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后期的中国文学虽然不再辉煌，虽然失去轰动效应，虽然落入低谷：然而，却也不失潇洒飘逸，狂怪神奇，轻松自如的品性。不再背负时代精神十字架的文学，自然有一种解放了的轻松。人们乐于去拼贴那些优美华丽的词句，咀嚼那些无聊的快慰和无边的幻觉，在弑父的暴力中体验渎神的快感，或在琐碎杂乱的日常生活里苟且偷安对于文学来说，这是一个自以为是而又意志消沉的时代，被解散的文学难以找到一个一以贯之而又恰如其分的概括，也许“理想主义坠落”这种陈词滥调式的表述，可以勉强勾勒这个时代文学的轮廓。
这个时期著名的小说标题是“不谈爱情”，一个不谈“爱情”——精神幻想的最高形式之一的时代，当然没有什么“理想”可言；这个时期的普遍态度是“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是好”；这个时期最爱玩的把戏是“请女人猜谜”；诗人娇嗔世人：“你不来与我同居！”这个时期的生活境遇是“一地鸡毛”；自我命名则是“披甲者”、“逃亡者”、“劫持者”、“归乡者”、“聒噪者”——他们“难逃劫数”；这个时期最温文尔雅的生活趣味是“妻妾成群”；最令人倾倒的格言是“过把瘾就死”……
文学不仅是这个时期“卡理斯玛”（chansma，中心化价值体系）解体的表征，它同时加深了（或加速了）解体。退居到社会一隅的“纯文学”并未与这个社会脱节，它直在与它同呼吸、共命运。过去它一直在（试图）引导这个社会，而现在它在努力跟上它，不过用了另一种形式。与这个礼崩乐坏的文明情境同歌共雄。那些非中心化的叙事法则，那些反所史神话的叙事动机，那些不着边际的感觉方式，那些语词游戏和快感体验……等等，与这个时期的生活态度，价值准则和行为方式，总之，与这个时期的文化总体情势谣相呼应，只不过在这个时代，大众文化欢呼它的“******”已经来临；而“纯文学”则在它的末日时节秉烛夜游，它的狂放和欢乐，更像是自虐和自嘲。不管如何，那些庞大的历史神话，那些厚重的精神镜像，已经无可挽回地解体，文学（纯文学）充当了一次积极的同谋，却又不幸落人同归于尽的圈套。这次期待已久的解放，既洋溢着渎神的快乐，也流荡着弑父的恐慌。人们把偶像推翻了，对那些禁忌、戒律不屑一顾，人们无须再行跪拜之礼，感到无比轻松，然而，也无所作为，无家可归。
人们并没有“过瘾”，也不想“过把瘾就死”，某些过程使人们未老先衰，变得严肃而深沉；某种氛围却也使人们体验到一种似是而非的“悲壮感”。历史的各种事件之间经常有些天然的巧合，然而，这些巧合足以拼贴成某些意味冗长的历史定格而令人触目惊心。海子出入意料地横卧于山海关的铁轨之卜，他给他面临的浮夸和虚假画下了一个武断的惊叹号，他那痛苦而扭曲的姿势闪烁着纯净的神灵之光，他的那些落落寡合的诗作，跳动着诚挚的信念和透彻的良知以及无边的沉思，它们是这个绝对姿势的恰当注脚，是这个游戏时代的警世通言。而在两年之后，张承志这个已经被忘却的我们时代最后一位理想主义者，经历了精神的和肉体的磨难或再生，带着他绝对的痛苦，带着他无望的愤懑和抗议，把一部厚重的《心灵史》推到苟且偷安庸碌无为的人们面前，这部准宗教的作品，与其说感人至深，不如说今人震惊，它唤起的不是绝望，而是责任和义务。
相对于滚滚而来的大众文化，相对于泥沙俱下的文化垃圾，这样儿桩事件也许微不足道，然而作为一种启示、瞥告或呼吁则是卓有成效的在那种森严的文化氛同中，它标示着文化的庄严感；而当这种“氛围”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宽松空间烟消云散时。人们面对的是消费艾化的狂欢场面。进入90年代，“纯文学”与政治潜埘话的历史途径被消解了，它再次被推到社会一隅。那种“悲壮感”、“庄严感”不过是一段短暂的记忆，它像是个梦魇，在某个特定时期依附于人们的头脑又倏然消失。
现在，在“市场经济”的宽松环境中，轻松自如的文学还剩下什么呢，它连渎神的快感和弑父的恐慌都没有，只有无人问津的一片清冷，那段短暂的（悲壮的、庄严的）记忆也许是心灵惟一的慰藉。当我们时代的文化掮客已经成为人们顶礼膜拜的精神偶像时，我们时代的文化假面舞会没有任何闭幕的迹象：文学（纯文学）这个向隅而泣的孤独之子——它无力“与狼共舞”，却又不甘永远寂寞；那么，它除了重新去寻求文化的神圣感，重建它的精神家园之外，无路可走。
确实，这是一个瞬息万变的时代，当人们勉力其难操持着解构主义的长矛，企图去攻克那些最后的堡垒时，却发现一切已经自行解构，而且解构得如此彻底。人们现在还需要解构什么（中心）？拒绝什么（终极）？反抗什么（权威）？一无所有的人们不得不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祈求神灵，祈求超越这个奥吉亚斯牛圈，祈求重返乌托邦。
然而，“重返”仅仅是一句托辞，而“乌托邦”也不过是一面用话语编织而成的盾牌，它仅仅用以抵御商业社会或消费文化的利诱与威胁，更何况我们的精神家园早已付之一炬，只有一片废墟。那些神圣信念，那些久远的梦想，那种虔诚和认真，那种对真理和良知的绝对热忱和偏执向往……早巳被弄得面目全非我们已经习惯于一种逃脱的话语而不是皈依的话语，企图川“后乌托邦”来填补“后现代主义”在文坛的巨大裂缝，这不过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权宜之计，一个临时的自欺欺人的栖身之地。
即使是一些自诩信奉阿多尔诺式的“知识分子最后的英雄主义立场”的文化守灵人，也被注定了是一些无家可归的漂流者，“重返”不过是义一次的“流放”。
厚载《文学自由谈》1993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