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也见识过一些冥顽不化的老家伙，口口声声要杀一儆百，以正视听。这时就得变换一些手段。一个哥们儿遭到了伏击，眼看脱身不得。他提了两大包礼品，敲开那个老爷子的门。进门之后二话不说就跪在地上，一五一十，从实招来——我就是靠这篇论文评了副教授，当上系副主任，老婆的农业户口迁到城里，孩子的读书有了着落。您老要是揭开了盖子，我身败名裂是罪有应得，但老婆和孩子又得滚回乡下。这个事情弄不好是要出人命的。该怎么办，请您老给一句话。那些书呆们哪见过这种阵势？老爷子目瞪口呆，老太太吓得面如土色——你赶快走，赶快走，我们保证不揭发！保证不揭发！哈哈，如今这哥们儿的日子不是还滋润得很？
还有些哥们儿艺高人胆大，气魄不凡。某一个学术会议上，一个哥们儿偶尔听到同屋的教授介绍一篇尚未发表的论文。下午开会的时候，他果断地抛开了原先的讲稿，即席宣讲同屋教授的观点——当然宣称是自己多年精心研究的成果。那个教授就坐在台下，脸上一阵红一阵白，他还能说什么？另一个哥们儿做得更漂亮。花几文小钱，仿照刊物的版式印了一篇自己的论文，伪造一份目录，然后找一本权威学术刊物的封皮装订起来。他就是靠这篇论文充当成果评上了教授。其实，随便拉住一个文学教授或者法学教授问一问，哪一个记得住四五年前《文学评论》或者《法学研究》发表了哪些论文？没有人会到图书馆查原件——钻的就是这个空子！
我们不惮于隐瞒自己。我们是知识圈内的剽窃者。我们过得很快乐，没有人能把我们怎么样。别人有神仙法，我们会鬼画符。西装革履踱出门，我们不叫知识分子还能叫什么？
这些年D教授的热衷于购书，藏书的规模已经颇为可观。只要书名有些意思，他就不由分说地买下来。书架插满之后，只好一叠一叠地摞起来。有时，D教授不得不久久地站在书架跟前，搜索隐藏其中的某一本参考书。当然，他从不焦急——这种搜索犹如捉迷藏游戏一样有趣。虽然D教授不可能逐一阅读收藏的书籍；可是，坐拥书城与君临天下异曲同工。D教授常常点一根烟，独自在书房之中享受这种感觉。从客厅返回书房，这是D教授这些年的退却路线。
D教授太太并不反对购置各种必备的参考典籍。令她百思不解的是，有什么必要为那些八竿子都打不着的书而破费呢——这与那些时髦女郎的时装狂热又有什么差别？D教授当然嗤之以鼻。购书雅事，时装算什么？一壶清茶，信手翻阅，不求甚解，欲辩忘言，这是人生不可多得的情趣。D教授时常构思一个更有韵味的书房。裱一副对联？置一架古琴？书架上挂几个京剧人物脸谱？命名书房为“某某斋”？如果窗外种得上几株芭蕉更妙。执一卷线装书，听雨打芭蕉，这种日子还有什么遗憾？
我时常毫不客气地奚落D教授的理想：矫揉造作。假古董爱好者。仿造遗老遗少做派的赝品。玩物丧志。
最后一个词刺痛了D教授。他历来瞧不上玩物丧志的角色。一个同事精于古玩，一个亲戚擅长品酒，他侄儿熟知一切足球明星的技术特点和身世绯闻，他太太的把麻将玩得出神入化——摸牌之后大拇指一捺就知道这是七条还是八饼。然而，D教授丝毫没有钦佩之意。雕虫末技，壮夫不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我尖刻地挤对D教授：一册在手不就是玩书吗？你的潜意识之中不就是“红袖添香夜读书”吗？你所热衷的这些著作或者玄思妙想，或者浅吟低唱，作者并没有皱起眉头商议国计民生；品尝这些著作无非是传统文人不断念叨的“风雅”二字。当今的哪一个富豪人家缺了风雅？名牌轿车，高尔夫球，牛津口音的英语，一流的大学教育，昂贵的西装，叭儿狗或者波斯猫，对于各种世界名酒如数家珍——这不是风雅又是什么？多读几本书又算什么玩意儿？
D教授断然将知识分子与那些富豪人家隔离开来。他不想加入“为富不仁”的一族。然而，他还是意识到了大学的特权：许多人汗流浃背地忙忙碌碌的时候，知识分子可以悠然地坐在书斋里阅读和写作。只要有学科名义——文学，数学，历史学，经济学——的掩护，皓首穷经也罢，一目十行也罢，所有的阅读都可以伪装成意义重大的科学研究。可是，旁征博引地索解“锦瑟无端五十弦”这句诗的隐秘含义，兴师动众地考察某一个姓氏的源头，呕心沥血地证实哥德巴赫猜想，这些知识究竟有什么意义？
