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是故事，故事产生于不同的时代。在小说家笔下，不同的故事在不同的时代中闪耀着动人的光彩。因此又可以说，小说是时代的镜子。小说映照了时代，时代又会作用于小说。小说家把他的小说放置在时代的框架之中，当他的故事从一个时代行进到另一个时代，这个故事就会发生逆转，故事虽然是小说家制造的，这种逆转却常常不能以小说家的意志为转移。
最重要的还是人。小说家的故事是小说家制造的，生活中的故事却是人制造的。其实，时代也是人制造的，时代是大人物小人物千千万万人物的综合力量制造的。生活中的故事是人制造的，人们总是在用自己的行为制造故事。生活中发生了许许多多不同的故事，是因为生活中有许许多多不同的人。不同的人制造了不同的故事，使我们这个世界丰富多彩。按照这个逻辑往下说，小说家的故事也是人制造的，小说家塑造了各种不同性格的人物，让这些不同性格的人物去制造不同的故事，就产生了许许多多各不相同的小说。
千千万万人物的综合力量制造了一个时代，一个时代又会反过来作用于个体的人物，作用于人的命运，也作用于人的思想和行为。这仍然会涉及人的性格问题，当一个时代不可阻挡地扑面而来的时候，不同性格的人物会做出各种不同的反应，不同性格不同身份的人物会身不由己地进入一个命运的通道。敏锐的小说家善于在芸芸众生中发现具有时代代表性的人物，高明的小说家让他的人物鲜活在时代的舞台。
让我们来看看陈建功的小说。
陈建功是著名作家，他写了很多小说，在这里我只挑出一个短篇小说来谈，这篇小说叫做《辘轳把胡同9号》，发表于1981年。小说的故事也是发生在那个年代的前前后后，那是一个变革的年代，许多被否定的事物恢复了往日的光彩，许多曾经在一时间辉煌起来的东西又黯然失色了。这种变化本身就耐人寻味。在那个年代，许多小说家都写了这种变化，许多作品产生了轰动效应。陈建功的小说也引起了很大的轰动，这篇《辘轳把胡同9号》就很有意思。
在小说开头，陈建功先给读者们讲解一个了词：“‘敢情！’——这又是北京的土话。说‘敢’字的时候，您得拖长了声儿，拿出那么一股子散漫劲儿。‘情’字呢，得发‘轻’的音儿，轻轻地急促地一收，味儿就出来啦。别人说了点子什么事儿，您赶紧接着话茬儿来一句：‘敢情’！这就等于说：‘没错儿！’‘那还用说吗？’甚至可以说有那么点儿‘句句是真理’的意思。”
如果我们把这座小院，把辘轳把胡同9号当成一座小小的舞台，那么冯寡妇就该出场了：“这里有一位姓冯的寡妇老太太，也和别的老太太一样，喜欢接在别人的话茬儿后面说：‘敢情！’——您可别大意了。冯寡妇的‘敢情’却不是随随便便说出来的。您要是不够那个‘份儿’，不足以让她羡慕、崇拜，人家还是金口难开呢。”看来这个冯寡妇还挺牛的，不是什么人说话都能得到她的赞赏，就连她那个当上了厂长的儿子也不被她放在眼里。在这个小小的四合院里，冯寡妇只佩服一个人，那就是锅炉工出身的韩德来，不仅仅冯寡妇，“整个小院儿，除了住南屋‘刀背儿房’的张老师和冯寡妇的儿子大山，谁不以东屋住的韩德来为荣？有了韩德来，整个9号院儿在辘轳把胡同就牛起来了，腰杆子硬起来了。”因为韩德来当了工宣队，成了什么“代表”，甚至还吃了国宴。更重要的，韩德来竟然和毛主席握过手。于是，这座四合院里的人们就有了一个看得见的偶像：“从这天起，只要韩德来端着茶缸子，往门前的小板凳上一坐，冯寡妇肯定拿着手里的活计凑过去听他开聊，又肯定瞅准了话茬儿，时不时来一句‘敢情！’”其实，韩德来完全是根据道听途说加上自己的想象在胡侃：“他大妈，知道吗？