇小说中运用得很成功，它在奠言的所有写作中第一次具有“历史，意识形态、写作”的三边意义。作为小说中的一个角色，它具有美学意义上的反讽意味，作为整个父辈传统和历史的象征，它寓言式地表达了对历史神话的全部怀疑。
高光的《墙》（第4期）也是篇值得读的作品这篇小说的叙述视角和某些情节使人想起奠言的《红高梁》那类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