D教授开始为大学的特权辩护。
知识背后隐藏了三种关系：知识与真理，知识与权力，知识与市场。
第一，知识仅仅是求索真理，或者说，为知识而知识。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曾经认为，那些古希腊的智者仅仅为了摆脱愚蠢而探索哲理。他们的求知和学术不存在实用目的。哲学即是一种驰骋思想的自由学术。哲学家或者科学家——也许，二者在当时并没有什么区别——披一件简朴的布袍坐在街头晒太阳，纵想宇宙或者自然的奥秘。这些思想者既从容又疯狂。他们不关心世俗问题，也没有将智慧与改变个人的生存条件联结起来，这是他们的从容；另一方面，他们又愿意因为思想而放弃一切，包括自己的性命——例如苏格拉底。这是他们的疯狂。
现今，为知识而知识仍然是许多自由知识分子恪守的传统。1978年初，一百多个知识分子签名支持自由欧洲知识委员会成立宣言：《以文化对抗极权，不容讨价还价》。知识分子的思索必须绝对自由。“我们拒绝认为文化除了对神秘和创造性行为进行不知倦怠的探究之外还具有任何其他意义。”文化即是自由。要求文化服从某一种社会目的就是制造极权主义的土壤。“在一个各种问题层出不穷的时代，重要的不是让大家做出相同的回答，而是要捍卫一个各种问题都可以被提出，并且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回答、坚持自己的回答或拒绝一切回答的世界”。
可是，这种文化自由不言而喻地封锁了一个选择——独裁。独裁的爱好没有列入文化自由的菜单。这是一个小小的悖论。另外，文化自由还有一些理论的麻烦。知识分子为什么热衷于这一类而不是那一类知识？其实，人们对于许多问题茫然无知。谁发明了斗鸡？哪一个国家首先将拨浪鼓作为孩童的玩具？短裤的起源是什么？拉链的历史何时开始？峨眉山一共有几级台阶？猪还是羊先成为人类的食品？既然一切都是研究的素材，教授们为什么不约地环绕于经济学、历史学、物理学、生物学、化学这些学科周围？“自由”这个漂亮的字眼无法解释，哪些因素决定了知识的轻重缓急？
第二，知识与权力的关系。许多人愿意复述培根的名言：知识就是力量。既然如此，当权者必定处心积虑地调集这一份力量，巩固某一部分权力或者颠覆另一部分权力。他们的视域之中，知识以及知识分子就是权力格局内部的一枚砝码。“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神圣使命是将知识奉献给王权。为“王者师”或者“学而优则仕”是这一批知识分子的理想。现在，知识与权力的合作遭到了不少白眼：学术是一个独立的领域，权力的强奸只能留下孽种。
其实，权力的青睐曾经造就了许多知识分子的特殊机遇。中国古代的某些“士”集聚权势人物周围，充当幕僚。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欧洲的许多知识分子频繁出入权势者的客厅，得到他们的庇荫。现代社会无非是形式复杂一些。二十世纪的物理学一马当先，很大程度上必须追溯到国家和权力机构对于尖端军事技术的追求。
如果权力欣赏真理，知识分子有没有必要伸出手来？——权力能否欣赏真理？
这些深刻的疑问导致一些著名的知识分子摇摆不定。爱因斯坦曾经以出人意料的热忱投入世界政治。他甚至得到邀请出任以色列总统。爱因斯坦的生活被政治和方程式撕裂了。然而，他最终还是选择了后者——“因为政治的意义在于现在，而方程式的意义是永恒的。”
第三，知识如何打入市场。这个问题突然进入历史舞台的聚光灯。知识分子和知识生产的投资者都苏醒了——求知的传统再也压抑不了勃勃的欲望。房子，汽车，名牌服装，出国旅行，种种体面的社交场合。辛苦一辈子总不能两手空空。生产者有权利索取酬劳，投资者要求回报。这是天经地义。耻于言利是传统的陋习。生子当如比尔·盖茨。世界是一个巨大的市场，知识分子是一批出售知识产权的商人。价格证明一切。两耳不闻窗外事，箪食壶浆，故作清高，这只能证明你是一个没用的人。