苏修、美帝那儿，都闹上红卫兵啦！家伙！您看看咱的‘**********’，这招儿多英明！等着吧，甭长了，赫鲁晓夫（他就知道赫鲁晓夫）、尼克松，也都得挂牌儿上台，撅着去了！……”就这样的胡说八道，冯寡妇也要随声附和，表示出百分之百的支持和赞同。有了冯寡妇和院子里的忠实听众们，韩德来的胡侃更是没边没沿，他不仅侃政治，侃国际问题，还侃经济：“瞧你们这沉不住气的劲儿！什么赤字白字的，怵什么？告诉你们，咱中国，心里有底！要不，干吗老说形势大好？那是瞎说的？咱就光说那水吧，咱中国的水都卖钱！没听说吗，山东那地界，崂山，那水，值老鼻子钱啦！弄个瓶子咕咚咕咚一灌，往大鼻子那儿一搁：掏钱呗您哪！家伙！水呀，有个流完的时候吗？光这就够赚的啦……四化？八化也化了……这话说得冯寡妇连连说‘敢情’！乐得拢不住嘴。四周的人自然也喜气盈盈，好像觉得心里踏实了好多，韩德来呢，说完了，在人们轻松的笑声中耷拉着眼皮，细细地品茶——表面上不动声色，心里越发自得其乐了。”
其实真正能侃的是陈建功，他把老百姓的语言模仿得惟妙惟肖。
韩德来不仅自得其乐，还给了我们这些读者好多乐子。在那个年代，确实有很多荒唐的“乐子”，更发生了很多无法挽回的悲剧。在那个年代过去之后，有的小说家写悲剧，有的小说家寻找“乐子”，在高手笔下，“乐子”和悲剧同样会成为好小说。现在我明白了，我为什么没有忘记这篇小说，是因为“乐子”，是“乐子”让人物鲜活起来，人物鲜活了，就进入了人的记忆。还有典型性和独特性，抓住了典型性和独特性，一篇小说就更不容易被忘记了。陈建功刻画韩德来，已经抓住了典型性和独特性，但是他还不满足，还要朝着人性的深处行进。
后来时代变了，可能还是那样，大人物小人物千千万万个人物的综合力量让时代变了。时代变了，因前一次时代变化而辉煌起来的韩德来，又因这一次的变化而失去了光彩。没有人请他去吃宴会了，也没有几个人爱听他胡侃了，他的形象在人们心目中越来越不重要了。更让他受不了的是，住在北屋的赫老太一家，过去因为历史上有点问题，根本就抬不起头来，在他韩德来面前永远唯唯诺诺的，这回落实了政策，退赔了被抄走的东西，有钱了，抖起来了。那个叫二臭的小子，买了进口摩托车，穿条兜屁股的牛仔裤，成天到处显摆。还有那个张春元，喜欢写什么小说，更不把他放在眼里，竟然还当众更正了他的胡说八道，让他下不来台。甚至于，连院子里最不起眼的王双清，也因为卖了俩早年间的瓷器，发了财。其实“他自己也明白，有什么法子？赫老太太这号的，腰杆儿硬了，自己呢，还镇唬得住谁？啥‘代表’也不是了，退休居家，大场面也见不着了，陈谷子烂芝麻，总抖露也没劲啊”。
这个时代已经不属于韩德来了，韩德来的内心严重失衡了。他曾经是时代的宠儿，他为制造那个时代，或者说，他自觉不自觉的，为增添那个时代的某种气氛，贡献了自己的一点点力量。这与他的性格有关，如果换一个人，同样遇到一个辉煌的机会，可能就不会是他这种表现，这个故事就会朝着另外一个方向走去。当年陈建功还发表了《找乐》，《找乐》刻画了李忠祥，李忠祥也是劳苦出身，却和韩德来不一样，性格不一样，走过的道路也不一样。这就是，性格决定命运，性格推动着人物，在属于他自己的命运通道里行进。当然，在小说里面，一切都是小说家推动的。小说家塑造了人物性格，按着这个人物的性格逻辑向前推进他的小说，他的小说就会更加真实可信。
我们来看陈建功接下来如何操作。
某一天，韩德来和邻居生了一肚子气，就跑到大街上，说是要去看电影，到了电影院，看见不少人正在排队买电影票，出于某种心理，他一下子就买了四张。家里没有人陪他去，第二天他就一个人去看电影了，“离电影院还有半站地，三三两两的小青年们就捏着毛票儿，眼巴巴地站在路口问上啦：‘同志，有富余票吗？’‘师傅，有票匀一张啊！……韩德来从他们眼前走过，心里忽然间升起一种什么感觉呢。他知道自己有四张票，而他们，没有，一张也没有。自己富余的票放在兜儿里，他几乎舍不得轻易撒手了。”让韩德来意想不到的是，受到了长久冷落之后，竟然在这里找到了这么一种独特的精神满足：“他一张一张地把票退出去。每次，退完了，在人们的包围中，板起面孔说：‘没了没了。’心里呢，却享受着一种不可言状的快乐。嘿，简直有一种腾云驾雾之感。”读到这里我们该琢磨一下了，我们会发现，韩德来内心藏匿着一种连他自己都没有觉察的渴望，那就是优越感，时代给了他优越感，时代又夺去了这种优越感，他便欲罢不能了。
那是两个时代交替的时期，这个故事发生的前好多年，人们根本看不到好书好戏好电影，造成了某种饥渴。于是，当文化政策打开了一条缝，一些翻译影片进入中国，便产生了一票难求的现象。这种现象成了当年北京的街头一景。而韩德来呢？韩德来却在这种街头一景中找到了新的快乐，为了这种快乐，他把留给自己的那张票也给转让了，他转让了电影票，获得了自欺欺人的优越感。“在韩德来的生活里，恐怕只有过去在辘轳把儿胡同9号院儿里神聊，看着赫家老两口恐惧的目光，听着冯寡妇‘敢情’的应和，只有在那个时候才享受过这种舒坦劲儿。”打这天以后，“老头子养成个毛病啦，三天两头，在院儿里呆闷了，一颠一晃就上了街，路过珠市口影院，只要见人在那儿排队，就忍不住凑过去，买票，退票，其乐也陶陶。有时留一张，自己进去看一场（举着票，在许多人羡慕的目光中走进影院，也是一种乐趣咧），高兴了，干脆一张也不留，全方便了别人。而后，分开人群，回家。”
后来就出事了，韩老头和几个卖高价电影票的小青年发生了口角，被警察带到派出所去了，曾经吃过国宴的韩德来被当成了倒卖电影票的了，韩老头有嘴也说不清了，警察就到辘轳把胡同来调查。还好，老邻居们都特别善良：“谁能那么缺德，往人家老韩头儿脑袋上泼粪呀？大家伙儿一致认定，老头儿是闷了，闲了，没事儿干，找点儿消遣去啦。二臭更‘嘎’，还翻着眼皮，把这和‘学雷锋，办好事’挂上了。连张春元都说了老韩头儿的好话，这才把这事告个了结。那位年轻的警察把老韩头儿送回来了，临走，对他说：‘闲着不闲着的，甭去那儿干这种事儿了。想看电影，自己买张票，进去看，甭找麻烦。您说您这么大岁数了，我们也相信您。可您要是让那些小流氓揍一拳，来一脚，这辈子不交代了？’”
小说再现生活，敢情！这道理谁都不会反对。只要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一个巨大的时代就会摆在我们的面前，在我们的目光中，同一个时代就是同一个时代，没有什么两样。在一个成熟小说家的目光中，大时代应该更复杂一些，成熟的小说家能够看到时代的肌理。重要的是发现。陈建功发现了辘轳把胡同，发现了电影院门前的街头一景，发现了辘轳把胡同和街头一景中的韩德来，发现了“敢情”，发现了韩德来失去了平衡的心灵，更发现了典型性和独特性。
韩德来是典型性和独特性的结合体，是时代的产物又是时代的制造者。无论他是什么，他都在小说家们塑造的人物海洋中凸显出来了，因为他鲜活，如果他不鲜活，他就什么也不是。还有冯寡妇，还有二臭，还有张春元，还有老街坊们，甚至还有电影院门前的小青年们，他们都在陈建功的笔下鲜活起来。他们在时代的舞台表演，他们的表演吸引了我们的目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