于是，A真理与B真理不再平等。市场称出了它们的不同斤两，并且标上了不同的价格。一批古老的学科遭到了冷遇。古汉语专家的收入不可能和计算机软件专家或者医学专家相提并论。每一个学科都在勤勉地论证自己的现实价值：专利，国际市场，民族文化，国民素质，传统，高科技，新兴学科，国粹，精神文明，智力开发，实用技术……总而言之，高价收购我们的知识产品并不会吃亏。与求知传统一起消失的是知识分子的自尊、矜持和严谨。他们吆喝叫卖自己知识产品的夸张口吻与商人相仿——甚至不顾廉耻。这是让人最不舒服的地方。
另一些相似的深刻疑问尾随而至：市场能欣赏真理吗？市场是不是另一种权力体系？口气尖锐，情绪激动——当然，这些质疑形成的论文仍然标价出售。
这些质疑考验的是知识分子与体制的关系：知识分子是体制之外异质的声音，还是体制内部的生产者与维修者——葛兰西所形容的“有机知识分子”？
据说隔壁一幢楼的H教授即将出任某一个厅的厅长。这个消息形成了不小的波澜。H教授的面部表情和可能配给的轿车型号都是众人的研究内容。
一些人热衷于这种传闻：H教授桀骜不驯，口无遮拦，几度在公开场合抨击某些官员。现在干脆任命一个职务，封了他的嘴巴。这带有招安的意味。
一些人相信，H教授的学术成就产生了学术之外的效应。数十年积累的文化资本开始赢利了。文化资本与经济收入或者官衔职位之间具有种种复杂的换算关系。H教授的一系列社交活动终于盘活了这一部分资产。收账的时候到了。
一些人对于H教授任职的意义产生了激烈的争辩。正方认为，任何知识无不造福于人类。教授们介入社会理所当然。西方的许多经济学教授、法学教授频繁穿梭于政府大楼与大学教室之间。否则，一肚子的诗书不是成了屠龙之技？反方认为，学术是批判污浊现实的利器。真理与功名方枘圆凿。如果H教授戴上了乌纱帽仍然游刃有余，那么，他的品行就十分可疑。
一些人对于未来的厅长表示了居高临下的怜悯。听说厅长日程表通常提前半个月排定，并且广而告之地通知下属。这还有什么自由可言？前呼后拥，唯唯诺诺，其实不过一具任人摆布的木偶而已。教授好歹可以支配自己——“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
一些人正在为未来的厅长担忧。他们了解H教授的雄图大略。H教授的学术报告大刀阔斧，纵横开阖，锐气十足。然而，现实恰恰是一个甩不开脚步的沼泽地。H教授带上满脑子的理论、概念以及各种理想的方案上任，但他的大部分精力必须处理另一些事情：A办公室破了一个热水瓶，B办公室的打字员与C科长拌嘴，D处长保存的一份设计图不见了，E副处长的母亲中风住院治疗……即使累得吐了血，摆布这些杂碎又算什么功绩呢？
一些人愤愤不平。天道不公，怎么就看上了这个家伙？一个瘦巴巴的副教授向许多人暗示，他本该是真正的考核对象——因为H是个教授，占了先机。其实，出任厅长的首要条件是行政经验，而不是教授不教授。扼腕长叹之际，这位副教授忘了一个刚刚发生的笑话：郊游活动的时候，他甚至算不出二十七瓶矿泉水该付多少钱。
还有一些新生代知识分子开始暗暗收集H教授的论文。他们深谙一个崭新的秘密：大众传媒时代，挑战名流可以产生奇效。成名的捷径就是奉行知识恐怖主义。一旦名声在外，所有的极端和激进都会得到谅解，甚至是众人津津乐道的学术轶话。H教授成为这几个新生代知识分子锁定的目标。打击厅长的学术观点具有巨大的新闻价值；同时，没有多少人愿意不避嫌疑地为厅长大人辩护。他的任命书就是我们的冲锋号——一个新生代知识分子明目张胆地说。
不久之后又传出消息——厅长似乎另有人选。一大批人无法确证这个消息，急得上蹿下跳。H教授的太太到了超级市场购物，另一个教授的太太上前搭讪。她始终问不出个所以然，忍不住就带上了挖苦的口吻：当不当这个官还不清楚，官架子倒是先有了！H教授的太太淡淡地回了一句：皇帝不急太监急。当不当这个官，你们比H教授还要在乎！
